螺杆:驳《有六点可以明证六四平乱是正确的》
【博讯6月07日消息】 [博讯论坛] 评：有六点可以明证六四平乱是正确的 这篇文章的最大特点是歪曲历史，混洧黑白信口雌黄，看着来气，俺也评它一评：
《有六点可以明证六四平乱是正确的》
从国外看，1，六。四后的苏联解体，可算是从社会主义一步到位成为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与自由一夜实现，但结果怎样？俄罗斯由一流的世界强国变成了二，三流，国家经济几乎破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答应的经济援助，统统变成谎话，美国至今竟然还拒绝给俄最惠国地位，政局动荡一直到普京时代才稳住。
现在的俄罗斯可谓是标准的民主国家，但它能否在未来成为经济大国，与美国，欧盟，日本并驾齐驱，尚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就算可以，但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中国绝对不会走这一步。
（评：不要忘记老布尔什维克的八月政变，俄国人民最后还是选择了民主。尽管实现民主后的几年，人民买面包还要排队，但至少没有了恐惧感。不能成为经济大国的本来原因又是什么呢？是推行共产主义，搞冷战搞军事大国的结果，这个结果不是民主造成的，而是民主政权接受了专制政权的烂摊子。这个代价今后中国人民也同样要付出的，这一步是必然要走的，历史规律不会以任何个人，任何政党集团利益为转移。）
2，六。四后的印尼，也爆发了学生运动，声势之大不压于中国的六。四，面对激进的学生，苏哈托开始是沉默，但昏了头的学生竟然冲击国会，引发了全印尼的动乱，面对这种严重失控局面，天真的苏哈托竟然认为只要他辞职下台，学生运动自然就会自动平息，但结果怎样？新上任的总统没过多久，学生又开闹，这时的学生已经养成了稍不满意就上街游行的坏脾气，那几年的印尼一直是乱糟糟的，还谈什么经济发展。
（评：印尼和南朝鲜的学生运动都有一个特点：反对独裁专制和贪污腐化。反对独裁专制是第一位的。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除了共产党为推翻国民党而发动的“民主运动”，没有一次是旗帜鲜明的反对专制独裁，而是维护它，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印尼和南朝鲜的学生从来就没有被当局征服过，贪污总统苏哈托企图以亲信来继任，继续维护他的家族利益，学生为什么不可以闹？现在还闹吗？）
3，当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的清王朝，中国也是一步到位，由封建专制一下子过渡到共和时代，结果怎样？清帝一倒，这下子可算是共和了，山中无老虎，这下子可算是自由了，于是呼，各地大小军阀群起争雄，连年混战，谁还相信自由选举出政权？
（评：这个逻辑就是：因为生孩子痛苦，所以不能生孩子。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改朝换代，政治体制转型，都要经过一个艰难的过渡时期，因为旧政权要复辟，政客们要争权。特别是封建专制制度向民主共和制度转移，更要经历这个时期。分娩固然痛苦，但没有哪个女人不愿生孩子。）
4，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种种理由，但有一点的是，毛想在中华大地上对民主自由进行一场全面的演练，演练的结果怎样？同样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对自由的理解，可谓是发挥到了极点，打，砸，抢，无所不为。
（评：这是歪曲历史不顾事实的，毛泽东自己都没承认文革是什么“民主自由演练” 。说毛发动文革为了中国前途，纯粹是崇毛者为毛擦胭抹粉。凡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都清楚：红卫兵是怎么兴起的？是文革初期，保守势力为本阶级利益，借毛的大民主，为了镇压平民对中共官僚反抗而成立的，由中共军干子弟组成的贵族卫队，红卫兵最初打砸抢杀的对象是什么？是当时已经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地富资反坏五类分子及子弟。红卫兵后来的所谓自由，不过是毛泽东为争夺党内权力，对青少年狂热的阴谋利用，“无所不为”也是毛泽东煽动唆使的。）
从民运精英上看，
5，以王丹，柴玲，吾而开希等之流所组成的学运领袖们，为什么不与广大学生一起坚守广场？你们是精英领导层嘛，哪有你们先偷偷跑的道理？从这一点上看出，你们这些所谓的精英们的人格有多么的低下；在看看你们来到美国后的种种丑陋的表现，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即使走民主之路，也指望不了你们。
（评：即使王，柴，吾没有最后撤离广场是事实，也不能由此断定学运领袖没有“坚守”广场或“偷偷逃跑” 。六四爱国学生不是土八路，不是乌合之众，是有组织讲斗争策略的，难道共产党打天下时一定要毛泽东上阵拼剌刀？否则就是毛泽东人格低下？不管六四学运的领袖们后来走上什么道路，都是正当的正常的，不要说群众领袖，就是中共领袖们变节逃跑当汉奸叛徒的还少吗？何况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发现哪位学生领袖向中共投降被中共招安。至于人家现在干什么，你管得着吗？英雄自有辈人出，中国的民主之路是肯定走的，不是什么“即使走” ，而且任何时候，中国人民也不可能指望那些对爱国学生指手划脚兴灾乐祸的中共奴才走狗们。）
从六。四平乱后中国的发展来看，
6，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逐步摆脱了西方世界的种种制裁，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特别是到了江泽民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令世界震惊。
当然，六。四时无辜死亡的平民和学生，是值得同情的，但这不能成为反对六。四平乱的借口，因为一方面，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共出兵平乱是不得以而为之，从六。四平乱后中国高速发展的另一方面来看，平乱也是正确的，没有稳定，哪来的发展？
（评：六四血案的事实是，邓小平向中共党内保守势力妥协的结果，从所周知六四之后中国经济大衰退，不止是欧美经济制裁所致，更主要是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被中共保守势力的反扑严重拙伤造成的。直到九二年，邓南巡后才下决心继续走改革开放道路。看问题要历史客观，正如吃第五个馒头才吃饱肚子，不能因此否定前四个馒头的道理一样，六四与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因果关系。一百年前的戊戌喋血与后来的洋务运动也是这种因果关系，能说慈禧的头脑比康有为先进吗？能说满清本来就可以赶超列强，都是变法拖了大清帝国现代化的后腿？ 如果真正同情学生，就不能为中共的屠杀辩护，一是一，二是二，什么“不得已而为之”？天安门广场爱国学生都是些孩子，手无寸铁，不过千把人，犯得着动用三十万野战军和坦克大炮？这是邓小平滥施军权，向人民示威证明枪杆子出政权的中共法则，是为今后中共专制政权使用用军队镇压民主做示范。什么“稳定求发展”？稳定是稳中共的政权，发展是中共官僚家族发改革开放的横财，中国这口大锅里有了几块肉，贪官污吏们才能脑满肠肥呵。）
美国的民主政治比较好，但这也是200年来演变而成的，当初美国妇女没有投票权，现在来看是多么不可想象。中国的民主发展之路只能是渐进式的，任何激进式的变革，诸如六。四学运和前苏联自动式的解体，都是不可取的，也是走不通的。
（注：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完美，都要在演变中完善，但这与制度的性质是两回事，美国的民主制度演变和中国的制度转型不能混为一谈。民主制度最根本的性质是民主选举和议会表决，妇女问题黑人问题是属于制度不完善，它不是性质问题。比如：性别和生育能力才是人的性质，身高体重相貌等等都不是，想改变性别即使是做了变性手术，也无法解决更根本的性质 - 生育能力，试问男性怎么能渐进到女性呢？试问专制又怎么能可以“渐进”成民主呢？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是通过激进的革命建立起来的，没有南北战争就没有黑人奴隶的解放，决不是演变的结果。以一党制演变党为多党制的，只有近年来的台湾，但野蛮专制的中共能与文明民主的国民党相比吗？） (博讯boxun.com)
2009年4月20日星期一
毛泽东是个“大灾星”——解开中国人的“毛××情结”
毛泽东是个“大灾星”——解开中国人的“毛××情结” 曲谈 读者投稿 2007年12月22日 字体大小： 在中国，有一首流毒甚广的歌曲，叫《东方红》，吹捧毛泽东是“大救星”。其实，那不过是共产邪党利用它一贯的欺骗宣传，强灌给中国人的迷魂汤。纵观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不但没给中国人带来福份，相反，它带给咱中国人的是大灾巨难和浩劫。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毛泽东运动不断，杀人如麻，死人如山，血债滔天
毛泽东窃政后，发动了各式各样连续不断的运 动：土地、工商改造、镇反、三反五反、四清、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通过这 些运动，杀人、整人、冤枉人、草菅人命。
例如，一九五零年三月，毛泽东发动“镇 反”，并在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共中央又指示除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 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 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邪旨”就有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
毛泽东窃政后死亡最多的运动是“大跃进”导 致的大饥荒。长期以来，中共把它说“天灾”，其实是板上定钉的“毛祸”。红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二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书中承认：“一九五 九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约四千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许多地区发生人吃人惨剧。海 内外学者对饿死人数的估计在三千万到四千五百万之间。
……由于中共消息封锁，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在毛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中共在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等地对少 数民族的屠杀，相关史料就更难找到。
二、毛泽东一手发动十年文革，制造了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
著名作家秦牧这样描写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 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文革中，从国家主席刘××开始算起，被活活 杀死、逼死、斗死、吓死、踩死、烫死、烧死、自杀、夫妻共同自杀……的政界、军界、史界、科技界、演艺界、书画界、教育界、体育界名人就是长长的一大串名 单，中国的一大批精英就这样让毛给“运动”没了。更别说普通百姓命如草芥了。据史学家估计，十年文革中与运动有关的非正常死亡达七百七十三万之众。
让我们来读一读前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在自杀前写给毛泽东的这封信，看看中国人在毛的淫威下是如何生不如死——
“主席：
我现在是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 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李立三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文革不仅造成数百万生灵涂炭，更是中华民族空前的一场文化浩劫！从“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干起，被挖的列 祖列宗先贤名士坟墓，被拆被砸被烧的寺庙道观名胜古迹，被焚被毁被盗被抢的古玩字画……也是一大串长长的名单，今天读来，只要你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就不能 不为之愤慨和深深的痛惜！
例如，在文革“破四旧”中，多少知识分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 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 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被付之一炬。
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 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殊不知，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的毁坏 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
三、毛泽东输出革命，为祸他国乃至世界
毛泽东狂妄自大，要把北京搞成“世界革命中 心”，在国家还很贫穷的情况下，对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古巴、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赞比亚、刚果……给予大量物质援助，用物质 拉拢这些难兄难弟。错误地参加由金日成和斯大林挑起的朝鲜战争，在百废待兴的五十年代初，耗费了百亿美元和赔上八十万条人命。
毛泽东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杀人。红色高棉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个人口不到八百万的小国却屠杀 了二百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史料显示，波尔布特是毛的绝对崇拜者，曾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的教诲。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 三个月，学习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毛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革 命根据地。
一九六九年底，柬共军队三千多人，一九七五年攻占金边之前，已成为“装备精良”的近八万人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 于中共的扶持。显然，红色高棉杀人没有毛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办不到的。
四、毛泽东淫乱、克妻，跟过他的女人少有善终
毛究竟有多少女人，恐怕很难搞清。与他有夫妻关系的女人有四个：罗小姐、杨开慧、贺子珍和江青。与他超过“同志 关系”比较有名的女人有十个左右。毛利用“工作”之便染指糟蹋过的女人更是无从考证。
1、罗小姐 。毛十四岁时，与一位年长他六岁的罗氏女子结婚。毛曾对记者说：“我很不喜欢这段婚事，我从来没有和她同居过。” 关于罗小姐的一切，坊间书籍没有太多资料，只知道她嫁给毛后第三年就病死了。
2、陶斯咏 。毛走出韶山冲后的第一位恋人是陶斯咏，和毛是同学同乡。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零年间，毛和陶斯咏在长沙共同开办“文化书店”，二人在此期间热恋。一九二零 年夏，陶不堪忍受毛激烈造反及暴力主张，同时发现了毛专横残忍的性格及对杨开慧的移情别恋，愤而离开长沙，一九三二年去世，年仅三十多岁。
3、杨开慧 。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时，毛的老师是清末民初湖南有名的学者杨昌济先生，毛即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相识。一九二零年一月十七日，杨昌济先生于北京病逝，杨 开慧与母亲返回长沙，期间毛泽东经常去杨家走动，与杨开慧相恋，背叛了陶斯咏，二人于一九二零年结婚，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杨开慧相即生下了毛岸 英和毛岸龙。在毛岸龙出生后不久，毛喜新厌旧，同别人的妻子有染。被杨开慧知道后，与毛大吵一架。一九二七年秋，毛发动秋收暴动，被国民革命军击败后窜入 江西井岗山。
4、贺子珍 。在杨开慧被国民党逮捕受苦时，毛则在江西与贺子珍结合， 当时贺子珍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毛不理湖南坐牢的妻儿，也不顾他人的反对，执意要与贺子珍同居，杨开慧被处决后，他俩就以夫妻相称。
贺子珍与毛走南闯北，为他生下许多孩子，但毛在延安依然拈花惹草。贺子珍受不了，终日与毛吵架。 不久，中共以“精神病”为由，将她送到莫斯科就医。后郁郁而终。
5、吴广惠。就是那位延安令毛神魂颠倒的女翻译。 她毕业于北京大学，漂亮又时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被委派作为翻译员，和毛常有接触。 当贺子珍撞破他俩的幽会，马上大吵大闹。当时中共怕影响不好，把贺子珍当作“精神病”送往莫斯科，吴广惠亦被逐出延安。
6、江青 。与毛夫妻关系维持最长，共三十五年。江青原名为李云鹤，艺名蓝苹，这个离过三次婚(先 后和四位男人同居)的上海滩演员，凭著亮丽的外表，迷到风流的毛泽东。毛和江青认识后，即邀江青去住处长谈、留饭、留宿，当夜毛和江青同居了。江青曾陪毛出生入死。 毛死后，江成为“四人帮”被判重刑，在监狱自缢而死。
7、孙维世 。周恩来养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率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拜会斯大林，孙维世担当毛的俄语教员。一天晚上，毛反锁车厢，学完几句俄语， 大谈跟江青不合，之后便奸污了孙维世。从苏联回来后，毛曾考虑休了江青，跟孙维世结婚，但周恩来没同意。一九六六年文革，江青将孙维世监禁在北京一所监 狱。孙被剥的一丝不挂，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周恩来签署了处死孙维世的命令，孙的头部被钉进了一颗钉子，时年三十八岁。
8、上官云珠。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到上海，住西郊宾馆一号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安排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跟毛幽会。第二年，毛又到上海，与上官云珠重会。 一九六五年，她甚至被毛带进中南海，公开同居，又随毛乘专列回上海。此后再没有见过毛的面。一九六六秋，她被江青下令逮捕，死于狱中。
五、走出毛泽东“建国”的认识误区
需要特别明辨的是，许多中国人对毛泽东所谓 的“建国”充满感激，认为是它领导打败日本，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谓之“开国”。其实，这也是共产邪党欺骗宣传的恶果。
海内外史学家（包括中共内部史学家）研究的大量史实证明：领导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中国国民党。在一九一八 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十四年中国抗战中，国民革命军担负了全部正面战场的抗敌任务，面对面战死在抗日前线的将军二百零六位，组织对日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阵亡士 兵数百万人，空军损失飞机数千架，海军全部拼光了。现在北京有佟麟阁路、张自忠路、赵登禹路，这都是为纪念抗日阵亡的国民党将军而命名的。抗日战争结束 后，代表中国受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的是国民党的何应钦将军。
相反，抗战期间，共产党躲在敌后大量收编地方抗日武装，发展壮大自己。指挥平型关战役和发动百团大战的彭德怀， 都被认为是违背中共当局旨意的。
如果没有毛泽东按照马列的歪理邪说所谓的 “开国”，不搞骗人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合法政府——国民政府领导下，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道路走下去，顺应世界潮流，发展资 本主义，就象战后的日本、南朝鲜和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一心一意恢复经济，休养民生，中国早就发展起来了，哪有被共产党把中国折腾够了，再回过头来搞改革 往资本主义路上靠的份呢？人家已经跑出去好几十年了，我们才在人家屁股后头撵！而且改革来改革去，实际是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内里装着象资本主义却又比正 常的资本主义差之千里的“中国特色”或曰“ 中共流氓特色”。现今中国，红色资本、官僚资本或官僚背景资本大行其道，平民百姓在经济的夹缝和边沿爬行挣扎以求生。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至今日的全部历史已经证明，共产主义是骗人的鬼话，社会主义早已彻底变味儿，是死路一条，共 产党组织只剩下一张皮囊。前苏联搞了七十多年社会主义，现在跳槽搞资本主义了；前东德搞社会主义，现在与西德合并一块搞资本主义了；北朝鲜搞社会主义，搞 出一座人间地狱，现在还在饿死人；中国、古巴、越南搞社会主义，结果穷的丁当滥响……
再横向比比。战后的日本比中国打得更惨，日本人口密度是中国的三倍，资源短缺。日本搞资本主义，搞民主政治，现 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南韩跟北韩同时起步，南韩搞资本主义，北韩搞社会主义，一个是亚洲四小龙，一个是人间地狱；台湾跟大陆同祖同宗，台湾搞资本主 义，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是亚洲四小龙，比大陆发达几十年。
那么，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开国”，不就 是把中国开上了一条最大的邪路黑路苦路吗？今天回头看看毛泽东到底开的什么国罢：认马 列歪理邪说、毁中华祖宗废优秀传统之国，战天斗地阶级斗争——反天反地反人之国，独裁暴政运动杀人饿死人之国，贪污腐败贫富悬殊之国；国家领导人上台钦 定、黑箱操作之国，毛泽东死后把位子让给自己的私生子（华××）之国，普通党员（邓××江××）垂帘听政之国，宪法空置人大如橡皮图章之国，官匪黑同流合污之国，特权帮派裙带大行其道之国，共党官员吃喝嫖 赌没够还大叫“三个代表”之国；人人自危自保见死不救之国，亿万农民几十年不得不做二等国民之国，中国人到西方到日本到处让人瞧不起之国；道德沦丧之国， 冤狱遍地之国，怨魂飘零之国，假话横行之国，贫穷落后之国，娼妓臭街之国……这哪里是什么“开国”，分明是误国之重、害国之深！
在本文的结尾，请允许我仿《东方红》歌词反其义而书之——
东方凶，
血旗升，
中国出了个毛灾东，
它把人民杀又整，
它是人民“大灾星！”
一、毛泽东运动不断，杀人如麻，死人如山，血债滔天
毛泽东窃政后，发动了各式各样连续不断的运 动：土地、工商改造、镇反、三反五反、四清、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通过这 些运动，杀人、整人、冤枉人、草菅人命。
例如，一九五零年三月，毛泽东发动“镇 反”，并在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共中央又指示除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 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 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邪旨”就有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
毛泽东窃政后死亡最多的运动是“大跃进”导 致的大饥荒。长期以来，中共把它说“天灾”，其实是板上定钉的“毛祸”。红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二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书中承认：“一九五 九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约四千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许多地区发生人吃人惨剧。海 内外学者对饿死人数的估计在三千万到四千五百万之间。
……由于中共消息封锁，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在毛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中共在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等地对少 数民族的屠杀，相关史料就更难找到。
二、毛泽东一手发动十年文革，制造了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
著名作家秦牧这样描写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 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文革中，从国家主席刘××开始算起，被活活 杀死、逼死、斗死、吓死、踩死、烫死、烧死、自杀、夫妻共同自杀……的政界、军界、史界、科技界、演艺界、书画界、教育界、体育界名人就是长长的一大串名 单，中国的一大批精英就这样让毛给“运动”没了。更别说普通百姓命如草芥了。据史学家估计，十年文革中与运动有关的非正常死亡达七百七十三万之众。
让我们来读一读前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在自杀前写给毛泽东的这封信，看看中国人在毛的淫威下是如何生不如死——
“主席：
我现在是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 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李立三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文革不仅造成数百万生灵涂炭，更是中华民族空前的一场文化浩劫！从“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干起，被挖的列 祖列宗先贤名士坟墓，被拆被砸被烧的寺庙道观名胜古迹，被焚被毁被盗被抢的古玩字画……也是一大串长长的名单，今天读来，只要你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就不能 不为之愤慨和深深的痛惜！
例如，在文革“破四旧”中，多少知识分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 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 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被付之一炬。
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 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殊不知，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的毁坏 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
三、毛泽东输出革命，为祸他国乃至世界
毛泽东狂妄自大，要把北京搞成“世界革命中 心”，在国家还很贫穷的情况下，对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古巴、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赞比亚、刚果……给予大量物质援助，用物质 拉拢这些难兄难弟。错误地参加由金日成和斯大林挑起的朝鲜战争，在百废待兴的五十年代初，耗费了百亿美元和赔上八十万条人命。
毛泽东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杀人。红色高棉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个人口不到八百万的小国却屠杀 了二百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史料显示，波尔布特是毛的绝对崇拜者，曾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的教诲。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 三个月，学习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毛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革 命根据地。
一九六九年底，柬共军队三千多人，一九七五年攻占金边之前，已成为“装备精良”的近八万人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 于中共的扶持。显然，红色高棉杀人没有毛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办不到的。
四、毛泽东淫乱、克妻，跟过他的女人少有善终
毛究竟有多少女人，恐怕很难搞清。与他有夫妻关系的女人有四个：罗小姐、杨开慧、贺子珍和江青。与他超过“同志 关系”比较有名的女人有十个左右。毛利用“工作”之便染指糟蹋过的女人更是无从考证。
1、罗小姐 。毛十四岁时，与一位年长他六岁的罗氏女子结婚。毛曾对记者说：“我很不喜欢这段婚事，我从来没有和她同居过。” 关于罗小姐的一切，坊间书籍没有太多资料，只知道她嫁给毛后第三年就病死了。
2、陶斯咏 。毛走出韶山冲后的第一位恋人是陶斯咏，和毛是同学同乡。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零年间，毛和陶斯咏在长沙共同开办“文化书店”，二人在此期间热恋。一九二零 年夏，陶不堪忍受毛激烈造反及暴力主张，同时发现了毛专横残忍的性格及对杨开慧的移情别恋，愤而离开长沙，一九三二年去世，年仅三十多岁。
3、杨开慧 。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时，毛的老师是清末民初湖南有名的学者杨昌济先生，毛即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相识。一九二零年一月十七日，杨昌济先生于北京病逝，杨 开慧与母亲返回长沙，期间毛泽东经常去杨家走动，与杨开慧相恋，背叛了陶斯咏，二人于一九二零年结婚，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杨开慧相即生下了毛岸 英和毛岸龙。在毛岸龙出生后不久，毛喜新厌旧，同别人的妻子有染。被杨开慧知道后，与毛大吵一架。一九二七年秋，毛发动秋收暴动，被国民革命军击败后窜入 江西井岗山。
4、贺子珍 。在杨开慧被国民党逮捕受苦时，毛则在江西与贺子珍结合， 当时贺子珍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毛不理湖南坐牢的妻儿，也不顾他人的反对，执意要与贺子珍同居，杨开慧被处决后，他俩就以夫妻相称。
贺子珍与毛走南闯北，为他生下许多孩子，但毛在延安依然拈花惹草。贺子珍受不了，终日与毛吵架。 不久，中共以“精神病”为由，将她送到莫斯科就医。后郁郁而终。
5、吴广惠。就是那位延安令毛神魂颠倒的女翻译。 她毕业于北京大学，漂亮又时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被委派作为翻译员，和毛常有接触。 当贺子珍撞破他俩的幽会，马上大吵大闹。当时中共怕影响不好，把贺子珍当作“精神病”送往莫斯科，吴广惠亦被逐出延安。
6、江青 。与毛夫妻关系维持最长，共三十五年。江青原名为李云鹤，艺名蓝苹，这个离过三次婚(先 后和四位男人同居)的上海滩演员，凭著亮丽的外表，迷到风流的毛泽东。毛和江青认识后，即邀江青去住处长谈、留饭、留宿，当夜毛和江青同居了。江青曾陪毛出生入死。 毛死后，江成为“四人帮”被判重刑，在监狱自缢而死。
7、孙维世 。周恩来养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率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拜会斯大林，孙维世担当毛的俄语教员。一天晚上，毛反锁车厢，学完几句俄语， 大谈跟江青不合，之后便奸污了孙维世。从苏联回来后，毛曾考虑休了江青，跟孙维世结婚，但周恩来没同意。一九六六年文革，江青将孙维世监禁在北京一所监 狱。孙被剥的一丝不挂，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周恩来签署了处死孙维世的命令，孙的头部被钉进了一颗钉子，时年三十八岁。
8、上官云珠。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到上海，住西郊宾馆一号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安排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跟毛幽会。第二年，毛又到上海，与上官云珠重会。 一九六五年，她甚至被毛带进中南海，公开同居，又随毛乘专列回上海。此后再没有见过毛的面。一九六六秋，她被江青下令逮捕，死于狱中。
五、走出毛泽东“建国”的认识误区
需要特别明辨的是，许多中国人对毛泽东所谓 的“建国”充满感激，认为是它领导打败日本，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谓之“开国”。其实，这也是共产邪党欺骗宣传的恶果。
海内外史学家（包括中共内部史学家）研究的大量史实证明：领导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中国国民党。在一九一八 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十四年中国抗战中，国民革命军担负了全部正面战场的抗敌任务，面对面战死在抗日前线的将军二百零六位，组织对日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阵亡士 兵数百万人，空军损失飞机数千架，海军全部拼光了。现在北京有佟麟阁路、张自忠路、赵登禹路，这都是为纪念抗日阵亡的国民党将军而命名的。抗日战争结束 后，代表中国受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的是国民党的何应钦将军。
相反，抗战期间，共产党躲在敌后大量收编地方抗日武装，发展壮大自己。指挥平型关战役和发动百团大战的彭德怀， 都被认为是违背中共当局旨意的。
如果没有毛泽东按照马列的歪理邪说所谓的 “开国”，不搞骗人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合法政府——国民政府领导下，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道路走下去，顺应世界潮流，发展资 本主义，就象战后的日本、南朝鲜和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一心一意恢复经济，休养民生，中国早就发展起来了，哪有被共产党把中国折腾够了，再回过头来搞改革 往资本主义路上靠的份呢？人家已经跑出去好几十年了，我们才在人家屁股后头撵！而且改革来改革去，实际是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内里装着象资本主义却又比正 常的资本主义差之千里的“中国特色”或曰“ 中共流氓特色”。现今中国，红色资本、官僚资本或官僚背景资本大行其道，平民百姓在经济的夹缝和边沿爬行挣扎以求生。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至今日的全部历史已经证明，共产主义是骗人的鬼话，社会主义早已彻底变味儿，是死路一条，共 产党组织只剩下一张皮囊。前苏联搞了七十多年社会主义，现在跳槽搞资本主义了；前东德搞社会主义，现在与西德合并一块搞资本主义了；北朝鲜搞社会主义，搞 出一座人间地狱，现在还在饿死人；中国、古巴、越南搞社会主义，结果穷的丁当滥响……
再横向比比。战后的日本比中国打得更惨，日本人口密度是中国的三倍，资源短缺。日本搞资本主义，搞民主政治，现 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南韩跟北韩同时起步，南韩搞资本主义，北韩搞社会主义，一个是亚洲四小龙，一个是人间地狱；台湾跟大陆同祖同宗，台湾搞资本主 义，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是亚洲四小龙，比大陆发达几十年。
那么，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开国”，不就 是把中国开上了一条最大的邪路黑路苦路吗？今天回头看看毛泽东到底开的什么国罢：认马 列歪理邪说、毁中华祖宗废优秀传统之国，战天斗地阶级斗争——反天反地反人之国，独裁暴政运动杀人饿死人之国，贪污腐败贫富悬殊之国；国家领导人上台钦 定、黑箱操作之国，毛泽东死后把位子让给自己的私生子（华××）之国，普通党员（邓××江××）垂帘听政之国，宪法空置人大如橡皮图章之国，官匪黑同流合污之国，特权帮派裙带大行其道之国，共党官员吃喝嫖 赌没够还大叫“三个代表”之国；人人自危自保见死不救之国，亿万农民几十年不得不做二等国民之国，中国人到西方到日本到处让人瞧不起之国；道德沦丧之国， 冤狱遍地之国，怨魂飘零之国，假话横行之国，贫穷落后之国，娼妓臭街之国……这哪里是什么“开国”，分明是误国之重、害国之深！
在本文的结尾，请允许我仿《东方红》歌词反其义而书之——
东方凶，
血旗升，
中国出了个毛灾东，
它把人民杀又整，
它是人民“大灾星！”
2009年4月19日星期日
王维洛：三峡工程投资的十笔账
王维洛：三峡工程投资的十笔账文章提交者：tongange803 加贴在 生活客栈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_68.html
据中国媒体报导，三峡大坝将提前近一年完工，三峡工程投资节省两百多亿元。这只是三峡开发总公司一家的演算法，三峡开发总公司是赚钱了，是省钱了。但是，三峡移民、环境保护部门等，他们却有另外的一笔账。一、三峡开发总公司的一笔账 据中国媒体报导，三峡大坝将提前近一年完工，三峡工程投资节省两百多亿元。其实三峡大坝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完工，因为三峡升船机尚未建造和投入使用。原计划，三峡升船机是保证长江三峡航道畅通、保证旅游船只能迅速通过三峡大坝的通航构筑物，应该在1997年完成。其实，三峡工程是否完工，要看它的工程目标是否达到。三峡工程的目标之一，是让万吨轮船（后改为万吨船队）直达重庆。这个目标达到了吗？还有防洪目标，南水北调目标也没有达到。计划安置的113万移民已经搬迁，但没有得到安置，还有几十万移民等待搬迁和安置。其实早2005年9月，三峡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向海外媒体“透露”∶中国长江三峡大坝可望提前于明年完工。总体工程工期可望缩短一年，三峡工程原计划总投资两千零三十九亿元，现在估计只需要一千八百亿元，节省两百多亿元人民币工程款。三峡工程真的是节省了两百多亿元投资吗？请看下面几笔账是怎么算的。二、三峡工程移民的一笔账三峡工程投资由三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三峡枢纽工程即大坝、电站、船闸等工程建筑物的投资；另一部分是三峡水库移民搬迁安置投资；最后一部分就是支付银行贷款利息。从至2003年完成的投资来分析，三峡枢纽工程投资占46％，移民搬迁安置投资占41％，支付银行贷款利息占13％。如果这个比例基本保持不变的话，那么在一千八百亿元人民币中用于移民安置的投资应为745亿元。根据官方发布的数位，三峡移民113万人，平均每个移民的安置投资约为6万6千万元。2005年8月上旬，三峡库区秭归县付先财等几名三峡移民决定前往北京上访，但被县政府和公安部门动用10多辆警车和40多名警察强行截回。付先财说：我们的生活着落不如以前，国家应给我们每人3万5千多元的移民补偿款，实际只拿到7千元。我们的生活没有保障，就是靠打工。有的老年人就是靠在外边拣破烂。生活都无法维持。现在只是一个户口挂在这，上边也不给农民地，也没有工作，只是每个人的安置费给了7千块钱。应该给每人移民3万5千多元的赔偿款，每个移民实际只拿到7千元，剩下还有2万8千元移民赔偿款没有支付。三峡工程目前已经迁移的移民达到100万，没有兑现的移民赔偿款就已经远远超过了200亿元！三、民政部门的一笔账 三峡水库共淹没1397家工矿企业，并迫使其中1008家工矿企业破产关闭和资产重组，造成20多万职工失去工作位置。根据国家财政部最新资料，2004年全国平均每个城镇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16024元。三峡工程造成库区职工每年的工资收入损失高达32亿元！按照目前中国的平均存款利息1.5%和失去工作位置时间20年计算，这部分工资收入损失的折现值为550亿元。失去了工作位置，三峡库区城镇移民只能依靠民政部门每月发放的“低保生活费”活命。以重庆奉节县为例，县城居民约10万人，其中46%的居民领取每月发放的几十元到最高176元的“低保生活费”。民政部门支付给三峡城镇移民的“低保生活费”，是从国家税收中来支出的，而不是由三峡开发总公司来支付的。三峡工程的利益由三峡开发总公司这个法人来享受，三峡工程所造成的负担，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这就是三峡工程开发的模式。一个因三峡水库淹没而失去工作位置的职工，其可领取的最高“低保生活费”是每人176元，按照全国职工人均负担率1.91计算，平均一个职工可领取的“低保生活费”为每月336元。而2004年全国城镇职工的平均家庭消费支出为1143元。可以说，这20多万因三峡工程失去工作位置的职工及其家庭，生活在贫困之中。四、教育部门的一笔账 三峡工程一共淹没429所学校，涉及4803个班、学生近25万、教职工近1.9万。由三峡开发总公司从移民经费中所支付的搬迁费，根本不能完成这429所学校的搬迁重建任务。移民迁校资金缺口大，是教育部门面临的严峻现实。以重庆云阳县为例，仅建设31所学校所产生的债务就高达1.5亿。而对于云阳这个每年财政赤字达1.5亿元的贫困县来说，要从县财政中拿出1.5亿元，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其实三峡水库淹没区的学校迁建的资金，主要是由全国各省市的“无偿的对口支援”来承担的。三峡工程上马之前，李鹏请各省市的主要领导人去三峡坝址参加一次“鸿门宴”，结果是地方诸侯都表示要出钱支援三峡工程的建设，当然这些从各省市财政中、或是从一些企业中拿出来支援三峡工程的钱，并没有计算在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的投资之内。从1992年至2005年，各省市的“无私”支援三峡工程建设的资金已经超过了209亿元人民币。五、环保部门的一笔账重庆大学王澳里教授指出，三峡大坝抬高了坝址处的水位，三峡河道水流变缓，河流自净能力大为减小，三峡库区水质变坏。特别是一些支流，产生回流，污染物难以排泄，污染情况更为严重。为了减轻三峡工程对三峡库区水质的负面影响，国务院于2001年决定加大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工作力度，投资393亿元建设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等。这393亿元投资就是按三峡水库的总库容量393亿立方米来计算的，每立方米库容1元人民币。同时重庆市政府也拿出150亿元来搞水污染防治。根据中国环境保护法，谁破坏了生态环境，应该由谁来治理。但是，在三峡工程上则是例外。无论是国务院的393亿元还是重庆市政府的150亿元水污染防治资金，都没有计算在三峡开发总公司的三峡工程投资中。按照三峡工程设计审查总负责人张光斗向中央政府的建议，治理重庆库区的水污染问题，需要3000亿元人民币，治理费用超过三峡工程的总投资！六、国土资源部门的一笔账 1990年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说：“三峡水库库岸总体稳定条件较好。据调查，稳定性较差和变形正在发展中的大中型崩塌滑坡体共22处，都分别在距坝址26公里以远，不会影响工程施工和大坝安全。”但是至2001年，查出库区两岸崩滑体2490余处，总体积44.85亿立方米，问题比原来可行性论证中所说的严重许多。那么三峡工程的建设和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的加重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寿嘉华说：“三峡水库水位的上涨会引起两岸岩溶地质的塌陷，大大增加了地震、滑坡和泥石流的可能性。三峡水库蓄水后水面的波动在30-40米之间，这会破坏两岸坡体原有的稳定性。三峡工程在2009年建成后，库区的地质灾害发生率会增加而不是减少。”2001年，朱容基安排了40亿元用于至2003年三峡库区地质灾害专项治理工作。2003年国务院又安排110亿元用于至2009年的三峡地质灾害防止。2009年后用于这方面的投资还会更大。这些投资，也都没有计算在三峡开发总公司的三峡工程投资之内。七、城市建设部门的一笔账 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三峡视察时为农民工李建明讨回拖欠工钱的事，一时曾成为美谈。在这美谈的后面，就是三峡工程移民新城建设的事实——托欠农民工巨额工资款。包工头张培民欠农民熊德明的丈夫李建明的工钱，云阳利升建筑公司欠包工头张培民的钱，云阳县政府欠利升建筑公司的工程款，而这些都是为了云阳移民新镇的建设。在三峡移民新镇建设中，三峡开发总公司所支付的移民资金远远不够满足移民城市建设的需要。以云阳为例，10年中完成移民新镇建设投资20亿元，其中三峡开发总公司所支付的移民资金为10.89亿，剩余的9.11亿，都是建筑商垫资建设的。而所谓建筑商的垫资，其实就是建筑商应该而还没有支付给农民工的工钱！说到底，三峡工程淹了人家的地，淹了人家的房，淹了人家的城镇，给予的赔偿费却不能满足重新建设的需要。估算三峡移民新城建设的欠款也应在200亿之上。八、卫生部门的一笔账三峡库区发生了多起血吸虫病例！在历史上，三峡地区没有血吸虫病，这是因为长江三峡河段包括支流水流急，传播血吸虫的钉螺无法生存。但是一旦三峡大坝建成，河流水流变缓，钉螺就会在库区生存、生长、蔓延，并从湖北向重庆、四川省扩散。这个问题，在三峡工程论证时，就有人提出，但是没有受到重视，所以也没有相应的防止措施和投资。这次发现的血吸虫病例，是从外迁安置完毕、但又返回库区的移民中发现的。由于强制移民外迁安置地是血吸虫疫情十分严重的地区，三峡移民到那里后仅半年就患上了血吸虫病。尽管政府三令五申，外迁移民不得返回原居住地，但是迫于无奈，移民不得不回到三峡库区，这样把血吸虫病也带回了三峡库区。另外，重庆大学的雷亨顺教授还指出，三峡水库冬夏两季高达30米的水位落差，将形成“消长带”污染，特别是重庆开县等地通过堤防夺回的低洼地区，未来将成为重疫区。三峡库区血吸虫病防治需要多少钱？如何阻止血吸虫病向四川省扩散？这些由“消长带”而形成的重疫区如何防治？这些投资本来都应该计算在三峡工程投资之内的。九、全国老百姓的一笔账 三峡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说，至今三峡工程目前已完成投资的一千两百一十六亿元中，其中包括三峡基金五百三十亿元、开发银行贷款三百零二亿元、利用外资七十七亿元，其他还有来自于企业债券等来源。可见三峡基金是三峡工程已完成的投资中最重要的支柱，占百分之四十四。什么是三峡基金？三峡基金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除西藏外）为三峡工程征收的一种特别税。1992年国务院决定在每消耗的一度电中征收三厘钱，用于三峡工程建设。后来三峡工程的投资需要越来越大，三峡基金也从三厘上涨到一分钱。这已经花费的五百三十亿元三峡基金，三峡开发总公司既不用付利息，也不用还本，最后都成了这个法人的资产。全国老百姓平均每人支付了40多元钱，直接承担了三峡工程的百分之四十四投资，三峡工程给全国老百姓的回报是什么呢？三峡开发总公司花的是公众的钱，收取的却是和私人投资建设的发电项目一样高的电费。这就是三峡开发总公司节省投资的奥妙所在。十、原全国政协委员陆钦侃工程师的一笔账 对三峡工程投资，陆钦侃工程师有一笔账。1986年陆钦侃工程师参加三峡工程论证，当时提出的三峡工程总投资为361亿元，并将此数额称静态投资额，不计算投资利息。同时提出另一个总投资额，为157亿，称动态投资额，和静态投资额的区别是动态投资额计算了投资利息。后来在全国人大审批三峡工程前，这个361亿元静态投资额被修改为570亿元，并指明是1990年底价，包括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坝、电站、船闸等工程建筑物的投资（298亿）；第二部分是输电电网的建设投资（87亿）；第三部分是三峡水库移民搬迁安置投资（185亿）。陆钦侃工程师和他的朋友们指出，这三峡工程投资570亿元是有意压低的数字，同时也没有计算投资利息。他们计算结果表明，三峡工程投资数应该为公布资料的四至五倍。当1992年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之后一年，到1993年国务院就向上修正了三峡工程投资额，把570亿元向上调到900.9亿元（1993年5月价），而且没有计算输电电网的建设投资。具体为：第一部分是大坝、电站、船闸等工程建筑物的投资（500.9亿）；第二部分是三峡水库移民搬迁安置投资（400亿）。同时公布了所谓的三峡工程动态投资额为两千零三十九亿元。陆钦侃说，加上输电电网的建设投资所需要的两百多亿元，三峡工程投资正好是他们当时所指出的是上报数字的四倍。如果全国人大代表知道三峡工程的真实投资为2300亿元以上，这个方案根本无法在全国人大通过。从法治程式上来说，全国人大批准的三峡工程投资额为570亿（1990年底价），三峡工程至2005年9月已经花费了1216亿元，就是扣除这些年来的物价上涨，三峡工程也是远远超出了批准的投资，这是一件不容篡改的事实。十一、结束语 由于三峡工程的建设，使得长江三峡没有能够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名列，其旅游价值的损失无法估计。三峡水库蓄水之后，三峡旅游陷入低谷；由于三峡工程的建设，三峡地区的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将被永远淹没，其损失难以用货币单位来予以表达；由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川江航运的能力目前已经达到极限，长江要相当于14条铁路干线的运输能力将永远不能实现……在前面的几笔账中，这些损失都还没有计算在内。作者为工程师，现居德国。──《观察》
据中国媒体报导，三峡大坝将提前近一年完工，三峡工程投资节省两百多亿元。这只是三峡开发总公司一家的演算法，三峡开发总公司是赚钱了，是省钱了。但是，三峡移民、环境保护部门等，他们却有另外的一笔账。一、三峡开发总公司的一笔账 据中国媒体报导，三峡大坝将提前近一年完工，三峡工程投资节省两百多亿元。其实三峡大坝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完工，因为三峡升船机尚未建造和投入使用。原计划，三峡升船机是保证长江三峡航道畅通、保证旅游船只能迅速通过三峡大坝的通航构筑物，应该在1997年完成。其实，三峡工程是否完工，要看它的工程目标是否达到。三峡工程的目标之一，是让万吨轮船（后改为万吨船队）直达重庆。这个目标达到了吗？还有防洪目标，南水北调目标也没有达到。计划安置的113万移民已经搬迁，但没有得到安置，还有几十万移民等待搬迁和安置。其实早2005年9月，三峡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向海外媒体“透露”∶中国长江三峡大坝可望提前于明年完工。总体工程工期可望缩短一年，三峡工程原计划总投资两千零三十九亿元，现在估计只需要一千八百亿元，节省两百多亿元人民币工程款。三峡工程真的是节省了两百多亿元投资吗？请看下面几笔账是怎么算的。二、三峡工程移民的一笔账三峡工程投资由三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三峡枢纽工程即大坝、电站、船闸等工程建筑物的投资；另一部分是三峡水库移民搬迁安置投资；最后一部分就是支付银行贷款利息。从至2003年完成的投资来分析，三峡枢纽工程投资占46％，移民搬迁安置投资占41％，支付银行贷款利息占13％。如果这个比例基本保持不变的话，那么在一千八百亿元人民币中用于移民安置的投资应为745亿元。根据官方发布的数位，三峡移民113万人，平均每个移民的安置投资约为6万6千万元。2005年8月上旬，三峡库区秭归县付先财等几名三峡移民决定前往北京上访，但被县政府和公安部门动用10多辆警车和40多名警察强行截回。付先财说：我们的生活着落不如以前，国家应给我们每人3万5千多元的移民补偿款，实际只拿到7千元。我们的生活没有保障，就是靠打工。有的老年人就是靠在外边拣破烂。生活都无法维持。现在只是一个户口挂在这，上边也不给农民地，也没有工作，只是每个人的安置费给了7千块钱。应该给每人移民3万5千多元的赔偿款，每个移民实际只拿到7千元，剩下还有2万8千元移民赔偿款没有支付。三峡工程目前已经迁移的移民达到100万，没有兑现的移民赔偿款就已经远远超过了200亿元！三、民政部门的一笔账 三峡水库共淹没1397家工矿企业，并迫使其中1008家工矿企业破产关闭和资产重组，造成20多万职工失去工作位置。根据国家财政部最新资料，2004年全国平均每个城镇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16024元。三峡工程造成库区职工每年的工资收入损失高达32亿元！按照目前中国的平均存款利息1.5%和失去工作位置时间20年计算，这部分工资收入损失的折现值为550亿元。失去了工作位置，三峡库区城镇移民只能依靠民政部门每月发放的“低保生活费”活命。以重庆奉节县为例，县城居民约10万人，其中46%的居民领取每月发放的几十元到最高176元的“低保生活费”。民政部门支付给三峡城镇移民的“低保生活费”，是从国家税收中来支出的，而不是由三峡开发总公司来支付的。三峡工程的利益由三峡开发总公司这个法人来享受，三峡工程所造成的负担，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这就是三峡工程开发的模式。一个因三峡水库淹没而失去工作位置的职工，其可领取的最高“低保生活费”是每人176元，按照全国职工人均负担率1.91计算，平均一个职工可领取的“低保生活费”为每月336元。而2004年全国城镇职工的平均家庭消费支出为1143元。可以说，这20多万因三峡工程失去工作位置的职工及其家庭，生活在贫困之中。四、教育部门的一笔账 三峡工程一共淹没429所学校，涉及4803个班、学生近25万、教职工近1.9万。由三峡开发总公司从移民经费中所支付的搬迁费，根本不能完成这429所学校的搬迁重建任务。移民迁校资金缺口大，是教育部门面临的严峻现实。以重庆云阳县为例，仅建设31所学校所产生的债务就高达1.5亿。而对于云阳这个每年财政赤字达1.5亿元的贫困县来说，要从县财政中拿出1.5亿元，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其实三峡水库淹没区的学校迁建的资金，主要是由全国各省市的“无偿的对口支援”来承担的。三峡工程上马之前，李鹏请各省市的主要领导人去三峡坝址参加一次“鸿门宴”，结果是地方诸侯都表示要出钱支援三峡工程的建设，当然这些从各省市财政中、或是从一些企业中拿出来支援三峡工程的钱，并没有计算在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的投资之内。从1992年至2005年，各省市的“无私”支援三峡工程建设的资金已经超过了209亿元人民币。五、环保部门的一笔账重庆大学王澳里教授指出，三峡大坝抬高了坝址处的水位，三峡河道水流变缓，河流自净能力大为减小，三峡库区水质变坏。特别是一些支流，产生回流，污染物难以排泄，污染情况更为严重。为了减轻三峡工程对三峡库区水质的负面影响，国务院于2001年决定加大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工作力度，投资393亿元建设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等。这393亿元投资就是按三峡水库的总库容量393亿立方米来计算的，每立方米库容1元人民币。同时重庆市政府也拿出150亿元来搞水污染防治。根据中国环境保护法，谁破坏了生态环境，应该由谁来治理。但是，在三峡工程上则是例外。无论是国务院的393亿元还是重庆市政府的150亿元水污染防治资金，都没有计算在三峡开发总公司的三峡工程投资中。按照三峡工程设计审查总负责人张光斗向中央政府的建议，治理重庆库区的水污染问题，需要3000亿元人民币，治理费用超过三峡工程的总投资！六、国土资源部门的一笔账 1990年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说：“三峡水库库岸总体稳定条件较好。据调查，稳定性较差和变形正在发展中的大中型崩塌滑坡体共22处，都分别在距坝址26公里以远，不会影响工程施工和大坝安全。”但是至2001年，查出库区两岸崩滑体2490余处，总体积44.85亿立方米，问题比原来可行性论证中所说的严重许多。那么三峡工程的建设和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的加重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寿嘉华说：“三峡水库水位的上涨会引起两岸岩溶地质的塌陷，大大增加了地震、滑坡和泥石流的可能性。三峡水库蓄水后水面的波动在30-40米之间，这会破坏两岸坡体原有的稳定性。三峡工程在2009年建成后，库区的地质灾害发生率会增加而不是减少。”2001年，朱容基安排了40亿元用于至2003年三峡库区地质灾害专项治理工作。2003年国务院又安排110亿元用于至2009年的三峡地质灾害防止。2009年后用于这方面的投资还会更大。这些投资，也都没有计算在三峡开发总公司的三峡工程投资之内。七、城市建设部门的一笔账 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三峡视察时为农民工李建明讨回拖欠工钱的事，一时曾成为美谈。在这美谈的后面，就是三峡工程移民新城建设的事实——托欠农民工巨额工资款。包工头张培民欠农民熊德明的丈夫李建明的工钱，云阳利升建筑公司欠包工头张培民的钱，云阳县政府欠利升建筑公司的工程款，而这些都是为了云阳移民新镇的建设。在三峡移民新镇建设中，三峡开发总公司所支付的移民资金远远不够满足移民城市建设的需要。以云阳为例，10年中完成移民新镇建设投资20亿元，其中三峡开发总公司所支付的移民资金为10.89亿，剩余的9.11亿，都是建筑商垫资建设的。而所谓建筑商的垫资，其实就是建筑商应该而还没有支付给农民工的工钱！说到底，三峡工程淹了人家的地，淹了人家的房，淹了人家的城镇，给予的赔偿费却不能满足重新建设的需要。估算三峡移民新城建设的欠款也应在200亿之上。八、卫生部门的一笔账三峡库区发生了多起血吸虫病例！在历史上，三峡地区没有血吸虫病，这是因为长江三峡河段包括支流水流急，传播血吸虫的钉螺无法生存。但是一旦三峡大坝建成，河流水流变缓，钉螺就会在库区生存、生长、蔓延，并从湖北向重庆、四川省扩散。这个问题，在三峡工程论证时，就有人提出，但是没有受到重视，所以也没有相应的防止措施和投资。这次发现的血吸虫病例，是从外迁安置完毕、但又返回库区的移民中发现的。由于强制移民外迁安置地是血吸虫疫情十分严重的地区，三峡移民到那里后仅半年就患上了血吸虫病。尽管政府三令五申，外迁移民不得返回原居住地，但是迫于无奈，移民不得不回到三峡库区，这样把血吸虫病也带回了三峡库区。另外，重庆大学的雷亨顺教授还指出，三峡水库冬夏两季高达30米的水位落差，将形成“消长带”污染，特别是重庆开县等地通过堤防夺回的低洼地区，未来将成为重疫区。三峡库区血吸虫病防治需要多少钱？如何阻止血吸虫病向四川省扩散？这些由“消长带”而形成的重疫区如何防治？这些投资本来都应该计算在三峡工程投资之内的。九、全国老百姓的一笔账 三峡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说，至今三峡工程目前已完成投资的一千两百一十六亿元中，其中包括三峡基金五百三十亿元、开发银行贷款三百零二亿元、利用外资七十七亿元，其他还有来自于企业债券等来源。可见三峡基金是三峡工程已完成的投资中最重要的支柱，占百分之四十四。什么是三峡基金？三峡基金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除西藏外）为三峡工程征收的一种特别税。1992年国务院决定在每消耗的一度电中征收三厘钱，用于三峡工程建设。后来三峡工程的投资需要越来越大，三峡基金也从三厘上涨到一分钱。这已经花费的五百三十亿元三峡基金，三峡开发总公司既不用付利息，也不用还本，最后都成了这个法人的资产。全国老百姓平均每人支付了40多元钱，直接承担了三峡工程的百分之四十四投资，三峡工程给全国老百姓的回报是什么呢？三峡开发总公司花的是公众的钱，收取的却是和私人投资建设的发电项目一样高的电费。这就是三峡开发总公司节省投资的奥妙所在。十、原全国政协委员陆钦侃工程师的一笔账 对三峡工程投资，陆钦侃工程师有一笔账。1986年陆钦侃工程师参加三峡工程论证，当时提出的三峡工程总投资为361亿元，并将此数额称静态投资额，不计算投资利息。同时提出另一个总投资额，为157亿，称动态投资额，和静态投资额的区别是动态投资额计算了投资利息。后来在全国人大审批三峡工程前，这个361亿元静态投资额被修改为570亿元，并指明是1990年底价，包括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坝、电站、船闸等工程建筑物的投资（298亿）；第二部分是输电电网的建设投资（87亿）；第三部分是三峡水库移民搬迁安置投资（185亿）。陆钦侃工程师和他的朋友们指出，这三峡工程投资570亿元是有意压低的数字，同时也没有计算投资利息。他们计算结果表明，三峡工程投资数应该为公布资料的四至五倍。当1992年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之后一年，到1993年国务院就向上修正了三峡工程投资额，把570亿元向上调到900.9亿元（1993年5月价），而且没有计算输电电网的建设投资。具体为：第一部分是大坝、电站、船闸等工程建筑物的投资（500.9亿）；第二部分是三峡水库移民搬迁安置投资（400亿）。同时公布了所谓的三峡工程动态投资额为两千零三十九亿元。陆钦侃说，加上输电电网的建设投资所需要的两百多亿元，三峡工程投资正好是他们当时所指出的是上报数字的四倍。如果全国人大代表知道三峡工程的真实投资为2300亿元以上，这个方案根本无法在全国人大通过。从法治程式上来说，全国人大批准的三峡工程投资额为570亿（1990年底价），三峡工程至2005年9月已经花费了1216亿元，就是扣除这些年来的物价上涨，三峡工程也是远远超出了批准的投资，这是一件不容篡改的事实。十一、结束语 由于三峡工程的建设，使得长江三峡没有能够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名列，其旅游价值的损失无法估计。三峡水库蓄水之后，三峡旅游陷入低谷；由于三峡工程的建设，三峡地区的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将被永远淹没，其损失难以用货币单位来予以表达；由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川江航运的能力目前已经达到极限，长江要相当于14条铁路干线的运输能力将永远不能实现……在前面的几笔账中，这些损失都还没有计算在内。作者为工程师，现居德国。──《观察》
2009年4月15日星期三
段子民谣一堆 主角京城开会
法克独裁专制湿
作者：你白
年画纸虎啸山林， 卧撑三次要人命。猫猫一躲魂归阴，卧槽泥马勒戈壁。
哭出来的奥斯卡的颂歌 温水煮蛙买股票 家家户户被套牢 宝宝得了肾结石 只要所谓蛋白质 管它真假都能吃 拉动内需靠地产 死要面子为保官 放眼苍生苦难堪 屁地鸡增能当饭
群友文摘——沁园春.大陆风光 中国风光，千里失业，万里下岗。望工厂内外，惟余嚷嚷，大街上下，顿失爆满。老板破产，白领被炒，欲与民工抢饭碗。先别想，看人才市场，分外壮观。
工作如此难找，引无数英雄竞伤脑。惜秦皇汉武，简历乱扰，唐宗宋祖，面试早夭。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好屈尊当保镖。难奈矣，数明年着落，问计佳宝。
沁园春。回家难
春节又到，中华大地，有钱飞机，没钱站票。望长城内外，大包小包。大河上下，民工滔滔。早起晚睡，达旦通宵，欲与票贩试比高。须钞票。看人山人海，一票难保。车票如此难搞，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昔秦皇汉武，见此遁逃；唐宗宋祖，更是没招！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能骑马往回飙
全国十大雷人标语
1 河南囯道旁：抢劫警车是违法的。
2、铜仁某屠宰场：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3、山东聊城监狱：人民罪犯人民爱，人民罪犯爱人民。
4、安徽农信社：人死债不烂，父债子来还。
5、江苏农村多处可见：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6、河北电网：严禁触摸电线，五万伏高压，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7、重庆人和镇某配种场：人和狼狗配种场。
8、浦东新区：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呼市旅游广告：忽视谁都别忽视呼市，忽悠谁都不许忽悠游客。
10、上海有线电视：一次性交150元，全年96套.
社会万象——顺口溜数则: 中国现实辛辣写照（转帖）
忙碌的公仆在包厢里，重要的工作在宴会里干部的任免在交易里，工程的发包在暗箱里该抓的工作在口号里，须办的急事在会议里妥善的计划在抽屉里，应煞的歪风在通知里扶贫的干部在奥迪里，宝贵的人才在悼词里优质的商品在广告里，辉煌的数字在总结里
乡级干部 手拿大哥大，土匪又恶霸。骑着摩托车，到处瞎溜达。吃喝与嫖赌，干啥都不差。
县级干部 出去坐着桑挞纳，大红警灯高高挂。跑到单位破口骂，昨天吃饭没王八。
市级干部 贪污受贿我不怕，后台靠山摆在那。有钱全都好说话，等捞够了我再下。
省级干部出门座架是宝马，左右情妇一大把。挪了几亿怕事发，跑到美国找爹妈。
街道干部: 喝黄酒, 看黄片, 睡黄脸婆.乡镇干部: 喝白酒, 打白条, 摸白大腿.地区干部: 喝红酒, 收红宝, 亲红嘴唇.省级干部: 喝洋酒, 泡洋妞, 出洋考察.中央干部: 喝名酒, 玩明星, (下面忘了)
满腔热血投身社会，摸爬滚打终日疲惫；低三下四谋取地位，常年奔波天天喝醉；收入可怜啥都嫌贵，交往叩头处处破费；有用本事已经作废，不学无术擅长开会；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溜须拍马寻找机会；青春年华如此狼狈，苟且偷生窝囊一辈！
为了生活几乎不睡 点头哈腰就差下跪； 日不能息夜不能寐； 单位有事立马到位； 屁大点事不敢得罪； 一年到头不离岗位； 劳动法规统统作废； 身心憔悴无处流泪； 逢年过节家人难会； 变更签证让人崩溃； 工资不高还装富贵； 稍不留神就得犯罪； 抛家舍业愧对长辈； 身在其中方知其味； 不敢奢望社会地位； 全靠傻傻自我陶醉；
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 重视就是标语，落实就是动嘴，验收就是宴会，检查就是喝醉研究就是扯皮，政绩就是神吹， 汇报就是掺水。
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
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
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
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
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
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
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
地痞各霸一方，敢做敢当，越来越像警察。
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东混西混，一帆风顺；任劳任怨，永难如愿；会捧会献，杰出贡献；尽职尽责，必遭指责；推托栽赃，邀功领赏！
欠个人的钱是穷人，欠国家的钱是富人喝酒看度数的是穷人，喝酒看牌子的是富人；写书的是穷人，盗版的是富人；吃家禽的是穷人，吃野兽的是富人耕种土地的是穷人，买卖土地的是富人女人给别人睡的是穷人，睡别人女人的是富人
贫穷时养猪，富裕后养狗；贫穷时种稻，富裕后种草；贫穷时想娶老婆，富裕后想找情人；贫穷时老婆兼秘书，富裕后秘书兼老婆
最引人注目的哥哥──伟哥；最年轻的奶奶──二奶；最难设防的偷窃──偷情；最热闹的走廊──发廊 ；最畅销的书──女秘书
抽烟的等级
抽着阿诗玛，办事处处有人卡抽着红双喜，请客送礼靠自己抽着红塔山，小车接送上下班抽着三个五，吃喝嫖赌又跳舞抽着芙蓉王，洗脚桑拿又上床抽着大中华，你想干啥就干啥
公关公关，无酒不沾；友谊友谊，酒来垫底。吃得不好，经济糟；裆次高，效益好。
两菜一汤生意跑光，四菜一汤平平常常，六菜一汤商量商量,，八菜一汤办事有方。十菜一汤，合同一張；十二菜一汤，买卖兴旺。
兵马未动，酒肉先行；个个灌醉，路路打通。你朦胧，我朦胧，你我正好签合同。
喝上一顿酒。 省下九千九；吃上一顿飯，省下一两万。
花高价，买名酒，名酒送礼送火侯；喝了咱的酒，不想点头也点头；喝了咱的酒，不愿举手也举手；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 好酒好酒。
《百年HUO国》一书的作者孙WEN广教授有言在先：
开大会讲反腐败，问题出在前三排，关键就在主席台，当中那个最厉害。
CCAV新闻联播的惊人发现
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人心没有不鼓舞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接见没有不亲切的，中日没有不友好的，中美没有不合作的，交涉没有不严正的，合作没有不圆满的。
和谐社会新四化：“政治北韩化，经济拉美化，物价欧美化，福利非洲化“。
敬爱的档组织的功能就是：在你遇到难事时对你说：我们无能为力！在你遭遇用人不公时对你说：你要正确对待！在你合法权益受侵时对你说：你要顾全大局！在你受到诬陷时对你说 ：你要相信组织！
六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倭寇赶跑，地主打倒。老蒋“退休”，资本没收。“联合政府”，一裆作主。“老九”作怪，打成“右派”。“赶英超美”，满地饿鬼。文革战鼓，群魔乱舞。猫论一讲，“官倒”喊爽。“陆SI”事件，屠戮又现。镕基铁腕，寿命太短。“代表”讲完，“政绩”泛滥。城建拆迁，肥了贪官。工程开花，都是豆渣。胡温新政，激化矛盾。汶川流泪，作秀无罪。媒体“监督”，助长贪污。“民主党派”，惺惺作态。质检安检，照样危险。法规党纪，视同儿戏。六十余年，裹足不前。砖制废掉，斯是王道。
作者：你白
年画纸虎啸山林， 卧撑三次要人命。猫猫一躲魂归阴，卧槽泥马勒戈壁。
哭出来的奥斯卡的颂歌 温水煮蛙买股票 家家户户被套牢 宝宝得了肾结石 只要所谓蛋白质 管它真假都能吃 拉动内需靠地产 死要面子为保官 放眼苍生苦难堪 屁地鸡增能当饭
群友文摘——沁园春.大陆风光 中国风光，千里失业，万里下岗。望工厂内外，惟余嚷嚷，大街上下，顿失爆满。老板破产，白领被炒，欲与民工抢饭碗。先别想，看人才市场，分外壮观。
工作如此难找，引无数英雄竞伤脑。惜秦皇汉武，简历乱扰，唐宗宋祖，面试早夭。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好屈尊当保镖。难奈矣，数明年着落，问计佳宝。
沁园春。回家难
春节又到，中华大地，有钱飞机，没钱站票。望长城内外，大包小包。大河上下，民工滔滔。早起晚睡，达旦通宵，欲与票贩试比高。须钞票。看人山人海，一票难保。车票如此难搞，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昔秦皇汉武，见此遁逃；唐宗宋祖，更是没招！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能骑马往回飙
全国十大雷人标语
1 河南囯道旁：抢劫警车是违法的。
2、铜仁某屠宰场：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3、山东聊城监狱：人民罪犯人民爱，人民罪犯爱人民。
4、安徽农信社：人死债不烂，父债子来还。
5、江苏农村多处可见：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6、河北电网：严禁触摸电线，五万伏高压，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7、重庆人和镇某配种场：人和狼狗配种场。
8、浦东新区：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呼市旅游广告：忽视谁都别忽视呼市，忽悠谁都不许忽悠游客。
10、上海有线电视：一次性交150元，全年96套.
社会万象——顺口溜数则: 中国现实辛辣写照（转帖）
忙碌的公仆在包厢里，重要的工作在宴会里干部的任免在交易里，工程的发包在暗箱里该抓的工作在口号里，须办的急事在会议里妥善的计划在抽屉里，应煞的歪风在通知里扶贫的干部在奥迪里，宝贵的人才在悼词里优质的商品在广告里，辉煌的数字在总结里
乡级干部 手拿大哥大，土匪又恶霸。骑着摩托车，到处瞎溜达。吃喝与嫖赌，干啥都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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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腔热血投身社会，摸爬滚打终日疲惫；低三下四谋取地位，常年奔波天天喝醉；收入可怜啥都嫌贵，交往叩头处处破费；有用本事已经作废，不学无术擅长开会；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溜须拍马寻找机会；青春年华如此狼狈，苟且偷生窝囊一辈！
为了生活几乎不睡 点头哈腰就差下跪； 日不能息夜不能寐； 单位有事立马到位； 屁大点事不敢得罪； 一年到头不离岗位； 劳动法规统统作废； 身心憔悴无处流泪； 逢年过节家人难会； 变更签证让人崩溃； 工资不高还装富贵； 稍不留神就得犯罪； 抛家舍业愧对长辈； 身在其中方知其味； 不敢奢望社会地位； 全靠傻傻自我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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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
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
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
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
地痞各霸一方，敢做敢当，越来越像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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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个人的钱是穷人，欠国家的钱是富人喝酒看度数的是穷人，喝酒看牌子的是富人；写书的是穷人，盗版的是富人；吃家禽的是穷人，吃野兽的是富人耕种土地的是穷人，买卖土地的是富人女人给别人睡的是穷人，睡别人女人的是富人
贫穷时养猪，富裕后养狗；贫穷时种稻，富裕后种草；贫穷时想娶老婆，富裕后想找情人；贫穷时老婆兼秘书，富裕后秘书兼老婆
最引人注目的哥哥──伟哥；最年轻的奶奶──二奶；最难设防的偷窃──偷情；最热闹的走廊──发廊 ；最畅销的书──女秘书
抽烟的等级
抽着阿诗玛，办事处处有人卡抽着红双喜，请客送礼靠自己抽着红塔山，小车接送上下班抽着三个五，吃喝嫖赌又跳舞抽着芙蓉王，洗脚桑拿又上床抽着大中华，你想干啥就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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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HUO国》一书的作者孙WEN广教授有言在先：
开大会讲反腐败，问题出在前三排，关键就在主席台，当中那个最厉害。
CCAV新闻联播的惊人发现
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人心没有不鼓舞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接见没有不亲切的，中日没有不友好的，中美没有不合作的，交涉没有不严正的，合作没有不圆满的。
和谐社会新四化：“政治北韩化，经济拉美化，物价欧美化，福利非洲化“。
敬爱的档组织的功能就是：在你遇到难事时对你说：我们无能为力！在你遭遇用人不公时对你说：你要正确对待！在你合法权益受侵时对你说：你要顾全大局！在你受到诬陷时对你说 ：你要相信组织！
六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倭寇赶跑，地主打倒。老蒋“退休”，资本没收。“联合政府”，一裆作主。“老九”作怪，打成“右派”。“赶英超美”，满地饿鬼。文革战鼓，群魔乱舞。猫论一讲，“官倒”喊爽。“陆SI”事件，屠戮又现。镕基铁腕，寿命太短。“代表”讲完，“政绩”泛滥。城建拆迁，肥了贪官。工程开花，都是豆渣。胡温新政，激化矛盾。汶川流泪，作秀无罪。媒体“监督”，助长贪污。“民主党派”，惺惺作态。质检安检，照样危险。法规党纪，视同儿戏。六十余年，裹足不前。砖制废掉，斯是王道。
一段胡耀邦的历史
在耀邦被拉下台时，痛斥"逼宫"
1986年11月中旬，设立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掀起了"争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12月下旬，这个运动扩展到上海、北京。12月30日，胡耀邦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准备讨论书记处拿出的关於当前时局的意见。邓小平发脾气、摔电话，不许开常委会，并命令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谈话。邓认为学运的发生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他质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耀邦表示"我保留我的意见。"邓蛮横地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越说火气越大，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请注意邓小平反复提出流血事件，可见他要开杀戒是蓄谋已久的。
就在邓小平这次讲话的两天之後，1987年元旦，北京市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元旦之夜，在邓小平家里，彭真、陈云、王震、薄一波已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宫廷政变。胡耀邦还被蒙在鼓里。三个月以前已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离开了中共书记处的习仲勋凭他的政治敏感已经觉察到危机迫在眉睫，乘新年探问之机，提醒耀邦："耀邦啊，我在为你担心！"耀邦不在意地说："我吗？不会有什么，党毕竟已经成熟了。"当天夜里，耀邦办公桌上的红机子持续的、执着的响起来，是赵紫阳的声音。紫阳问："耀邦，你现在干什么？"耀邦说："还在研究学潮问题，我试图寻找一种更稳妥的解决当前危机的新路子。"紫阳说："我劝你先别忙着干别的，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耀邦说："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你让我检讨什么？"紫阳急了："耀邦同志，现在党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平同志是众望所归的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应该尽量地尊重他。你常常讲，我们党再也经不起穷折腾了，你难道愿意看见我们党再面临一次分裂？"最後，紫阳提醒说："再拖几天就晚了，你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
外界有些人夸大耀邦和紫阳之间的矛盾。其实，他们两人的不同只是考虑问题的侧重点
不同，一个着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一个着重从经济上考虑问题，性格不同，一个执着一些
，一个灵活一些。但是，在价值取向和治国方略上，他们是殊途同归的；在灾难临头时，他
们是互相关心、互相提醒的。第二天，胡耀邦按照赵紫阳的建议，主动求见邓小平。邓小平
先为胡耀邦评功摆好大讲成绩；谈到分歧，邓小平摆摆手说："那都是工作中的正常范围，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再纠缠了。我打算开一次中央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摆在桌面上来谈，好好沟通一下思想嘛。"胡耀邦临走时，同邓小平长时间地紧紧地握手。这是两位曾经互相支持又在最後八年中产生多次分歧、最後分道扬镳的两位政治家的最後一次握手。
只隔了一天，胡耀邦就接到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通知，到中南海小会议厅开所谓生活会。并不是所有中顾委常委都接到通知，有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中央军委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开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检讨。耀邦只讲了一两分钟，彭真就打断了他的话，批判耀邦同自由化的几个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打得火热。接着，杨尚昆说："如果你想亡党亡国的话，那你就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联盟吧。"王震说："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不必待在这里了。"薄一波说："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历史上几位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邓小平说："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让办公厅的人通知我参加，我偏不去！我在别人面前不敢摆架子，在你面前还是有资格的。"宋任穷说："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胡耀邦对待小平同志的态度。"
第二次所谓生活会，在两天以後召开。政治局又有几个人被邀请参加会议，其中有习仲
勋、乔石、李鹏、胡启立。李鹏首先发言，他说："我们坚决贯彻了小平同志关於'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决不手软'的指示，学潮渐渐平息下去了。许多上当受骗的学生表示，他们都是不自觉或半自觉的充当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政权进行渗透的工具。由於耀邦同志放松思想领域里的领导权，导致了自由化思潮在各高校的大泛滥。"接着，薄一波，彭真要求耀邦辞职，王震认为彭、薄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想法。
首次被通知参加生活会的习仲勋忍无可忍的跳起来，指着薄一波、彭真、王震说："天啊！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仲勋拍着桌子怒吼道："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仲勋暂时保持沉默。李鹏继续攻击耀邦，他说：他兼任国家教委主任以来，胡耀邦没有给过他一条对高校学生要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做思想工作的指示，相反的向他推荐了大批自由化思想十分严重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有相当一批人，被他坚决的顶回来了，其中就有方励之和王若望。
邓小平板着面孔对习仲勋进行反击。他说："我当然不是说中央召开的高级干部生活会上要讨论耀邦同志总书记职务的去留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但是，难道不可以在生活会上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吗？近些年来，耀邦，也包括仲勋同志大讲特讲民主和自由，为什么今天在党的生活会上一波、彭真同志提自己看法的自由和民主都没有了呢？所以我历来讲，那些越是口头上讲民主的人，其实并不想真正给大家民主，而只是允许他自己搞民主和自由。我看这种'自由化'只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就是这个道理。"邓小平睁着眼睛说瞎话。他导演的非法的生活会根本不是什么"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而是按照他们预先策划於密室的阴谋进行宫廷政变。在第一次的生活会上，邓小平就决定停止胡耀邦的总书记的职务；在第二次的生活会上，又确定了强迫胡耀邦辞职。後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过是走走过场，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而且，政治局也无权罢免总书记，因为总书记是由中央全会选出来的呀！
习仲勋义正词严的强烈抗议虽然无力阻止邓小平倒行逆施的淫威，但是，仲勋在群魔乱
舞中如傲霜的玉树挺身而出，代表了中国亿万人民和中共党内有良知的广大党员的意志，代
表了中华民族爱憎分明、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他的高风亮节和邓小平等人的丑恶行径都将
载入史册，由後人加以评说。另外，"六四"以後，习仲勋还在1990年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指名批评邓小平和杨尚昆。不过，那时我的自由度和接触面很小很小，不知道准确的内容，不好加以评说。
1986年11月中旬，设立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掀起了"争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12月下旬，这个运动扩展到上海、北京。12月30日，胡耀邦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准备讨论书记处拿出的关於当前时局的意见。邓小平发脾气、摔电话，不许开常委会，并命令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谈话。邓认为学运的发生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他质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耀邦表示"我保留我的意见。"邓蛮横地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越说火气越大，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请注意邓小平反复提出流血事件，可见他要开杀戒是蓄谋已久的。
就在邓小平这次讲话的两天之後，1987年元旦，北京市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元旦之夜，在邓小平家里，彭真、陈云、王震、薄一波已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宫廷政变。胡耀邦还被蒙在鼓里。三个月以前已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离开了中共书记处的习仲勋凭他的政治敏感已经觉察到危机迫在眉睫，乘新年探问之机，提醒耀邦："耀邦啊，我在为你担心！"耀邦不在意地说："我吗？不会有什么，党毕竟已经成熟了。"当天夜里，耀邦办公桌上的红机子持续的、执着的响起来，是赵紫阳的声音。紫阳问："耀邦，你现在干什么？"耀邦说："还在研究学潮问题，我试图寻找一种更稳妥的解决当前危机的新路子。"紫阳说："我劝你先别忙着干别的，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耀邦说："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你让我检讨什么？"紫阳急了："耀邦同志，现在党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平同志是众望所归的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应该尽量地尊重他。你常常讲，我们党再也经不起穷折腾了，你难道愿意看见我们党再面临一次分裂？"最後，紫阳提醒说："再拖几天就晚了，你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
外界有些人夸大耀邦和紫阳之间的矛盾。其实，他们两人的不同只是考虑问题的侧重点
不同，一个着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一个着重从经济上考虑问题，性格不同，一个执着一些
，一个灵活一些。但是，在价值取向和治国方略上，他们是殊途同归的；在灾难临头时，他
们是互相关心、互相提醒的。第二天，胡耀邦按照赵紫阳的建议，主动求见邓小平。邓小平
先为胡耀邦评功摆好大讲成绩；谈到分歧，邓小平摆摆手说："那都是工作中的正常范围，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再纠缠了。我打算开一次中央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摆在桌面上来谈，好好沟通一下思想嘛。"胡耀邦临走时，同邓小平长时间地紧紧地握手。这是两位曾经互相支持又在最後八年中产生多次分歧、最後分道扬镳的两位政治家的最後一次握手。
只隔了一天，胡耀邦就接到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通知，到中南海小会议厅开所谓生活会。并不是所有中顾委常委都接到通知，有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中央军委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开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检讨。耀邦只讲了一两分钟，彭真就打断了他的话，批判耀邦同自由化的几个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打得火热。接着，杨尚昆说："如果你想亡党亡国的话，那你就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联盟吧。"王震说："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不必待在这里了。"薄一波说："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历史上几位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邓小平说："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让办公厅的人通知我参加，我偏不去！我在别人面前不敢摆架子，在你面前还是有资格的。"宋任穷说："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胡耀邦对待小平同志的态度。"
第二次所谓生活会，在两天以後召开。政治局又有几个人被邀请参加会议，其中有习仲
勋、乔石、李鹏、胡启立。李鹏首先发言，他说："我们坚决贯彻了小平同志关於'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决不手软'的指示，学潮渐渐平息下去了。许多上当受骗的学生表示，他们都是不自觉或半自觉的充当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政权进行渗透的工具。由於耀邦同志放松思想领域里的领导权，导致了自由化思潮在各高校的大泛滥。"接着，薄一波，彭真要求耀邦辞职，王震认为彭、薄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想法。
首次被通知参加生活会的习仲勋忍无可忍的跳起来，指着薄一波、彭真、王震说："天啊！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仲勋拍着桌子怒吼道："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仲勋暂时保持沉默。李鹏继续攻击耀邦，他说：他兼任国家教委主任以来，胡耀邦没有给过他一条对高校学生要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做思想工作的指示，相反的向他推荐了大批自由化思想十分严重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有相当一批人，被他坚决的顶回来了，其中就有方励之和王若望。
邓小平板着面孔对习仲勋进行反击。他说："我当然不是说中央召开的高级干部生活会上要讨论耀邦同志总书记职务的去留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但是，难道不可以在生活会上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吗？近些年来，耀邦，也包括仲勋同志大讲特讲民主和自由，为什么今天在党的生活会上一波、彭真同志提自己看法的自由和民主都没有了呢？所以我历来讲，那些越是口头上讲民主的人，其实并不想真正给大家民主，而只是允许他自己搞民主和自由。我看这种'自由化'只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就是这个道理。"邓小平睁着眼睛说瞎话。他导演的非法的生活会根本不是什么"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而是按照他们预先策划於密室的阴谋进行宫廷政变。在第一次的生活会上，邓小平就决定停止胡耀邦的总书记的职务；在第二次的生活会上，又确定了强迫胡耀邦辞职。後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过是走走过场，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而且，政治局也无权罢免总书记，因为总书记是由中央全会选出来的呀！
习仲勋义正词严的强烈抗议虽然无力阻止邓小平倒行逆施的淫威，但是，仲勋在群魔乱
舞中如傲霜的玉树挺身而出，代表了中国亿万人民和中共党内有良知的广大党员的意志，代
表了中华民族爱憎分明、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他的高风亮节和邓小平等人的丑恶行径都将
载入史册，由後人加以评说。另外，"六四"以後，习仲勋还在1990年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指名批评邓小平和杨尚昆。不过，那时我的自由度和接触面很小很小，不知道准确的内容，不好加以评说。
2009年4月10日星期五
《中共在卫国战争中做了什麽？》
【闲人按语】二○○五年八月十五日是中国人民卫国战争胜利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
旅居海外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分别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三日和十四日在美国达拉斯和休斯顿发表了题为《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万岁！》的演讲。第一部分《谁是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以下转载第二部分《中共在卫国战争中做了什麽》。
闲人在此声明，该文章不代表本人观点，并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是，历史不是在一言堂写就的，此文仅做为研究历史的一家之言供有兴趣者参考，以便我们从多方面、多角度去透视历史真相。
历史可有铁券丹书？说有既有，说无亦无，历史在每个用逻辑思维的人的头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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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抗战中做了什麽》》
辛灏年
我刚才已经说了，国民党抗战是血写的事实；我还要说的是，共产党“抗战”是墨写的谎言。为了简洁明快地说清楚这个太大的历史是非，揭穿那个太大的历史谎言，我首先想问的是：国民党说抗战是十四年，共产党则一向说抗战只有八年。那麽，前六年共产党在干什麽？后八年共产党在怎麽干的？
前六年共产党在干什麽？
自1931年事变至1937年7.7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六年中，中国共产党一共干了这麽几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在后两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即根据史达林和共产国际的命令，起草并通过了“关於执行共产国际紧急任务案的紧急任务案”。公然声称：“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从而再次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而再次“武装保卫苏联”的方法，就是“红军要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乘国难而将“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推向了一个高潮，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红军的力量，从原来只占据五个县发展到了二十个县……。
第二件，就是918事变之后两个月，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命令之下，於1931年11月7日前苏联国庆日，在中国江西瑞金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仅意在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为日本制造第三个中国伪满洲国做出了榜样，而且颁布“宪法”，号召“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各个地区的人民都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第十四条）。为此，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刻於前苏联《真理报》攥文说：“当此日本占领满洲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了一个革命中国的存在！”
第三件，1932年1月28日，就在第一次著名的淞沪抗战开打、全国人心振奋之际，中共非但没有派一人一枪支援上海抗战，却大派他的地下党员混入正在上海积极抗日的十九路军军中，号召下级官兵造反，起来夺取军队权力，并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正在与日寇杀得血肉横飞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 （请大家参阅北京师?大学主编的“中国现代史””……。
第四件，1933年春，因蒋介石离开江西亲自指挥长城抗战，中共不仅再一次高呼“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武装叛乱和武装割据，从5万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从占据20座县城扩张到占据四十五座县城，将赣东至闵西的所有白点、即所谓“白区”全部“拔除”。也正是在这一期间内，中共在它已经占据的“苏维埃国土上”，对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大开杀戒，将整个“苏区――即前苏联在中国的革命占领区”，杀得愁云惨雾。其间，仅毛泽东一人所发动的“富田事变”，就杀了十万人。
第五件，1933年，中共又勾结曾在上海抗敌的十九路军陈铭枢部叛变南京国民政府，篡立所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甚至篡立“福建人民共和国”，以进一步分裂中国。
第六件，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红军――即“前苏联红军的中国支队”，虽然一边声称“反对第五次围剿失败，南下突围”，但却在同一时间内，“宣布长征，北上抗日”，从而制造了红军北上抗日的第一大人间谎言。但是，他们先向南逃跑至湘西，后再南逃至贵州东部，因先后想在湘西和贵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的破灭，只好再西上逃跑到川北的懋功，并在此与从大别上西逃五千里而来的红四方面军、从原湘鄂川黔根据地逃跑而来的红2、6军团会合。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俄界会议上，决定放弃川、陕、甘方针，策定经过甘肃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的方式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以便在不测之时，能够逃入前苏联。后因於无意中发现陕北还有一支刘志丹带领的共产党红军，於是，中共中央遂在1935年9月28日，於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留在陕北，会合刘志丹。1935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遂发表讲话称：要在陕北来领导全国的革命！请大家注意，不是“要在陕北领导全国的抗日”。
第七件：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部，因与毛的中央红军内讧分裂，其一部遂接受史达林的命令“西进”企图占据甘肃和新疆；一部则南下，企图另立“革命根据地”，实际上是为史达林吞并我国土的野心“作前驱”，结果，几乎被我国民革命军全部歼灭，只剩下数百人逃亡到了苏联。请注意，他们也是西进和南下，而不是北上或东进打日本。
第八件，就是已经逃至陕北并插脚在刘志丹地盘上的中央红军残馀，就在他们在一边在毛泽东的带领之下、以红军将领的名义，要求向国民政府投降的同时，又利用军阀残馀杨虎城和少不更事的张学良，特别是利用了杨的阴险和野心，张和东北军失土怀乡的情绪，策动了西安事变，以至於连史达林都误以为是日本间谍所为。并且要不是史达林的命令，蒋介石则险为为共产党借杨、张之手所杀。
朋友们，我还用再说下去吗？自事变到7.7事变的六年中，从我仅仅举出的这八件事来看，那一件可以称作是抗日之为？实际上又有那一件不是在乘国难以造反、甚至乘国难来加紧出卖祖国、分裂中国？日本侵占的是我国的东北，可中共自始至终逃跑的前方都是西南和西北，可谓“风马牛不能相及”。就不说他的那些“赤裸裸的革命言词而非抗日行为”了！特别是中共虽然将“逃跑”换成了“长征”，将“西上”说成了“北上”，将“革命”说成是“抗日”，但是，历史终究是历史，事实总归是事实。那被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年年岁岁都要大吹特吹的“北上长征抗日”，也终於有被戳穿而为人所不耻的这一天！
后八年共产党是怎麽干的？
现在我终於能够讲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全中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历史谎言”了！
一, 是要日蒋火并，不是要拥蒋抗日
7．7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当国民党军队的浴血抗战已经震动全国震憾世界、特别是山西国民革命军的抗战已经打得血肉横飞之际，已经归顺了国民政府和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并已经两次向蒋介石立下了“四项保证”的的毛泽东及其中共，还想继续拖延八路军不上前线，已经再也找不到理由了。於是，8月20日至25日，中共就在离延安五十公里的洛川县召开了一次会议，中共党史即称它为“洛川会议”。
在洛川会议上，中共名义上的总书记张闻天在开场白中就已经“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毛泽东立即支援张闻天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侥幸之理……他警告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伤害，将远过於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
苏联《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述道：“据他看（指毛泽东）战争有利於夺取政权，因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不遗馀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
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在他已经出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中，已经对此明确地证明说：毛要和日寇夹击国民党，还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115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120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129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因为毛泽东一再指示“八路军应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0
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怀电；九月十六日致林彪电；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电；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一天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了我军……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关战斗发起前，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中曾说：“……仍应适时把工作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这就是毛泽东制止八路军抗日的“五封电报”，也是中共党内、军内曾盛传八路军参加平型关战斗是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由来。至於中共在1937年8月对内发出的两个秘密指示，是如何命令它的地下力量变成地上力量，如何继续打正在抗日的国民党，以及怎样利用抗日这顶大帽子来发展和扩张的，我就不说了……
二, 是游击革命，不是游击抗日
大家都知道，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毛泽东及其中共，曾将“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吹嘘成了他们领导全中国人民走向抗战胜利的“法宝”。但是，毛泽东制定的中共抗日游击战，只是毛泽东及其中共在中国人民艰难万分的反侵略战争中，乘机为共产党夺地扩张的一个“法宝”，而绝不是中国人民赖以战胜日本侵略的一个“法宝”。因为毛泽东就在他的“毛选第三卷”中坦率地承认说：“抗日战争的命运取决於运动战……”；毛还更承认说，共产党在全面抗战之前为前苏联所命令和指挥的“武装暴动打的就是运动战”；他甚至说，“将来要打倒蒋介石夺取政权，还是要打运动战”；但是，他却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只能打游击战”。直至强调说：“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须。”
这到底是为什麽？就是因为毛泽东在1938年11月6日所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打游击战有“十八条好处”。其中第二条：“扩大了我军根据地”- 就是扩张了共产党的地盘。第四条：“相持阶段……有利於正面整军”- 就是有利於训练将来打内战是能打运动战的正规军。第六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 就是在抗日的旗号下能够最迅速、最有效地发展共产党革命造反军队，为打江山做准备。第七条：“能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 就是为发展共产党和建立、扩张共产党的农村独裁政权大大有利。第八条：“能最普遍地发动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 就是将敌后日寇管不到的广大地方全部统治在共产党之下，以便於发动打倒蒋介石的革命运动。第九条：“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就是在实际上建立中共敌后独裁分裂政权，借国难而进一步分裂中国，将从前公开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隐形的、却得到了更大发展的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第十七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领导干部”- 请注意，是领导革命而非领导抗日的中共干部。第十八条：“最便利於解决给养问题”- 就是用抗日的名义来取之於民，用之於共产党扩张、夺权打天下……。显然，毛泽东所说的这许多“好处”，对於不打日本、却要借抗日而进行革命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来说，实在是好得“不同凡响”，但也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伎俩暴露得一乾二净。
等到中共藉抗日而招兵买马而终於发展壮大，胆子也大了起来时，毛泽东终於敢讲出他只准中共军队打所谓游击战的底牌了。1939年，他首先说在《共产党员》发刊词上将中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然后他才对中共武装斗争和“中共游击战争”的性质及关系，作出了这样的分析：“游击战争是什麽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这个敌人可不是日寇而是国民党！），创造自己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毛泽东甚至更明白的说道：“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请注意，1939年，毛泽东就已经对他的“抗日”游击战对於夺取共产党革命胜利、而不是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的特别性质和特殊功能，作了上述赤裸裸的说明。大家总该明白毛泽东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个什麽东西了吧！而中共抗日游击战的精华战略 - “农村包围城市”，可是中共曾大吹特吹的，然而，遍布敌后、“包围”了一座座城市的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却为什麽在抗战中，连任何一座城市、哪怕是一座小小的县城都没有解放过呢？却非要等到日寇投降之后才发动内战来“解放”呢？
三, 是专打国军，不是打击日军
如果说，在全面抗战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及其中共还不敢过份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地不抗日、假抗日，八路军甚至还局部地参加了抗日、毛泽东甚至还写下亲笔信歌颂蒋委员长说“先生领导全民族抗战，凡我国人无不景仰”……，对外做足了团结抗战的宣传。但是，到了1939年，当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已经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特别是毛泽东及其中共已经发展到了五十万人马时，毛泽东要不抗日和假抗日的阴谋，便开始迅速地暴露出来了。中共军队终於敢於专打国军、而对日军却是“游而不击”了！
对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
然而，毛泽东则反而借此机会，以“反对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将共产党一心要乘机扩张的心机暴露无遗。从来没有上过前线的毛泽东，就在他延安的窑洞里，制造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称“国民党顽固派就是今天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虽然他们今天还在抗日，但是将来他们一定会投降”。毛因此而进一步制造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革命理论”。第一就是毛泽东强调要在各方面对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就是毛泽东强调要以军事进攻及军事发展来压迫和打击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第三则是毛泽东强调要同时以阴阳两谋的惯技对外“高喊团结抗战”，以继续欺骗舆论。
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写出的指示信中说：“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围……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东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徵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工农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武装至十万人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
在同一封指示信里，毛泽东还指示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允许的?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毛泽东的指示信证实了《延安日记》的作者所揭露的历史真相：“……中共军队只能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实际上必须服从延安指挥。南京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以保持独立的党，独立的军队，独立的指挥系统，并且主要是扩张地盘。”
大家都知道所谓“皖南事变”，知道周恩来曾矫情地写下过“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悲愤之词”，共产党更将“皖南事变”是国民党不打外战专打内战的阴谋，宣传得全世界、全人类都知道。然而，皖南事变就是在我刚才讲的、毛泽东对东南局的指示信背景之下，因新四军绝不服从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一向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甚至是专打我台儿庄大战的抗日主力韩德勤部，才终於造成的悲剧。诚如当时的《大公报》所报导的那样，“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臯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於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於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画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於，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特别是毛泽东对东南局的指示。所以，《大公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
然而，共产党从1920年八月苏共为他创建的那一天起，他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分裂我们的大中华民国，从来没有停止过要颠覆我们的大中华民国。全面抗战开始前，它利用国难来分裂中国，颠覆民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它就乾脆乘国难来分裂中国和颠覆民国了！这正是它准备夺权打天下的机会所在，它如何能够放弃呢！
四, 是罂粟花香，不是麦棉花香
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颂中共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 - 名叫南泥湾，唱的是 “花篮里花儿香……”，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唱遍了我们的中国大陆。然而，几代中国人却根本不知道，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的香味，就是鸦片花香！因为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大生产运动”和中共吹了六年的、为抗日而开展的八路军大生产运动，不是种粮食，而是种鸦片！这对我们大陆的几代中国人来说，乍一听到，简直有石破天惊之感。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在今天中国大陆民间的历史反思成就中，这就是它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毛泽东所写下的那一篇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里面所表扬的那位“张思德”，就是“熬鸦片”的，而不是烧碳的！
对此，《延安日记》对它予以了彻底的揭露。彼得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120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於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 ? 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著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120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援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还愤怒地说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著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这就是中共大生产运动的真正内容，就是那一曲“花篮里花儿香”的创作源泉，更是一曲“靠种鸦片发财、卖鸦片祸民，和“赚鸦片钱来专打国民党、却绝不是去打日寇”的“中共抗日绝唱”！
五, 是通敌卖国，不是抗日救国
中共在“”至“7.7”的6年当中，曾铁定的卖国、裂国事实，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然而，就是在后来大中华民国的八年全面卫国战争中，中共除掉和占领了我们国土的日本军队“通商”、“互通有无”和通过日本占领者向敌占区的中国人出售鸦片、毒害自己同胞之外，我还想告诉大家的是，今年已经在北京再版的《延安日记》一书，揭露了比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直接通敌卖国。该书作者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著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麽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於南京的冈村甯次大将总部的，什麽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於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其实，1984年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早已披露了中共当年卖国通敌的事实。该书揭露：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居然能够直进直入南京岗村宁次司令部，并受到礼遇。事因则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於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至1945年6月，冈村甯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资讯……新四军接报，因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报请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立即密电答复说，“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於是，六月初，日军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迅速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苏北的八个县城给新四军，新四军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同时还协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而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
六, 是继续制造两个中国，不是建立抗日根据地
中共自1927年始直至1937年前，前苏联交给他的武装叛国任务，就是“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即使是1936年已经失败逃往到了陕北，喘息刚定，中共居然还召开了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把前苏联在中国制造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坚守下去。1937年后，当中共就象张国焘所讲的，终於“在抗日的这一顶大帽子下”获得了存在之后，毛泽东为他的中共所决策的“抗日”路线，却是针对著正在抗日的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的“武装斗争、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归顺了国民政府的中共不能再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旗号继续撑持下去，但是，在实际上和在实质上，毛泽东及其中共，还是要在抗日的旗号之下，将他们为分裂中国而篡立的苏维埃国，不仅要继续保存下去，而且要发展和扩张开来，以为在战后发动内战推翻中华民国作准备。这才是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及其中共所有阴谋的假抗日谋略、不抗日行径、甚至是种鸦片和卖国通敌的种种罪行，之所以“一发而不可以收”的根本原因。
而也正是在这一总方针之下，毛泽东和他的中共终於如愿以偿了。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终於高兴地说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请注意，连费正清都指责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的所谓抗日民主政权，就是中共的独裁政权；
几乎是在同时，毛泽东也已经公然地说道：“目前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政权，并已经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毛泽东终於公开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敌后政权，就是与中华民国政府相分裂的政权。他说：“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
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在总结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和成就时，竟说了如下的大实话：“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党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再发展和再创造。土地革命战争保存下来的革命理论，通过它才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壮大”，“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党在十年内战时的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坚实的基础……”中共是利用抗日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根本就不是抗日根据地的底牌，终於被他们自己的党史学家们彻底地揭开了！
但也正因为如此，当年的《大公报》记者才会更加悲哀地评论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著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是的，在抗战的首都重庆，挂的是国父孙文的画像，飘扬的是青天百日满地红的国旗，唱的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然而，在延安这个不抗战、假抗战的共产党首都，挂的却是中共党父马克思、列宁的画像，飘扬的是苏联共产党镰刀斧头满地红的党旗，唱的更是“没有祖国、也不要祖国”的所谓“国际歌”……
七, 是革命夺权的持久战，不是抗日救国的持久战
凡在中国大陆长大的这几代人，可谓无人不晓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而我们从小就被共产党教导说，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才指导导中国人民打赢了那一场伟大的抗日战争。然而，稍稍知道一点中共党史的人都会知道，当蒋介石和他的最高统帅部运用“持久战”的大战略，早已破灭了日本“三月亡华”的迷梦，就要完全按计划胜利完成第一期抗战的历史使命时，1938年5月，在武汉主持《新华日报》的王明、博古等中共领袖，却坚决不刊载毛泽东刚刚在延安所写的“论持久战”讲话稿，原因就是他们一致认为毛泽东在用“持久战”的烟雾，来掩盖他不抗日、却要藉抗日的旗号来“准备内战”的可耻目的。我们还是用中共党史学家们的话来“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吧！中共党史专家们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就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之下，发动人民起来革命夺权政权的伟大革命战略……”
然而，毛泽东及其中共虽然没有为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贡献他们的持久战，却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自己未来夺权打天下的农民战争，坚持了八年的“持久战”。
他们坚持了六年大种鸦片，并决心要用卖鸦片换来的钱买武器去打抗日的国民党；他们“坚持只到敌人的后方去”，却坚决不到敌人“正在进攻我们的前方去”作战，就是为了抢地盘、闹革命，建立他们的红色政权；他们还派出了大量人马到所谓国统区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他们还坚持了整整四年半的“整风内斗”，不仅将共产党内真正要抗日的派别和爱国者斗得七窍生烟、死去活来，而且为毛泽东斗出了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独裁地位，使得毛泽东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残暴领袖……正是由於他们坚持不抗战、假抗战，所以，日寇非但不会打延安，更不会象炸武汉、炸重庆那样，专门找著坚决抗日的蒋介石去炸；毛泽东却因此才有可能在他安宁的窑洞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不是“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建设了一整套的“光辉思想”；而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领袖们也才可能在他们的红都延安“笙歌燕舞”；在蓝色多瑙河的美丽旋律里面，搂著从上海投奔而来的女明星们尽情地欢乐歌唱……这，才是毛泽东的持久战，中共的持久战，是与我们大中华民国的持久卫国战争毫不相干的“持久战”……
也许有人会问我，难道中共真的是一点也没有抗日吗？我告诉你，中共曾害羞地说过自己“是一分抗日、二分宣传、七分发展”。然而，我要告诉你的却是：不对！是一分抗日、十二分宣传，一百分发展！因为，他们只是在国民党军队已经消灭了平型关的日寇主力22000人时，林彪才因羞愧而怀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绪，命令袭击了日寇的一支补给部队，缴获了15000件军大衣！1986年，我们大陆的历史学者就已经把它研究得一清二楚的了！
而“彭大将军”，也只因为一个军人的荣誉心，实在已经使他对本党的不抗战和假抗战再难忍受下去之时，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不断地派出小股八陆军，炸碉堡、扒铁路、袭击小股的日军、主要是伪军而已。虽然这一“百排小战”却被中共吹成了战绩辉煌的“百团大战”，并且只有胜利，没有伤亡，但彭大将军当年就为此做够了检讨，检讨自己不听中央不给打日寇的命令，检讨自己不小心暴露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实力……。彭德怀后来在文革中终究还是为此丧了性命。就因为他在抗战时期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给他抗日，他却非要抗战！
是的，在中国共产党内，当年确实有些爱国者曾参加过局部的小型的战斗，但是，由於毛泽东明确地制止八路军、新四军打日寇；明确地指示“只有在遭遇日寇、并且是不得不打时才可以打，而且主要是打伪军，打后就宣传别党不抗日，共产党才是抗日的……”（―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对南方游击区的秘密指示）。所以，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才是在逃跑时遭遇日寇空袭被炸弹炸伤，然后死在医院里；八路军的另一位将军关响应，就更是病死在延安的医院里了。他们哪是象国民党的206位将军，是活生生地为国家、为民族而壮烈战死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战场上的呢？
然而，毛泽东及其中共虽只有一分抗战，却不是二分宣传、七分发展；而是一分抗战，十二分宣传，一百分发展！因为，战争只有创伤，哪能创强？但是，毛泽东却恰恰是因为不抗战、假抗战、甚至是卖国通敌，才创了强了！因为，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六年底，当毛泽东率领红军将领致蒋介石书，表示愿意归顺，请求不要再攻打红军时，中共红军仅存不足二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开始后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因靠抗日招兵卖马和向国民党索要军费，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三万五千平方公里，挟人口一百五十万。至一九四三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十六个根据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权，八个有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既已达一百二十万人，其军队也已达一百二十万之数，所挟人口已达一亿以上。与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馀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要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之中，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就是历史。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是阳谋后爲阴谋
各位华侨、各位留学生：究竟谁才是大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我想各位自然已经有了结论。但是，由於中共直至今天还在欺骗说 - 他之所以成为“中流砥柱”的原因，则是他首先号召并建立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领导全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全面胜利！什麽叫做弥天大谎？这就叫弥天大谎！因为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本就不是中共号召建立的。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苏共建立和命令的！
大家都知道，自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史达林就一直命令中共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 - 分裂中国，颠覆大中华民国。但是，到了1934年夏天，当史达林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来自东西方法西斯的威胁时，为命令各国共产党“继续保卫苏联”，他终於开始改变专门命令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颠覆本国政府的共产革命路线，转而要求各国共产党要和本国政府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战争。
1934年5月23日，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首先发表了“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一文，中共史家们就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转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信号”。1934年6月14日，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意斯基向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建议说：“各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统一战线。” - 共产国际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阴谋性开始显露出来了。1935年7月1日，季米特诺夫在给“七大”筹委会的信中，已经具体地提出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具体阴谋策略手段是：“不要对统一战线采取包办的态度，而是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
於是，1935年7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皮克就在“七大”报告中明确地对中国共产党指示说：“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要把苏维埃扩张到全中国去！” 季米特诺夫则同时指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又不能放弃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地位。”就不仅在实际上成为毛泽东及其中共在后来所忠实执行的根本方针及根本手段，还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后来既要说服他的党人搞“抗统”、又要命令他们的党人必须争夺所谓“抗统”领导权、实际上就是利用“抗统”来夺权扩张，奠定了张本。
於是，1935年8月，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起草、由史达林亲署“同意”的中共“八一宣言”终於出笼了。然而，由於史达林和共产国际为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深藏阴谋，所以，这个“”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在公开号召抗日和建立“抗统”的同时，居然声称：“要冲破日寇蒋贼的压迫……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政府”，就是说，他们仍然要藉抗日来颠覆我大中华民国！直到1936年，当东西方法西斯对苏联的威胁已经日渐其深，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公开吹嘘的，中共已经在中国占领了1495个县城、已经拥有一百多万的正轨军，并且已经胜利地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六次围剿”……已经被证明是通天大谎之时，史达林才猛然清醒过来，转而命令中共要联蒋抗日和拥蒋抗日，以继续“武装保卫苏联”。由史达林和共产国际为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於从阴谋转向了阳谋，史达林开始要中共真抗战而不是假抗日了！
然而，诚如我前面所讲，正因为中共从来就是假抗日，所以，它从史达林那里接过来的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从来就是阴谋，也就是说，从来就没有变成阳谋。
这是因为：第一、王明在莫斯科发表“八一宣言”时，毛泽东及其中共正在遭遇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之中，并与苏共失去了电讯联络，其后在逃亡的路上，中共一直都不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等到1935年11月，毛泽东逃到甘肃和陕北时，林育英才把1934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通过的统一战线阴谋，带给刚逃到了瓦窑堡的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才会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边立即接过了抗日――这个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的“救命圈”，开始一边大叫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共同抗日”；一边却号召说：“号召千百万民众，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於是，毛泽东也就顺理成章地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化为“反蒋抗日”。并立即一方面开始联合著名的残馀军阀，以在抗日的名义之下共同反蒋，继续颠覆；一方面则立即派刘少奇潜望华北，藉发动“抗日救国运动”来“抗日救共”。而共产国际领袖曾指示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所有阴谋指示，则全部为刘少奇所“活学活用”了。
但是，当毛泽东及其中共已经落定在陕北之后，当史达林要求中共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阳谋、也就是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真抗战、而不是假抗战时、毛泽东则从理论到实践，自始至终地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并发展成了他“不抗战、假抗战”之彻头彻尾的阴谋。请大家看一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就立即能够明白，毛泽东是怎样对内和对外把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又是怎样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成了他对外欺骗、对内制约自己党人的“法宝的”。
简略地说就是：毛泽东首先在理论上一再地警告他的党人，执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一条就是要“独立自主”。也就是说，他的中共绝不能因为要执行“抗统”来听蒋介石国民党的指挥。他的理由是，听了国民党的指挥，就是听从了资产阶级的指挥、就是丧失了无产阶级在“抗统”中的领导权。其次，则是中共在抗统中必须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用张国焘揭露毛的话来说，就是“不联合、只斗争”――毛泽东制造的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理论，中共在抗战中“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的事实，都是突出的例子。再就是用“民族斗争说道底就是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理论，来警告和要求他的党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阶级斗争，只不过它的表现形式是民族斗争罢了！而正因为“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就是说我要它大，它就大；我要他小，它就小；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真正成为中共领导“革命武装斗争、革命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革命根据地”的“三大法宝”之一……至於毛泽东及其中共是怎样在中国人民艰苦的卫国战争中，运用这个“法宝”来帮助他“革命打天下”、而不是“抗日救中国”的目的，我想，毛泽东已经在他的第三卷“雄文”里，讲得清清楚楚的了！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民选择的
今年，不抗日、假抗战的中共，曾为纪念抗战胜利、实际是要用纪念抗战来继续进行欺骗和统战，在党内发出过一个“通知”。这个通知，除掉老调重弹是他领导了抗战、并且只有他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以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说正是因为它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所以，“中国人民才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中国人民仍然必须置身在中国共产党专制统治之下，是活该的，更是自找的，因为是你自己选择我的嘛！由此看来，胡锦涛的中国共产党，在制造谎言的胆量和技巧上，确实已经发展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直至江泽民的中国共产党了！然而，这却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谎言！是一个以制造“时空错乱”为手段，所“创造”的更加悲鄙的历史性谎言！
因为，单就抗战的事实而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伟大的卫国战争中，非但不抗战、假抗战、甚至是分裂中国、通敌卖国的历史真相，决定了1945年的大中华民国国民，不可能选择他！
因为，倘若中国人民选择了他，就等於是对大中华民国国民艰难抗战历史的彻底背叛；
因为，倘若中国人民选择了他，就等於选择了一个我们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可耻的卖国者；
因为，倘若中国人民选择了他，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就绝不会“迎蒋还都”、而只可能是“迎毛进京”了！
看一看当何应钦上将代表蒋介石元帅飞抵南京接受日本投降时，南京三十万市民是怎样热泪盈眶、欢声雷动的吧！
看一看1945年大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终於获得了胜利之时，我们的国民是怎样地欢呼他们的蒋委员长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英雄”的吧！
再看一看，当蒋介石委员长在重庆庆祝抗战胜利、特别是他还都南京、巡视武汉、飞临台北的时候，我们的大中华民国国民是怎样为他欢呼的吧！
就连毛泽东及其中共领袖们，当时都都不得不称“抗战胜利时，蒋介石的声望真是如日中天啊”！
胡锦涛的中共，之所以敢於继续撒下如此的弥天大谎，无非是因为，抗战胜利四年后，在那场已经被他们准备了整整八年的内战，终於被他们发动并打赢了。所以，中共今天才敢用制造“时空混乱”的手段、以一个曾经是“内战胜利者”的姿态，来撒下“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若大的历史性谎言。
胡锦涛的中共，之所以必须继续撒下如此的弥天大谎，尤其是因为，当前已经日暮途穷的中共，更需要靠继续撒谎来保住被他们曾经用谎言所骗取的“历史合法性”。因为，全世界的历史、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想象的是，一个在本民族生死存亡的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居然敢於不抗战、假抗战、甚至卖国通敌的党，怎麽可能拥有对这个民族进行统治的历史合法性呢？就不说这个党所实行的专制统治，又是彻头彻尾的“专制复辟统治”呢？是对孙文、辛亥革命和我们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大中华民国的彻底背叛呢？ 这才是中共今年一定要藉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来大行欺骗和大搞统战的根本原因。
至於为什麽共产党在战后发动的内战中能够打赢，那就是我另一个要讲的专题了。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还是想讲一句话，那就是，诚如大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曾对大明的降臣洪承畴所言：“大清的江山不是得自於大明，而是得自於闯贼！”换句话说就是，“共产党的江山不是得自於国民党，而是得自於日本帝国对我大中华民国的长期侵略和疯狂侵略！”
“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不是失败於共产党，而是失败於日本帝国对中华民族长达十四年的疯狂侵略！”
最后我再重申三句话，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只能是国民党，不可能是共产党。中国共産党没有建立一个所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綫”去领导中华民族走向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産党不是中国人民所选择的，今天的中国大陆十三亿人民不过是被一群劫匪, 劫持在一个硕大无比的飞机上罢了。
但我们的人民最终会觉醒，就像抗日战争的真相终於有大白的这一天一样，我们的人民终将能够在我们自己所追寻到的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建国道路上，重建我大中华民国。谢谢。
旅居海外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分别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三日和十四日在美国达拉斯和休斯顿发表了题为《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万岁！》的演讲。第一部分《谁是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以下转载第二部分《中共在卫国战争中做了什麽》。
闲人在此声明，该文章不代表本人观点，并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是，历史不是在一言堂写就的，此文仅做为研究历史的一家之言供有兴趣者参考，以便我们从多方面、多角度去透视历史真相。
历史可有铁券丹书？说有既有，说无亦无，历史在每个用逻辑思维的人的头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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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抗战中做了什麽》》
辛灏年
我刚才已经说了，国民党抗战是血写的事实；我还要说的是，共产党“抗战”是墨写的谎言。为了简洁明快地说清楚这个太大的历史是非，揭穿那个太大的历史谎言，我首先想问的是：国民党说抗战是十四年，共产党则一向说抗战只有八年。那麽，前六年共产党在干什麽？后八年共产党在怎麽干的？
前六年共产党在干什麽？
自1931年事变至1937年7.7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六年中，中国共产党一共干了这麽几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在后两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即根据史达林和共产国际的命令，起草并通过了“关於执行共产国际紧急任务案的紧急任务案”。公然声称：“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从而再次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而再次“武装保卫苏联”的方法，就是“红军要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乘国难而将“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推向了一个高潮，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红军的力量，从原来只占据五个县发展到了二十个县……。
第二件，就是918事变之后两个月，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命令之下，於1931年11月7日前苏联国庆日，在中国江西瑞金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仅意在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为日本制造第三个中国伪满洲国做出了榜样，而且颁布“宪法”，号召“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各个地区的人民都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第十四条）。为此，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刻於前苏联《真理报》攥文说：“当此日本占领满洲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了一个革命中国的存在！”
第三件，1932年1月28日，就在第一次著名的淞沪抗战开打、全国人心振奋之际，中共非但没有派一人一枪支援上海抗战，却大派他的地下党员混入正在上海积极抗日的十九路军军中，号召下级官兵造反，起来夺取军队权力，并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正在与日寇杀得血肉横飞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 （请大家参阅北京师?大学主编的“中国现代史””……。
第四件，1933年春，因蒋介石离开江西亲自指挥长城抗战，中共不仅再一次高呼“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武装叛乱和武装割据，从5万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从占据20座县城扩张到占据四十五座县城，将赣东至闵西的所有白点、即所谓“白区”全部“拔除”。也正是在这一期间内，中共在它已经占据的“苏维埃国土上”，对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大开杀戒，将整个“苏区――即前苏联在中国的革命占领区”，杀得愁云惨雾。其间，仅毛泽东一人所发动的“富田事变”，就杀了十万人。
第五件，1933年，中共又勾结曾在上海抗敌的十九路军陈铭枢部叛变南京国民政府，篡立所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甚至篡立“福建人民共和国”，以进一步分裂中国。
第六件，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红军――即“前苏联红军的中国支队”，虽然一边声称“反对第五次围剿失败，南下突围”，但却在同一时间内，“宣布长征，北上抗日”，从而制造了红军北上抗日的第一大人间谎言。但是，他们先向南逃跑至湘西，后再南逃至贵州东部，因先后想在湘西和贵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的破灭，只好再西上逃跑到川北的懋功，并在此与从大别上西逃五千里而来的红四方面军、从原湘鄂川黔根据地逃跑而来的红2、6军团会合。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俄界会议上，决定放弃川、陕、甘方针，策定经过甘肃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的方式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以便在不测之时，能够逃入前苏联。后因於无意中发现陕北还有一支刘志丹带领的共产党红军，於是，中共中央遂在1935年9月28日，於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留在陕北，会合刘志丹。1935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遂发表讲话称：要在陕北来领导全国的革命！请大家注意，不是“要在陕北领导全国的抗日”。
第七件：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部，因与毛的中央红军内讧分裂，其一部遂接受史达林的命令“西进”企图占据甘肃和新疆；一部则南下，企图另立“革命根据地”，实际上是为史达林吞并我国土的野心“作前驱”，结果，几乎被我国民革命军全部歼灭，只剩下数百人逃亡到了苏联。请注意，他们也是西进和南下，而不是北上或东进打日本。
第八件，就是已经逃至陕北并插脚在刘志丹地盘上的中央红军残馀，就在他们在一边在毛泽东的带领之下、以红军将领的名义，要求向国民政府投降的同时，又利用军阀残馀杨虎城和少不更事的张学良，特别是利用了杨的阴险和野心，张和东北军失土怀乡的情绪，策动了西安事变，以至於连史达林都误以为是日本间谍所为。并且要不是史达林的命令，蒋介石则险为为共产党借杨、张之手所杀。
朋友们，我还用再说下去吗？自事变到7.7事变的六年中，从我仅仅举出的这八件事来看，那一件可以称作是抗日之为？实际上又有那一件不是在乘国难以造反、甚至乘国难来加紧出卖祖国、分裂中国？日本侵占的是我国的东北，可中共自始至终逃跑的前方都是西南和西北，可谓“风马牛不能相及”。就不说他的那些“赤裸裸的革命言词而非抗日行为”了！特别是中共虽然将“逃跑”换成了“长征”，将“西上”说成了“北上”，将“革命”说成是“抗日”，但是，历史终究是历史，事实总归是事实。那被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年年岁岁都要大吹特吹的“北上长征抗日”，也终於有被戳穿而为人所不耻的这一天！
后八年共产党是怎麽干的？
现在我终於能够讲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全中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历史谎言”了！
一, 是要日蒋火并，不是要拥蒋抗日
7．7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当国民党军队的浴血抗战已经震动全国震憾世界、特别是山西国民革命军的抗战已经打得血肉横飞之际，已经归顺了国民政府和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并已经两次向蒋介石立下了“四项保证”的的毛泽东及其中共，还想继续拖延八路军不上前线，已经再也找不到理由了。於是，8月20日至25日，中共就在离延安五十公里的洛川县召开了一次会议，中共党史即称它为“洛川会议”。
在洛川会议上，中共名义上的总书记张闻天在开场白中就已经“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毛泽东立即支援张闻天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侥幸之理……他警告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伤害，将远过於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
苏联《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述道：“据他看（指毛泽东）战争有利於夺取政权，因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不遗馀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
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在他已经出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中，已经对此明确地证明说：毛要和日寇夹击国民党，还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115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120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129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因为毛泽东一再指示“八路军应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0
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怀电；九月十六日致林彪电；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电；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一天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了我军……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关战斗发起前，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中曾说：“……仍应适时把工作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这就是毛泽东制止八路军抗日的“五封电报”，也是中共党内、军内曾盛传八路军参加平型关战斗是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由来。至於中共在1937年8月对内发出的两个秘密指示，是如何命令它的地下力量变成地上力量，如何继续打正在抗日的国民党，以及怎样利用抗日这顶大帽子来发展和扩张的，我就不说了……
二, 是游击革命，不是游击抗日
大家都知道，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毛泽东及其中共，曾将“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吹嘘成了他们领导全中国人民走向抗战胜利的“法宝”。但是，毛泽东制定的中共抗日游击战，只是毛泽东及其中共在中国人民艰难万分的反侵略战争中，乘机为共产党夺地扩张的一个“法宝”，而绝不是中国人民赖以战胜日本侵略的一个“法宝”。因为毛泽东就在他的“毛选第三卷”中坦率地承认说：“抗日战争的命运取决於运动战……”；毛还更承认说，共产党在全面抗战之前为前苏联所命令和指挥的“武装暴动打的就是运动战”；他甚至说，“将来要打倒蒋介石夺取政权，还是要打运动战”；但是，他却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只能打游击战”。直至强调说：“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须。”
这到底是为什麽？就是因为毛泽东在1938年11月6日所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打游击战有“十八条好处”。其中第二条：“扩大了我军根据地”- 就是扩张了共产党的地盘。第四条：“相持阶段……有利於正面整军”- 就是有利於训练将来打内战是能打运动战的正规军。第六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 就是在抗日的旗号下能够最迅速、最有效地发展共产党革命造反军队，为打江山做准备。第七条：“能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 就是为发展共产党和建立、扩张共产党的农村独裁政权大大有利。第八条：“能最普遍地发动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 就是将敌后日寇管不到的广大地方全部统治在共产党之下，以便於发动打倒蒋介石的革命运动。第九条：“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就是在实际上建立中共敌后独裁分裂政权，借国难而进一步分裂中国，将从前公开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隐形的、却得到了更大发展的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第十七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领导干部”- 请注意，是领导革命而非领导抗日的中共干部。第十八条：“最便利於解决给养问题”- 就是用抗日的名义来取之於民，用之於共产党扩张、夺权打天下……。显然，毛泽东所说的这许多“好处”，对於不打日本、却要借抗日而进行革命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来说，实在是好得“不同凡响”，但也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伎俩暴露得一乾二净。
等到中共藉抗日而招兵买马而终於发展壮大，胆子也大了起来时，毛泽东终於敢讲出他只准中共军队打所谓游击战的底牌了。1939年，他首先说在《共产党员》发刊词上将中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然后他才对中共武装斗争和“中共游击战争”的性质及关系，作出了这样的分析：“游击战争是什麽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这个敌人可不是日寇而是国民党！），创造自己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毛泽东甚至更明白的说道：“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请注意，1939年，毛泽东就已经对他的“抗日”游击战对於夺取共产党革命胜利、而不是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的特别性质和特殊功能，作了上述赤裸裸的说明。大家总该明白毛泽东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个什麽东西了吧！而中共抗日游击战的精华战略 - “农村包围城市”，可是中共曾大吹特吹的，然而，遍布敌后、“包围”了一座座城市的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却为什麽在抗战中，连任何一座城市、哪怕是一座小小的县城都没有解放过呢？却非要等到日寇投降之后才发动内战来“解放”呢？
三, 是专打国军，不是打击日军
如果说，在全面抗战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及其中共还不敢过份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地不抗日、假抗日，八路军甚至还局部地参加了抗日、毛泽东甚至还写下亲笔信歌颂蒋委员长说“先生领导全民族抗战，凡我国人无不景仰”……，对外做足了团结抗战的宣传。但是，到了1939年，当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已经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特别是毛泽东及其中共已经发展到了五十万人马时，毛泽东要不抗日和假抗日的阴谋，便开始迅速地暴露出来了。中共军队终於敢於专打国军、而对日军却是“游而不击”了！
对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
然而，毛泽东则反而借此机会，以“反对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将共产党一心要乘机扩张的心机暴露无遗。从来没有上过前线的毛泽东，就在他延安的窑洞里，制造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称“国民党顽固派就是今天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虽然他们今天还在抗日，但是将来他们一定会投降”。毛因此而进一步制造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革命理论”。第一就是毛泽东强调要在各方面对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就是毛泽东强调要以军事进攻及军事发展来压迫和打击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第三则是毛泽东强调要同时以阴阳两谋的惯技对外“高喊团结抗战”，以继续欺骗舆论。
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写出的指示信中说：“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围……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东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徵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工农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武装至十万人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
在同一封指示信里，毛泽东还指示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允许的?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毛泽东的指示信证实了《延安日记》的作者所揭露的历史真相：“……中共军队只能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实际上必须服从延安指挥。南京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以保持独立的党，独立的军队，独立的指挥系统，并且主要是扩张地盘。”
大家都知道所谓“皖南事变”，知道周恩来曾矫情地写下过“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悲愤之词”，共产党更将“皖南事变”是国民党不打外战专打内战的阴谋，宣传得全世界、全人类都知道。然而，皖南事变就是在我刚才讲的、毛泽东对东南局的指示信背景之下，因新四军绝不服从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一向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甚至是专打我台儿庄大战的抗日主力韩德勤部，才终於造成的悲剧。诚如当时的《大公报》所报导的那样，“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臯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於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於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画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於，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特别是毛泽东对东南局的指示。所以，《大公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
然而，共产党从1920年八月苏共为他创建的那一天起，他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分裂我们的大中华民国，从来没有停止过要颠覆我们的大中华民国。全面抗战开始前，它利用国难来分裂中国，颠覆民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它就乾脆乘国难来分裂中国和颠覆民国了！这正是它准备夺权打天下的机会所在，它如何能够放弃呢！
四, 是罂粟花香，不是麦棉花香
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颂中共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 - 名叫南泥湾，唱的是 “花篮里花儿香……”，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唱遍了我们的中国大陆。然而，几代中国人却根本不知道，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的香味，就是鸦片花香！因为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大生产运动”和中共吹了六年的、为抗日而开展的八路军大生产运动，不是种粮食，而是种鸦片！这对我们大陆的几代中国人来说，乍一听到，简直有石破天惊之感。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在今天中国大陆民间的历史反思成就中，这就是它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毛泽东所写下的那一篇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里面所表扬的那位“张思德”，就是“熬鸦片”的，而不是烧碳的！
对此，《延安日记》对它予以了彻底的揭露。彼得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120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於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 ? 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著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120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援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还愤怒地说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著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这就是中共大生产运动的真正内容，就是那一曲“花篮里花儿香”的创作源泉，更是一曲“靠种鸦片发财、卖鸦片祸民，和“赚鸦片钱来专打国民党、却绝不是去打日寇”的“中共抗日绝唱”！
五, 是通敌卖国，不是抗日救国
中共在“”至“7.7”的6年当中，曾铁定的卖国、裂国事实，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然而，就是在后来大中华民国的八年全面卫国战争中，中共除掉和占领了我们国土的日本军队“通商”、“互通有无”和通过日本占领者向敌占区的中国人出售鸦片、毒害自己同胞之外，我还想告诉大家的是，今年已经在北京再版的《延安日记》一书，揭露了比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直接通敌卖国。该书作者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著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麽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於南京的冈村甯次大将总部的，什麽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於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其实，1984年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早已披露了中共当年卖国通敌的事实。该书揭露：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居然能够直进直入南京岗村宁次司令部，并受到礼遇。事因则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於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至1945年6月，冈村甯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资讯……新四军接报，因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报请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立即密电答复说，“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於是，六月初，日军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迅速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苏北的八个县城给新四军，新四军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同时还协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而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
六, 是继续制造两个中国，不是建立抗日根据地
中共自1927年始直至1937年前，前苏联交给他的武装叛国任务，就是“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即使是1936年已经失败逃往到了陕北，喘息刚定，中共居然还召开了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把前苏联在中国制造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坚守下去。1937年后，当中共就象张国焘所讲的，终於“在抗日的这一顶大帽子下”获得了存在之后，毛泽东为他的中共所决策的“抗日”路线，却是针对著正在抗日的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的“武装斗争、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归顺了国民政府的中共不能再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旗号继续撑持下去，但是，在实际上和在实质上，毛泽东及其中共，还是要在抗日的旗号之下，将他们为分裂中国而篡立的苏维埃国，不仅要继续保存下去，而且要发展和扩张开来，以为在战后发动内战推翻中华民国作准备。这才是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及其中共所有阴谋的假抗日谋略、不抗日行径、甚至是种鸦片和卖国通敌的种种罪行，之所以“一发而不可以收”的根本原因。
而也正是在这一总方针之下，毛泽东和他的中共终於如愿以偿了。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终於高兴地说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请注意，连费正清都指责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的所谓抗日民主政权，就是中共的独裁政权；
几乎是在同时，毛泽东也已经公然地说道：“目前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政权，并已经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毛泽东终於公开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敌后政权，就是与中华民国政府相分裂的政权。他说：“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
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在总结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和成就时，竟说了如下的大实话：“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党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再发展和再创造。土地革命战争保存下来的革命理论，通过它才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壮大”，“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党在十年内战时的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坚实的基础……”中共是利用抗日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根本就不是抗日根据地的底牌，终於被他们自己的党史学家们彻底地揭开了！
但也正因为如此，当年的《大公报》记者才会更加悲哀地评论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著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是的，在抗战的首都重庆，挂的是国父孙文的画像，飘扬的是青天百日满地红的国旗，唱的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然而，在延安这个不抗战、假抗战的共产党首都，挂的却是中共党父马克思、列宁的画像，飘扬的是苏联共产党镰刀斧头满地红的党旗，唱的更是“没有祖国、也不要祖国”的所谓“国际歌”……
七, 是革命夺权的持久战，不是抗日救国的持久战
凡在中国大陆长大的这几代人，可谓无人不晓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而我们从小就被共产党教导说，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才指导导中国人民打赢了那一场伟大的抗日战争。然而，稍稍知道一点中共党史的人都会知道，当蒋介石和他的最高统帅部运用“持久战”的大战略，早已破灭了日本“三月亡华”的迷梦，就要完全按计划胜利完成第一期抗战的历史使命时，1938年5月，在武汉主持《新华日报》的王明、博古等中共领袖，却坚决不刊载毛泽东刚刚在延安所写的“论持久战”讲话稿，原因就是他们一致认为毛泽东在用“持久战”的烟雾，来掩盖他不抗日、却要藉抗日的旗号来“准备内战”的可耻目的。我们还是用中共党史学家们的话来“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吧！中共党史专家们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就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之下，发动人民起来革命夺权政权的伟大革命战略……”
然而，毛泽东及其中共虽然没有为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贡献他们的持久战，却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自己未来夺权打天下的农民战争，坚持了八年的“持久战”。
他们坚持了六年大种鸦片，并决心要用卖鸦片换来的钱买武器去打抗日的国民党；他们“坚持只到敌人的后方去”，却坚决不到敌人“正在进攻我们的前方去”作战，就是为了抢地盘、闹革命，建立他们的红色政权；他们还派出了大量人马到所谓国统区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他们还坚持了整整四年半的“整风内斗”，不仅将共产党内真正要抗日的派别和爱国者斗得七窍生烟、死去活来，而且为毛泽东斗出了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独裁地位，使得毛泽东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残暴领袖……正是由於他们坚持不抗战、假抗战，所以，日寇非但不会打延安，更不会象炸武汉、炸重庆那样，专门找著坚决抗日的蒋介石去炸；毛泽东却因此才有可能在他安宁的窑洞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不是“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建设了一整套的“光辉思想”；而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领袖们也才可能在他们的红都延安“笙歌燕舞”；在蓝色多瑙河的美丽旋律里面，搂著从上海投奔而来的女明星们尽情地欢乐歌唱……这，才是毛泽东的持久战，中共的持久战，是与我们大中华民国的持久卫国战争毫不相干的“持久战”……
也许有人会问我，难道中共真的是一点也没有抗日吗？我告诉你，中共曾害羞地说过自己“是一分抗日、二分宣传、七分发展”。然而，我要告诉你的却是：不对！是一分抗日、十二分宣传，一百分发展！因为，他们只是在国民党军队已经消灭了平型关的日寇主力22000人时，林彪才因羞愧而怀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绪，命令袭击了日寇的一支补给部队，缴获了15000件军大衣！1986年，我们大陆的历史学者就已经把它研究得一清二楚的了！
而“彭大将军”，也只因为一个军人的荣誉心，实在已经使他对本党的不抗战和假抗战再难忍受下去之时，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不断地派出小股八陆军，炸碉堡、扒铁路、袭击小股的日军、主要是伪军而已。虽然这一“百排小战”却被中共吹成了战绩辉煌的“百团大战”，并且只有胜利，没有伤亡，但彭大将军当年就为此做够了检讨，检讨自己不听中央不给打日寇的命令，检讨自己不小心暴露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实力……。彭德怀后来在文革中终究还是为此丧了性命。就因为他在抗战时期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给他抗日，他却非要抗战！
是的，在中国共产党内，当年确实有些爱国者曾参加过局部的小型的战斗，但是，由於毛泽东明确地制止八路军、新四军打日寇；明确地指示“只有在遭遇日寇、并且是不得不打时才可以打，而且主要是打伪军，打后就宣传别党不抗日，共产党才是抗日的……”（―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对南方游击区的秘密指示）。所以，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才是在逃跑时遭遇日寇空袭被炸弹炸伤，然后死在医院里；八路军的另一位将军关响应，就更是病死在延安的医院里了。他们哪是象国民党的206位将军，是活生生地为国家、为民族而壮烈战死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战场上的呢？
然而，毛泽东及其中共虽只有一分抗战，却不是二分宣传、七分发展；而是一分抗战，十二分宣传，一百分发展！因为，战争只有创伤，哪能创强？但是，毛泽东却恰恰是因为不抗战、假抗战、甚至是卖国通敌，才创了强了！因为，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六年底，当毛泽东率领红军将领致蒋介石书，表示愿意归顺，请求不要再攻打红军时，中共红军仅存不足二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开始后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因靠抗日招兵卖马和向国民党索要军费，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三万五千平方公里，挟人口一百五十万。至一九四三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十六个根据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权，八个有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既已达一百二十万人，其军队也已达一百二十万之数，所挟人口已达一亿以上。与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馀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要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之中，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就是历史。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是阳谋后爲阴谋
各位华侨、各位留学生：究竟谁才是大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我想各位自然已经有了结论。但是，由於中共直至今天还在欺骗说 - 他之所以成为“中流砥柱”的原因，则是他首先号召并建立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领导全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全面胜利！什麽叫做弥天大谎？这就叫弥天大谎！因为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本就不是中共号召建立的。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苏共建立和命令的！
大家都知道，自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史达林就一直命令中共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 - 分裂中国，颠覆大中华民国。但是，到了1934年夏天，当史达林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来自东西方法西斯的威胁时，为命令各国共产党“继续保卫苏联”，他终於开始改变专门命令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颠覆本国政府的共产革命路线，转而要求各国共产党要和本国政府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战争。
1934年5月23日，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首先发表了“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一文，中共史家们就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转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信号”。1934年6月14日，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意斯基向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建议说：“各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统一战线。” - 共产国际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阴谋性开始显露出来了。1935年7月1日，季米特诺夫在给“七大”筹委会的信中，已经具体地提出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具体阴谋策略手段是：“不要对统一战线采取包办的态度，而是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
於是，1935年7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皮克就在“七大”报告中明确地对中国共产党指示说：“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要把苏维埃扩张到全中国去！” 季米特诺夫则同时指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又不能放弃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地位。”就不仅在实际上成为毛泽东及其中共在后来所忠实执行的根本方针及根本手段，还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后来既要说服他的党人搞“抗统”、又要命令他们的党人必须争夺所谓“抗统”领导权、实际上就是利用“抗统”来夺权扩张，奠定了张本。
於是，1935年8月，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起草、由史达林亲署“同意”的中共“八一宣言”终於出笼了。然而，由於史达林和共产国际为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深藏阴谋，所以，这个“”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在公开号召抗日和建立“抗统”的同时，居然声称：“要冲破日寇蒋贼的压迫……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政府”，就是说，他们仍然要藉抗日来颠覆我大中华民国！直到1936年，当东西方法西斯对苏联的威胁已经日渐其深，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公开吹嘘的，中共已经在中国占领了1495个县城、已经拥有一百多万的正轨军，并且已经胜利地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六次围剿”……已经被证明是通天大谎之时，史达林才猛然清醒过来，转而命令中共要联蒋抗日和拥蒋抗日，以继续“武装保卫苏联”。由史达林和共产国际为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於从阴谋转向了阳谋，史达林开始要中共真抗战而不是假抗日了！
然而，诚如我前面所讲，正因为中共从来就是假抗日，所以，它从史达林那里接过来的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从来就是阴谋，也就是说，从来就没有变成阳谋。
这是因为：第一、王明在莫斯科发表“八一宣言”时，毛泽东及其中共正在遭遇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之中，并与苏共失去了电讯联络，其后在逃亡的路上，中共一直都不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等到1935年11月，毛泽东逃到甘肃和陕北时，林育英才把1934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通过的统一战线阴谋，带给刚逃到了瓦窑堡的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才会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边立即接过了抗日――这个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的“救命圈”，开始一边大叫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共同抗日”；一边却号召说：“号召千百万民众，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於是，毛泽东也就顺理成章地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化为“反蒋抗日”。并立即一方面开始联合著名的残馀军阀，以在抗日的名义之下共同反蒋，继续颠覆；一方面则立即派刘少奇潜望华北，藉发动“抗日救国运动”来“抗日救共”。而共产国际领袖曾指示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所有阴谋指示，则全部为刘少奇所“活学活用”了。
但是，当毛泽东及其中共已经落定在陕北之后，当史达林要求中共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阳谋、也就是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真抗战、而不是假抗战时、毛泽东则从理论到实践，自始至终地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并发展成了他“不抗战、假抗战”之彻头彻尾的阴谋。请大家看一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就立即能够明白，毛泽东是怎样对内和对外把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又是怎样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成了他对外欺骗、对内制约自己党人的“法宝的”。
简略地说就是：毛泽东首先在理论上一再地警告他的党人，执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一条就是要“独立自主”。也就是说，他的中共绝不能因为要执行“抗统”来听蒋介石国民党的指挥。他的理由是，听了国民党的指挥，就是听从了资产阶级的指挥、就是丧失了无产阶级在“抗统”中的领导权。其次，则是中共在抗统中必须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用张国焘揭露毛的话来说，就是“不联合、只斗争”――毛泽东制造的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理论，中共在抗战中“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的事实，都是突出的例子。再就是用“民族斗争说道底就是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理论，来警告和要求他的党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阶级斗争，只不过它的表现形式是民族斗争罢了！而正因为“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就是说我要它大，它就大；我要他小，它就小；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真正成为中共领导“革命武装斗争、革命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革命根据地”的“三大法宝”之一……至於毛泽东及其中共是怎样在中国人民艰苦的卫国战争中，运用这个“法宝”来帮助他“革命打天下”、而不是“抗日救中国”的目的，我想，毛泽东已经在他的第三卷“雄文”里，讲得清清楚楚的了！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民选择的
今年，不抗日、假抗战的中共，曾为纪念抗战胜利、实际是要用纪念抗战来继续进行欺骗和统战，在党内发出过一个“通知”。这个通知，除掉老调重弹是他领导了抗战、并且只有他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以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说正是因为它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所以，“中国人民才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中国人民仍然必须置身在中国共产党专制统治之下，是活该的，更是自找的，因为是你自己选择我的嘛！由此看来，胡锦涛的中国共产党，在制造谎言的胆量和技巧上，确实已经发展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直至江泽民的中国共产党了！然而，这却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谎言！是一个以制造“时空错乱”为手段，所“创造”的更加悲鄙的历史性谎言！
因为，单就抗战的事实而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伟大的卫国战争中，非但不抗战、假抗战、甚至是分裂中国、通敌卖国的历史真相，决定了1945年的大中华民国国民，不可能选择他！
因为，倘若中国人民选择了他，就等於是对大中华民国国民艰难抗战历史的彻底背叛；
因为，倘若中国人民选择了他，就等於选择了一个我们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可耻的卖国者；
因为，倘若中国人民选择了他，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就绝不会“迎蒋还都”、而只可能是“迎毛进京”了！
看一看当何应钦上将代表蒋介石元帅飞抵南京接受日本投降时，南京三十万市民是怎样热泪盈眶、欢声雷动的吧！
看一看1945年大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终於获得了胜利之时，我们的国民是怎样地欢呼他们的蒋委员长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英雄”的吧！
再看一看，当蒋介石委员长在重庆庆祝抗战胜利、特别是他还都南京、巡视武汉、飞临台北的时候，我们的大中华民国国民是怎样为他欢呼的吧！
就连毛泽东及其中共领袖们，当时都都不得不称“抗战胜利时，蒋介石的声望真是如日中天啊”！
胡锦涛的中共，之所以敢於继续撒下如此的弥天大谎，无非是因为，抗战胜利四年后，在那场已经被他们准备了整整八年的内战，终於被他们发动并打赢了。所以，中共今天才敢用制造“时空混乱”的手段、以一个曾经是“内战胜利者”的姿态，来撒下“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若大的历史性谎言。
胡锦涛的中共，之所以必须继续撒下如此的弥天大谎，尤其是因为，当前已经日暮途穷的中共，更需要靠继续撒谎来保住被他们曾经用谎言所骗取的“历史合法性”。因为，全世界的历史、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想象的是，一个在本民族生死存亡的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居然敢於不抗战、假抗战、甚至卖国通敌的党，怎麽可能拥有对这个民族进行统治的历史合法性呢？就不说这个党所实行的专制统治，又是彻头彻尾的“专制复辟统治”呢？是对孙文、辛亥革命和我们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大中华民国的彻底背叛呢？ 这才是中共今年一定要藉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来大行欺骗和大搞统战的根本原因。
至於为什麽共产党在战后发动的内战中能够打赢，那就是我另一个要讲的专题了。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还是想讲一句话，那就是，诚如大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曾对大明的降臣洪承畴所言：“大清的江山不是得自於大明，而是得自於闯贼！”换句话说就是，“共产党的江山不是得自於国民党，而是得自於日本帝国对我大中华民国的长期侵略和疯狂侵略！”
“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不是失败於共产党，而是失败於日本帝国对中华民族长达十四年的疯狂侵略！”
最后我再重申三句话，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只能是国民党，不可能是共产党。中国共産党没有建立一个所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綫”去领导中华民族走向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産党不是中国人民所选择的，今天的中国大陆十三亿人民不过是被一群劫匪, 劫持在一个硕大无比的飞机上罢了。
但我们的人民最终会觉醒，就像抗日战争的真相终於有大白的这一天一样，我们的人民终将能够在我们自己所追寻到的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建国道路上，重建我大中华民国。谢谢。
《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一个幽灵，共産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早在一九零三年这个幽灵就随著它的读物被介绍到了中国。一九一九年苏俄十月革命后，这个幽灵又以共产党的面目被引入中国。
《中国共产党党章》开篇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长期被一些组织奉为“科学”和“真理”。我明知道，做为一门科学，其存在的真理部分必将在反复实践中被论证，从而形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规律；如果各种条件下的实践结果与其理论产生越来越多的相悖、与其要达到的目标渐行渐远，那么，我们可以说，它不是科学，只是一个“课题”，而且是一个主观与实际不相符的立论，甚至是一门伪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究竟如何？它的组成部分里有哪些含有科学的成分，哪些不符合科学的要义？它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引导人们奔向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这个理想能否实现？几代人孜孜不倦的探寻、研究，甚至不惜以生命和社会的代价。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逐渐清晰的历史面目和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的现实是辨别一切社会科学真伪最有力的证据，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逐渐被社会实践所揭示。
中国共产党既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就应该允许人们对它进行论证，真理是在争辩中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因为对一门科学发生质疑或批驳而获罪的话，那么这个“科学”大多是伪科学，降罪者无疑就是伪科学的卫道士，一如布鲁诺和烧死他的教会。
以下转载旅外学者辛@灏@年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在此声明，“辛文”做为研讨一门科学的论文，不代表本人观点，仅供有兴趣者参考。为博文生存起见，本人对其中一些敏感词句在不影响原义的情况下做了“脱敏”处理。
《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
辛灏年
我们只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 这是毛主席说的话。可是我今天想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麽东西．我今天要斗胆在社会主义最早出现的英国的土地上, 谈一谈一个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麽东西． 大家不要以爲我受过。。。的害, 我们遭遇过。。。的苦,所以我今天就要带著一个逆反的心理, 非要来批马克思主义不可。说心里话, 在中国大陆像我这样对马列没有好感, 对。。。没有好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想批判马列, 曾经批判马列, 和为批判马列送上了无数条性命的也太多了。当我们在摸索和探索的过程当中, 在思想灵魂上摆不开马列的侵扰和纠缠的时候, 我们都曾经想认识过它。可是我们在这个“遍为马列”的环境里，有的时候是很难认识清楚它的。经过这麽多年中国大陆人民的反思, 经过这麽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 我们终於对马列有了如下几个基本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发展
第一, 我个人认爲, 马列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发展。首先是因为马列和它的子孙们说: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了空想的社会主义,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原理的, 所以我讲的第一点就是, 马列是从空想社会主义到暴力共产主义。
那麽，什麽是马克思嘴巴里的空想社会主义呢． 实际上是和平的社会主义。是因爲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曾提出过两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第一条是希望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第二条则希望劳动者和资本家联手, 以建设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可是马克思非要说它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因而要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式, 阶级斗争的方式, 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推翻所谓资产阶级共和国, 推翻资产阶级革命, 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 并且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够叫作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这一百五十多年, 世界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的证明了一条道理, 就是深受了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原理之毒害的我们几代的东方人, 今天都知道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个社会主义是暴力的共产主义, 不是和平的社会主义,更不是资本家和劳动者在“联手建立一个所谓的理想社会”。所以从这个观念上来说, 从共产主义的标准上来说, 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发展, 它把一个和平的社会主义, 变成了一个暴力的共产主义。
第二, 我要说的是我自己的一点理解, 就是马克思主义既然想要拿出个主义来, 就得有一套理论, 得有它的理论基础。我以为，它是把黑格尔的帽子里的东西, 装到了费尔巴哈的靴子里面去了。我不是个哲学家, 这只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素的理解。
我认识到一个问题, 黑格尔讲的是绝对理念。他说, 人间的历史，就是他的绝对理念在人间的辩证运动。也就是说, 人类世界的所有一切的发展变化都是黑格尔在他绝对理念里里面规定好了的。我称它为黑格尔的帽子, 因爲它是天上的 。但费尔巴哈却批判说, “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就是上帝的同义语”。他指责黑格是唯心主义, 而他认为：上帝是人类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影子制造出来的；他相信物质第一,精神第二；他相信现实的人的生活才是真实的, 黑格尔讲的不是真实的。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马克思干的是什麽． 马克思要搞的是一场人间的革命啊！人间的革命是不能讲天上的道理的, 人间的革命必须把天上的道理变成地上的道理。这样一来，他就要学著黑格尔，硬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说成是拥有“五大阶段的历史规律”。於是，黑格尔说, 历史是绝对理念在人间的辩证运动；马克思则说, 人类历史发展有五大阶段, 是按照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排下来的，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所以我才说它不得不赞成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 “接过了费尔巴哈踩在地上的靴子”, 却把黑格尔戴在头上的那个绝对理念帽子里面的东西，拿过来硬塞进费尔巴哈的靴子里面了。这表面上看它是唯物主义的,实际上, 它是费尔巴哈哲学的黑格尔化即唯心化。
第三, 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所说的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 就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黑格尔认为，一个事物有它发展的过程, 即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由渐变到突变的过程, 由形式和内容的改变到性质和本质的改变的过程。它把这个变化的过程看作是辩证统一的过程，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条件，才能够促成这样的转化。马克思承认了这个转变的基本道理，却强调转化的一切过程都源於斗争、也就是绝对的对抗。而且不论是在变化的过程之中, 还是在相对静止的状况之下, 它都必须由对抗和斗争来解决问题。他把黑格尔的辩证统一的所谓合理内核, 变成了他自己的“绝对斗争和对抗”的理论基础。
大家要知道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一旦把辩证统一的转化过程，全然地变成了对立和对抗, 甚至是绝对的对立和对抗，这就构成了阶级斗争的思想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即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理论。於是，在革命成功之前要用暴力,要用斗争, 在革命成功以后, 还是要用暴力, 来实现专政。也就是既用革命来夺取政权；又要用革命来维护政权。大家看一看世界上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 那些已经灭亡的, 还没有灭亡的,哪一个不是这个样的．别忘了, 它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 是马克思把黑格尔有关事物辩证统一的转化过程之理论,变成了只有在绝对斗争和对抗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一转化的错误理论发展。
至於第四点, 我想不多讲了, 因爲大家都知道, 就是错误的剩馀价值理论和绝对的分配要求。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在早期就提出过所谓的劳动价值论；所谓劳动者制造出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的价值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所拥有的全部价值, 其他价值都不算。马克思就是在这个本来就不正确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把商品生産和商品交换的“物与物的关系”,变成了所谓阶级社会里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与人的关系”。直到用政治斗争的概念来取代经济发展的规律, 结果是什麽． 结果就是政治?驾在经济之上, 政治必须是挂帅在经济之上，政治操控了整个经济和经济的发展。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都搞得一塌糊涂, 什麽道理． 就是它以“人与人代替物与物”, 以“政治代替经济”。我想这一点, 大家都知道了。今天的年轻人比我理解得深刻得多。
我们想一想, 从以上四个方面而言,你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发展．也许原来在欧洲产生了这个社会主义思想、这个辩证法的思想、这个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个所谓的劳动价值论的时候, 它也许可能达到一个比较正常的顺利的发展, 可在马克思的思想领域里面, 他却把它们不论是对的, 还是错的, 都引导向了一个非常的或绝对的错误的地步。 不要小视理论呦, 没有这个理论, 就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就没有暴力革命这样一个思想的链条的出现。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倒退的历史要求
第二点, 我想讲的是,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倒退的历史要求”。错误的思想发展, 一定是和历史发展本身背道而驰的。大家想一想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个什麽状况．我们在初中读物理的时候, 大家都学过“参照物”这样一个概念。看一个物体是不是处於运动状态，我们一定要找一个东西去参照它。比如火车和站台的关系,因为站台往后去了,我才知道火车在往前走。
那我今天也给马克思主义找一个参照物, 就是要认识到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个什麽样的状况． 什麽样的发展？在向哪里发展？显而易见的是：政治上，正在废弃专制走向共和。应该说，今天全世界的民主主义的制度都是从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来的；都是从十七到十九世纪欧洲在政治上的民主进步、即推翻专制走向共和的艰难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可是，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所提出来的《共产党宣言》，它说的是什麽呢． 它说要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当时整个欧洲,特别是西欧正在摆脱专政走向“民主”, 马克思忽然亮出旗子来：说我要搞无产阶级的“专政”。1926年, 我们的先贤梁启超先生说过一句话: 什麽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 凡是专政都不是好东西，也都不是新东西。所以，它才是一种倒退。
在座的朋友都比我年轻了, 我们在一九六零年饿得很痛苦的时候,看到生産大队的大队长手里拿著一个瓢子――他愿意在谁的碗里多舀半瓢粥, 谁就多吃半瓢粥。他说这个人思想表现不好,今天就不给他吃, 他那一瓢粥就倒到别人碗里或者他自己碗里去了。我请问这个无产阶级它掌握了这麽大的一个权力, 这个权力可以给你吃, 不给你吃；给你喝, 不给你喝；给你学习,不给你学习；给你上大学,不给你上大学；这个无产阶级还叫无产的阶级吗． 它可是拥有了全社会的财富和政治权力呀。所以无产阶级一旦专政起来比哪个阶级都厉害。
所以我才会说, 十九世纪整个欧洲、特别是西欧，都在向著民主的方向发展，但马克思却要提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那他到底是在顺著欧洲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走呢． 还是试图在欧洲进步历史发展的道路上实现倒退呢？ 它当然是倒退的嘛! 这是在政治上。
在经济上, 自从英国共和革命成功 - 一六零八年光荣革命之后, 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 整个社会化大生産在全世界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在这个状况下，整个欧洲的经济正在试图冲破封建专制权力的束缚, 冲破封建行会的束缚, 冲破权力对於经济的控制，在明确要求保护私有制的前提之下，走向自由的经济发展。即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
然而，就在整个欧洲都在经济上朝著自由的市场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 马克思忽然来了一个要“消灭私有制”, 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我想请问大家，十九世纪的马克思所提出的消灭私有制,和提倡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到底是顺著欧洲经济发展的方向向前走的． 还是逆著欧洲经济发展的方向倒退的呢． 当然是倒退嘛！相较今天中国共産党搞的改革, 虽然它搞的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但它也在说自己搞的是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就从反面说明，马克思在经济上追求的正是倒退嘛！
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 在欧洲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 叫人性解放, 叫个性解放。我们今天普世的人权价值从哪里来的． 那是与欧洲人民的艰难奋斗分不开的，是与爲人权, 为个性的解放的奋斗分不开的。可是马克思说什麽． 十九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强调的是阶级性，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以所谓集体主义和阶级性来压迫个性的解放, 来摧残人性的觉醒，实际上就是在强调封建性，因为只有封建才特别地强调等级，也就是强调阶级。大家看, 它是进的还是退的． 是顺著欧洲发展的方向走的． 还是逆著欧洲发展的方向倒退的？
十九世纪前后的欧洲由於文艺复兴的关系, 在文化上、思想上产生了多元化, 各种流派的艺术, 各种风格的文学都表现出著作家、艺术家们丰富的创作才能、创作风格和创作个性。可是，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一整套革命理论, 要求的竟然是一元化，因而在文学艺术上则要求坚持所谓“无产阶级的美学原则”。列宁更发展了它, 它把无产阶级的美学原则解释成爲“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毛泽东更加发展了它, 指示“无产阶级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中国从来就没有希腊式的传声筒, 中国几千年来，绝大多数文人既不为统治阶级唱颂歌, 也不会为某个阶级利益服务。可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提出来的这个文学艺术即思想文化活动上的单元化,跟欧洲十九世纪正在进步的文化多元化相比, 到底是向前走的． 还是向后退的呢．当然是倒退的嘛！
我想你们可能没有我感受更深吧, 我因爲在文坛待过, 那种强迫你只准写这个,不准写那个；反右不能写, 文革不能写；饿死人不能写, 打死人更不能写的日子不好过啊！。能写的是什麽呢． 能写的一定是要对它有所歌颂的, 有所肯定的才行。
所以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 我说马克思主义, 它是一个倒退的历史要求。它在政治、经济、 思想、 文化、人性和个性的解放等等方面所提出的东西，都是和欧洲的总体的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邪恶的政治链条
错误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倒退的历史要求, 倒退的历史要求也就必然要产生一个邪恶的政治链条。爲什麽说是邪恶的呢．暴力革命, 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这三者链接在一起，就真的是太邪了，也太恶了！说实话, 暴力革命不是马克思发明的,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到今天爲止，暴力都存在,甚至於曾经有过甚嚣尘上的时代。不论东方和欧洲，杀人以固权, 杀人以夺权都是一样的,不分彼此。因此单单说马克思主义是暴力革命,那是说不倒马克思主义的。而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也是从英国产生的, 也不是马克思最早的发明的。
但是，可怕的是在於, 马克思用近代科学的一些所谓的知识, 将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加在一起, 让它成爲了一个链条, 一个政治链条。大家想想看, 它的结果是什麽． 结果就是，革命前爲了夺取政权而要采用暴力革命, 而暴力革命的政治来由就是要搞阶级斗争；革命后爲了维护政权还要划分阶级，然后再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来进行暴力镇压，即一部人永远要镇压另一部分人。
我羡慕你们啊, 你们真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幸运的一代青年人啊。我高中毕业明知自己是考不取大学, 我天天晚上还在那用功啊 - 那不过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罢了。爲什麽呢． 因爲我成份不好, 成份不好是上不了大学,更别説留学了。其实，稍有年纪的朋友都会记得, 这个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怕链条是怎样的将人心掌控在鉄链之下, 锁链之下，掌控在那巨大的专制的机器之下的。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新兴的专制势力
一个邪恶的政治链条必然产生一个东西, 那就是在整个世界, 特别是欧洲和后来的东方许多民族和国家在正要或走向民主共和的历程中, 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复辟势力, 也就是一个新兴的专制复辟势力。爲什麽说它是新兴的．因爲它打著革命的名义,打著共产主义的名义, 描绘著共产主义的美好的前景和理想, 吸引了那些涉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
然后, 它进行了一场把世界上一些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国一九一一年共和革命所创造的共和成果彻底推翻的“革命式复辟”。使我们中国人民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丧失了一九一一年就已经得到的思想、文化、信仰、结社等等方面的自由。直到五十年之后, 当中国出现了一个炼功的团体的时候, 竟然连炼功强身的自由都没有。有人问我辛灏年你是一个专家学者爲什麽要支援。。。． 我回答得很简单, 因爲“我们同命运”, 他没有信仰的自由,我没有思想的自由；他没有炼功的自由，我没有写作的自由；我们同病相怜，生活在同一个专制统治的铁板之下。大家想一想看，它是个什麽势力呢．如果在共和没有诞生之前, 它就是一个专制势力；在共和已经诞生之后, 却由它推翻了共和重建了专制, 那它就是复辟势力, 就是专制复辟势力嘛。
我爲什麽在写作《谁是新中国》这本书的时候, 对“革命与复辟”这五个字, 想了足足有五年。在中国, 共产党年复一年地教导我们, 今天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明天要防止小生产复辟, 后天又要防止什麽复辟, 所以在七十年代初期，我们这一代青年, 在背后就说过：。。。党就是封建专制复辟。只不过这个专制势力, 因爲它是打著革命的名义才迷惑了不少人,使得很多人“错把复辟当革命”。而我称它为新兴的专制势力，是因为这个专制势力是在共和国已经诞生之后, 共和革命已经成功之后，又重新和全面的复辟了专制, 所以我才称它为新兴的专制复辟势力。
这就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很基本的、也很初浅的理解。在我们认识了这些基本的东西以后, 我们就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真的是与这二百年人类的追求背道而驰的, 与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对共和的追求是背道而驰的。
爲什麽要驱除马列
作爲一个中国人, 作爲一个中华民族的普通的儿女, 爲什麽要说驱除它呢．我有三个见解, 一是因爲马克思主义对我们进行了疯狂的思想侵略；二是马列对我们进行了倡狂的政治侵略；三是马列对我们进行了可怕的文化侵略。
我必须説明我并没有想把我们自己的责任都推给它。我也承认, 当一百年前马克思主义从日本绕到中国来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正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状况下, 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处於比较落后的、求变的历史关头。刚刚剪掉了辫子、脱掉了长衫、梳出了洋妆,、穿上了西装的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们, 是换了衣服还没有换心。这些换了衣服还没有换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们, 他们有对进步的追求, 他们有救国的愿望, 可是对於欧风美雨, 对於从西方渐渐吹到东方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主义和革命理论, 真的缺少判别和?定的能力和水平啊。
今天在座的年轻朋友，你们今天看这些问题觉得很简单, 可那个时候多难啊! 不知道西方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坏的． 甚至於认爲凡是西方来的都是好的。因爲人家的船坚炮利打败了我们。我们一心要求变革, 却分不清西方的什麽思想才是近代西方的真正文明进步思想；西方的哪一种革命是适合我们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革命；西方的哪一种文化可以和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相结合；西方的哪一种思潮实际上是和我们祖国正在复辟倒退的思潮一拍即合的。我们分不清啊! 正是因爲分不清, 它才有了对我们进行思想侵略的契机。
马列对中国的思想侵略
我今天不想和大家讲资产阶级到底革命不革命, 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可是不管资产阶级革命不革命, 马克思都要把那个曾经推翻了封建、创建了共和的革命定名为资产阶级革命。都要把那个推翻了封建、建立了共和的国家称之为“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思想等於是：我承认你，是为了推翻你。
马克思的主体理论就是否定资产阶级革命, 否定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上的最高目标。这种思想恰恰是在中国满清之后 - 辛亥革命爆发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大中华民国创建之时，东渡到了中国。
我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在一百年前, 讲民主,讲科学, 是很少有人懂的, 因为那是需要一些知识基础, 历史知识的。可是你忽然告诉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告诉中国正处在共和革命艰难関头的一些知识分子们说,我们搞共产主义革命成功了, 我们就能大碗喝酒了, 大块吃肉了；我们就人人都能够过上人间天堂的幸福生活了。 於是他就会和中国的《桃花源记》、就是和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那种思想追求一拍即合。
当是，正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民主力量，处在遭遇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反扑和颠覆的时代；正处在中国人民创建了共和、要捍卫共和而感到无比艰难的时代；正处在袁世凯公然复辟帝制、张勋公然复辟满清、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的时代。就在这时，忽然来了这麽一场革命, 而且它告诉我们：它在俄国胜利了, 俄国人民人人都走上了天堂, 过上了共产主义的生活, 人人都能吃上土豆烧牛肉了。你想, 对於一个以传统农业社会为基础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是农民的中国, 它的诱惑力, 它的激发中国人民传统思想的能量, 它对於解开中国知识分子痛苦追求的本领, 该有多大呀！
在思想上, 它一下瓦解了我们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艰难的历程思想；它瓦解了我们对民主科学的艰难的反复的探索和追求。它把一块牛排放在我们面前说,只要干共产主义革命就人人平等了，……。这与中国两千多年的农民革命和农民起义思想、行径一拍即合。
这种思想侵略，它的可怕之处就在於, 它瓦解了共和思想自身的免疫力, 它把我们走向共和的革命队伍瓦解了和分解了。它分解出了一批仍然坚持要走民主科学之共和道路的仁人志士；它又分解出了一批要走共产主义道路、反对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的知识份子。它把我们的辛亥革命说成了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 它把我们的大中华民国――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是必须推翻的, 是必须推倒的。 於是乎在这种思想侵略之下, 一股崭新的专制势力, 一股要推翻辛亥革命的成果、毁灭中华民国的这样一种专制势力, 在中国历史儒家文化的温床上, 在知识分子彷徨苦闷的追求中, 在小知识青年的狂热的革命心理上, 在广大农民要过好日子、上天堂的那一种普遍追求中, 突然迸发开来了。
这种思想侵略对於中国人民百年走向共和的进程, 对於辛亥之后中国革命与复辟之反复较量的时代, 该是多麽的可怕。 所以有人说, 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 我说, 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们, 骂倒了自己的大中华民国。 真的, 这是个事实, 是一种很可怕的思想侵略的恶果。
马列对中国的政治侵略
第二, 它把思想侵略变成了政治侵略。 在中国的国民革命爲了捍卫辛亥革命成果, 爲了捍卫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时候, 在中国人民在共和思想的推动和指引之下，推翻了袁世凯复辟帝制、解决了张勋复辟满清,、正在和北洋军阀企图恢复专制的军阀混战进行殊死较量的时候, 苏俄在一九二零年八月在中国建立了中国共産党, 并且已经建立了临时中央。 在中国开始宣传共产主义革命, 它把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和中国的国民革命截然的划分开来了。它说,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才是进步的革命，已经创造了共和并且正在捍卫共和的中国国民革命才是“反动的和倒退的”。它以混淆两个不同性质革命的界限为手段, 混淆了两个革命的根本分野, 造成了中国国民革命阵营的可怕分裂。苏俄命令中国共産党员全部加入国民党, 全部走进中国国民革命的阵营, 以暗中诱发共产革命, 企图把中国国民革命引向共产革命的方向, 这是它的第一个罪行。
第二个罪行, 它制造了中国的国家分裂。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创建了大中华民国。一九二七1年到一九二八年的北伐重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 使得辛亥之后十七年的混乱的历史阵痛, 在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之后, 终于平息，民主力量终於获得了很伟大的胜利,使中国初步走向了和平和统一。 结果,史达林直接命令并派人来到中国, 重新要求共产党趁著 “九一八”日本帝国侵占我国东三省的关键的国难时期, 在全中国发动暴动, 两个月后的十一月七日，在中国建立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什麽叫苏维埃． 苏维埃在汉语里面是什麽意思． 在俄语里面SOVIET是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意思。但在中国是什麽意思．中国的汉语词典里找不到苏维埃这三个字联成的词。但是，前苏联却命令中共以苏维埃的名义，在我们中国人民国难当头的时候建立了第二个中国。并且在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建的宪法第十四条中公然宣布: 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 各个地区都有权力脱离中国和独立建国，或去参加现在世界上那个最民主的联邦。它没有说出口来的那个联邦，就是苏联――他们所谓的工人阶级的祖国。谁分裂了中国． 谁率先制造了两个中国． 是史达林命令的中国。。。啊！它在中国人民走向共和、建设共和的艰难历程中, 制造了中国的国家分裂, 致使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海峡两岸分治分裂的状况之下。祸首是谁．就是史达林领导的中国。。。。
第三个罪行, 它制造了我们卫国战争的分裂。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到一九四五年这八年的过程当中, 中国。。。不抗战却在扩张。中国虽然赢得了反对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虽然赢得了大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 可是一九四五年当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 经历了八年艰苦抗战的中国已经变成了两个政权, 两个国家。在所谓的国统区, 挂的是孙中山先生的画像, 飘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大中华民国国旗；唱的是“三民主义 吾党所宗”的国歌。可是在共产党的所谓解放区, 挂的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头像, 飘扬的是苏联镰刀斧头的党旗, 唱的是 “英纳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的国际歌。这个歌的主人们是没有祖国的, 也是不要祖国的。
大中华民国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使它成了联合国的四大创始会员国之一, 三大宣言发布国之一。可是中华民国已经被。。。。。。分裂成了两个政权,两个国家。
第四个罪行, 就是打著革命的旗号以复辟专制，制造种种残暴的专制罪行。列宁有过一句名言, 叫作“以革命的名义”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这部电影, 列宁在那里讲演, 说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应该如何如何。然而，直到今天，我才真正地理解了在革命的名义下, 偷吃扒拿都是有道理的。在革命的名义下什麽罪行都可以犯, 因爲我是在“革命”。 所以他把一个实际上的新兴专制势力, 一个新型的专制复辟势力, 在革命的名义下美化起来了。使得我们的人民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面不能够认识到, 它不是革命的,它是专制的,它是复辟的,它是倒退的。
各位留学生朋友, 和在座的朋友们, 我们中国人, 我们大陆的这几代知识分子, 几代的青年今天终于认识到了我们错把复辟当革命了。我们是被拿掉了八千万颗脑袋, 流出了无量的鲜血，才在这一场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的灾难之中, 慢慢的苏醒过来。
马列就是用这样一种政治侵略, 制造了我国近代史上面的四大混乱。 即国民革命的混乱,国家分裂的混乱, 卫国战争的混乱, 和错把复辟当革命的混乱。
马列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第三, 马列对我们进行了文化侵略。 它用“反封建”这一句话，就把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全部否定了；它用资产阶级思想, 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 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自-由-化, 杜绝了我们中国人要谦虚地去学习世界近代真正的文明进步思想, 和文明进步文化。它把西方的那个真正走向了共和、真正走向了繁荣、以及创造了那个繁荣共和的思想, 看成是精-神-污-染, 看成是资产阶级的糟粕，要拼命地去杜绝它。 这样一来，我们中华民族, 我们中华儿女, 对上则不能继承祖宗, 对世界则不能继承优秀的思想文化, 从此被中国。。。阻挡在倒退的死港之内。这种文化侵略,这种思想上的侵略, 它造成我们中华民族的族权被剥夺。这个族权，就是我们民族求传承和求发展的正当权力。
中华民族在发展到了三、四千年以后终於出了个孙中山, 他推翻了满清, 结束了两千年帝制，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我们中华民族要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 要在这个世界的大潮之下也建立自己的共和国 。 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族权, 由於马列的公然侵略, 由於中国马列子孙在马列思想的左右下, 推翻了我们已经建立的共和国, 阻断了我们正在艰难进步的共和进程, 使得我们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艰难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的民族的族权被人剥夺掉了。 剥夺了族权, 就等於剥夺了我们独立建国的权力和民主建国的权力；剥夺了我们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权力, 剥夺了我们发展中华民族明天的权力。
大家想想看，历史上曾经何等辉煌的中华民族, 这一百年特别是这五十多年, 我们到底在人心目中是个什麽形象啊． 我们的族权被剥夺了, 我们的传承权和发展权给阻断了, 同时又剥夺了我们的文化权, 就是我们继承祖国民族优秀文化的权力。
所以，马列入侵, 才是在思想上侵略了我们, 在政治上侵略了我们, 更在文化上侵略了我们。使我们中华儿女――当代的中华儿女，上不了解自己民族的辉煌历史发展, 不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她的成就；下不了解我们前辈创建大中华民国的光荣历史，不了解大中华民国曾经怎样传承民族文化和推进共和进步的艰难历史。它使我们失去得太多，以致使得我们忘记了了自己是谁的儿女和子孙，甚至反转来跟著中国。。。一起来否定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将一切的罪行对推到我们祖宗的头上。更於不知不觉之中，继续地做著马列的子孙。不是科学地自责, 而是自己诬?自己；不是善意地批评自己的民族, 而是自诬我们民族具有不可改变的劣根性；不是批判我们自己文化中不好的地方, 而是“共云亦云”地辱骂我们的中华文化是愚昧文化……。
可怕的文化侵略，就是这样地将我们的一些中华儿女，变成了我们民族的“敌人”。这样的文化侵略，它的危险，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吗？而这一切，都是马列对我们实行文化侵略的罪恶结果。所以，唯有做中华儿女, 不做马列子孙, 我们才能重新对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产生发自内心的深爱，才能对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进行饱藏著真爱的批评，才能够使我们的中华民族重新获取传承和发展的真希望。谢谢。
《中国共产党党章》开篇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长期被一些组织奉为“科学”和“真理”。我明知道，做为一门科学，其存在的真理部分必将在反复实践中被论证，从而形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规律；如果各种条件下的实践结果与其理论产生越来越多的相悖、与其要达到的目标渐行渐远，那么，我们可以说，它不是科学，只是一个“课题”，而且是一个主观与实际不相符的立论，甚至是一门伪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究竟如何？它的组成部分里有哪些含有科学的成分，哪些不符合科学的要义？它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引导人们奔向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这个理想能否实现？几代人孜孜不倦的探寻、研究，甚至不惜以生命和社会的代价。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逐渐清晰的历史面目和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的现实是辨别一切社会科学真伪最有力的证据，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逐渐被社会实践所揭示。
中国共产党既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就应该允许人们对它进行论证，真理是在争辩中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因为对一门科学发生质疑或批驳而获罪的话，那么这个“科学”大多是伪科学，降罪者无疑就是伪科学的卫道士，一如布鲁诺和烧死他的教会。
以下转载旅外学者辛@灏@年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在此声明，“辛文”做为研讨一门科学的论文，不代表本人观点，仅供有兴趣者参考。为博文生存起见，本人对其中一些敏感词句在不影响原义的情况下做了“脱敏”处理。
《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
辛灏年
我们只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 这是毛主席说的话。可是我今天想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麽东西．我今天要斗胆在社会主义最早出现的英国的土地上, 谈一谈一个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麽东西． 大家不要以爲我受过。。。的害, 我们遭遇过。。。的苦,所以我今天就要带著一个逆反的心理, 非要来批马克思主义不可。说心里话, 在中国大陆像我这样对马列没有好感, 对。。。没有好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想批判马列, 曾经批判马列, 和为批判马列送上了无数条性命的也太多了。当我们在摸索和探索的过程当中, 在思想灵魂上摆不开马列的侵扰和纠缠的时候, 我们都曾经想认识过它。可是我们在这个“遍为马列”的环境里，有的时候是很难认识清楚它的。经过这麽多年中国大陆人民的反思, 经过这麽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 我们终於对马列有了如下几个基本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发展
第一, 我个人认爲, 马列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发展。首先是因为马列和它的子孙们说: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了空想的社会主义,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原理的, 所以我讲的第一点就是, 马列是从空想社会主义到暴力共产主义。
那麽，什麽是马克思嘴巴里的空想社会主义呢． 实际上是和平的社会主义。是因爲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曾提出过两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第一条是希望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第二条则希望劳动者和资本家联手, 以建设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可是马克思非要说它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因而要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式, 阶级斗争的方式, 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推翻所谓资产阶级共和国, 推翻资产阶级革命, 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 并且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够叫作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这一百五十多年, 世界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的证明了一条道理, 就是深受了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原理之毒害的我们几代的东方人, 今天都知道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个社会主义是暴力的共产主义, 不是和平的社会主义,更不是资本家和劳动者在“联手建立一个所谓的理想社会”。所以从这个观念上来说, 从共产主义的标准上来说, 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发展, 它把一个和平的社会主义, 变成了一个暴力的共产主义。
第二, 我要说的是我自己的一点理解, 就是马克思主义既然想要拿出个主义来, 就得有一套理论, 得有它的理论基础。我以为，它是把黑格尔的帽子里的东西, 装到了费尔巴哈的靴子里面去了。我不是个哲学家, 这只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素的理解。
我认识到一个问题, 黑格尔讲的是绝对理念。他说, 人间的历史，就是他的绝对理念在人间的辩证运动。也就是说, 人类世界的所有一切的发展变化都是黑格尔在他绝对理念里里面规定好了的。我称它为黑格尔的帽子, 因爲它是天上的 。但费尔巴哈却批判说, “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就是上帝的同义语”。他指责黑格是唯心主义, 而他认为：上帝是人类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影子制造出来的；他相信物质第一,精神第二；他相信现实的人的生活才是真实的, 黑格尔讲的不是真实的。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马克思干的是什麽． 马克思要搞的是一场人间的革命啊！人间的革命是不能讲天上的道理的, 人间的革命必须把天上的道理变成地上的道理。这样一来，他就要学著黑格尔，硬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说成是拥有“五大阶段的历史规律”。於是，黑格尔说, 历史是绝对理念在人间的辩证运动；马克思则说, 人类历史发展有五大阶段, 是按照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排下来的，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所以我才说它不得不赞成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 “接过了费尔巴哈踩在地上的靴子”, 却把黑格尔戴在头上的那个绝对理念帽子里面的东西，拿过来硬塞进费尔巴哈的靴子里面了。这表面上看它是唯物主义的,实际上, 它是费尔巴哈哲学的黑格尔化即唯心化。
第三, 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所说的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 就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黑格尔认为，一个事物有它发展的过程, 即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由渐变到突变的过程, 由形式和内容的改变到性质和本质的改变的过程。它把这个变化的过程看作是辩证统一的过程，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条件，才能够促成这样的转化。马克思承认了这个转变的基本道理，却强调转化的一切过程都源於斗争、也就是绝对的对抗。而且不论是在变化的过程之中, 还是在相对静止的状况之下, 它都必须由对抗和斗争来解决问题。他把黑格尔的辩证统一的所谓合理内核, 变成了他自己的“绝对斗争和对抗”的理论基础。
大家要知道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一旦把辩证统一的转化过程，全然地变成了对立和对抗, 甚至是绝对的对立和对抗，这就构成了阶级斗争的思想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即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理论。於是，在革命成功之前要用暴力,要用斗争, 在革命成功以后, 还是要用暴力, 来实现专政。也就是既用革命来夺取政权；又要用革命来维护政权。大家看一看世界上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 那些已经灭亡的, 还没有灭亡的,哪一个不是这个样的．别忘了, 它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 是马克思把黑格尔有关事物辩证统一的转化过程之理论,变成了只有在绝对斗争和对抗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一转化的错误理论发展。
至於第四点, 我想不多讲了, 因爲大家都知道, 就是错误的剩馀价值理论和绝对的分配要求。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在早期就提出过所谓的劳动价值论；所谓劳动者制造出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的价值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所拥有的全部价值, 其他价值都不算。马克思就是在这个本来就不正确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把商品生産和商品交换的“物与物的关系”,变成了所谓阶级社会里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与人的关系”。直到用政治斗争的概念来取代经济发展的规律, 结果是什麽． 结果就是政治?驾在经济之上, 政治必须是挂帅在经济之上，政治操控了整个经济和经济的发展。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都搞得一塌糊涂, 什麽道理． 就是它以“人与人代替物与物”, 以“政治代替经济”。我想这一点, 大家都知道了。今天的年轻人比我理解得深刻得多。
我们想一想, 从以上四个方面而言,你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发展．也许原来在欧洲产生了这个社会主义思想、这个辩证法的思想、这个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个所谓的劳动价值论的时候, 它也许可能达到一个比较正常的顺利的发展, 可在马克思的思想领域里面, 他却把它们不论是对的, 还是错的, 都引导向了一个非常的或绝对的错误的地步。 不要小视理论呦, 没有这个理论, 就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就没有暴力革命这样一个思想的链条的出现。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倒退的历史要求
第二点, 我想讲的是,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倒退的历史要求”。错误的思想发展, 一定是和历史发展本身背道而驰的。大家想一想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个什麽状况．我们在初中读物理的时候, 大家都学过“参照物”这样一个概念。看一个物体是不是处於运动状态，我们一定要找一个东西去参照它。比如火车和站台的关系,因为站台往后去了,我才知道火车在往前走。
那我今天也给马克思主义找一个参照物, 就是要认识到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个什麽样的状况． 什麽样的发展？在向哪里发展？显而易见的是：政治上，正在废弃专制走向共和。应该说，今天全世界的民主主义的制度都是从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来的；都是从十七到十九世纪欧洲在政治上的民主进步、即推翻专制走向共和的艰难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可是，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所提出来的《共产党宣言》，它说的是什麽呢． 它说要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当时整个欧洲,特别是西欧正在摆脱专政走向“民主”, 马克思忽然亮出旗子来：说我要搞无产阶级的“专政”。1926年, 我们的先贤梁启超先生说过一句话: 什麽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 凡是专政都不是好东西，也都不是新东西。所以，它才是一种倒退。
在座的朋友都比我年轻了, 我们在一九六零年饿得很痛苦的时候,看到生産大队的大队长手里拿著一个瓢子――他愿意在谁的碗里多舀半瓢粥, 谁就多吃半瓢粥。他说这个人思想表现不好,今天就不给他吃, 他那一瓢粥就倒到别人碗里或者他自己碗里去了。我请问这个无产阶级它掌握了这麽大的一个权力, 这个权力可以给你吃, 不给你吃；给你喝, 不给你喝；给你学习,不给你学习；给你上大学,不给你上大学；这个无产阶级还叫无产的阶级吗． 它可是拥有了全社会的财富和政治权力呀。所以无产阶级一旦专政起来比哪个阶级都厉害。
所以我才会说, 十九世纪整个欧洲、特别是西欧，都在向著民主的方向发展，但马克思却要提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那他到底是在顺著欧洲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走呢． 还是试图在欧洲进步历史发展的道路上实现倒退呢？ 它当然是倒退的嘛! 这是在政治上。
在经济上, 自从英国共和革命成功 - 一六零八年光荣革命之后, 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 整个社会化大生産在全世界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在这个状况下，整个欧洲的经济正在试图冲破封建专制权力的束缚, 冲破封建行会的束缚, 冲破权力对於经济的控制，在明确要求保护私有制的前提之下，走向自由的经济发展。即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
然而，就在整个欧洲都在经济上朝著自由的市场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 马克思忽然来了一个要“消灭私有制”, 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我想请问大家，十九世纪的马克思所提出的消灭私有制,和提倡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到底是顺著欧洲经济发展的方向向前走的． 还是逆著欧洲经济发展的方向倒退的呢． 当然是倒退嘛！相较今天中国共産党搞的改革, 虽然它搞的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但它也在说自己搞的是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就从反面说明，马克思在经济上追求的正是倒退嘛！
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 在欧洲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 叫人性解放, 叫个性解放。我们今天普世的人权价值从哪里来的． 那是与欧洲人民的艰难奋斗分不开的，是与爲人权, 为个性的解放的奋斗分不开的。可是马克思说什麽． 十九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强调的是阶级性，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以所谓集体主义和阶级性来压迫个性的解放, 来摧残人性的觉醒，实际上就是在强调封建性，因为只有封建才特别地强调等级，也就是强调阶级。大家看, 它是进的还是退的． 是顺著欧洲发展的方向走的． 还是逆著欧洲发展的方向倒退的？
十九世纪前后的欧洲由於文艺复兴的关系, 在文化上、思想上产生了多元化, 各种流派的艺术, 各种风格的文学都表现出著作家、艺术家们丰富的创作才能、创作风格和创作个性。可是，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一整套革命理论, 要求的竟然是一元化，因而在文学艺术上则要求坚持所谓“无产阶级的美学原则”。列宁更发展了它, 它把无产阶级的美学原则解释成爲“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毛泽东更加发展了它, 指示“无产阶级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中国从来就没有希腊式的传声筒, 中国几千年来，绝大多数文人既不为统治阶级唱颂歌, 也不会为某个阶级利益服务。可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提出来的这个文学艺术即思想文化活动上的单元化,跟欧洲十九世纪正在进步的文化多元化相比, 到底是向前走的． 还是向后退的呢．当然是倒退的嘛！
我想你们可能没有我感受更深吧, 我因爲在文坛待过, 那种强迫你只准写这个,不准写那个；反右不能写, 文革不能写；饿死人不能写, 打死人更不能写的日子不好过啊！。能写的是什麽呢． 能写的一定是要对它有所歌颂的, 有所肯定的才行。
所以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 我说马克思主义, 它是一个倒退的历史要求。它在政治、经济、 思想、 文化、人性和个性的解放等等方面所提出的东西，都是和欧洲的总体的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邪恶的政治链条
错误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倒退的历史要求, 倒退的历史要求也就必然要产生一个邪恶的政治链条。爲什麽说是邪恶的呢．暴力革命, 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这三者链接在一起，就真的是太邪了，也太恶了！说实话, 暴力革命不是马克思发明的,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到今天爲止，暴力都存在,甚至於曾经有过甚嚣尘上的时代。不论东方和欧洲，杀人以固权, 杀人以夺权都是一样的,不分彼此。因此单单说马克思主义是暴力革命,那是说不倒马克思主义的。而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也是从英国产生的, 也不是马克思最早的发明的。
但是，可怕的是在於, 马克思用近代科学的一些所谓的知识, 将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加在一起, 让它成爲了一个链条, 一个政治链条。大家想想看, 它的结果是什麽． 结果就是，革命前爲了夺取政权而要采用暴力革命, 而暴力革命的政治来由就是要搞阶级斗争；革命后爲了维护政权还要划分阶级，然后再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来进行暴力镇压，即一部人永远要镇压另一部分人。
我羡慕你们啊, 你们真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幸运的一代青年人啊。我高中毕业明知自己是考不取大学, 我天天晚上还在那用功啊 - 那不过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罢了。爲什麽呢． 因爲我成份不好, 成份不好是上不了大学,更别説留学了。其实，稍有年纪的朋友都会记得, 这个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怕链条是怎样的将人心掌控在鉄链之下, 锁链之下，掌控在那巨大的专制的机器之下的。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新兴的专制势力
一个邪恶的政治链条必然产生一个东西, 那就是在整个世界, 特别是欧洲和后来的东方许多民族和国家在正要或走向民主共和的历程中, 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复辟势力, 也就是一个新兴的专制复辟势力。爲什麽说它是新兴的．因爲它打著革命的名义,打著共产主义的名义, 描绘著共产主义的美好的前景和理想, 吸引了那些涉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
然后, 它进行了一场把世界上一些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国一九一一年共和革命所创造的共和成果彻底推翻的“革命式复辟”。使我们中国人民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丧失了一九一一年就已经得到的思想、文化、信仰、结社等等方面的自由。直到五十年之后, 当中国出现了一个炼功的团体的时候, 竟然连炼功强身的自由都没有。有人问我辛灏年你是一个专家学者爲什麽要支援。。。． 我回答得很简单, 因爲“我们同命运”, 他没有信仰的自由,我没有思想的自由；他没有炼功的自由，我没有写作的自由；我们同病相怜，生活在同一个专制统治的铁板之下。大家想一想看，它是个什麽势力呢．如果在共和没有诞生之前, 它就是一个专制势力；在共和已经诞生之后, 却由它推翻了共和重建了专制, 那它就是复辟势力, 就是专制复辟势力嘛。
我爲什麽在写作《谁是新中国》这本书的时候, 对“革命与复辟”这五个字, 想了足足有五年。在中国, 共产党年复一年地教导我们, 今天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明天要防止小生产复辟, 后天又要防止什麽复辟, 所以在七十年代初期，我们这一代青年, 在背后就说过：。。。党就是封建专制复辟。只不过这个专制势力, 因爲它是打著革命的名义才迷惑了不少人,使得很多人“错把复辟当革命”。而我称它为新兴的专制势力，是因为这个专制势力是在共和国已经诞生之后, 共和革命已经成功之后，又重新和全面的复辟了专制, 所以我才称它为新兴的专制复辟势力。
这就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很基本的、也很初浅的理解。在我们认识了这些基本的东西以后, 我们就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真的是与这二百年人类的追求背道而驰的, 与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对共和的追求是背道而驰的。
爲什麽要驱除马列
作爲一个中国人, 作爲一个中华民族的普通的儿女, 爲什麽要说驱除它呢．我有三个见解, 一是因爲马克思主义对我们进行了疯狂的思想侵略；二是马列对我们进行了倡狂的政治侵略；三是马列对我们进行了可怕的文化侵略。
我必须説明我并没有想把我们自己的责任都推给它。我也承认, 当一百年前马克思主义从日本绕到中国来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正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状况下, 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处於比较落后的、求变的历史关头。刚刚剪掉了辫子、脱掉了长衫、梳出了洋妆,、穿上了西装的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们, 是换了衣服还没有换心。这些换了衣服还没有换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们, 他们有对进步的追求, 他们有救国的愿望, 可是对於欧风美雨, 对於从西方渐渐吹到东方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主义和革命理论, 真的缺少判别和?定的能力和水平啊。
今天在座的年轻朋友，你们今天看这些问题觉得很简单, 可那个时候多难啊! 不知道西方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坏的． 甚至於认爲凡是西方来的都是好的。因爲人家的船坚炮利打败了我们。我们一心要求变革, 却分不清西方的什麽思想才是近代西方的真正文明进步思想；西方的哪一种革命是适合我们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革命；西方的哪一种文化可以和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相结合；西方的哪一种思潮实际上是和我们祖国正在复辟倒退的思潮一拍即合的。我们分不清啊! 正是因爲分不清, 它才有了对我们进行思想侵略的契机。
马列对中国的思想侵略
我今天不想和大家讲资产阶级到底革命不革命, 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可是不管资产阶级革命不革命, 马克思都要把那个曾经推翻了封建、创建了共和的革命定名为资产阶级革命。都要把那个推翻了封建、建立了共和的国家称之为“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思想等於是：我承认你，是为了推翻你。
马克思的主体理论就是否定资产阶级革命, 否定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上的最高目标。这种思想恰恰是在中国满清之后 - 辛亥革命爆发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大中华民国创建之时，东渡到了中国。
我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在一百年前, 讲民主,讲科学, 是很少有人懂的, 因为那是需要一些知识基础, 历史知识的。可是你忽然告诉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告诉中国正处在共和革命艰难関头的一些知识分子们说,我们搞共产主义革命成功了, 我们就能大碗喝酒了, 大块吃肉了；我们就人人都能够过上人间天堂的幸福生活了。 於是他就会和中国的《桃花源记》、就是和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那种思想追求一拍即合。
当是，正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民主力量，处在遭遇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反扑和颠覆的时代；正处在中国人民创建了共和、要捍卫共和而感到无比艰难的时代；正处在袁世凯公然复辟帝制、张勋公然复辟满清、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的时代。就在这时，忽然来了这麽一场革命, 而且它告诉我们：它在俄国胜利了, 俄国人民人人都走上了天堂, 过上了共产主义的生活, 人人都能吃上土豆烧牛肉了。你想, 对於一个以传统农业社会为基础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是农民的中国, 它的诱惑力, 它的激发中国人民传统思想的能量, 它对於解开中国知识分子痛苦追求的本领, 该有多大呀！
在思想上, 它一下瓦解了我们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艰难的历程思想；它瓦解了我们对民主科学的艰难的反复的探索和追求。它把一块牛排放在我们面前说,只要干共产主义革命就人人平等了，……。这与中国两千多年的农民革命和农民起义思想、行径一拍即合。
这种思想侵略，它的可怕之处就在於, 它瓦解了共和思想自身的免疫力, 它把我们走向共和的革命队伍瓦解了和分解了。它分解出了一批仍然坚持要走民主科学之共和道路的仁人志士；它又分解出了一批要走共产主义道路、反对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的知识份子。它把我们的辛亥革命说成了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 它把我们的大中华民国――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是必须推翻的, 是必须推倒的。 於是乎在这种思想侵略之下, 一股崭新的专制势力, 一股要推翻辛亥革命的成果、毁灭中华民国的这样一种专制势力, 在中国历史儒家文化的温床上, 在知识分子彷徨苦闷的追求中, 在小知识青年的狂热的革命心理上, 在广大农民要过好日子、上天堂的那一种普遍追求中, 突然迸发开来了。
这种思想侵略对於中国人民百年走向共和的进程, 对於辛亥之后中国革命与复辟之反复较量的时代, 该是多麽的可怕。 所以有人说, 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 我说, 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们, 骂倒了自己的大中华民国。 真的, 这是个事实, 是一种很可怕的思想侵略的恶果。
马列对中国的政治侵略
第二, 它把思想侵略变成了政治侵略。 在中国的国民革命爲了捍卫辛亥革命成果, 爲了捍卫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时候, 在中国人民在共和思想的推动和指引之下，推翻了袁世凯复辟帝制、解决了张勋复辟满清,、正在和北洋军阀企图恢复专制的军阀混战进行殊死较量的时候, 苏俄在一九二零年八月在中国建立了中国共産党, 并且已经建立了临时中央。 在中国开始宣传共产主义革命, 它把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和中国的国民革命截然的划分开来了。它说,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才是进步的革命，已经创造了共和并且正在捍卫共和的中国国民革命才是“反动的和倒退的”。它以混淆两个不同性质革命的界限为手段, 混淆了两个革命的根本分野, 造成了中国国民革命阵营的可怕分裂。苏俄命令中国共産党员全部加入国民党, 全部走进中国国民革命的阵营, 以暗中诱发共产革命, 企图把中国国民革命引向共产革命的方向, 这是它的第一个罪行。
第二个罪行, 它制造了中国的国家分裂。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创建了大中华民国。一九二七1年到一九二八年的北伐重建了中华民国南京政权, 使得辛亥之后十七年的混乱的历史阵痛, 在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之后, 终于平息，民主力量终於获得了很伟大的胜利,使中国初步走向了和平和统一。 结果,史达林直接命令并派人来到中国, 重新要求共产党趁著 “九一八”日本帝国侵占我国东三省的关键的国难时期, 在全中国发动暴动, 两个月后的十一月七日，在中国建立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什麽叫苏维埃． 苏维埃在汉语里面是什麽意思． 在俄语里面SOVIET是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意思。但在中国是什麽意思．中国的汉语词典里找不到苏维埃这三个字联成的词。但是，前苏联却命令中共以苏维埃的名义，在我们中国人民国难当头的时候建立了第二个中国。并且在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建的宪法第十四条中公然宣布: 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 各个地区都有权力脱离中国和独立建国，或去参加现在世界上那个最民主的联邦。它没有说出口来的那个联邦，就是苏联――他们所谓的工人阶级的祖国。谁分裂了中国． 谁率先制造了两个中国． 是史达林命令的中国。。。啊！它在中国人民走向共和、建设共和的艰难历程中, 制造了中国的国家分裂, 致使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海峡两岸分治分裂的状况之下。祸首是谁．就是史达林领导的中国。。。。
第三个罪行, 它制造了我们卫国战争的分裂。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到一九四五年这八年的过程当中, 中国。。。不抗战却在扩张。中国虽然赢得了反对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虽然赢得了大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 可是一九四五年当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 经历了八年艰苦抗战的中国已经变成了两个政权, 两个国家。在所谓的国统区, 挂的是孙中山先生的画像, 飘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大中华民国国旗；唱的是“三民主义 吾党所宗”的国歌。可是在共产党的所谓解放区, 挂的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头像, 飘扬的是苏联镰刀斧头的党旗, 唱的是 “英纳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的国际歌。这个歌的主人们是没有祖国的, 也是不要祖国的。
大中华民国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使它成了联合国的四大创始会员国之一, 三大宣言发布国之一。可是中华民国已经被。。。。。。分裂成了两个政权,两个国家。
第四个罪行, 就是打著革命的旗号以复辟专制，制造种种残暴的专制罪行。列宁有过一句名言, 叫作“以革命的名义”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这部电影, 列宁在那里讲演, 说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应该如何如何。然而，直到今天，我才真正地理解了在革命的名义下, 偷吃扒拿都是有道理的。在革命的名义下什麽罪行都可以犯, 因爲我是在“革命”。 所以他把一个实际上的新兴专制势力, 一个新型的专制复辟势力, 在革命的名义下美化起来了。使得我们的人民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面不能够认识到, 它不是革命的,它是专制的,它是复辟的,它是倒退的。
各位留学生朋友, 和在座的朋友们, 我们中国人, 我们大陆的这几代知识分子, 几代的青年今天终于认识到了我们错把复辟当革命了。我们是被拿掉了八千万颗脑袋, 流出了无量的鲜血，才在这一场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的灾难之中, 慢慢的苏醒过来。
马列就是用这样一种政治侵略, 制造了我国近代史上面的四大混乱。 即国民革命的混乱,国家分裂的混乱, 卫国战争的混乱, 和错把复辟当革命的混乱。
马列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第三, 马列对我们进行了文化侵略。 它用“反封建”这一句话，就把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全部否定了；它用资产阶级思想, 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 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自-由-化, 杜绝了我们中国人要谦虚地去学习世界近代真正的文明进步思想, 和文明进步文化。它把西方的那个真正走向了共和、真正走向了繁荣、以及创造了那个繁荣共和的思想, 看成是精-神-污-染, 看成是资产阶级的糟粕，要拼命地去杜绝它。 这样一来，我们中华民族, 我们中华儿女, 对上则不能继承祖宗, 对世界则不能继承优秀的思想文化, 从此被中国。。。阻挡在倒退的死港之内。这种文化侵略,这种思想上的侵略, 它造成我们中华民族的族权被剥夺。这个族权，就是我们民族求传承和求发展的正当权力。
中华民族在发展到了三、四千年以后终於出了个孙中山, 他推翻了满清, 结束了两千年帝制，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我们中华民族要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 要在这个世界的大潮之下也建立自己的共和国 。 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族权, 由於马列的公然侵略, 由於中国马列子孙在马列思想的左右下, 推翻了我们已经建立的共和国, 阻断了我们正在艰难进步的共和进程, 使得我们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艰难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的民族的族权被人剥夺掉了。 剥夺了族权, 就等於剥夺了我们独立建国的权力和民主建国的权力；剥夺了我们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权力, 剥夺了我们发展中华民族明天的权力。
大家想想看，历史上曾经何等辉煌的中华民族, 这一百年特别是这五十多年, 我们到底在人心目中是个什麽形象啊． 我们的族权被剥夺了, 我们的传承权和发展权给阻断了, 同时又剥夺了我们的文化权, 就是我们继承祖国民族优秀文化的权力。
所以，马列入侵, 才是在思想上侵略了我们, 在政治上侵略了我们, 更在文化上侵略了我们。使我们中华儿女――当代的中华儿女，上不了解自己民族的辉煌历史发展, 不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她的成就；下不了解我们前辈创建大中华民国的光荣历史，不了解大中华民国曾经怎样传承民族文化和推进共和进步的艰难历史。它使我们失去得太多，以致使得我们忘记了了自己是谁的儿女和子孙，甚至反转来跟著中国。。。一起来否定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将一切的罪行对推到我们祖宗的头上。更於不知不觉之中，继续地做著马列的子孙。不是科学地自责, 而是自己诬?自己；不是善意地批评自己的民族, 而是自诬我们民族具有不可改变的劣根性；不是批判我们自己文化中不好的地方, 而是“共云亦云”地辱骂我们的中华文化是愚昧文化……。
可怕的文化侵略，就是这样地将我们的一些中华儿女，变成了我们民族的“敌人”。这样的文化侵略，它的危险，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吗？而这一切，都是马列对我们实行文化侵略的罪恶结果。所以，唯有做中华儿女, 不做马列子孙, 我们才能重新对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产生发自内心的深爱，才能对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进行饱藏著真爱的批评，才能够使我们的中华民族重新获取传承和发展的真希望。谢谢。
2009年4月6日星期一
漫谈鸦片对革命的贡献
漫谈鸦片对革命的贡献
牛掰 发布于：2007-05-07 10:48
一、一点疑问
首先有一个疑问是长久使我感到困惑的，即战争时期我军的后勤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如果说内战时期可以用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的办法来解决，那么抗战时期呢？那时搞了统一战线，不好打地主土豪了，此其一；根据地大多都很贫瘠，难以想象能够负担得起这么多军队和工作人员，此其二；抗战进入相持以来，我军基本上都是遇鬼子就躲，躲不过去才勉强打几仗，唤为“反扫荡”，更谈不上去收复日军侵占的失地，获得可观的物资补充，此其三。而日常消耗还是很大的，据说八路军每个指战员每天要有5分钱的菜金、1斤半粮食，此外每月还有战士1元、干部2元的津贴。到相持阶段，我军在各处扩编已达几十万人，再加上干部、工作员、民兵等等，少说也得百来万吧。即使是最低消费，每个月总得开支人头费不下数百万元，粮食数千万斤吧。这些如何解决？有人说不是搞大生产吗？比如南泥湾... 打住打住，南泥湾的产量我去查过了，1939年陕北留守兵团全年开荒25136亩，收获粮食38.85万公斤；1940年全年开荒20679亩，收获粮食36万公斤。每年收获的这点粮食大概仅够留守兵团自己自给一个半月。难道我党人士真乃特殊材料制成，不吃不喝居然也使得革命不断壮大乃至最后胜利胜利？近来看到一些文章，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发现“土特产”——大烟对于革命实在是功莫大焉。
我党我军对大烟的使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就经常将黄金、烟土这些体小易藏而价值大的东西作为地下活动的经费；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上都是把大烟土当现金使 用，随时用烟土与所经之地的老百姓或国民党地方军队交换生活物资或枪炮弹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 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等等。不过，在抗战时期在边区种植和贩卖鸦片则知道的人较少。台湾陈永发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曾系统地阐述过这个问题，那篇文章俺没有看过，最近看了一些网络文章，又到超星上调出了《谢觉哉日记》和部分民国挡案文献等资料加以印证，略微查到一点蛛丝马迹而已。
二、老红军干部的回忆
有一位署名晓庄的曾在网络撰文提到采访一个陕北老红军的故事。该陕北老干部是当年刘志丹的部下，谈起改革开放后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落伍，他便耿耿于怀。谈到陕西地区毒祸猖獗的问题，这位老干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陕西地区的烟毒泛滥，正是当年抗战时期种下的祸根。
据这位老干部回忆， 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他被派到山西参与掌管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一九四一年该根据地因为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应得非常痛快，没几天便派一支部队护送一批毛驴和骡子驮运物资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验货时才发现，除了几百件延安生产的土布军装外，还有几百斤大烟土。押运人员还带去了陈云的亲笔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这批烟土向当地国民党军队或日伪占领区换取必需的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
这位老干部讲到此处，问晓庄是否会唱那首著名的《南泥湾》，然后又愤愤地说：“什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 原来，这位老干部当时因为对贩卖大烟想不通，便被抽调回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根据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想想上面的数据，每亩平均产量不过二三十斤，也委实低了点，这说明开荒的土地的确不是全种了粮食）。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卖给国民党军队。
那位老干部说，他本人没有参加过长征。他在抗大受训时仍然表现出对我党作贩毒生意的无法理解，一些参加过长征的干部笑他“少见多怪”。那些长征干部还夸口说：“当年如果我们手里没有大烟土，早就饿死困死在长征路上了。”
贩卖大烟的行当实在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所以边区根据地统一将大烟称为“土特产”。这种“土特产”交给山西、河北的八路军经营时，则一律称之为“特品”或“特种物资”。在笔者看到《第１２０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中曾写到：“留守兵团驻各地的部队.....积极开展贸易工作，主要输出一些食盐和一些土产，输入棉花、布匹、药品和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日用品。”时，还一直纳闷那光秃秃的黄土高原有何值钱的“土产”可以换来这大批的物资。看了上文，自然茅塞顿开。
三、革命的生意经
一般认为，从一九四○年冬开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就停止给八路军发军饷，用老毛的话说：“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了。”实际上，笔者怀疑，即使国府按原额准时地付给八路军军饷，也是杯水车薪。因为那时八路军已经扩展到几十万人了，国府当然不会按这个数字给钱吧。那时整个陕甘宁边区穷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老毛情急之下，将南汉宸委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南氏掌印后，就“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扭转了边区的财政窘境：
第一把火是纠正“片面施行仁政” 的作法，组织征粮工作团下乡，让老百姓把手里的粮食“自愿”地交上来。例如有些地方志或文史资料中曾写道：“群众宁肯以野菜度日，也不让八路军子弟兵挨饿。”这真是绝妙极了。
第二把火是趁日伪军控制山西及苏北的池盐产地之际，集中收购陕甘宁地区池盐产地的民间产盐，同时组织部队打盐，然后将盐价提高一倍。山西方面的国民党部队不同意这一价格，南氏便下令不准外运，直到国民党部队的库存告罄，边区政府自然发了一笔盐财。笔者在《谢觉哉日记》中曾看到一些有关盐品买卖的有趣记录。
第三把火便是由边区政府统一进行所谓的“土特产经营”。 边区政府里一直有人反对经营土特产这种生意，有几位老同志还给老毛写了两封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 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司令员高岗在内，都是这个意见：“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 为此，老毛又召见南汉宸，嘱咐说：“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
有了老毛的支持，南汉宸便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到钱财，用这些“土特产”从国民党地区交换过来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一般认为，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区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南汉宸因扭转边区财政状况，“功”不可没，而得到老毛的特别器重。一次江青见到南汉宸夫人王友兰，曾拍著她的肩膀，竖起了大拇指说：“你的爱人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 建国以后，南汉宸因有此救党大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之职。
四、外人日记中的有关记载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延安日记》里曾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 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当彼得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 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 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老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代毛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著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下面的几段均摘自《延安日记》：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
“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此外，彼得还写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著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从彼得的日记来看，鸦片的种植地区除了陕北外，晋西北也是个很重要的产区，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根据地比较偏僻，日本人也来打扰得少，便于进行秘密、成规模的生产。其它一些根据地由于情况比较复杂，相对少一些（也不能说没有，比如后面附件里的就是冀鲁豫边区的，国民党挡案中也曾提起浙西根据地也有此行径）。
五、国民政府挡案中的有关记载
鉴于鸦片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国统区，不能不引起国府各有关官员的注意。下面是从国民政府挡案中摘录的一部分有关记载目录概要：
1940年10月29日，朱家骅、徐恩曾报告：山西共党合作社公然售卖鸦片等情
1941年7月16日，第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迫商人贩卖烟土。
1942年7月12日，财政部公债司抄送中共于陇东摊派公债、贩运毒品等情报函
1942年7月21日，傅作义（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以种鸦片筹饷为由，拒绝国军派队巡查。
1942年7月28日，中央文化驿站榆林分站主任王廷龄报告：共党在晋西北广种鸦片情形。
1942年9月18日，朱绍良（第8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在陕甘擅征盐税及禁止法币流通与倾销鸦片。
1942年10月2日，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关中分区以鸦片抵发薪饷，每人二两。
1942年10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陇东推销鸦片，以庆阳之驿马关及合水之西华池为中心，分设土膏店。
1942年12月4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与日军进行交易的情形。
1943年12月18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当前运销鸦片及强迫人民种植情形。
1944年3月25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令积极推销烟土。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合水西华池设烟土公司，大量倾销鸦片。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在绥德广种鸦片，并公开出售。
1944年10月18日，河南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刘茂恩报告：中共在豫鄂皖边区强迫人民种植鸦片。
1945年5月30日，顾祝同（第3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于浙西擅设出口税局并大量种植鸦片。
六、《谢觉哉日记》中的有关内容
如果有人不相信国民党方面的报道或者外国人的记载，那么在负责边区政府事务的谢觉哉老先生的日记里到可以提供一个佐证。谢老在日记中把鸦片一律称为“特货”。下面摘录几条关于“特货”的情况：
1）“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1944年1月18日，从这里可以看出，仅“特货”一项的收入就足够边区政府的支出开销了）
2）“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贷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特货”之多，都到了跌价的地步）
3）“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1944年3月14日，“特货内销”该不是指就地卖给当地群众吧？难怪会出大乱子。）
4）“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1944年4月9日，出售“特货”的收入减去购货开支，还有大量顺差，竟不下两亿元）
从谢老日记中的上述记载中不难看出，“特货”的经营几乎是边区唯一的大宗收入来源，且使得贫瘠的边区得以扭“亏”为“盈”，是我党我军在八年抗战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谢老的日记里还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退伍军人，用其积蓄买了几两“特货”，准备外出出售，结果在关卡被查扣没收，于是“变穷了”，一贫如洗，回来后向边区有关政府部门要求经济补助。从这一事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1）“特货”交易的确是赚钱的买卖，当时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并非个别；2）“特货”不允许私人交易，而是“公家”的专利，这点和彼得日记中的描述也是一致的。
当年边区种大烟的秘事也曾得到当地农民的证实，当人们询问一些上了年纪的陕北老农时，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共产 党让种的咧。”
七、“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同志
在国内，年龄稍长者都知道有个“老三篇”，一篇是赞扬神话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赞扬国际主义战士的《纪念白求恩》，还有一篇是赞扬一个士兵的《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提到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他“为人民利益而死”，其死“重于泰山”。
但近来网上有人撰文，揭出张思德原来并不像《毛选》中注释的那样，在烧炭塌窑而死，而是在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而死的。为什么这种事要让中央警卫团的人去干？也不难理解，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党性强”、“纪律性强”的人去干。事实上，除了张思德， 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 只可叹的是，烧烟英雄居然也被立作楷模，还让全国人民学习了数十年，也真是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八、简评
这些东东过去在公开出版的书中当然是绝对禁止出现的，有关的记录均被删改无遗，几乎难寻其踪，恢复事实原来的面目难上加难。而且，长期以来的宣传，往往对为数不少的人造成一种“洗脑”效应，即不愿承认过去以来的某些客观存在，浮现在脑海里的总是教科书本上灌输的那些东西，这里面的是非曲直我们就不说了。但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多少总要对过去有个客观的交待，不要再贻害子孙后代吧。就事论事，面对以上曾被尘封的历史事实，回想过去传统教科书里经常抨击某某地方军阀割据一方、种售大烟、残害人民、罪恶滔天云云，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这也许就是政治的需要吧，非我等小民所能道哉。
牛掰 发布于：2007-05-07 10:48
一、一点疑问
首先有一个疑问是长久使我感到困惑的，即战争时期我军的后勤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如果说内战时期可以用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的办法来解决，那么抗战时期呢？那时搞了统一战线，不好打地主土豪了，此其一；根据地大多都很贫瘠，难以想象能够负担得起这么多军队和工作人员，此其二；抗战进入相持以来，我军基本上都是遇鬼子就躲，躲不过去才勉强打几仗，唤为“反扫荡”，更谈不上去收复日军侵占的失地，获得可观的物资补充，此其三。而日常消耗还是很大的，据说八路军每个指战员每天要有5分钱的菜金、1斤半粮食，此外每月还有战士1元、干部2元的津贴。到相持阶段，我军在各处扩编已达几十万人，再加上干部、工作员、民兵等等，少说也得百来万吧。即使是最低消费，每个月总得开支人头费不下数百万元，粮食数千万斤吧。这些如何解决？有人说不是搞大生产吗？比如南泥湾... 打住打住，南泥湾的产量我去查过了，1939年陕北留守兵团全年开荒25136亩，收获粮食38.85万公斤；1940年全年开荒20679亩，收获粮食36万公斤。每年收获的这点粮食大概仅够留守兵团自己自给一个半月。难道我党人士真乃特殊材料制成，不吃不喝居然也使得革命不断壮大乃至最后胜利胜利？近来看到一些文章，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发现“土特产”——大烟对于革命实在是功莫大焉。
我党我军对大烟的使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就经常将黄金、烟土这些体小易藏而价值大的东西作为地下活动的经费；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上都是把大烟土当现金使 用，随时用烟土与所经之地的老百姓或国民党地方军队交换生活物资或枪炮弹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 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等等。不过，在抗战时期在边区种植和贩卖鸦片则知道的人较少。台湾陈永发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曾系统地阐述过这个问题，那篇文章俺没有看过，最近看了一些网络文章，又到超星上调出了《谢觉哉日记》和部分民国挡案文献等资料加以印证，略微查到一点蛛丝马迹而已。
二、老红军干部的回忆
有一位署名晓庄的曾在网络撰文提到采访一个陕北老红军的故事。该陕北老干部是当年刘志丹的部下，谈起改革开放后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落伍，他便耿耿于怀。谈到陕西地区毒祸猖獗的问题，这位老干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陕西地区的烟毒泛滥，正是当年抗战时期种下的祸根。
据这位老干部回忆， 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他被派到山西参与掌管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一九四一年该根据地因为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应得非常痛快，没几天便派一支部队护送一批毛驴和骡子驮运物资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验货时才发现，除了几百件延安生产的土布军装外，还有几百斤大烟土。押运人员还带去了陈云的亲笔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这批烟土向当地国民党军队或日伪占领区换取必需的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
这位老干部讲到此处，问晓庄是否会唱那首著名的《南泥湾》，然后又愤愤地说：“什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 原来，这位老干部当时因为对贩卖大烟想不通，便被抽调回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根据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想想上面的数据，每亩平均产量不过二三十斤，也委实低了点，这说明开荒的土地的确不是全种了粮食）。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卖给国民党军队。
那位老干部说，他本人没有参加过长征。他在抗大受训时仍然表现出对我党作贩毒生意的无法理解，一些参加过长征的干部笑他“少见多怪”。那些长征干部还夸口说：“当年如果我们手里没有大烟土，早就饿死困死在长征路上了。”
贩卖大烟的行当实在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所以边区根据地统一将大烟称为“土特产”。这种“土特产”交给山西、河北的八路军经营时，则一律称之为“特品”或“特种物资”。在笔者看到《第１２０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中曾写到：“留守兵团驻各地的部队.....积极开展贸易工作，主要输出一些食盐和一些土产，输入棉花、布匹、药品和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日用品。”时，还一直纳闷那光秃秃的黄土高原有何值钱的“土产”可以换来这大批的物资。看了上文，自然茅塞顿开。
三、革命的生意经
一般认为，从一九四○年冬开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就停止给八路军发军饷，用老毛的话说：“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了。”实际上，笔者怀疑，即使国府按原额准时地付给八路军军饷，也是杯水车薪。因为那时八路军已经扩展到几十万人了，国府当然不会按这个数字给钱吧。那时整个陕甘宁边区穷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老毛情急之下，将南汉宸委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南氏掌印后，就“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扭转了边区的财政窘境：
第一把火是纠正“片面施行仁政” 的作法，组织征粮工作团下乡，让老百姓把手里的粮食“自愿”地交上来。例如有些地方志或文史资料中曾写道：“群众宁肯以野菜度日，也不让八路军子弟兵挨饿。”这真是绝妙极了。
第二把火是趁日伪军控制山西及苏北的池盐产地之际，集中收购陕甘宁地区池盐产地的民间产盐，同时组织部队打盐，然后将盐价提高一倍。山西方面的国民党部队不同意这一价格，南氏便下令不准外运，直到国民党部队的库存告罄，边区政府自然发了一笔盐财。笔者在《谢觉哉日记》中曾看到一些有关盐品买卖的有趣记录。
第三把火便是由边区政府统一进行所谓的“土特产经营”。 边区政府里一直有人反对经营土特产这种生意，有几位老同志还给老毛写了两封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 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司令员高岗在内，都是这个意见：“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 为此，老毛又召见南汉宸，嘱咐说：“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
有了老毛的支持，南汉宸便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到钱财，用这些“土特产”从国民党地区交换过来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一般认为，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区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南汉宸因扭转边区财政状况，“功”不可没，而得到老毛的特别器重。一次江青见到南汉宸夫人王友兰，曾拍著她的肩膀，竖起了大拇指说：“你的爱人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 建国以后，南汉宸因有此救党大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之职。
四、外人日记中的有关记载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延安日记》里曾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 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当彼得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 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 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老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代毛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著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下面的几段均摘自《延安日记》：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
“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此外，彼得还写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著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从彼得的日记来看，鸦片的种植地区除了陕北外，晋西北也是个很重要的产区，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根据地比较偏僻，日本人也来打扰得少，便于进行秘密、成规模的生产。其它一些根据地由于情况比较复杂，相对少一些（也不能说没有，比如后面附件里的就是冀鲁豫边区的，国民党挡案中也曾提起浙西根据地也有此行径）。
五、国民政府挡案中的有关记载
鉴于鸦片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国统区，不能不引起国府各有关官员的注意。下面是从国民政府挡案中摘录的一部分有关记载目录概要：
1940年10月29日，朱家骅、徐恩曾报告：山西共党合作社公然售卖鸦片等情
1941年7月16日，第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迫商人贩卖烟土。
1942年7月12日，财政部公债司抄送中共于陇东摊派公债、贩运毒品等情报函
1942年7月21日，傅作义（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以种鸦片筹饷为由，拒绝国军派队巡查。
1942年7月28日，中央文化驿站榆林分站主任王廷龄报告：共党在晋西北广种鸦片情形。
1942年9月18日，朱绍良（第8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在陕甘擅征盐税及禁止法币流通与倾销鸦片。
1942年10月2日，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关中分区以鸦片抵发薪饷，每人二两。
1942年10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陇东推销鸦片，以庆阳之驿马关及合水之西华池为中心，分设土膏店。
1942年12月4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与日军进行交易的情形。
1943年12月18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当前运销鸦片及强迫人民种植情形。
1944年3月25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令积极推销烟土。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合水西华池设烟土公司，大量倾销鸦片。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在绥德广种鸦片，并公开出售。
1944年10月18日，河南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刘茂恩报告：中共在豫鄂皖边区强迫人民种植鸦片。
1945年5月30日，顾祝同（第3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于浙西擅设出口税局并大量种植鸦片。
六、《谢觉哉日记》中的有关内容
如果有人不相信国民党方面的报道或者外国人的记载，那么在负责边区政府事务的谢觉哉老先生的日记里到可以提供一个佐证。谢老在日记中把鸦片一律称为“特货”。下面摘录几条关于“特货”的情况：
1）“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1944年1月18日，从这里可以看出，仅“特货”一项的收入就足够边区政府的支出开销了）
2）“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贷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特货”之多，都到了跌价的地步）
3）“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1944年3月14日，“特货内销”该不是指就地卖给当地群众吧？难怪会出大乱子。）
4）“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1944年4月9日，出售“特货”的收入减去购货开支，还有大量顺差，竟不下两亿元）
从谢老日记中的上述记载中不难看出，“特货”的经营几乎是边区唯一的大宗收入来源，且使得贫瘠的边区得以扭“亏”为“盈”，是我党我军在八年抗战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谢老的日记里还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退伍军人，用其积蓄买了几两“特货”，准备外出出售，结果在关卡被查扣没收，于是“变穷了”，一贫如洗，回来后向边区有关政府部门要求经济补助。从这一事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1）“特货”交易的确是赚钱的买卖，当时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并非个别；2）“特货”不允许私人交易，而是“公家”的专利，这点和彼得日记中的描述也是一致的。
当年边区种大烟的秘事也曾得到当地农民的证实，当人们询问一些上了年纪的陕北老农时，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共产 党让种的咧。”
七、“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同志
在国内，年龄稍长者都知道有个“老三篇”，一篇是赞扬神话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赞扬国际主义战士的《纪念白求恩》，还有一篇是赞扬一个士兵的《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提到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他“为人民利益而死”，其死“重于泰山”。
但近来网上有人撰文，揭出张思德原来并不像《毛选》中注释的那样，在烧炭塌窑而死，而是在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而死的。为什么这种事要让中央警卫团的人去干？也不难理解，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党性强”、“纪律性强”的人去干。事实上，除了张思德， 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 只可叹的是，烧烟英雄居然也被立作楷模，还让全国人民学习了数十年，也真是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八、简评
这些东东过去在公开出版的书中当然是绝对禁止出现的，有关的记录均被删改无遗，几乎难寻其踪，恢复事实原来的面目难上加难。而且，长期以来的宣传，往往对为数不少的人造成一种“洗脑”效应，即不愿承认过去以来的某些客观存在，浮现在脑海里的总是教科书本上灌输的那些东西，这里面的是非曲直我们就不说了。但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多少总要对过去有个客观的交待，不要再贻害子孙后代吧。就事论事，面对以上曾被尘封的历史事实，回想过去传统教科书里经常抨击某某地方军阀割据一方、种售大烟、残害人民、罪恶滔天云云，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这也许就是政治的需要吧，非我等小民所能道哉。
2009年4月2日星期四
中 南 海是超级幽默大学
有好几年，受够了谀词滔滔、马屁滚滚的肉麻吹捧，听够了虚假、庸俗、空洞的陈词滥调，看够了党八股、假大空的无聊喧嚣……我很苦恼，也很生气……读报纸，我就想撕报纸；看电视，我就想砸电视机；听收音机，有一次，我真的把一只收音机摔碎了……摔碎收音机后，我很心痛，也很庆幸——幸好没把家里的大电视机给砸了……因为这些东西，毕竟是自己汗摔八瓣的价值换来的，而不像那些用公款强制摊派订阅的文字垃圾。后来我找到了克服这种苦恼的方法，学会反过来看这些东西，居然很有收获。比如说，每当“真理部”强调稳定的时候，那肯定是最不稳定的时候。强调和谐的时期，那一定是最不和谐的时期。强调诚信，反映了最没有诚信的社会现实。强调廉洁，说明了贿赂公行的官场黑暗。强调团结，一定是党魁高官们权力分赃不均而吵成了一团。当党官们喧嚷着去体现“温暖关怀”的时候，一定是那里的灾情严重……结合现实分析一下，竟然是屡试不爽，百发百中。再后来，我就学会了更进一步想想——我发现中南海和真理部的一切说辞，竟然全都是超级幽默。马季、赵炎等相声大师们，比起中南海的超级幽默来，简直是小儿科。比如说，解放一词，许多人都把它作为中*G建政后的历史标志。其实所谓人或社会的解放，应该是指人们获得自由比过去多了。而获得的自由反而比过去少了，或者完全剥夺了人们的自由，那就不能叫解放，而只能叫奴役。正如储安平先生所说的：“过去（指国民政府时期），自由是多和少的问题；而现在，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毛听了储的发言后，非常震怒。于是钦点了一个大右派的帽子，亲手给储安平戴上。让一代风流倜傥的大才子，竟不知所亡。储因为揭了毛的痛处，使毛幽默天赋大大地发作了起来。又比如，毛建政北京，坐上了金銮宝殿。他马上就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可是到了八九年的T安门广场，仍然有老教授打出一幅悲凉万分的横额：“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这说明了，全国人民在这几十年中，都是跪着苟活。针对这种情形，于是又有人说：只有毛一个人站起来了，而全国人民都跪下去了。但我认为，仍然不是这样的。你看，毛执政的二十多年里，哪一天不是杯弓蛇影？哪一天不是草木皆兵？哪一天不是为了防备他的同僚抢他的宝座、而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先是怀疑彭德怀逼宫，后又怀疑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再后来又怀疑贺龙发动兵变，再后来又是与自己的亲信林彪恶斗，再后来又以反击右倾翻案风把邓XP打下去……直到把他的全部亲信随从，都刺倒在血泊之中，毛仍然心有余悸。到他生命垂危的晚年，竟然使用了最下三滥的招数——在毛得知周公公患了不治之症的时候，派大内总管汪东兴阻止医生给周公公做手术。把一生都自甘奴仆的周公公，都弄得生不如死……到最后，毛也被这种阴谋政治弄得筋疲力尽、心血枯竭。使毛在万分惊恐之中一命呜呼……你能说毛站起来了吗！所以说，只能把毛的这句话，看成是超级幽默，才符合常识和逻辑。又比如，毛发动国人向共党和政府提意见，以便将他的政敌或对手整下去。什么不揪辫子、不打棍子啦！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嘉勉啦！什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啦……在毛信誓旦旦地的发动下，国人只好奉命开口。可是这一开口，却触动了毛的逆鳞，弄得毛龙颜大怒。毛就将这些奉命开口的人，全部关进了中国特色的集中营。当国人指责他的这种言而无信、食言而肥的阴谋时，毛却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宣称：“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而不是阴谋。”当国人指责他是秦始皇、是暴君时，毛不但不像历代暴君、昏君一样暴跳如雷，反而哈哈大笑着说：“你们说得还不够，还要我自己加以补充，我要超过秦始皇一千倍”……当有人说反右是一场铲除国人的正气和良心的人祸时，邓XP大人可不干了。因为邓XP当年也充当了毛的重量级打手。于是邓就说：“反右是完全必要的，只是不该扩大化了而已。”把一百多万人打成右派，到最后，却没有一个人是罪当其罚，邓竟然还要硬着颈项说——这是完全必要的。当胡公稍露人性人道的一面，与共党素来的兽性奴性（党性）相抵触的时候，就给胡公安上一个“自由化”的帽子。当胡公“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为中*G赢回了部分民心，而使中*G的统X治显得稳固的时候，以邓为首的军头元老，就过河拆桥，把胡公一脚踢下去，使胡公被气绝身亡……你看，从毛到邓，都是一些牙齿全无的家伙，都是一些超级幽默大师。还比如说，毛一命呜呼之后，尸骨未寒，毛的家人和亲信的眼泪，也没有来得及擦干……华国锋就在叶剑英的撺掇下，再在大内总管汪东兴的急逼下，稀里糊涂地把毛的亲信和家人全部捉了起来，并全部关进了秦城监狱。华国锋不但上了叶和汪的当而木知木觉，反而还要天天高叫高喊着“继承毛的遗志”，坚持“两个凡是”。华的愚蠢，注定他必败无疑。他被军头元老一脚踢了下来，也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后来军头元老又让胡公当了他们的傀儡，撑持着他们虚伪的门面。随后邓凭籍着他手上的枪杆子，在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同时，又把“四个凡是——四个坚持”搬了出来，并硬塞进宪法……这不是超级幽默，又是什么？又比如，毛为了剥夺知识分子的说话的权利，就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稿酬制度。但却美其名曰：“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且不说毛贪天之功，将秘书们的稿子全部据为己有。毛自身却对这个“资产阶级法权”甘之如饴，一直享受着最高标准的稿酬。直到他一命呜呼之时，竟然积累了一亿多元的稿酬。直到毛病入膏肓之时，江青曾向毛讨要了几万元的钱，买了德国摄影器材。毛见江青如此“挥霍”他的稿酬，他心痛得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她看着我不行了，要为自己准备后路了……（见揭批“四人帮”材料）通过这个揭批材料，毛的守财奴的丑恶嘴脸，竟然是呼之欲出！再比如说，中*G几十年来，一直说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是颠扑不破的东西。但我们那几届学生，思想相对活跃。有一个同学在撰写毕业论文时，竟然去论证马列哲学体系的荒唐悖谬之处。可怜那位同学，不但他的毕业论文被枪毙，而且他本人也被开除了学籍。那时候，还是胡公当政的相对宽松时期！要是放在今天，那位同学的小命能否保住？都成了问题的……口口声声宣称是“普遍真理”和“颠扑不破”的东西，竟然如此没有自信！竟然如此经不起推敲！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就像“两点之间的距离最短”这个公理，无论你如何论证推敲，你都驳不倒它的。通过论证和推敲，反而更让人认识到它的颠扑不破。那些宣称马列是普遍真理的人，那些强调马列是颠扑不破的党魁高官，居然如此心虚理亏！这不是超级幽默是什么！又比如，毛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雷锋，那是因为雷锋拼命学习《毛著》。毛绕了一个大弯，然后又回到了他的出发点上——号召人民来学习他自己。还比如，毛几十年号召国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终毛一生，他都在为他自己的皇权特权服务。哪怕把全国人民拖入灾难的深渊，也在所不惜。毛为了整倒刘少奇，竟丧心病狂的发动一场“文革大革*命”，使我九鼎神州，“十年动乱、到了崩溃的边缘”。毛始皇是中南海超级幽默的开山鼻祖，邓二世江三世则发扬光大之。后继者往往为了遮盖前任的荒唐悖谬，就制造更加荒唐悖谬的东西来掩饰。遂将这种超级幽默越弄越大，也越搞越玄……中南海的超级幽默大师，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也。又比如，“坚持社会主义”这句昏话。从毛始皇到今天的胡四世，对于社会主义是个什么玩意？任何人都不能给予一个确切的外延和内涵的解释。就昏昏呼呼地叫喊了五十多年，并坚持了五十多年。这就像一个人要求他的儿子一个小时到达目的地，但又不知道这个目的地在哪个方向和有什么地貌特征。于是就天天督促着儿子快跑快跑……这不是超级幽默是什么？又比如，当年在很多场面上，如广播、电视、各种会议等，往往在开始的时候，播放《东方红》，在结束的时候，播放《国际歌》。先是：“中国出了个毛太祖，他是人民大救星……”接着就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确实是中*G几十年的朝令夕改、前后矛盾的绝妙反映。也确实说明了中*G几十年的一切，竟然是自我否定，“正负相加＝零”也！能不让人笑掉大牙？江*ZM也很会玩超级幽默，他的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就是这么九个汉字，竟然被真理部的那帮无耻小人们吹嘘得上天入地、云里雾里了，也被中南海鼓噪得不知南北东西。如果你的头脑不是被真理部灌满了浆糊，你就会知道：江*ZM三讲讲了个天翻地覆，但他就是不敢讲真话。全都是一些虚伪无耻的东西，全都是些空同无物的“空对空”。又比如江*ZM好不容易憋闷出了狗屁不通的三个代表。代表这又代表那的，可惜就是不代表他自己内心真实。这个狗屁不通的三个代表，尽管被真理部的那帮无耻小人们吹嘘得天昏地暗，但中国老百姓却对之十分厌恶鄙视。有的人则更绝，干脆编派成了一个奇妙的段子，来进行诛心讥讽——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江某人接连放出三个臭屁，其臭不可闻，响如裂帛。众臣工虽感恶心，也不敢稍露声色。江某人亦自觉难堪，不便启齿。这时一小吏挺身而出，当庭作一《屁颂》呈上并诵之曰：“善哉吾皇，美哉斯屁。高耸肥臀，巧控妙关。訇然乎如丝竹之声，妙胜天籁。洋洋乎似芝兰之气，沁人肺脾。且叠之再三，其蕴无穷”。江某人闻之大喜，立马将该小吏连升三级，坐直升飞机出任了中央某部长之职。该部长走马上任之后，感恩图报，在各种宣传机器上连篇累牍的宣讲“三个臭屁”的重大意义，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从此“三个臭屁”成了全国上下顶礼膜拜的新的图腾。毛华邓江的超级幽默实在太多太多，就算我有心说下去，读者也会不胜其烦的。现在我就来说说小胡哥的超级幽默吧。小胡哥靠隔代“钦定太子”，当上了党国的储君……他好不容易低首下心、韬晦锋芒地掌了权，而没有被江*ZM一脚踢下去。他接班掌权后，十分不幸地处在英特拿（Internet）的时代，国人索要人*权、民*主、自由的呼声此起彼伏。国人对独X裁专X制制度的反感厌恶也是与日俱增。全国上下，到处都是人心汹汹。民众的积怨，像浇上油的干柴堆，稍有火星，就成烈火燎原之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啦！小胡哥一看势头不好，大事不妙，立即就发表了向朝鲜古巴学习的“内部讲话”，要严控国人的臭嘴鸟嘴。并下陡手狠手，大肆抓捕网络异议人士。在把他们关进牢房后，就用这些人作为人质。以便向国际社会讨价还价。你不给我好处，我就将他们一直关下去，直到折磨致死。你国际社会指责我小胡哥胡来乱搞，我就用无赖逻辑加流氓哲学反过来谴责你们“干涉内政”……你看小胡哥的这一手，比江三世厉害多啦。竟然把这种超级幽默，玩得让全世界都叹为观止。再看看小胡哥好不容易冥思苦想、殚精竭虑才想出来的、被真理部的无耻小人们吹嘘得天花乱坠的“八荣八耻”。在这里，我假定小胡哥有足够的中文功夫，而不是枪手代劳的——“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你看，当小胡哥讲到到第六荣六耻——“以诚实守信为荣”的时候；他就打破了前文表达对偶工整的一贯模式，将“诚实守信”的反义词——“虚伪欺诈”变成了“见利忘义”了。小胡哥确实有点小聪明的。他当然知道中*G几十年来虚伪欺诈的行为太多太多，让人举不胜举。他于是在此关键时刻虚晃一枪，将“诚实守信”的反义词，偷偷替换成“见利忘义”与之对偶。我当时发现小胡哥的这点小秘密时，笑得几乎在地上打滚。你再看看小胡哥的“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表面看起来，确实很是漂亮迷人的。但你仔细深入地分析一下，你就会像我一样笑得背气的——世界民*主潮流滚滚而来，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小胡哥靠什么掌权？乃是靠隔代“钦定太子”也。他靠什么代表全国人民？全国人民从来就不曾背书他的权力。他仍然靠的是靠“钦定太子”这种让人不齿的家天下传承。也许小胡哥的词汇里，确实是有“羞耻”二字的？所以就在他的“新三民*主义”里，就闭口不谈现代社会最为关键的一条——“官为民所选”的问题。如果你看穿了小胡哥的这点小九九，也许也会像我一样，感到乐颠颠喷饭的。……记得两年前，焦国标先生写了《讨伐中宣部》的檄文。焦先生行文虽然雄辩恣肆，落笔虽然似珠落玉盘，但我总是感到深深的遗憾——焦先生明明知道中南海才是操纵真理部的幕后黑手，但他却只敢点着真理部这个“太监和奴才”的鼻子开骂，而不敢对其主子有所指责。也许焦先生当时还担任着北大教职，还想给中南海留点面子。但其结果如何呢？仍然是没有保住他的饭碗——他被北大党委书记踢出了校园。而不像我，几年前就因为在银行内部系统BBS上，对一群动不动就要核平日本、核平美国、核平台湾的人展开论战，我舌战群“儒”，所向披靡……正在得意之时，不料却触动了北京高层那根敏感的神经。于是他们打来长途，严令我的单位——要对我“控制使用”。后来竟然被步步逼迫，被赶出了银行系统。反正我失了业，也就没有焦先生那么多顾忌。所以就笔走偏锋，快意恩仇。想骂就骂，想说就说。笔锋直指中南海，说出《中南海是超级幽默大学》的大事实。这样的掠人之美，我要请求焦先生的谅解了！我想，全国存在着我当初苦恼的人，肯定很多很多。于是，我将自己的快乐心法的“秘笈绝招”无偿的奉献出来。让国内外心有灵犀的人们，能够举一反三，能够融会贯通。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我无偿奉献出这个快乐心法的“秘笈绝招”，确实于国人的心身健康大有裨补的。其作用，也许可以与卫生部长相伯仲呢。不过我要事先声明：我的快乐心法的“秘笈绝招”虽然管用，但对于心脏不太好的人，千万千万要克制自己胸腹振动的幅度。否则真的笑背了气，那就不要怪我事先没有说明哦。
荆楚写于2006-7-8
荆楚写于2006-7-8
2009年3月31日星期二
大陆保钓人士遭武汉警方绑架：今年绝对禁止出海保钓 2长沙警方拘留破坏“中日友好”保钓人士 3中国若是连钓鱼岛都保不住，更遑论台湾
照片：大陆保钓志愿者被非法禁锢时的手机偷拍画面
湖北武汉消息 一名大陆保钓人士于3月11日上午十时许遭警方绑架。另一名志愿者亦被迫前往派出所接受讯问。 遭绑架的是一名浙江籍保钓人士。他原定于当日早些时候同一名湖北籍志愿者会面。没想会面结束后，等待他们的却是阴森的审讯室。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整个过程中，警方未出具任何合法手续。 截止发稿时，这名浙江籍保钓人士仍被囚于武汉市公安局新华街派出所。 自2009年初日本在钓鱼岛海域常驻了可搭载直升机的ＰＬＨ型巡视船后，大陆媒体掀起了新一波反日攻势。来自两岸四地的保钓志愿者，已开始筹备五月的联合登岛行动。 不过，有消息人士指出：大陆方面针对钓鱼岛问题的行动仅限于官媒报道。与此同时，民间保钓志愿者却承受着更甚于以往的强力压制。 目前，大陆各地的保钓人士均受到公安警告，他们被要求绝对禁止参与今年的出海行动。
长沙警方拘留破坏“中日友好”保钓人士
湖南长沙消息 大陆保钓人士李义强（厦门班长）等人于今天早些时候遭长沙警方强行羁押。与此同时，约有数十名保钓志愿者受到当地公安部门警告，被要求禁止离开居住地，否则将有"不愉快事件"发生。 遭羁押、警告的保钓志愿者皆为"2009年中国民间保钓论坛"的与会人员。此次会议原定于2009年1月10日~11日在长沙召开。大陆地区，以及台湾、澳门、香港的保钓组织均派出了各自代表。 (博讯 boxun.com)
李义强表示，会议是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被当局喊停的。去年12月初，"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保钓湘军"得知"2009年中国民间保钓论坛"即将召开，主动提出了承办请求。经"保钓湘军"沟通，长沙警方承诺不会阻拦此次会议。 "之前我曾亲自赶到湖南向保钓湘军确认，并提出同长沙当局会面，遭拒绝。"李义强说，"他们给的答复是，已经和保钓湘军谈妥了，不必再见面。" 上述消息也得到了另一名湖南籍保钓人士殷敏鸿（张东方）的证实。 李义强说，2009年1月3日，也就是会议议程即将公布的那天中午，他突然接到保钓湘军负责人的电话，被告知会议不能在湖南召开。李义强随后赶到长沙，试图进行最后的努力，结果遭长沙警方强行羁押。 另据北京一位匿名的保钓人士透露，部分当地志愿者也计划组织相关会议，时间和"2009年中国民间保钓论坛"相近。而在未能抵达湖南的与会人员中，除了遭到当地公安部门的警告外，也有不少志愿者被某"圈内知名人士"加以劝阻。 这位匿名人士不愿透露更多信息，他表示自己"很为难"。 背景资料： 钓鱼台列屿东海大陆架边缘，属台湾宜兰县辖区。自古以来，中国台湾、福建等省渔民一直在钓鱼台列屿从事捕鱼、采药等生产活动。 1895年，趁甲午战争清政府败局已定，日本在《马关条约》签定前三个月强行占领了这片本属中国的土地。 2001年8月13日，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强行参拜靖国神社。 2003年1月，日本政府从"民间人士"手中"租借"钓鱼台列屿。这些极不友好的动作，令"两岸三地"一片哗然。 新一轮保钓浪潮由此引爆。 2005年之后，大陆保钓运动遭当局打压，相关人员亦未能幸免，更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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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钓鱼岛巨大的战略价值 （1）巨大的经济价值 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在地质结构上附属于台湾全岛之岛屿, 是近海和远海渔业资源的交会处,岛上有珍贵的药材。 (博讯 boxun.com)
其海产资源也十分丰富，渔业年可捕量达１５万吨。 钓鱼列屿海域为新三纪沉积盆地，富藏石油，据1982年估计当在737-1574亿桶。有人曾经断定，钓鱼岛附近水域的石油资源使之“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这种诱人的憧憬，足以令人为之冒险。 按照199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钓鱼列屿海域拥有74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经济专属区”，这几乎相当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南沙群岛领土领海争执的总和。“如果日本窃土成功，日本人就获得一个大陆架，他们会进而要求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那样中国就远远说不上是一个海洋大国了。”[注1] 以钓鱼岛为基础，日本才可以与中国分划东海大陆架，将至少攫取东中国海油气资源的一半。 （2）巨大的军事价值 在地缘政治上，钓鱼列屿位于台湾和冲绳之间，处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一线，是外海进入中国的跳板, 也是防止中国海军向太平洋纵深地区进出的屏障。如果日本完全控制了该海域，不仅中国海军被扼住了咽喉，而且使其获得进攻中国一理想前进基地。 现代高速战机和导弹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发动进攻的一方，而防守一方则极易陷于被动，防不胜防。因此，尽可能的扩大防御纵深和空间就具有越来越重大的军事战略意义。 日本由于内陆任何地方距海岸都不超过１２０公里，其防御纵深十分有限，战时易受来自空中与海上各个方向的袭击。日本占领和控制钓鱼岛可以将其所谓防卫范围从冲绳向西推远３００多公里，而我方的防御纵深却一下子缩短了300多公里，使我东部沿海以及台湾地区直接暴露在日（美）近距离的监视侦察和空中打击的威胁之下，战时则大大减少了防敌突袭的宝贵的反映准备时间。 另一方面，设在钓鱼岛的敌军事基地，将使我在台湾方向的军事行动受到极大威胁和牵制，敌可从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对我海上运动之攻台部队，或正登陆台岛及已在台部队进行空中和海上打击，侦察监视更是无处不在。从而大大增加了我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 日本方面正是认识到了上述军事价值，所以早在７０年代就将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划入其警戒范围，并将钓鱼岛列入了日本的军事控制圈内。 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所指出，钓鱼岛既适合建立电子警戒装置，也可设置导弹。其实还不仅止此，日本现已在岛上建有直升机场，这意味着其必在此建立一个本土以外的军事基地，而这毫无疑问是对我产生重大威胁的一种结局。 这样，处在台湾东北１２０海里，介于琉球群岛和我大陆及台湾省之间的小小钓鱼岛，其今后的军事价值必会越来越大，足以令世人瞠目。在战略意义上，该列岛可以为日本利用、作为其阻我统一，再次侵略威胁我东部沿海和台湾地区的桥梁或前进基地；也可以成为我保卫国家东海方向安全、遏制日本扩张势力南下的前哨，及跨出第一岛链的桥头堡。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钓鱼岛的战略价值非常非常巨大。它不仅在于岛屿本身７平方公里的主权标志，而且在于其巨大的经济与军事价值。正如鞠德源教授所说“怎么评价钓鱼岛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因此，无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国防安全的角度，我们都必须保卫钓鱼岛的主权所有，绝不能容许日本的染指和霸占合法化，此乃国家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二．日本对钓鱼岛的侵占 钓鱼岛由于其经济和军事上的巨大战略价值而引起了日本无穷的贪欲。 “自七十年代因“见油起贪”而打定主意“窃土再占”、实行“舆图窃土战略”以来，日本抱定了“无主地先占”和“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两条国际法时效原则来渐渐确立自己对岛屿的主权。日本政要在各种场合鼓吹“尖阁列岛自古以来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人通过声明、见解、社论、行政立法、学术论著、编绘地图等种种方式声称主权，并多次在钓鱼列屿各岛或树立灯塔、神社与太阳旗，或建机场、修跑道，日本海上自卫队也多次在附近海域驱赶中国渔船、阻挠华人保钓运动。在官方与民间的步调上，日本人表现出了惊人的协调一致。他们为谋得岛权所采取的种种步骤执著、缜密、连贯、有力，而且民间与政府配合无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某些学者在窃土过程中充当了先遣队和急先锋的作用。”[注2] 虽也有像井上清、村田忠禧等有良知的学者发表客观的学术文章，承认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但这仅是少数。 在日方处心积虑，滴水不漏的步步进逼面前。我方每每顾及中日友好，以大局为重，仅以政府声明表达“强烈抗议”，这种例行公事对日本已毫无影响，显得苍白无力。 “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成了仅仅由中国单方遵守的政策。我之诚意不仅未能感化日本，反而更助长了其嚣张气焰，并使其加快了行动步伐，实效占领也从领土扩及领海。 特别是今年春节，日本政府以宣布接管钓鱼岛灯塔的卑劣方式宣布了其对钓鱼岛的实际占领和管辖。公然正式把钓鱼岛窃为己有，完成了对钓鱼岛的侵略步骤。 三．日本已对我国构成最严重的战争威胁 二战后，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并未得到彻底清算，因此日本根本不可能对其侵略罪行认真反省。日本对二次大战的反省丝毫没有愧疚悔过之意。其所谓的反省不过两条：一. 不该对强大的美国开战，若不对美国开战，说不定现在还能保有中国东北和台湾。二. 中国太大，日本当时不应急于吞下整个中国，而应分而食之。战后日本的对华战略不过是其长远考虑的世界战略的一部分，是建立在对二战的错误认识和反省基础上的。这个世界战略其实并未摆脱田中奏折的老套，只不过增加了对二次大战反省的内容，可以说是田中奏折的现代翻版。因此日本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还要重走军国主义老路。除非再次遭到重大挫折或彻底失败。 像战后积极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六十年代开始大肆宣扬军国主义狂热，以后又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大肆扩张军备（居然使其“自卫队”成为军费开支占世界第二位的强大武装），侵占我钓鱼岛，拒绝民间的各种战争受害者索赔，修改和平宪法，首相及其他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对我进行各个领域的全面渗透，在同中国的经济交往中暴露出不仅有利己之心而且有害人之心等等，都不过是其军国主义的长期战略表现出来的必然现象。 即使是在“中日友好”的环境中，日本也在充分利用“友好交往”的便利，一方面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并且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尽可能地限制甚至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及其它利益。另一方面对我进行卓有成效的思想、文化、教育、经济、外交、军事各领域的全面渗透。特别是以各种方式收买腐败的官员和学者并逐渐向高层渗透。为有朝一日分裂中国创造条件。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面对着美国开放的复活军国主义的绿灯，面对着再次成为世界军事大国的“诱人前景”，日本终于按捺不住其野心，越来越露骨地在其亚洲战略乃至世界战略中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敌国。尤其是日本基于对二战的两点反省，在中美关系出现麻烦时便极力宣扬 “中国威胁论”，怂恿迎合美国鹰派分裂中国的战略，与美国结成分裂中国的同盟。日、美分裂中国的目标决不仅限于台湾，而是使中国出现类似苏联那样的解体，完成“七块论”“八块论”所描绘的梦幻“蓝图”。日本还积极联合越南、印度等意图全面遏制我国，甚至在我传统后方的中亚地区及俄罗斯远东石油问题上也积极楔入，对我进行牵制。 在欧盟和以色列对我军售的问题上，日本政府公开反对欧盟对我解禁和以色列为我改装无人机。这是日本准备与我开战再确凿不过的证据。若不打算与我开战，欧盟和以色列卖不卖武器给我，关他日本什么事？ 目前，日本已公开以我为敌，不仅公然宣布对我钓鱼岛的占领，而且公开表示要防卫台湾，以武力阻我统一大业。目前此威胁尽管以外交辞令表达得比较委婉，但日本以武力支持台独的战略意图已显露无遗。鉴于日本自战后一直未忘重温军国主义旧梦，五十多年来在台湾做足了分裂渗透功夫，不仅培植起庞大亲日台独势力，而且助其上台执政已有多年，只等有朝一日瓜熟蒂落，就能重回台湾，收复“失地”。因此，其对我统一台湾之举绝无袖手旁观，而听凭其阴谋半途而废之理。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比美国有着分裂中国更大的内在动力和“切身利益”，其卷入台海战争的积极性也注定比美国更为强烈，眼下扭捏作态一是向美国讨价还价，二是对我进行掩饰，怕失去在华经济利益及避免我除奸破坏其渗透成果。这方面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不可对其是否介入台海再存任何幻想。 显然，日本已取代美国而成为对我国家统一和安全威胁最大之敌国。并且这个最危险最凶恶的敌国又侵占了我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领土？？钓鱼岛。 日本与美国不同，中美之间相隔万里，无领土纠纷。美国为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虽欲分裂我国，但此战略利益与其国家领土及存亡无关，故不愿为此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因此更多的是欲以渗透等冷战方法“和平”地分裂我国。而日本与我近在咫尺，且将我视为其成为亚洲霸主之最大障碍。因此其羽翼丰满后必全力向我扩张，分裂、颠覆我国，侵夺我领土和资源。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等领土之争仅仅是开始，日本积极介入台海战争也是必然的事情。我若在其步步进逼面前妥协退让，则其越发得寸进尺，咄咄逼人，在台湾问题上反而会毫无顾忌地积极卷入……，直至将我彻底分裂，将我领土资源侵吞殆尽，决无半途而废洗手不干之理，除非其遭到彻底失败。“九.一八”及“七.七事变”即是前车之鉴。而我若与其抗争，则其必对我施加更大压力，如煽动反华情绪和军国主义狂热，利用其生产能力加速扩充军备，及对我采取更强硬的政策等等。因此，日本与我中华民族的矛盾乃属你死我活难以调和之性质。我必须做好与其长期艰苦抗争的准备。 应该反省的是，由于我研究日本（且都受日本资助）的学术机构的失误，我们一直对日本日益明显的军国主义道路抱有幻想。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警惕和防备仅限于口头，在台湾问题上对日本介入的程度和危险也明显估计不足。而日本则对我进行了几十年扎扎实实的战争准备（包括对我的渗透）。我却为了不得罪日本，避免同时抗衡日美两大强国，在钓鱼岛等一系列问题上一忍再忍，以期能分化日美同盟，日本也正是由于窥透了我这种避免同时与两强相抗且不愿给台湾问题的解决增加难度的心理，充分利用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我们打美国牌，以最大限度地逼迫我们不断对其让步，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不断蚕食我之重大政治经济利益。损我以自肥，并创造有朝一日或战而胜我，或不战而屈我之兵的条件，实现其分裂我国的战略目标。而面对日本越来越严重的战争威胁，我们却至今仍不能对其有足够的认识，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四. 钓鱼岛之争与中日关系 由于日本对我日益严重的战争企图和威胁，钓鱼岛巨大的战略价值必定会被其充分利用来阻我统一并威胁我东部沿海地区及掠夺我海洋国土和资源。对此具有巨大战略价值的必争之地，我们决不可坐视日本将其霸占，此乃国家重大利益所在，必须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收复钓鱼岛。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再次崛起必然视我为其称霸亚洲之最大障碍，其将我当作首要敌国也早已暗中进行了二、三十年全方位的战争准备。（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思想文化、教育及对中国的渗透破坏等等。）又因为目前我国力量还不足以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对我新的侵略图谋，中、日民族矛盾因此具有难以调和之你死我活性质，正如广大人民群众很早就预言的那样：中日必有一战。（此民间判断比那众多被日人资助的研究机构及其学者高明不知多少倍。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因此，在当前日本军国主义对我侵略扩张图谋已非常明朗之时再奢谈“中日友好”，就只能是麻痹自己的一厢情愿了。 诚如上节所说，我若与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政策抗争，则其也备有更强硬的方案将对抗升级，日本会借机大肆宣扬中国的威胁并煽动军国主义狂热，制造民意以支持其开动庞大生产能力扩充军备。更会进一步依靠美国牌，对我越发气势汹汹。我若被其吓倒而退让，则其计谋得逞，更加得寸进尺，无所顾忌。而我若与其强硬政策对抗下去，不吃那一套，虽短期将面临巨大压力，甚至在军事上会有一时挫折，但只要动员人民坚持长期斗争，日本又能有多少强硬到底的本钱？日本人虽狂妄自大却还不算太傻，与十三亿人口之核武大国兼最大市场强硬到底，最后会是个什么结果付出何等代价难道其心中无数？果真不惜“一亿玉碎”六十年前投降何为？况美国的“帮忙”又岂是免费午餐？表现在外的东西往往都是相反的，日本外表咄咄逼人气壮如牛，其实正是其色厉内茬，心存侥幸以图一逞的表现。 日本之所以敢对我步步进逼，肆意威胁，侵吞蚕食我领土，并非因其现在就有与我全面冲突的决心和准备，而是由于其窥透了我尽一切可能避免同时抗衡美、日两大强国及恐影响解决台湾问题的心理，料定我们除发个声明抗议外，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我们的底他们一清二楚，这其中既有分析判断，也不排除其看到了我们的底牌。综合历史情况，我们甚至可以说，对方是在看着我们的底牌出牌。 就如同“九.一八”，东北那么重要的地方，又有大量东北军，日本居然敢以一、二万人发动进攻。这并非其有“武士道”之勇，而是由于通过长期渗透，收买了大量汉奸（包括东北和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加上大量在中国的日本间谍和“顾问”，建立了庞大的在华情报网，确认蒋介石和张学良不会坚决抵抗。 而当今日本每每实施侵我领土和资源权益及公开支持台独等蓄意敌对行动，总是先以媒体抬出日美同盟进行炒作，虚张声势，故弄玄虚地评论一番日美安保条约的什么合作条款，什么会议，什么共同声明，对我施以恐吓。然后进行一些试探，在综合了各方面情况分析，断定我对其下一步的侵犯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反应后，立即着手实施其损害我利益之预谋。其每一个侵犯我利益的实际步骤都是一个有限的目标，在实施后又尽量保持低调，淡化其影响。然后又不失时机地与美国搞一个足以刺激我堪忧堪虑痛处的动作，但又点到为止（怕失去其在华经济利益，怕刺激我横下一条心积极备战及彻底清除汉奸亲日势力）。于是趁我正忧心忡忡之际，不失时机地口头对我示以“友好”，讲两句中听的话，给我一个台阶下，然后又一切恢复正常。过些日子再开始新一轮的挑衅……。整个过程中美国牌被其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侵害我之时机、分寸、硬软张驰变化和程度、及各方面的配合，把握拿捏得恰到好处。既侵占了我重大利益，造成我重大实际损失；又可继续在“友好”的交往中赚我金钱而不失其经济利益，并可对我持续渗透下去。如此反复，竟屡试不爽，如慢火煨活蛙般地渐渐将我煮死而又尽量化解我之反抗。若非其持之以恒且卓有成效的渗透功夫，安能对一有核武之大国欺负得如此艺术？侵我害我之后又安能使我社会反应尽可能不太激烈？ 可悲的是，我们每每被日本如此玩弄，国家领土和权益一点点不断丧失，我有关部门却还兀自庆幸每次风波都还有一个表面算是“友好”的结局“化险为夷”。于是在日本利用一切机会拼命制造事端煽动军国主义狂热的时候，我除个别刊物外，多数媒体却仍对国家领土权益受到的严重侵害保持低调，对民众的愤怒抗议保持沉默。（完全符合日本人尽量不引起中国人的强烈反应之目的。） 日本人一向欺软怕硬，并精于算计利害得失，若对其妥协退让，只能使其侵略图谋以极低的成本代价获得极大的成果，进而刺激起其更大的贪欲和野心。“九.一八” 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反之，只有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使其明白侵犯中国须付出的惨重代价和毁灭性结局，才有可能迫使其权衡利弊而谨慎从事，暂时放弃单方面扩张行动而与我谈判。而我在没有实际的军事、经济、外交行动表现力量和决心的情况下，所谓谈判解决争端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只能是我单方面的幻想和外交辞令，根本不会被对手理会。日本对我领土主权和资源权益咄咄逼人的侵犯，其实正是我隐忍不争低调处理使之屡屡得手而又不付代价，从而得到鼓励的结果。 综上所述，我们可得出结论如下： （1）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步伐，只有口头抗议而无实际抗争只能使其以极小的代价获得巨大的强盗红利，从而刺激其更大的贪欲和野心，使其为所欲为，得寸进尺。这次钓鱼岛事件如我们仍无实际行动抗争，过些日子日本人就会在岛上长期驻扎，然后就是建军事基地，巩固其实际控制，造成既成事实。接下去就会有第二、第三个钓鱼岛，我东海资源和台湾都会受其越来越大的威胁。…… 显然，此乃死路一条，万不可取。 （2）对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等领土主权和资源权益，必须与日本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表现出中华民族为捍卫领土主权不怕牺牲不惜代价的坚强决心和意志。使来犯者遭受重大损失，大大增加其侵略政策的风险和代价，才能迫使其权衡利弊，有所收敛。只有以实力和决心为后盾，才会有外交谈判的主导权和回旋余地。 日本并非等闲之辈，与如此凶恶阴险之敌坚决抗争不付出代价恐不现实。但因惧怕付出代价而不敢与之相争，最终必付出更为惨痛之巨大代价。为图一时之安而妥协退让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不畏强敌，勇于斗争，才可求得生存发展。只有表现出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才能威慑日、美对介入台海争端持慎重态度。 （3）在与日本的抗争中若对方强硬升级，导致大规模对抗和激烈的冲突，我必须不惜代价，予敌以坚决打击，不要顾及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因为中日必有一战，日本也必定会武力协防台湾。（唯一能阻止日本武力协防台湾的是我之实力和决心，而非我对其是否忍让迁就。）战场与其由日本选择在台湾，不如由我选择在钓鱼岛。与日本在钓鱼岛开战比在台湾开战更为有利。其理由且看下章分析。 五．钓鱼岛与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有其共性和关联，也各有其特殊性。因此应放在一起通盘权衡。 首先钓鱼岛和台湾都是中国领土。钓鱼岛不论地理脉络和行政区划又都是台湾的附属岛屿。第二个共同点是，此二岛都是日本阴谋侵占的对象。其中钓鱼岛已落敌手，而台湾正遭日本分裂阴谋算计，险象环生，危若累卵。由于这两点共性，即此二岛均为我之领土及与我争夺之敌均为日本，使钓鱼岛问题和台湾问题已融汇为一个反对日本侵略的东部领土领海问题。 当然，台湾问题美国是最为关键的因素。（钓鱼岛也有美国因素的影子。）但因此而将台湾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中美关系问题，似有欠准确之处。其实，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给我造成的麻烦并不亚于美国，其阻挠我统一的动机比美国更为强烈。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对立，固然有美阻我统一之战略意图，但更是日本为圆其亚洲乃至世界霸主之梦以及重占台湾而在中美之间埋设的地雷（通过扶持台独）。中美远隔重洋，无领土纠纷。美虽欲阻我统一乃至分裂我国以永据世界霸主，但不愿为台独自淌无谓之鲜血，身陷无关之战火。因此，其《与台湾关系法》故意模模糊糊，多半只为吓阻我武力统一。但日本数十年来不死其“收复”台湾之心，极力扶持怂恿台岛汉奸皇民推进分裂，唯恐台湾不独，唯恐美军不与我战。其用心险恶，极欲引爆中美之间地雷，使美因阻我统一之心而受台独引燃战火之累，假美灭我，假我损美。使此二战两大抗日盟友互相尽情火拼，遂可尽享渔人之利以成其霸业，并再占台湾。 一旦我实现统一大业，日本岂忍看半世纪渗透心血，几代人分裂功夫，连同其庞大的亲日汉奸势力及其十几载篡夺台岛之伪政权根基，统统付之东流。并将其费尽心机所埋可引燃中美火并之巨大地雷也随之销毁。其称霸亚洲再据台湾之“雄心”也就此完全破灭。果真如此，其心甘乎？能坐视乎？因此，日本特殊的台湾“情结”注定其必倾全力阻我统一，其阻我统一之内在动力和积极性也远甚于美国。我们切不可对其是否介入台海再存侥幸之心，凭空报无端幻想。 钓鱼台列屿是我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属宜兰县管辖，为我台胞传统渔场。由于日寇占据，台湾同胞已多年无法前往捕鱼。因此盼望我能收复钓鱼岛。毫无疑问，收复钓鱼岛，将增加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对台独汉奸势力，则不仅将使其因不便公开反对而处境尴尬，而且会使其在政治上受到孤立和沉重打击。台军也不好直接参战。“中国若坚决捍卫主权，可以得到台人之心，有助于台湾的和平统一。反之，态度软弱将尽失台人之心，台湾的分离倾向必定更为严重。中国若是连钓鱼台都保不住，更遑论台湾。”[注3] 又由于日本必定会全力介入台海战争，中日也早晚必有一战。因此，与其让日寇利用我同胞手足相残，兄弟阋于墙，流我同胞之血为其火中取栗，积我两岸宿怨成其渔人之得，莫若我主动选择不伤及我台胞之有利地点和时机，对日寇予以坚决打击。已全天时、地利、人和之功。而不惜付出重大代价坚决收复钓鱼岛，正是向日本显示力量和决心，进而遏制其走军国主义扩张道路干涉台海之最好机会。 有些人认为，台湾第一，为大局。钓鱼岛次之，为小棋。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可因小失大。台湾回归以后，收回钓鱼岛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错，解决台湾问题对解决钓鱼岛问题极为有利；同样，解决钓鱼岛问题也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与钓鱼岛问题乃相辅相成，而并非对立。但钓鱼岛不解决而先解决台湾问题难度很大，先解决钓鱼岛问题则难度相对较小。钓鱼岛不解决，我北路攻台大军及东部沿海均将受到极大威胁和牵制。而收复钓鱼岛，不仅将解除上述威胁，而且可收痛击日寇，震慑台独，动摇老美，及伸张我保卫领土决心，得台民心而非增台敌意之功效。日寇侵占钓鱼岛，暗藏剑指台湾之兵机。我收复钓鱼岛，其意同样决不仅限于该岛本身。而是为解决（尤其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扫清外围，并有震慑敌胆，动摇其军心，分化其联盟，及得台民心之功效。将钓鱼岛与台湾通盘权衡，今日小岛俨然已成收复台湾之关键。 昔日康熙收复台湾，其主战场不在台湾本岛，决胜之役乃施朗水师力克澎湖。今钓鱼岛之于台湾，乃昔日之澎湖也。“台湾问题毕竟是中国人自家兄弟不睦，……但在钓鱼岛争端上，中国面对的是最贪婪、最残暴，曾给中国及世界造成巨大创痛的日本军国主义。”[注4] 当今世上无一地可将该痛打之敌与应免伤之友划分得如此清楚。日本人以我最凶恶之敌面目跳将出来盘踞钓鱼岛，岂非利令智昏自选一风水墓地，以利我对其稳、准、狠打击而免伤我手足同胞？莫非我祖先有灵，特赐此不伤我族人而又专惩我仇敌，以实现中华统一之绝好良机！ 何以先解决钓鱼岛易于先解决台湾？由于我解决钓鱼岛问题正顺应了台湾同胞保卫领土的要求，因此，只要我政府郑重宣布“台湾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后，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统归台湾管辖。”，则解决钓鱼岛问题，军事上先少一敌人（台军不好公开助敌），而政治上则多一份台之民心。此其一也。其二，钓鱼岛之大小、重要性，不论于敌于我均小于台湾。因此敌为此岛可付出之代价也必小于台湾。而钓鱼岛乃我之领土，又与解决台湾问题关系重大，我已无路可退，因此，只要我决心坚定，毫不动摇，不惜代价，日本未必就肯为此一岛而付出其在华经济利益及其它与我全面冲突之代价。因此，我应一方面充分利用经济、外交、政治等一切手段对日本施加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在做好军事冲突准备的基础上，出动军事力量与敌抗争对峙。敌不开火我亦不开火。敌若开火，则我立即给以坚决打击。则钓鱼岛问题有可能在国际斡旋下形成中日双方军队在钓鱼岛及其附近海、空域各自后撤脱离接触，而进行政府间谈判的局面。（中日双方为争夺钓鱼岛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及因此而全面扩充军备不符合美国的亚洲利益，因此在其当前无力于亚洲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形势下，有可能出面调停中日冲突。） 鉴于先解决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对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决定性作用，收复钓鱼岛的决战应选择在台湾和平解决的希望破灭之后为宜。而在台湾尚存和平统一希望时，我应在积极扩充军备，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一方面充分利用经济、外交、政治等一切手段对日本施加巨大压力，另一方面频繁出动空、海军及海防武警积极前出至钓鱼岛及其空、海域巡逻，与日军对峙抗争，甚至小规模武装冲突，都将对提高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争取台湾民心以利和平统一具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步骤也有有力的遏制作用。 由于日本实际上已成阻挠我解决台湾问题最顽固之敌，如我出动军事力量收复钓鱼岛，日本若不敢全力与我相争，钓鱼岛必被我收复。若日本倾全力与我争夺，则我应下决心对其给予歼灭性打击，这样连台湾问题也一并解决，还可避免因将决战之地选在台湾岛而及我骨肉同胞。 六．美国与中日钓鱼岛之争 如果说台湾问题是日本人在中美之间埋设的地雷，那么钓鱼岛就是美国人在中日之间埋设的地雷。显然美国人希望中日有利益冲突，中日不睦美可从中渔利。但中日若大打出手，于美却并不有利。 首先，美、日之间有安保条约，美与日缔结此条约意在用其为己张目，而决非甘愿被他人拖入战火，受其所累。自己于中日之间所埋之雷，莫非自己要去趟了不成？其二，中日大打出手，不仅美易被拖入其中，而且中日因此而大规模扩充军备，对美在亚洲军力能不构成挑战？美固不欲中国壮大，难道愿日本坐大？不论中日谁胜，美均难以继续在亚洲保持军事霸权。 美介入中日钓鱼岛之争并非没有可能，我们也应对美可能的介入做好一切准备。但由于美目前主要军力缠于中东而无暇他顾，其对日本的军事支持顶多限于信息和后勤方面，外交上既会助日本对我言词威胁，也会以调停者身份拉偏手。但钓鱼岛与美国家利益并无直接关系，只要我有坚强决心，不为其表面虚张声势所动，与敌抗争没完没了，对敌之任何挑衅给以坚决打击，并迅速扩充军事实力，则美最终还是会伙同其它国家对中日双方进行调停。但若我犹豫动摇，畏首畏尾，表现出怯懦之心，或军事上屡战屡败而又无不屈之志继之以更加奋发有为之像振作民族精神并迅速扩充军备，则美必对我更加强硬，其与日本介入台海之心也必愈发坚决。（可见，美是否介入中日钓鱼岛之争，及美日是否介入台海战事，均取决于我之实力与决心。而不取决于我是否忍让。） 至于美是否会全力助日与我相争，甚至开战？若真如此，说明美是在蓄意对我进行不惜代价的军事打击。因钓鱼岛对美国的重要性小于台湾，此种可能性不会大于美倾全力不惜代价介入台海战事之可能性。即美若全力介入中日钓鱼岛冲突，也必会全力介入台海战事。这在目前美军尚未从中东脱身的情况下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即使美彻底解决了中东问题而集结东亚，若届时我军力有了迅速提升使之感到即使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也无胜算，这种可能性仍然不大。但若届时我军力仍不足以对其形成威慑，则此可能性无法消除。因此，我必须为应对此种可能性而做好以军事斗争为主的一切准备。只有做好应对此种可能性的全面准备，此可能性才可降至最小。 综上所述，我们可得出结论：由于钓鱼岛对美国的重要性小于台湾，因此美以其军事力量直接介入中日钓鱼岛冲突的可能性当不会大于其倾全力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是否变为现实，则取决于我之实力和决心是否能将其制止，而不取决于我是否对其忍让。 七．建议政府采取的对策和措施 鉴于钓鱼台列屿（俗称钓鱼岛）巨大的战略价值。 鉴于日本对我钓鱼岛的公然侵略。 鉴于日本明确表示的将以武力干涉我祖国统一大业的敌对意图。 鉴于日本多年来利用我之友好诚意对我进行的隐蔽的破坏和渗透。 鉴于日本对其侵略历史罪行毫无悔改之意及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明确意图。 鉴于日本对我领土的侵略和分裂步骤及对我资源的掠夺行动并未受到制止而仍在继续，并愈演愈烈。 鉴于日本已成为对我国家统一和安全最严重的威胁。 特建议政府在钓鱼岛问题和中日关系的其它方面，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内政策方面，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并改变某些政策。 1．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不论是和平的还是军事的方式，把握于我有利的时机，恢复对我钓鱼岛及其海域、空域行使主权。并对之加强有效管理。 2．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迅速发展、扩充、部署高效、高质，且数量足够的军事装备，尽快形成对我东部海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确保对侵犯、干涉、分裂我国领土领海的一切侵略者予以歼灭性打击的能力。 3．严格审查日本在华参与的所有重大项目和经济活动，包括在建的和未建的以及正在运营的项目。 严格审查日本所有在华经济活动和其它活动对我国家安全的影响。 凡对日本利大对我利小之项目，未建的一律取消立项，在建项目以我不受损失为前提，酌情削减、停建。 禁止向日本出口煤、焦碳、石油、天然气、粮食、木材等一切我所紧缺的战略物资。 禁止进口日本的音像、娱乐等精神产品。 4．全面清查汉奸，凡向日本或其它国家出卖我国家利益，或为外国对我国的侵犯、分裂、颠覆目的进行宣传渗透活动的人和事应一律予以清查追究，并以叛国罪提起公诉。查禁一切为外敌侵略、颠覆、分裂、渗透目的服务的宣传品。审查一切受外敌资助的我境内学术机构的经济帐目及其“学术成果”。 5．弘扬民族正气，激励爱国主义精神。若无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我们不可能聚集全民族的力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恢复对钓鱼岛行使主权并加强有效管理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因此，传媒应积极宣传爱国主义，并配合政府对钓鱼岛恢复行使主权的努力，宣传解决钓鱼岛问题的重大意义。 各级政府应积极支持民间的保钓爱国活动，取消一些地方对民间保钓活动的限制，保护人民群众宝贵的爱国热情。对民间的爱国活动要积极引导，妥善管理，防止出现极端倾向。 6．腐败是滋生汉奸最好的温床，也是严重削弱我抵御外侮力量的最致命弱点。因此，只有选贤任能，励精图治，整肃内政，铲除腐败，尽快完善各类监督机制，实现国家高度的法制化，才能将我中华民族最深厚之伟力极大地释放出来。抵御外辱，统一中华。 总之，我若对日本对我钓鱼岛的公然侵略仍无实质性的抗争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在钓鱼岛的地位将因多年苦心经营而更加稳固，拖得越久对中国越不利。” [注5] 最后，让我们用为钓鱼岛早日回到祖国怀抱贡献了毕生心血的鞠德源教授的话作为结束语“如果中国真的是“负责任的大国”，就应该果断地斩断日本军国主义窃土的黑手，遏制其侵略野心，阻止其滑向战争的边缘。这既有利于中日及世界和平，也等于挽救了日本人民。” [注6]
琉球独立和钓鱼岛归属作者:admin 日期:2007-11-03
琉球，也就是所谓的日本冲绳。国人对琉球和冲绳的称呼大都非常熟悉，但知道两者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就少多了，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对此展开宣传和教育。国人的印象里，琉球曾是中国的藩属国，晚清时期被日本人强行割占。同样在国人印象里，冲绳是日本的一个县，那里驻扎着美国的军队。多数国人不清楚琉球与日本的具体关系，琉球几乎成了被我们遗忘的角落。事实上琉球至今不是日本领土，尽管日本人统治着，并强行将她更名为“冲绳”。 公元1372年琉球中山、山南和山北三国向明朝政府称臣，正式成为明朝藩属。几年之后，中山国灭了其他两国完成统一，中山国国王被明政府册封为琉球王，成立了历史上的琉球国。明朝册封琉球200多年后，日本看上了琉球王国。1609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派萨摩藩诸侯岛津氏向琉球敲诈钱财，遭到琉球国王的拒绝。岛津氏遂率军攻打琉球，俘虏了琉球国王尚宁，逼其写下誓文，每年向萨摩藩输粮8000石。日本将历史上的这次侵略视为“上贡”，并以此证明琉球一向是日本的“藩属”。一六五四年琉球王终于摆脱了萨摩藩的控制，为感念中国的厚道皇恩，主动遣使臣到中国请求册封。当时的康熙皇帝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二年进贡一次。一八七三年，日本兵临琉球，废除国王，另立傀儡。第二年又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三千登陆台湾，打算长期占领琉球和台湾。一八七五年，日本得寸进尺，大军开入琉球，禁止琉球进贡中国和受大清册封，用明治年号取代中国年号。虽然大清当时软弱无能，但在琉球主权问题上始终坚持为中国所有。直到一八七九年日本政府推行“废藩设县”，强行搞了个所谓“琉球处分”，把琉球一分为二，北为日本领土更名为“冲绳县”，南为大清领土，并企图硬逼中国承认。 日本窃居琉球三十六岛后，一八九五年挑起甲午战争，偷袭北洋舰队，迫使大清签定彻底丧权辱国的条约，割让它窥视已久的宝岛台湾。但是日本并不满足于此，并再次把它的魔爪伸向另三个小岛群——钓鱼岛群岛、黄尾屿群岛、赤尾屿群岛。日本声称：日本首次提出钓鱼岛主权，是在朝鲜、台湾到手后天皇颁布的“勒令第十三号”，擅自宣布钓鱼岛“正式划入日本帝国版图”，归冲绳县辖制。这是日本最早提出拥有钓鱼岛的日子，比中国实质拥有该岛晚了一千多年！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并无条件接收《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根据此约“日本只能保有本土四岛”，其它武力吞并的领土必须放弃，中国的钓鱼岛和属国琉球理所当然归还中国。但是，战后此二地均为美军占领，虽然美国“不承认二群岛主权归属日本”，但也没有交给中国。一九四七年四月联合国《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把这两块“主权未定”之地交给美国“托管”。美国有将琉球据为己有的意图，不仅在当地禁用日本昭和年号，而且提倡一种与日文颇有出入的书面语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美国还在各种正式文件中避免使用“冲绳”这一称呼。这样拖了二十三年后，美国最终还是把琉球送给了日本。国共两党从大陆打到两岸，并且一直打个没完，谁也不顾领土。而此时的日美两国已由仇敌变成亲家，不仅合穿上了一条裤子，而且在琉球、钓鱼岛问题上狼狈为奸。 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依据只有两条：第一，钓鱼岛属于琉球；第二，琉球属于日本。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几乎只限于反驳“钓鱼岛属于琉球”，并一再论证“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却忘了琉球本来就不属于日本，日本占领琉球显然违背了《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如果我国政府断然高扬“琉球不属于日本”的旗帜，日本的所有论据都将不攻自破，不仅于法于理有助于确保我们的钓鱼岛主权，还能维护正义避免日本对琉球的非法恶意占领。可惜的是，国共两党忙于内战，都不愿增加外来的任何强敌，对琉球问题故意闭上眼睛，听任日美胡作非为。尽管两党对钓鱼岛主权予以明确宣示，基本上都只是被动地吆喝几句，面对日本切香肠式地步步推进，都未能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就这样我们坐看日本树立灯塔、赴岛考察勘探、修建机场，甚至坐看日本展开海上治安巡逻将我们的民间保钓人士撵的撵抓的抓。 日本是个善于见缝插针的国家，它发现国共对峙，钓鱼岛无人值守，就想把它攫为己有。要占领一个本就不属于己的领土，就需要拿出适当的理由。日本的理由如上段所述，他们认为钓鱼岛原本就属于琉球国，而琉球国更名为冲绳后成为日本领土，所以钓鱼岛理所当然地属于日本。所以，假若钓鱼岛真的曾经属于以前的琉球，而中国又承认琉球是日本的领土，日本提出钓鱼岛主权主张就有些道理。基于此，中国予以大量的论证和批驳，旨在撇清钓鱼岛与琉球的任何关系，并且摆出钓鱼岛为中华领土的种种历史证据，却恰恰把“琉球不属于日本”这个最好的证据给忘了。所以这里必须要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钓鱼岛真的与琉球没有任何关系吗？第二琉球真的属于日本领土吗？ 百草止水认为，说钓鱼岛与琉球没有任何关系是痴人说梦。1817年，日本国掠夺了琉球王国将其编入了鹿儿岛，1879年废琉球而建冲绳县。1885 年日本对钓鱼岛进行过实地调查，由于没有发现中国人居住和开发的证迹，遂判定该岛不属清国所有。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决定钓鱼岛与久场诸岛、黄尾屿为冲绳县所辖。这样至1945年日本战败，钓鱼岛周边的三大系列群岛事实上一直在日本的占领和统治下，也就是说，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钓鱼岛周边海域和岛群一直编列在冲绳县内。由此可见，钓鱼岛曾经“属于”琉球，尽管是日本强行占领并划并。当然，我们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钓鱼岛是中国人率先发现并命名，一直独立于琉球国之外，并且在中华直接治下的版图之内。尤其是美国、前苏联、法国甚至日本等10多个国家近200种地图上，都曾明确标绘钓鱼岛属于中国。例如，1948年美国权威地图《新世界地图》一书中，就包括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进攻日占区时的疆域界限，地图中详列了日本管辖的全部岛屿，而钓鱼岛没有被包括在内。按照近代国际法对领土取得方法中的先占准则，钓鱼岛自古就属于中国；按照《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日本也不能拥有钓鱼岛，不仅不能占有钓鱼岛，而且连琉球都不是日本合法领土。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从毛时代以来，中国就默认了日本对琉球的占有权，我们自己居然先违背了《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朝鲜战争以后，中美全面交恶，为了分化日美同盟，毛周很没远见地呼吁美国把琉球“交还”日本。朝鲜战争的挫折和此后越南战争的泥潭令美国感受到自我力量的有限性，为了更好地同苏联争斗，美国必须拉拢并控制日本，于是便顺着毛周的呼吁把琉球连同中国的钓鱼岛一同交给了日本。就这样，日本堂而皇之地重新占领了琉球，海峡两岸对此竟然毫无异议；就这样，钓鱼岛事实上置于了日本占领之下，只是日本还不敢公开地自*由开发和管辖。 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我们长期以来采取的都是守势，而日本却言语凿凿攻势逼人。既然无论历史还是国际法，钓鱼岛都属于中国，日本为何还要搬出其侵略扩张时钓鱼岛与琉球的强行关联要挟中国？这里有五个因由：第一，琉球主权根据国际法一直未定，但是，依据《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琉球首先不能属于日本，所以日本缺乏拥有琉球的法理基础。第二，海峡两岸的中国当局傻乎乎地违背了国际法精神，不仅默认美日私相授受，有的还公开推动美国“归还”。日本人就想了，既然《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可以不必遵守，为什么钓鱼岛就不能继续让它们占领？况且中国人还曾割让过台湾呢。第三，钓鱼岛和琉球都曾在美国的“托管”之下，是美国私自“送给”了日本，两国还因此签署了互利互惠的法律文件。既然美国“托管”之时中国没有拿回去，现在已经进到日本的嘴里了，自然就不想吐出来。第四，按照199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钓鱼列屿海域拥有74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经济专属区”，这几乎相当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南沙群岛领土领海争执的总和。如果日本窃土成功，日本人就获得一个大陆架，他们会进而要求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中国不仅再也不算是海洋大国，而且日本的领土和领海还会急剧地增长。以钓鱼岛为基础，日本就可以瓜分中国的东海大陆架，至少能攫取我们东海油气资源的一半。第五，在地缘政治上，钓鱼列屿位于台湾和琉球之间，处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一线，是外海进入中国的跳板,也是防止中国海军向太平洋纵深地区进出的屏障，更是日本海上生命线的咽喉要道。如果日本完全控制了该海域，不仅中国海军被扼住了咽喉，使其获得进攻中国的理想前进基地，而且有助于确保日本东海霸主地位，为军国主义的再次复活埋下深厚的地理基础。现代高速战机和导弹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发动进攻的一方，防守一方极易陷于被动，因此尽可能地扩大防御纵深和进攻空间就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战略意义。显然，一旦日本彻底拥有了钓鱼岛，日本的战略纵深就会大大延展，我们的战略纵深就会同步急剧萎缩，假若中日再次开战，失去钓鱼岛的中国就会再次陷入战略窘境。总此以上五项理由，就可解释日本不惜代价染指钓鱼岛的行为。尽管如此，百草止水还是认为第一条最为关键，因为琉球是最大的一块领土和海域，日本当然想尽快通过国际社会的认可。 那么日本怎样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呢？第一，既然是《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障碍了日本对琉球的合法占领，那么只要修改这些法律文件就行了。这两个法律文件是联合国成立的基础，也是联合国宪章的主要精神。依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由二战五大战胜国担任，战败国不能成为常任。近几年来日本一直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其首要的改革目标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体制，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和中国一样在安理会内分庭抗礼。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首先修改联合国宪章，从而取消二战后加诸于日本头上的战败国头衔。只要日本战败国头衔一除，《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的弹性解释空间就会极其广大，日本对琉球的永久占领就不会再受国际法的束缚。所以，日本一直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为此不惜认捐仅次于美国的联合国巨额会费，以营造有利于日本进入安理会的国际舆论。当美国对联合国越来越不耐烦并强烈要求改革后，日本积极跟进猛烈鼓噪，并适时拉拢印度、巴西和德国组成四国联盟，试图浑水摸鱼混进安理会。第二，同中国展开钓鱼岛争端的凌厉攻势，以此逼迫中国同它划定海上疆域边界。中国同日本一直没有签署海上边界条约，尽管表面上中日只对东海部分边界存在争议，事实上整个东部海域上的双方边界一直未能通过法律界定。国际海洋法确立海上边界的原则有三：一、中间线原则，二、大陆架原则，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原则。依据这三原则，中国同日本的海上边界再明确不过了。可是，中国的疆界明确了并不意味着日本疆界的明确，中国边界之外的琉球群岛也不能因此属于日本。那么日本的海上边界在哪里呢？是在琉球和中国之间？还是琉球和日本之间？所以，日本要主动挑起钓鱼岛问题，不惜以此激怒中国，逼使中国同它展开海上边界谈判，从而间接实现中国在法律上确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 大家也许认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找茬，中国会更不愿意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占有。其实不然，百草止水相信这是日本进两步退一步的策略，日本早就在琉球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现在又主动在钓鱼岛问题上前进一步，目的就是招惹中国震怒后再借坡后退，然后顺理成章地签署两国边界条约，琉球问题自然就能通过法律得以固定。毛周时期的中国就嚷嚷着让美国交还日本的琉球，毛周之后的当局亦是默认，如果中国的反应一如日本的预测，通过中日边界条约就能基本达遂永久霸占琉球的战略目的。可笑的是，中国的反应出乎日本的预料，日本觊觎钓鱼岛原本就打算扮演一个强盗角色，没想到被抢劫者居然比抢劫者还紧张恐惧，中国不仅未曾做出任何严厉反应，反而担心恶化和破坏中日友好，害怕美国依据美日安保条约自动介入。于是，为了“顾全大局”，便“忍辱负重”地予以口头“抗议”、“谴责”和“严重关切”，出兵护“钓”的事居然从未发生。日本起初看不懂中国的门道，时间久了就明白了中国皮袍下面的小来，于是便趁虚而入，进而图谋永久霸占。就这样，日本基本放弃了以钓鱼岛之 “虚”谋琉球之“实”，恃强凌弱、无耻贪婪的本性再次暴露，日本终于真刀实枪地谋夺我们的钓鱼岛了。为此它一再加强同美国的军事关系，通过狐假虎威的手段威胁和恫吓中国；它一再插手我们的台海事务，不仅希望通过分裂削弱中国，而且也隐藏了以支持台独之“虚”谋钓鱼岛之“实”的伎俩。目前来看，日本的胃口在逐渐增大，其支持台独的策略之“虚”又开始朝“实”的方向转变，原因就是台湾深绿势力的持续嚣张和大陆统一步伐的密云不雨，令日本再次感受到中国的“软弱”和“心虚”！ 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确够软弱的了，人家在你领土上立灯塔、建机场、搞勘探都无动于衷，你的民间保钓人员被日本巡逻队抓的抓撵的撵都束手无策，这难道不是奇耻大辱吗？如果担心采取军事行动会激化中日矛盾，那就更加愚蠢至极，这个矛盾不是中国挑起的，人家欺负到你头上了还担心“事态扩大”，是“大智若愚”乎？是“软弱无能”乎？八年抗战期间，日本那么强大我们都能坚持抗击，如今的日本军力并非优于中国，我们怎么就反而担惊受怕懦懦无为呢？显然，担心事态扩大的背后有着极深的美国因素，害怕美日安保条约发生反应导致美国自动卷入是政府最深的忧虑。如果那样的话，中国干脆放弃台湾得了，因为美国也有可能卷入台海争端。中国的胆怯和过度忧虑使得日本更加骄狂、美国更加托大，日本不仅更乐意紧搂美国大腿，而且在钓鱼岛和台湾问题也愈陷愈深，美国也越来越感到抓住了中国的尾巴和命门。美日不仅联手更甚，甚至将安保条约的范围不断延伸，从日本本土扩延至中国的钓鱼岛，继之又把台海纳入其中。我们不是害怕吗？我们越害怕，他们自然越嚣张；我们愈软弱，他们就愈强悍；我们不断后退，他们就要不断前进！事实上，美日安保条约只是强调维护日本主权和美国在周边用兵时日本给予协助，并没说日本挑衅他国并同他国交战时美国自动参战。如果有那么个约定，美日就成了侵略性盟友，两国也就成为货真价实的合伙威胁别国主权的战争罪犯。美国没有那么傻，他是日本的占领者，又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他驻军日本自然就没有人敢觊觎日本的领土，所以美国就能轻而易举地以维护日本主权为由换取日本对美国用兵的协助。反过来就不行，美国不会答应自动协助日本挑起或参与的战争，那样美国会承担极大的未知风险。所以，中日如果因为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美国是绝不会援助日本的，至少不会采取军事直接卷入的方式。尽管美日签有安保条约，根据《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日本的领土只限于本土四岛，美国有充分的理由置身事外。否则的话，只要美国卷入中日钓鱼岛争端，就必然要卷入日韩独岛之争，也必须卷入到日俄北方四岛的冲突中去，因为这些地方日本都宣称拥有主权。所以，百草止水认为，如果美国悍然卷入，不仅于法无据，而且是对中国主权的肆意侵犯。既然中国的钓鱼岛他都敢卷入，台海就会不在话下；山姆大叔只要敢卷入台海，就能染指大陆；能染指大陆，就能肆无忌惮地摆布中国的一切。因此，政府不应该胆怯，更不应该恐惧，只要有理有据就必须据理力争！胆敢犯我边境者就必须铁拳出！！，犯中华利益者就一定要锱铢必较！！！ 不仅在钓鱼岛问题上百草止水主张积极主动，就连琉球主权问题我们也不能疏忽遗忘。依据国际法琉球不是日本领土，日本凭什么在那里置县并宣示主权？尤其是这个贪婪成性的国家正染指我们的领土，默认琉球的被占只能助长它的嚣张气焰。更何况日本提出钓鱼岛属于日本的理由是曾经“隶属”于琉球，如果政府承认了冲绳法律地位的合理性，日本的钓鱼岛诉求就会变得合情合理，至少日本国内的人民会这么想这么看。因此，为钓鱼岛主权计，为琉球人民的合法利益计，为国际法尊严计，为和平正义计，中国都必须出面同日美交涉琉球主权，中国必须大吼“日本滚出琉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的主权；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算是负责任有正义感的大国。长期以来我们总习惯于被动挨打，从不知道主动出击，甚至不懂得以攻对攻。一味地被动防守只能沦落为别人得陇望蜀的对象，“我为鱼肉人为刀俎”正是软弱者面对强悍者的惯常结局。所以，中国可以不去欺负别人，如果别人欺负我们，就应该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击，这是我们的尊严，也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让凌辱者明白——它们定要付出百倍于我们损失的代价！我们有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准则，难道我们介入琉球问题就干涉了别国内政？显然不是！国际法规定琉球不是日本领土，所以我们没有干涉日本内政，也未威胁日本主权；毫无疑问，琉球亦非美国领土，我们自然也没干涉美国内政；琉球还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们的介入自然也不算干涉琉球国内政。既然不存在干涉内政问题，琉球又与中华存在极深的历史渊源，还被日本强行同钓鱼岛主权链接到一起，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义无反顾地参与到琉球问题之中呢？
湖北武汉消息 一名大陆保钓人士于3月11日上午十时许遭警方绑架。另一名志愿者亦被迫前往派出所接受讯问。 遭绑架的是一名浙江籍保钓人士。他原定于当日早些时候同一名湖北籍志愿者会面。没想会面结束后，等待他们的却是阴森的审讯室。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整个过程中，警方未出具任何合法手续。 截止发稿时，这名浙江籍保钓人士仍被囚于武汉市公安局新华街派出所。 自2009年初日本在钓鱼岛海域常驻了可搭载直升机的ＰＬＨ型巡视船后，大陆媒体掀起了新一波反日攻势。来自两岸四地的保钓志愿者，已开始筹备五月的联合登岛行动。 不过，有消息人士指出：大陆方面针对钓鱼岛问题的行动仅限于官媒报道。与此同时，民间保钓志愿者却承受着更甚于以往的强力压制。 目前，大陆各地的保钓人士均受到公安警告，他们被要求绝对禁止参与今年的出海行动。
长沙警方拘留破坏“中日友好”保钓人士
湖南长沙消息 大陆保钓人士李义强（厦门班长）等人于今天早些时候遭长沙警方强行羁押。与此同时，约有数十名保钓志愿者受到当地公安部门警告，被要求禁止离开居住地，否则将有"不愉快事件"发生。 遭羁押、警告的保钓志愿者皆为"2009年中国民间保钓论坛"的与会人员。此次会议原定于2009年1月10日~11日在长沙召开。大陆地区，以及台湾、澳门、香港的保钓组织均派出了各自代表。 (博讯 boxun.com)
李义强表示，会议是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被当局喊停的。去年12月初，"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保钓湘军"得知"2009年中国民间保钓论坛"即将召开，主动提出了承办请求。经"保钓湘军"沟通，长沙警方承诺不会阻拦此次会议。 "之前我曾亲自赶到湖南向保钓湘军确认，并提出同长沙当局会面，遭拒绝。"李义强说，"他们给的答复是，已经和保钓湘军谈妥了，不必再见面。" 上述消息也得到了另一名湖南籍保钓人士殷敏鸿（张东方）的证实。 李义强说，2009年1月3日，也就是会议议程即将公布的那天中午，他突然接到保钓湘军负责人的电话，被告知会议不能在湖南召开。李义强随后赶到长沙，试图进行最后的努力，结果遭长沙警方强行羁押。 另据北京一位匿名的保钓人士透露，部分当地志愿者也计划组织相关会议，时间和"2009年中国民间保钓论坛"相近。而在未能抵达湖南的与会人员中，除了遭到当地公安部门的警告外，也有不少志愿者被某"圈内知名人士"加以劝阻。 这位匿名人士不愿透露更多信息，他表示自己"很为难"。 背景资料： 钓鱼台列屿东海大陆架边缘，属台湾宜兰县辖区。自古以来，中国台湾、福建等省渔民一直在钓鱼台列屿从事捕鱼、采药等生产活动。 1895年，趁甲午战争清政府败局已定，日本在《马关条约》签定前三个月强行占领了这片本属中国的土地。 2001年8月13日，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强行参拜靖国神社。 2003年1月，日本政府从"民间人士"手中"租借"钓鱼台列屿。这些极不友好的动作，令"两岸三地"一片哗然。 新一轮保钓浪潮由此引爆。 2005年之后，大陆保钓运动遭当局打压，相关人员亦未能幸免，更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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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钓鱼岛巨大的战略价值 （1）巨大的经济价值 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在地质结构上附属于台湾全岛之岛屿, 是近海和远海渔业资源的交会处,岛上有珍贵的药材。 (博讯 boxun.com)
其海产资源也十分丰富，渔业年可捕量达１５万吨。 钓鱼列屿海域为新三纪沉积盆地，富藏石油，据1982年估计当在737-1574亿桶。有人曾经断定，钓鱼岛附近水域的石油资源使之“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这种诱人的憧憬，足以令人为之冒险。 按照199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钓鱼列屿海域拥有74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经济专属区”，这几乎相当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南沙群岛领土领海争执的总和。“如果日本窃土成功，日本人就获得一个大陆架，他们会进而要求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那样中国就远远说不上是一个海洋大国了。”[注1] 以钓鱼岛为基础，日本才可以与中国分划东海大陆架，将至少攫取东中国海油气资源的一半。 （2）巨大的军事价值 在地缘政治上，钓鱼列屿位于台湾和冲绳之间，处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一线，是外海进入中国的跳板, 也是防止中国海军向太平洋纵深地区进出的屏障。如果日本完全控制了该海域，不仅中国海军被扼住了咽喉，而且使其获得进攻中国一理想前进基地。 现代高速战机和导弹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发动进攻的一方，而防守一方则极易陷于被动，防不胜防。因此，尽可能的扩大防御纵深和空间就具有越来越重大的军事战略意义。 日本由于内陆任何地方距海岸都不超过１２０公里，其防御纵深十分有限，战时易受来自空中与海上各个方向的袭击。日本占领和控制钓鱼岛可以将其所谓防卫范围从冲绳向西推远３００多公里，而我方的防御纵深却一下子缩短了300多公里，使我东部沿海以及台湾地区直接暴露在日（美）近距离的监视侦察和空中打击的威胁之下，战时则大大减少了防敌突袭的宝贵的反映准备时间。 另一方面，设在钓鱼岛的敌军事基地，将使我在台湾方向的军事行动受到极大威胁和牵制，敌可从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对我海上运动之攻台部队，或正登陆台岛及已在台部队进行空中和海上打击，侦察监视更是无处不在。从而大大增加了我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 日本方面正是认识到了上述军事价值，所以早在７０年代就将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划入其警戒范围，并将钓鱼岛列入了日本的军事控制圈内。 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所指出，钓鱼岛既适合建立电子警戒装置，也可设置导弹。其实还不仅止此，日本现已在岛上建有直升机场，这意味着其必在此建立一个本土以外的军事基地，而这毫无疑问是对我产生重大威胁的一种结局。 这样，处在台湾东北１２０海里，介于琉球群岛和我大陆及台湾省之间的小小钓鱼岛，其今后的军事价值必会越来越大，足以令世人瞠目。在战略意义上，该列岛可以为日本利用、作为其阻我统一，再次侵略威胁我东部沿海和台湾地区的桥梁或前进基地；也可以成为我保卫国家东海方向安全、遏制日本扩张势力南下的前哨，及跨出第一岛链的桥头堡。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钓鱼岛的战略价值非常非常巨大。它不仅在于岛屿本身７平方公里的主权标志，而且在于其巨大的经济与军事价值。正如鞠德源教授所说“怎么评价钓鱼岛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因此，无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国防安全的角度，我们都必须保卫钓鱼岛的主权所有，绝不能容许日本的染指和霸占合法化，此乃国家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二．日本对钓鱼岛的侵占 钓鱼岛由于其经济和军事上的巨大战略价值而引起了日本无穷的贪欲。 “自七十年代因“见油起贪”而打定主意“窃土再占”、实行“舆图窃土战略”以来，日本抱定了“无主地先占”和“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两条国际法时效原则来渐渐确立自己对岛屿的主权。日本政要在各种场合鼓吹“尖阁列岛自古以来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人通过声明、见解、社论、行政立法、学术论著、编绘地图等种种方式声称主权，并多次在钓鱼列屿各岛或树立灯塔、神社与太阳旗，或建机场、修跑道，日本海上自卫队也多次在附近海域驱赶中国渔船、阻挠华人保钓运动。在官方与民间的步调上，日本人表现出了惊人的协调一致。他们为谋得岛权所采取的种种步骤执著、缜密、连贯、有力，而且民间与政府配合无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某些学者在窃土过程中充当了先遣队和急先锋的作用。”[注2] 虽也有像井上清、村田忠禧等有良知的学者发表客观的学术文章，承认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但这仅是少数。 在日方处心积虑，滴水不漏的步步进逼面前。我方每每顾及中日友好，以大局为重，仅以政府声明表达“强烈抗议”，这种例行公事对日本已毫无影响，显得苍白无力。 “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成了仅仅由中国单方遵守的政策。我之诚意不仅未能感化日本，反而更助长了其嚣张气焰，并使其加快了行动步伐，实效占领也从领土扩及领海。 特别是今年春节，日本政府以宣布接管钓鱼岛灯塔的卑劣方式宣布了其对钓鱼岛的实际占领和管辖。公然正式把钓鱼岛窃为己有，完成了对钓鱼岛的侵略步骤。 三．日本已对我国构成最严重的战争威胁 二战后，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并未得到彻底清算，因此日本根本不可能对其侵略罪行认真反省。日本对二次大战的反省丝毫没有愧疚悔过之意。其所谓的反省不过两条：一. 不该对强大的美国开战，若不对美国开战，说不定现在还能保有中国东北和台湾。二. 中国太大，日本当时不应急于吞下整个中国，而应分而食之。战后日本的对华战略不过是其长远考虑的世界战略的一部分，是建立在对二战的错误认识和反省基础上的。这个世界战略其实并未摆脱田中奏折的老套，只不过增加了对二次大战反省的内容，可以说是田中奏折的现代翻版。因此日本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还要重走军国主义老路。除非再次遭到重大挫折或彻底失败。 像战后积极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六十年代开始大肆宣扬军国主义狂热，以后又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大肆扩张军备（居然使其“自卫队”成为军费开支占世界第二位的强大武装），侵占我钓鱼岛，拒绝民间的各种战争受害者索赔，修改和平宪法，首相及其他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对我进行各个领域的全面渗透，在同中国的经济交往中暴露出不仅有利己之心而且有害人之心等等，都不过是其军国主义的长期战略表现出来的必然现象。 即使是在“中日友好”的环境中，日本也在充分利用“友好交往”的便利，一方面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并且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尽可能地限制甚至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及其它利益。另一方面对我进行卓有成效的思想、文化、教育、经济、外交、军事各领域的全面渗透。特别是以各种方式收买腐败的官员和学者并逐渐向高层渗透。为有朝一日分裂中国创造条件。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面对着美国开放的复活军国主义的绿灯，面对着再次成为世界军事大国的“诱人前景”，日本终于按捺不住其野心，越来越露骨地在其亚洲战略乃至世界战略中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敌国。尤其是日本基于对二战的两点反省，在中美关系出现麻烦时便极力宣扬 “中国威胁论”，怂恿迎合美国鹰派分裂中国的战略，与美国结成分裂中国的同盟。日、美分裂中国的目标决不仅限于台湾，而是使中国出现类似苏联那样的解体，完成“七块论”“八块论”所描绘的梦幻“蓝图”。日本还积极联合越南、印度等意图全面遏制我国，甚至在我传统后方的中亚地区及俄罗斯远东石油问题上也积极楔入，对我进行牵制。 在欧盟和以色列对我军售的问题上，日本政府公开反对欧盟对我解禁和以色列为我改装无人机。这是日本准备与我开战再确凿不过的证据。若不打算与我开战，欧盟和以色列卖不卖武器给我，关他日本什么事？ 目前，日本已公开以我为敌，不仅公然宣布对我钓鱼岛的占领，而且公开表示要防卫台湾，以武力阻我统一大业。目前此威胁尽管以外交辞令表达得比较委婉，但日本以武力支持台独的战略意图已显露无遗。鉴于日本自战后一直未忘重温军国主义旧梦，五十多年来在台湾做足了分裂渗透功夫，不仅培植起庞大亲日台独势力，而且助其上台执政已有多年，只等有朝一日瓜熟蒂落，就能重回台湾，收复“失地”。因此，其对我统一台湾之举绝无袖手旁观，而听凭其阴谋半途而废之理。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比美国有着分裂中国更大的内在动力和“切身利益”，其卷入台海战争的积极性也注定比美国更为强烈，眼下扭捏作态一是向美国讨价还价，二是对我进行掩饰，怕失去在华经济利益及避免我除奸破坏其渗透成果。这方面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不可对其是否介入台海再存任何幻想。 显然，日本已取代美国而成为对我国家统一和安全威胁最大之敌国。并且这个最危险最凶恶的敌国又侵占了我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领土？？钓鱼岛。 日本与美国不同，中美之间相隔万里，无领土纠纷。美国为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虽欲分裂我国，但此战略利益与其国家领土及存亡无关，故不愿为此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因此更多的是欲以渗透等冷战方法“和平”地分裂我国。而日本与我近在咫尺，且将我视为其成为亚洲霸主之最大障碍。因此其羽翼丰满后必全力向我扩张，分裂、颠覆我国，侵夺我领土和资源。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等领土之争仅仅是开始，日本积极介入台海战争也是必然的事情。我若在其步步进逼面前妥协退让，则其越发得寸进尺，咄咄逼人，在台湾问题上反而会毫无顾忌地积极卷入……，直至将我彻底分裂，将我领土资源侵吞殆尽，决无半途而废洗手不干之理，除非其遭到彻底失败。“九.一八”及“七.七事变”即是前车之鉴。而我若与其抗争，则其必对我施加更大压力，如煽动反华情绪和军国主义狂热，利用其生产能力加速扩充军备，及对我采取更强硬的政策等等。因此，日本与我中华民族的矛盾乃属你死我活难以调和之性质。我必须做好与其长期艰苦抗争的准备。 应该反省的是，由于我研究日本（且都受日本资助）的学术机构的失误，我们一直对日本日益明显的军国主义道路抱有幻想。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警惕和防备仅限于口头，在台湾问题上对日本介入的程度和危险也明显估计不足。而日本则对我进行了几十年扎扎实实的战争准备（包括对我的渗透）。我却为了不得罪日本，避免同时抗衡日美两大强国，在钓鱼岛等一系列问题上一忍再忍，以期能分化日美同盟，日本也正是由于窥透了我这种避免同时与两强相抗且不愿给台湾问题的解决增加难度的心理，充分利用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我们打美国牌，以最大限度地逼迫我们不断对其让步，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不断蚕食我之重大政治经济利益。损我以自肥，并创造有朝一日或战而胜我，或不战而屈我之兵的条件，实现其分裂我国的战略目标。而面对日本越来越严重的战争威胁，我们却至今仍不能对其有足够的认识，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四. 钓鱼岛之争与中日关系 由于日本对我日益严重的战争企图和威胁，钓鱼岛巨大的战略价值必定会被其充分利用来阻我统一并威胁我东部沿海地区及掠夺我海洋国土和资源。对此具有巨大战略价值的必争之地，我们决不可坐视日本将其霸占，此乃国家重大利益所在，必须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收复钓鱼岛。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再次崛起必然视我为其称霸亚洲之最大障碍，其将我当作首要敌国也早已暗中进行了二、三十年全方位的战争准备。（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思想文化、教育及对中国的渗透破坏等等。）又因为目前我国力量还不足以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对我新的侵略图谋，中、日民族矛盾因此具有难以调和之你死我活性质，正如广大人民群众很早就预言的那样：中日必有一战。（此民间判断比那众多被日人资助的研究机构及其学者高明不知多少倍。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因此，在当前日本军国主义对我侵略扩张图谋已非常明朗之时再奢谈“中日友好”，就只能是麻痹自己的一厢情愿了。 诚如上节所说，我若与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政策抗争，则其也备有更强硬的方案将对抗升级，日本会借机大肆宣扬中国的威胁并煽动军国主义狂热，制造民意以支持其开动庞大生产能力扩充军备。更会进一步依靠美国牌，对我越发气势汹汹。我若被其吓倒而退让，则其计谋得逞，更加得寸进尺，无所顾忌。而我若与其强硬政策对抗下去，不吃那一套，虽短期将面临巨大压力，甚至在军事上会有一时挫折，但只要动员人民坚持长期斗争，日本又能有多少强硬到底的本钱？日本人虽狂妄自大却还不算太傻，与十三亿人口之核武大国兼最大市场强硬到底，最后会是个什么结果付出何等代价难道其心中无数？果真不惜“一亿玉碎”六十年前投降何为？况美国的“帮忙”又岂是免费午餐？表现在外的东西往往都是相反的，日本外表咄咄逼人气壮如牛，其实正是其色厉内茬，心存侥幸以图一逞的表现。 日本之所以敢对我步步进逼，肆意威胁，侵吞蚕食我领土，并非因其现在就有与我全面冲突的决心和准备，而是由于其窥透了我尽一切可能避免同时抗衡美、日两大强国及恐影响解决台湾问题的心理，料定我们除发个声明抗议外，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我们的底他们一清二楚，这其中既有分析判断，也不排除其看到了我们的底牌。综合历史情况，我们甚至可以说，对方是在看着我们的底牌出牌。 就如同“九.一八”，东北那么重要的地方，又有大量东北军，日本居然敢以一、二万人发动进攻。这并非其有“武士道”之勇，而是由于通过长期渗透，收买了大量汉奸（包括东北和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加上大量在中国的日本间谍和“顾问”，建立了庞大的在华情报网，确认蒋介石和张学良不会坚决抵抗。 而当今日本每每实施侵我领土和资源权益及公开支持台独等蓄意敌对行动，总是先以媒体抬出日美同盟进行炒作，虚张声势，故弄玄虚地评论一番日美安保条约的什么合作条款，什么会议，什么共同声明，对我施以恐吓。然后进行一些试探，在综合了各方面情况分析，断定我对其下一步的侵犯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反应后，立即着手实施其损害我利益之预谋。其每一个侵犯我利益的实际步骤都是一个有限的目标，在实施后又尽量保持低调，淡化其影响。然后又不失时机地与美国搞一个足以刺激我堪忧堪虑痛处的动作，但又点到为止（怕失去其在华经济利益，怕刺激我横下一条心积极备战及彻底清除汉奸亲日势力）。于是趁我正忧心忡忡之际，不失时机地口头对我示以“友好”，讲两句中听的话，给我一个台阶下，然后又一切恢复正常。过些日子再开始新一轮的挑衅……。整个过程中美国牌被其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侵害我之时机、分寸、硬软张驰变化和程度、及各方面的配合，把握拿捏得恰到好处。既侵占了我重大利益，造成我重大实际损失；又可继续在“友好”的交往中赚我金钱而不失其经济利益，并可对我持续渗透下去。如此反复，竟屡试不爽，如慢火煨活蛙般地渐渐将我煮死而又尽量化解我之反抗。若非其持之以恒且卓有成效的渗透功夫，安能对一有核武之大国欺负得如此艺术？侵我害我之后又安能使我社会反应尽可能不太激烈？ 可悲的是，我们每每被日本如此玩弄，国家领土和权益一点点不断丧失，我有关部门却还兀自庆幸每次风波都还有一个表面算是“友好”的结局“化险为夷”。于是在日本利用一切机会拼命制造事端煽动军国主义狂热的时候，我除个别刊物外，多数媒体却仍对国家领土权益受到的严重侵害保持低调，对民众的愤怒抗议保持沉默。（完全符合日本人尽量不引起中国人的强烈反应之目的。） 日本人一向欺软怕硬，并精于算计利害得失，若对其妥协退让，只能使其侵略图谋以极低的成本代价获得极大的成果，进而刺激起其更大的贪欲和野心。“九.一八” 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反之，只有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使其明白侵犯中国须付出的惨重代价和毁灭性结局，才有可能迫使其权衡利弊而谨慎从事，暂时放弃单方面扩张行动而与我谈判。而我在没有实际的军事、经济、外交行动表现力量和决心的情况下，所谓谈判解决争端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只能是我单方面的幻想和外交辞令，根本不会被对手理会。日本对我领土主权和资源权益咄咄逼人的侵犯，其实正是我隐忍不争低调处理使之屡屡得手而又不付代价，从而得到鼓励的结果。 综上所述，我们可得出结论如下： （1）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步伐，只有口头抗议而无实际抗争只能使其以极小的代价获得巨大的强盗红利，从而刺激其更大的贪欲和野心，使其为所欲为，得寸进尺。这次钓鱼岛事件如我们仍无实际行动抗争，过些日子日本人就会在岛上长期驻扎，然后就是建军事基地，巩固其实际控制，造成既成事实。接下去就会有第二、第三个钓鱼岛，我东海资源和台湾都会受其越来越大的威胁。…… 显然，此乃死路一条，万不可取。 （2）对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等领土主权和资源权益，必须与日本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表现出中华民族为捍卫领土主权不怕牺牲不惜代价的坚强决心和意志。使来犯者遭受重大损失，大大增加其侵略政策的风险和代价，才能迫使其权衡利弊，有所收敛。只有以实力和决心为后盾，才会有外交谈判的主导权和回旋余地。 日本并非等闲之辈，与如此凶恶阴险之敌坚决抗争不付出代价恐不现实。但因惧怕付出代价而不敢与之相争，最终必付出更为惨痛之巨大代价。为图一时之安而妥协退让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不畏强敌，勇于斗争，才可求得生存发展。只有表现出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才能威慑日、美对介入台海争端持慎重态度。 （3）在与日本的抗争中若对方强硬升级，导致大规模对抗和激烈的冲突，我必须不惜代价，予敌以坚决打击，不要顾及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因为中日必有一战，日本也必定会武力协防台湾。（唯一能阻止日本武力协防台湾的是我之实力和决心，而非我对其是否忍让迁就。）战场与其由日本选择在台湾，不如由我选择在钓鱼岛。与日本在钓鱼岛开战比在台湾开战更为有利。其理由且看下章分析。 五．钓鱼岛与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有其共性和关联，也各有其特殊性。因此应放在一起通盘权衡。 首先钓鱼岛和台湾都是中国领土。钓鱼岛不论地理脉络和行政区划又都是台湾的附属岛屿。第二个共同点是，此二岛都是日本阴谋侵占的对象。其中钓鱼岛已落敌手，而台湾正遭日本分裂阴谋算计，险象环生，危若累卵。由于这两点共性，即此二岛均为我之领土及与我争夺之敌均为日本，使钓鱼岛问题和台湾问题已融汇为一个反对日本侵略的东部领土领海问题。 当然，台湾问题美国是最为关键的因素。（钓鱼岛也有美国因素的影子。）但因此而将台湾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中美关系问题，似有欠准确之处。其实，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给我造成的麻烦并不亚于美国，其阻挠我统一的动机比美国更为强烈。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对立，固然有美阻我统一之战略意图，但更是日本为圆其亚洲乃至世界霸主之梦以及重占台湾而在中美之间埋设的地雷（通过扶持台独）。中美远隔重洋，无领土纠纷。美虽欲阻我统一乃至分裂我国以永据世界霸主，但不愿为台独自淌无谓之鲜血，身陷无关之战火。因此，其《与台湾关系法》故意模模糊糊，多半只为吓阻我武力统一。但日本数十年来不死其“收复”台湾之心，极力扶持怂恿台岛汉奸皇民推进分裂，唯恐台湾不独，唯恐美军不与我战。其用心险恶，极欲引爆中美之间地雷，使美因阻我统一之心而受台独引燃战火之累，假美灭我，假我损美。使此二战两大抗日盟友互相尽情火拼，遂可尽享渔人之利以成其霸业，并再占台湾。 一旦我实现统一大业，日本岂忍看半世纪渗透心血，几代人分裂功夫，连同其庞大的亲日汉奸势力及其十几载篡夺台岛之伪政权根基，统统付之东流。并将其费尽心机所埋可引燃中美火并之巨大地雷也随之销毁。其称霸亚洲再据台湾之“雄心”也就此完全破灭。果真如此，其心甘乎？能坐视乎？因此，日本特殊的台湾“情结”注定其必倾全力阻我统一，其阻我统一之内在动力和积极性也远甚于美国。我们切不可对其是否介入台海再存侥幸之心，凭空报无端幻想。 钓鱼台列屿是我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属宜兰县管辖，为我台胞传统渔场。由于日寇占据，台湾同胞已多年无法前往捕鱼。因此盼望我能收复钓鱼岛。毫无疑问，收复钓鱼岛，将增加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对台独汉奸势力，则不仅将使其因不便公开反对而处境尴尬，而且会使其在政治上受到孤立和沉重打击。台军也不好直接参战。“中国若坚决捍卫主权，可以得到台人之心，有助于台湾的和平统一。反之，态度软弱将尽失台人之心，台湾的分离倾向必定更为严重。中国若是连钓鱼台都保不住，更遑论台湾。”[注3] 又由于日本必定会全力介入台海战争，中日也早晚必有一战。因此，与其让日寇利用我同胞手足相残，兄弟阋于墙，流我同胞之血为其火中取栗，积我两岸宿怨成其渔人之得，莫若我主动选择不伤及我台胞之有利地点和时机，对日寇予以坚决打击。已全天时、地利、人和之功。而不惜付出重大代价坚决收复钓鱼岛，正是向日本显示力量和决心，进而遏制其走军国主义扩张道路干涉台海之最好机会。 有些人认为，台湾第一，为大局。钓鱼岛次之，为小棋。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可因小失大。台湾回归以后，收回钓鱼岛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错，解决台湾问题对解决钓鱼岛问题极为有利；同样，解决钓鱼岛问题也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与钓鱼岛问题乃相辅相成，而并非对立。但钓鱼岛不解决而先解决台湾问题难度很大，先解决钓鱼岛问题则难度相对较小。钓鱼岛不解决，我北路攻台大军及东部沿海均将受到极大威胁和牵制。而收复钓鱼岛，不仅将解除上述威胁，而且可收痛击日寇，震慑台独，动摇老美，及伸张我保卫领土决心，得台民心而非增台敌意之功效。日寇侵占钓鱼岛，暗藏剑指台湾之兵机。我收复钓鱼岛，其意同样决不仅限于该岛本身。而是为解决（尤其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扫清外围，并有震慑敌胆，动摇其军心，分化其联盟，及得台民心之功效。将钓鱼岛与台湾通盘权衡，今日小岛俨然已成收复台湾之关键。 昔日康熙收复台湾，其主战场不在台湾本岛，决胜之役乃施朗水师力克澎湖。今钓鱼岛之于台湾，乃昔日之澎湖也。“台湾问题毕竟是中国人自家兄弟不睦，……但在钓鱼岛争端上，中国面对的是最贪婪、最残暴，曾给中国及世界造成巨大创痛的日本军国主义。”[注4] 当今世上无一地可将该痛打之敌与应免伤之友划分得如此清楚。日本人以我最凶恶之敌面目跳将出来盘踞钓鱼岛，岂非利令智昏自选一风水墓地，以利我对其稳、准、狠打击而免伤我手足同胞？莫非我祖先有灵，特赐此不伤我族人而又专惩我仇敌，以实现中华统一之绝好良机！ 何以先解决钓鱼岛易于先解决台湾？由于我解决钓鱼岛问题正顺应了台湾同胞保卫领土的要求，因此，只要我政府郑重宣布“台湾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后，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统归台湾管辖。”，则解决钓鱼岛问题，军事上先少一敌人（台军不好公开助敌），而政治上则多一份台之民心。此其一也。其二，钓鱼岛之大小、重要性，不论于敌于我均小于台湾。因此敌为此岛可付出之代价也必小于台湾。而钓鱼岛乃我之领土，又与解决台湾问题关系重大，我已无路可退，因此，只要我决心坚定，毫不动摇，不惜代价，日本未必就肯为此一岛而付出其在华经济利益及其它与我全面冲突之代价。因此，我应一方面充分利用经济、外交、政治等一切手段对日本施加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在做好军事冲突准备的基础上，出动军事力量与敌抗争对峙。敌不开火我亦不开火。敌若开火，则我立即给以坚决打击。则钓鱼岛问题有可能在国际斡旋下形成中日双方军队在钓鱼岛及其附近海、空域各自后撤脱离接触，而进行政府间谈判的局面。（中日双方为争夺钓鱼岛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及因此而全面扩充军备不符合美国的亚洲利益，因此在其当前无力于亚洲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形势下，有可能出面调停中日冲突。） 鉴于先解决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对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决定性作用，收复钓鱼岛的决战应选择在台湾和平解决的希望破灭之后为宜。而在台湾尚存和平统一希望时，我应在积极扩充军备，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一方面充分利用经济、外交、政治等一切手段对日本施加巨大压力，另一方面频繁出动空、海军及海防武警积极前出至钓鱼岛及其空、海域巡逻，与日军对峙抗争，甚至小规模武装冲突，都将对提高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争取台湾民心以利和平统一具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步骤也有有力的遏制作用。 由于日本实际上已成阻挠我解决台湾问题最顽固之敌，如我出动军事力量收复钓鱼岛，日本若不敢全力与我相争，钓鱼岛必被我收复。若日本倾全力与我争夺，则我应下决心对其给予歼灭性打击，这样连台湾问题也一并解决，还可避免因将决战之地选在台湾岛而及我骨肉同胞。 六．美国与中日钓鱼岛之争 如果说台湾问题是日本人在中美之间埋设的地雷，那么钓鱼岛就是美国人在中日之间埋设的地雷。显然美国人希望中日有利益冲突，中日不睦美可从中渔利。但中日若大打出手，于美却并不有利。 首先，美、日之间有安保条约，美与日缔结此条约意在用其为己张目，而决非甘愿被他人拖入战火，受其所累。自己于中日之间所埋之雷，莫非自己要去趟了不成？其二，中日大打出手，不仅美易被拖入其中，而且中日因此而大规模扩充军备，对美在亚洲军力能不构成挑战？美固不欲中国壮大，难道愿日本坐大？不论中日谁胜，美均难以继续在亚洲保持军事霸权。 美介入中日钓鱼岛之争并非没有可能，我们也应对美可能的介入做好一切准备。但由于美目前主要军力缠于中东而无暇他顾，其对日本的军事支持顶多限于信息和后勤方面，外交上既会助日本对我言词威胁，也会以调停者身份拉偏手。但钓鱼岛与美国家利益并无直接关系，只要我有坚强决心，不为其表面虚张声势所动，与敌抗争没完没了，对敌之任何挑衅给以坚决打击，并迅速扩充军事实力，则美最终还是会伙同其它国家对中日双方进行调停。但若我犹豫动摇，畏首畏尾，表现出怯懦之心，或军事上屡战屡败而又无不屈之志继之以更加奋发有为之像振作民族精神并迅速扩充军备，则美必对我更加强硬，其与日本介入台海之心也必愈发坚决。（可见，美是否介入中日钓鱼岛之争，及美日是否介入台海战事，均取决于我之实力与决心。而不取决于我是否忍让。） 至于美是否会全力助日与我相争，甚至开战？若真如此，说明美是在蓄意对我进行不惜代价的军事打击。因钓鱼岛对美国的重要性小于台湾，此种可能性不会大于美倾全力不惜代价介入台海战事之可能性。即美若全力介入中日钓鱼岛冲突，也必会全力介入台海战事。这在目前美军尚未从中东脱身的情况下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即使美彻底解决了中东问题而集结东亚，若届时我军力有了迅速提升使之感到即使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也无胜算，这种可能性仍然不大。但若届时我军力仍不足以对其形成威慑，则此可能性无法消除。因此，我必须为应对此种可能性而做好以军事斗争为主的一切准备。只有做好应对此种可能性的全面准备，此可能性才可降至最小。 综上所述，我们可得出结论：由于钓鱼岛对美国的重要性小于台湾，因此美以其军事力量直接介入中日钓鱼岛冲突的可能性当不会大于其倾全力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是否变为现实，则取决于我之实力和决心是否能将其制止，而不取决于我是否对其忍让。 七．建议政府采取的对策和措施 鉴于钓鱼台列屿（俗称钓鱼岛）巨大的战略价值。 鉴于日本对我钓鱼岛的公然侵略。 鉴于日本明确表示的将以武力干涉我祖国统一大业的敌对意图。 鉴于日本多年来利用我之友好诚意对我进行的隐蔽的破坏和渗透。 鉴于日本对其侵略历史罪行毫无悔改之意及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明确意图。 鉴于日本对我领土的侵略和分裂步骤及对我资源的掠夺行动并未受到制止而仍在继续，并愈演愈烈。 鉴于日本已成为对我国家统一和安全最严重的威胁。 特建议政府在钓鱼岛问题和中日关系的其它方面，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内政策方面，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并改变某些政策。 1．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不论是和平的还是军事的方式，把握于我有利的时机，恢复对我钓鱼岛及其海域、空域行使主权。并对之加强有效管理。 2．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迅速发展、扩充、部署高效、高质，且数量足够的军事装备，尽快形成对我东部海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确保对侵犯、干涉、分裂我国领土领海的一切侵略者予以歼灭性打击的能力。 3．严格审查日本在华参与的所有重大项目和经济活动，包括在建的和未建的以及正在运营的项目。 严格审查日本所有在华经济活动和其它活动对我国家安全的影响。 凡对日本利大对我利小之项目，未建的一律取消立项，在建项目以我不受损失为前提，酌情削减、停建。 禁止向日本出口煤、焦碳、石油、天然气、粮食、木材等一切我所紧缺的战略物资。 禁止进口日本的音像、娱乐等精神产品。 4．全面清查汉奸，凡向日本或其它国家出卖我国家利益，或为外国对我国的侵犯、分裂、颠覆目的进行宣传渗透活动的人和事应一律予以清查追究，并以叛国罪提起公诉。查禁一切为外敌侵略、颠覆、分裂、渗透目的服务的宣传品。审查一切受外敌资助的我境内学术机构的经济帐目及其“学术成果”。 5．弘扬民族正气，激励爱国主义精神。若无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我们不可能聚集全民族的力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恢复对钓鱼岛行使主权并加强有效管理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因此，传媒应积极宣传爱国主义，并配合政府对钓鱼岛恢复行使主权的努力，宣传解决钓鱼岛问题的重大意义。 各级政府应积极支持民间的保钓爱国活动，取消一些地方对民间保钓活动的限制，保护人民群众宝贵的爱国热情。对民间的爱国活动要积极引导，妥善管理，防止出现极端倾向。 6．腐败是滋生汉奸最好的温床，也是严重削弱我抵御外侮力量的最致命弱点。因此，只有选贤任能，励精图治，整肃内政，铲除腐败，尽快完善各类监督机制，实现国家高度的法制化，才能将我中华民族最深厚之伟力极大地释放出来。抵御外辱，统一中华。 总之，我若对日本对我钓鱼岛的公然侵略仍无实质性的抗争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在钓鱼岛的地位将因多年苦心经营而更加稳固，拖得越久对中国越不利。” [注5] 最后，让我们用为钓鱼岛早日回到祖国怀抱贡献了毕生心血的鞠德源教授的话作为结束语“如果中国真的是“负责任的大国”，就应该果断地斩断日本军国主义窃土的黑手，遏制其侵略野心，阻止其滑向战争的边缘。这既有利于中日及世界和平，也等于挽救了日本人民。” [注6]
琉球独立和钓鱼岛归属作者:admin 日期:2007-11-03
琉球，也就是所谓的日本冲绳。国人对琉球和冲绳的称呼大都非常熟悉，但知道两者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就少多了，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对此展开宣传和教育。国人的印象里，琉球曾是中国的藩属国，晚清时期被日本人强行割占。同样在国人印象里，冲绳是日本的一个县，那里驻扎着美国的军队。多数国人不清楚琉球与日本的具体关系，琉球几乎成了被我们遗忘的角落。事实上琉球至今不是日本领土，尽管日本人统治着，并强行将她更名为“冲绳”。 公元1372年琉球中山、山南和山北三国向明朝政府称臣，正式成为明朝藩属。几年之后，中山国灭了其他两国完成统一，中山国国王被明政府册封为琉球王，成立了历史上的琉球国。明朝册封琉球200多年后，日本看上了琉球王国。1609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派萨摩藩诸侯岛津氏向琉球敲诈钱财，遭到琉球国王的拒绝。岛津氏遂率军攻打琉球，俘虏了琉球国王尚宁，逼其写下誓文，每年向萨摩藩输粮8000石。日本将历史上的这次侵略视为“上贡”，并以此证明琉球一向是日本的“藩属”。一六五四年琉球王终于摆脱了萨摩藩的控制，为感念中国的厚道皇恩，主动遣使臣到中国请求册封。当时的康熙皇帝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二年进贡一次。一八七三年，日本兵临琉球，废除国王，另立傀儡。第二年又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三千登陆台湾，打算长期占领琉球和台湾。一八七五年，日本得寸进尺，大军开入琉球，禁止琉球进贡中国和受大清册封，用明治年号取代中国年号。虽然大清当时软弱无能，但在琉球主权问题上始终坚持为中国所有。直到一八七九年日本政府推行“废藩设县”，强行搞了个所谓“琉球处分”，把琉球一分为二，北为日本领土更名为“冲绳县”，南为大清领土，并企图硬逼中国承认。 日本窃居琉球三十六岛后，一八九五年挑起甲午战争，偷袭北洋舰队，迫使大清签定彻底丧权辱国的条约，割让它窥视已久的宝岛台湾。但是日本并不满足于此，并再次把它的魔爪伸向另三个小岛群——钓鱼岛群岛、黄尾屿群岛、赤尾屿群岛。日本声称：日本首次提出钓鱼岛主权，是在朝鲜、台湾到手后天皇颁布的“勒令第十三号”，擅自宣布钓鱼岛“正式划入日本帝国版图”，归冲绳县辖制。这是日本最早提出拥有钓鱼岛的日子，比中国实质拥有该岛晚了一千多年！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并无条件接收《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根据此约“日本只能保有本土四岛”，其它武力吞并的领土必须放弃，中国的钓鱼岛和属国琉球理所当然归还中国。但是，战后此二地均为美军占领，虽然美国“不承认二群岛主权归属日本”，但也没有交给中国。一九四七年四月联合国《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把这两块“主权未定”之地交给美国“托管”。美国有将琉球据为己有的意图，不仅在当地禁用日本昭和年号，而且提倡一种与日文颇有出入的书面语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美国还在各种正式文件中避免使用“冲绳”这一称呼。这样拖了二十三年后，美国最终还是把琉球送给了日本。国共两党从大陆打到两岸，并且一直打个没完，谁也不顾领土。而此时的日美两国已由仇敌变成亲家，不仅合穿上了一条裤子，而且在琉球、钓鱼岛问题上狼狈为奸。 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依据只有两条：第一，钓鱼岛属于琉球；第二，琉球属于日本。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几乎只限于反驳“钓鱼岛属于琉球”，并一再论证“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却忘了琉球本来就不属于日本，日本占领琉球显然违背了《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如果我国政府断然高扬“琉球不属于日本”的旗帜，日本的所有论据都将不攻自破，不仅于法于理有助于确保我们的钓鱼岛主权，还能维护正义避免日本对琉球的非法恶意占领。可惜的是，国共两党忙于内战，都不愿增加外来的任何强敌，对琉球问题故意闭上眼睛，听任日美胡作非为。尽管两党对钓鱼岛主权予以明确宣示，基本上都只是被动地吆喝几句，面对日本切香肠式地步步推进，都未能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就这样我们坐看日本树立灯塔、赴岛考察勘探、修建机场，甚至坐看日本展开海上治安巡逻将我们的民间保钓人士撵的撵抓的抓。 日本是个善于见缝插针的国家，它发现国共对峙，钓鱼岛无人值守，就想把它攫为己有。要占领一个本就不属于己的领土，就需要拿出适当的理由。日本的理由如上段所述，他们认为钓鱼岛原本就属于琉球国，而琉球国更名为冲绳后成为日本领土，所以钓鱼岛理所当然地属于日本。所以，假若钓鱼岛真的曾经属于以前的琉球，而中国又承认琉球是日本的领土，日本提出钓鱼岛主权主张就有些道理。基于此，中国予以大量的论证和批驳，旨在撇清钓鱼岛与琉球的任何关系，并且摆出钓鱼岛为中华领土的种种历史证据，却恰恰把“琉球不属于日本”这个最好的证据给忘了。所以这里必须要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钓鱼岛真的与琉球没有任何关系吗？第二琉球真的属于日本领土吗？ 百草止水认为，说钓鱼岛与琉球没有任何关系是痴人说梦。1817年，日本国掠夺了琉球王国将其编入了鹿儿岛，1879年废琉球而建冲绳县。1885 年日本对钓鱼岛进行过实地调查，由于没有发现中国人居住和开发的证迹，遂判定该岛不属清国所有。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决定钓鱼岛与久场诸岛、黄尾屿为冲绳县所辖。这样至1945年日本战败，钓鱼岛周边的三大系列群岛事实上一直在日本的占领和统治下，也就是说，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钓鱼岛周边海域和岛群一直编列在冲绳县内。由此可见，钓鱼岛曾经“属于”琉球，尽管是日本强行占领并划并。当然，我们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钓鱼岛是中国人率先发现并命名，一直独立于琉球国之外，并且在中华直接治下的版图之内。尤其是美国、前苏联、法国甚至日本等10多个国家近200种地图上，都曾明确标绘钓鱼岛属于中国。例如，1948年美国权威地图《新世界地图》一书中，就包括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进攻日占区时的疆域界限，地图中详列了日本管辖的全部岛屿，而钓鱼岛没有被包括在内。按照近代国际法对领土取得方法中的先占准则，钓鱼岛自古就属于中国；按照《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日本也不能拥有钓鱼岛，不仅不能占有钓鱼岛，而且连琉球都不是日本合法领土。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从毛时代以来，中国就默认了日本对琉球的占有权，我们自己居然先违背了《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朝鲜战争以后，中美全面交恶，为了分化日美同盟，毛周很没远见地呼吁美国把琉球“交还”日本。朝鲜战争的挫折和此后越南战争的泥潭令美国感受到自我力量的有限性，为了更好地同苏联争斗，美国必须拉拢并控制日本，于是便顺着毛周的呼吁把琉球连同中国的钓鱼岛一同交给了日本。就这样，日本堂而皇之地重新占领了琉球，海峡两岸对此竟然毫无异议；就这样，钓鱼岛事实上置于了日本占领之下，只是日本还不敢公开地自*由开发和管辖。 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我们长期以来采取的都是守势，而日本却言语凿凿攻势逼人。既然无论历史还是国际法，钓鱼岛都属于中国，日本为何还要搬出其侵略扩张时钓鱼岛与琉球的强行关联要挟中国？这里有五个因由：第一，琉球主权根据国际法一直未定，但是，依据《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琉球首先不能属于日本，所以日本缺乏拥有琉球的法理基础。第二，海峡两岸的中国当局傻乎乎地违背了国际法精神，不仅默认美日私相授受，有的还公开推动美国“归还”。日本人就想了，既然《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可以不必遵守，为什么钓鱼岛就不能继续让它们占领？况且中国人还曾割让过台湾呢。第三，钓鱼岛和琉球都曾在美国的“托管”之下，是美国私自“送给”了日本，两国还因此签署了互利互惠的法律文件。既然美国“托管”之时中国没有拿回去，现在已经进到日本的嘴里了，自然就不想吐出来。第四，按照199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钓鱼列屿海域拥有74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经济专属区”，这几乎相当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南沙群岛领土领海争执的总和。如果日本窃土成功，日本人就获得一个大陆架，他们会进而要求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中国不仅再也不算是海洋大国，而且日本的领土和领海还会急剧地增长。以钓鱼岛为基础，日本就可以瓜分中国的东海大陆架，至少能攫取我们东海油气资源的一半。第五，在地缘政治上，钓鱼列屿位于台湾和琉球之间，处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一线，是外海进入中国的跳板,也是防止中国海军向太平洋纵深地区进出的屏障，更是日本海上生命线的咽喉要道。如果日本完全控制了该海域，不仅中国海军被扼住了咽喉，使其获得进攻中国的理想前进基地，而且有助于确保日本东海霸主地位，为军国主义的再次复活埋下深厚的地理基础。现代高速战机和导弹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发动进攻的一方，防守一方极易陷于被动，因此尽可能地扩大防御纵深和进攻空间就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战略意义。显然，一旦日本彻底拥有了钓鱼岛，日本的战略纵深就会大大延展，我们的战略纵深就会同步急剧萎缩，假若中日再次开战，失去钓鱼岛的中国就会再次陷入战略窘境。总此以上五项理由，就可解释日本不惜代价染指钓鱼岛的行为。尽管如此，百草止水还是认为第一条最为关键，因为琉球是最大的一块领土和海域，日本当然想尽快通过国际社会的认可。 那么日本怎样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呢？第一，既然是《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障碍了日本对琉球的合法占领，那么只要修改这些法律文件就行了。这两个法律文件是联合国成立的基础，也是联合国宪章的主要精神。依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由二战五大战胜国担任，战败国不能成为常任。近几年来日本一直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其首要的改革目标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体制，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和中国一样在安理会内分庭抗礼。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首先修改联合国宪章，从而取消二战后加诸于日本头上的战败国头衔。只要日本战败国头衔一除，《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的弹性解释空间就会极其广大，日本对琉球的永久占领就不会再受国际法的束缚。所以，日本一直积极推动联合国改革，为此不惜认捐仅次于美国的联合国巨额会费，以营造有利于日本进入安理会的国际舆论。当美国对联合国越来越不耐烦并强烈要求改革后，日本积极跟进猛烈鼓噪，并适时拉拢印度、巴西和德国组成四国联盟，试图浑水摸鱼混进安理会。第二，同中国展开钓鱼岛争端的凌厉攻势，以此逼迫中国同它划定海上疆域边界。中国同日本一直没有签署海上边界条约，尽管表面上中日只对东海部分边界存在争议，事实上整个东部海域上的双方边界一直未能通过法律界定。国际海洋法确立海上边界的原则有三：一、中间线原则，二、大陆架原则，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原则。依据这三原则，中国同日本的海上边界再明确不过了。可是，中国的疆界明确了并不意味着日本疆界的明确，中国边界之外的琉球群岛也不能因此属于日本。那么日本的海上边界在哪里呢？是在琉球和中国之间？还是琉球和日本之间？所以，日本要主动挑起钓鱼岛问题，不惜以此激怒中国，逼使中国同它展开海上边界谈判，从而间接实现中国在法律上确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 大家也许认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找茬，中国会更不愿意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占有。其实不然，百草止水相信这是日本进两步退一步的策略，日本早就在琉球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现在又主动在钓鱼岛问题上前进一步，目的就是招惹中国震怒后再借坡后退，然后顺理成章地签署两国边界条约，琉球问题自然就能通过法律得以固定。毛周时期的中国就嚷嚷着让美国交还日本的琉球，毛周之后的当局亦是默认，如果中国的反应一如日本的预测，通过中日边界条约就能基本达遂永久霸占琉球的战略目的。可笑的是，中国的反应出乎日本的预料，日本觊觎钓鱼岛原本就打算扮演一个强盗角色，没想到被抢劫者居然比抢劫者还紧张恐惧，中国不仅未曾做出任何严厉反应，反而担心恶化和破坏中日友好，害怕美国依据美日安保条约自动介入。于是，为了“顾全大局”，便“忍辱负重”地予以口头“抗议”、“谴责”和“严重关切”，出兵护“钓”的事居然从未发生。日本起初看不懂中国的门道，时间久了就明白了中国皮袍下面的小来，于是便趁虚而入，进而图谋永久霸占。就这样，日本基本放弃了以钓鱼岛之 “虚”谋琉球之“实”，恃强凌弱、无耻贪婪的本性再次暴露，日本终于真刀实枪地谋夺我们的钓鱼岛了。为此它一再加强同美国的军事关系，通过狐假虎威的手段威胁和恫吓中国；它一再插手我们的台海事务，不仅希望通过分裂削弱中国，而且也隐藏了以支持台独之“虚”谋钓鱼岛之“实”的伎俩。目前来看，日本的胃口在逐渐增大，其支持台独的策略之“虚”又开始朝“实”的方向转变，原因就是台湾深绿势力的持续嚣张和大陆统一步伐的密云不雨，令日本再次感受到中国的“软弱”和“心虚”！ 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确够软弱的了，人家在你领土上立灯塔、建机场、搞勘探都无动于衷，你的民间保钓人员被日本巡逻队抓的抓撵的撵都束手无策，这难道不是奇耻大辱吗？如果担心采取军事行动会激化中日矛盾，那就更加愚蠢至极，这个矛盾不是中国挑起的，人家欺负到你头上了还担心“事态扩大”，是“大智若愚”乎？是“软弱无能”乎？八年抗战期间，日本那么强大我们都能坚持抗击，如今的日本军力并非优于中国，我们怎么就反而担惊受怕懦懦无为呢？显然，担心事态扩大的背后有着极深的美国因素，害怕美日安保条约发生反应导致美国自动卷入是政府最深的忧虑。如果那样的话，中国干脆放弃台湾得了，因为美国也有可能卷入台海争端。中国的胆怯和过度忧虑使得日本更加骄狂、美国更加托大，日本不仅更乐意紧搂美国大腿，而且在钓鱼岛和台湾问题也愈陷愈深，美国也越来越感到抓住了中国的尾巴和命门。美日不仅联手更甚，甚至将安保条约的范围不断延伸，从日本本土扩延至中国的钓鱼岛，继之又把台海纳入其中。我们不是害怕吗？我们越害怕，他们自然越嚣张；我们愈软弱，他们就愈强悍；我们不断后退，他们就要不断前进！事实上，美日安保条约只是强调维护日本主权和美国在周边用兵时日本给予协助，并没说日本挑衅他国并同他国交战时美国自动参战。如果有那么个约定，美日就成了侵略性盟友，两国也就成为货真价实的合伙威胁别国主权的战争罪犯。美国没有那么傻，他是日本的占领者，又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他驻军日本自然就没有人敢觊觎日本的领土，所以美国就能轻而易举地以维护日本主权为由换取日本对美国用兵的协助。反过来就不行，美国不会答应自动协助日本挑起或参与的战争，那样美国会承担极大的未知风险。所以，中日如果因为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美国是绝不会援助日本的，至少不会采取军事直接卷入的方式。尽管美日签有安保条约，根据《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日本的领土只限于本土四岛，美国有充分的理由置身事外。否则的话，只要美国卷入中日钓鱼岛争端，就必然要卷入日韩独岛之争，也必须卷入到日俄北方四岛的冲突中去，因为这些地方日本都宣称拥有主权。所以，百草止水认为，如果美国悍然卷入，不仅于法无据，而且是对中国主权的肆意侵犯。既然中国的钓鱼岛他都敢卷入，台海就会不在话下；山姆大叔只要敢卷入台海，就能染指大陆；能染指大陆，就能肆无忌惮地摆布中国的一切。因此，政府不应该胆怯，更不应该恐惧，只要有理有据就必须据理力争！胆敢犯我边境者就必须铁拳出！！，犯中华利益者就一定要锱铢必较！！！ 不仅在钓鱼岛问题上百草止水主张积极主动，就连琉球主权问题我们也不能疏忽遗忘。依据国际法琉球不是日本领土，日本凭什么在那里置县并宣示主权？尤其是这个贪婪成性的国家正染指我们的领土，默认琉球的被占只能助长它的嚣张气焰。更何况日本提出钓鱼岛属于日本的理由是曾经“隶属”于琉球，如果政府承认了冲绳法律地位的合理性，日本的钓鱼岛诉求就会变得合情合理，至少日本国内的人民会这么想这么看。因此，为钓鱼岛主权计，为琉球人民的合法利益计，为国际法尊严计，为和平正义计，中国都必须出面同日美交涉琉球主权，中国必须大吼“日本滚出琉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的主权；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算是负责任有正义感的大国。长期以来我们总习惯于被动挨打，从不知道主动出击，甚至不懂得以攻对攻。一味地被动防守只能沦落为别人得陇望蜀的对象，“我为鱼肉人为刀俎”正是软弱者面对强悍者的惯常结局。所以，中国可以不去欺负别人，如果别人欺负我们，就应该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击，这是我们的尊严，也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让凌辱者明白——它们定要付出百倍于我们损失的代价！我们有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准则，难道我们介入琉球问题就干涉了别国内政？显然不是！国际法规定琉球不是日本领土，所以我们没有干涉日本内政，也未威胁日本主权；毫无疑问，琉球亦非美国领土，我们自然也没干涉美国内政；琉球还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们的介入自然也不算干涉琉球国内政。既然不存在干涉内政问题，琉球又与中华存在极深的历史渊源，还被日本强行同钓鱼岛主权链接到一起，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义无反顾地参与到琉球问题之中呢？
2009年3月25日星期三
1「和平」大屠殺 – 中共「和平解放」長春 2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像
「和平」大屠殺 – 中共「和平解放」長春中共與“和平”特別有緣, 說中共國“和平崛起”, 西藏“和平解放”, 當然土改、鎮反、反右、文革....也是和平地進行, 大飢荒也 “和平地”餓死數千萬中國人, 至於血流成河、屍堆成山的解放戰爭的 “和平”也很多, 餓死三十萬長春百姓的“長春圍城”便是一例, 說是“和平解放長春”, 被中共史家吹噓為“兵不血刃”的偉大戰役。有關和平的“長春圍城”的史料很多, 以下是一則。__________《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56)作者：張戎毫無惻隱之心是毛澤東的最大優勢。一九四八年中共打長春時，因強攻不得手，改變圍困絕糧的辦法，欲迫使長春守敵投降。五月三十日，林彪下令：「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守長春的是鄭洞國將軍，他拒絕投降。由於城裡五十萬平民的存糧只能維持到七月底，鄭將軍要平民離城。 毛澤東批准了林彪的作法：「嚴禁城內百姓出城。」「只有帶槍和軍用品的人才能放出。」這是為了鼓勵國民黨軍人投誠。毛對林彪說：鄭洞國「人老實，在目前情況下〔即老百姓挨餓的情況下〕有可能爭取起義、投誠」。雖然他自己沒有憐憫之心，毛很懂得這一人之常情，懂得怎樣利用它。可是儘管鄭洞國內心「極度痛苦、絕望」，他沒有想過投降，一直堅持到最後。 圍困長春三個月後，林彪向毛報告：「圍困已收顯著效果，造成市內嚴重糧荒……居民多賴樹葉青草充飢，餓斃甚多。」對鄭洞國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說：「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接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飢餓情況越來越嚴重，饑民便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卡空』〕，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里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 林彪還說：「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下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 甚至鐵石心腸的林彪也建議「酌量分批陸續放出」難民。報告上交毛後，沒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樣，便自行做主，在九月十一日發出命令：「從即日起，阻於市內市外之長難民，即應開始放行。」但是這一指示未能實行，原因只可能是毛否決了它。只有對共產黨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難民回憶道：「我們家是九月十六號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醫院X光醫生，那邊缺醫生」。攜槍逃亡的國民黨官兵及其家屬受到特別歡迎，沿途熱情關照優待。留在「卡空」裡的老百姓呢，活過來的人說，吃的是「草和樹葉子。渴了喝雨水，用鍋碗瓢盆接的。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腦瓜殼裡的，都是蛆。就這麼熬著，盼著，盼開卡子放人。就那麼幾步遠，就那麼瞅著，等人家一句話放生。卡子上天天宣傳，說誰有槍就放誰出去。真有有槍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錢人，在城裡買了準備好的，都是手槍。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錢買呀！」 當時的長春市長記道：市民大批餓死是在廠「九月中旬」以後，那時「北地長春，業已落葉鋪地」，供人們充飢的唯一食物也沒有了。五個月的圍困下來，中共進入長春時，長春人口從五十萬減少到十七萬。就是中共的官方數字也承認餓死十二萬人。 參加圍城的中共官兵說：「在外邊就聽說城裡餓死多少人，還不覺怎麼的。從死人堆裡爬出多少回了，見多了，心腸硬了，不在乎了。可進城一看那樣子就震驚了，不少人就流淚了。很多幹部戰士說：咱們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餓死這麼多人有幾個富人？有國民黨嗎？不都是窮人嗎？」 長春發生的事被嚴密封鎖。有幸離城的難民都發了「難民證」，印著四條「難民紀律」，其中一條是：「不得造謠生事及一切破壞行為」，嚴禁他們傳播餓死人的真相。中共粟裕大將說，利用餓死平民來迫使守城的國民黨投降這一長春模式，在「若干城市採用」過。只是粟裕大將沒有說是哪些城市。 毛毫不留情地利用平民為戰爭服務。「解放區」大多數青壯年男子被征入中共不斷擴大的軍隊，或當為前線服務的民工。後者數字尤其巨大，在遼沈戰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達一百六十萬，二伕一兵。平津戰役中的民工數是一百五十萬。淮海戰役中高達五百四十三萬。這一支龐大的隊伍在前線修工事、運彈藥、抬傷員、送飯菜。 農活歸留在家裡的婦女幹，幫她們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殘疾人。她們還得照料傷病員，洗補軍服，做無窮無盡的軍鞋，給軍隊和民工碾米磨麵做飯。家家戶戶都要出糧，在淮海戰役期間農民出的糧達到二億二千五百萬公斤。★為了提供做飯的燃料，農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軍搭的橋、鋪的路上，有不少農家的房梁。（★糧也用來做向國民黨軍隊勸降的心理戰武器。一個老兵對作家桑曄講到他在攝氏零下十度的天氣裡，被困了整整一個月，「連皮帶和皮鞋底子都煮了吃」。「過陽曆年那天，我在前沿刨出來個凍得硬梆梆的死耗子，連毛都沒褪乾淨，生著就下肚了。多少年來我還是覺得那死耗子好吃極了。」「一到吃飯的鐘點解放軍那面就開喊，『小蔣介石們快過來投降吧，我們還有紅燒肉，今天剛宰的大肥豬』……當官的把能想出來的辦法部使上了，還是擋不住人跑。」） 在中共「解放區」，人們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戰爭機器的一部分。這就是毛的「人民戰爭」。 是什麼使農民「踴躍支前」，用毛的話說，「長期支持鬥爭不覺疲倦」？中共宣傳說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沒錯。但那是什麼樣的土地改革呢？ 毛澤東式土改的主要內容是由中共派「工作組」到農村，組織「斗地主」大會。會上對那些相對富有的人家和其他犧牲品，打罵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們說起的都是這些記憶。分土地倒成了其次。 為了讓「工作組」的幹部們知道具體應該怎麼辦，一九四七年三月到六月，毛派專門整人的康生，到晉西北的郝家坡去創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鬥爭大會後，康生對幹部和積極分子總結說：「我們對地主太客氣了」，「要指著鼻子罵」，「要提出讓他傾家蕩產，要教育農民敢於同地主撕破臉鬥爭」，「要死人，但死也不怕。」「多死點地主分子沒關係。」 康生指示把整家人作為鬥爭對象。鬥爭大會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著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剝下衣服，被廁所裡舀來的糞淋在頭上。孩子們被別的孩子喚作「小地主」，打得頭破血流。康生站在一邊微笑地看著。 「地主」這頂帽子可以戴在任何人頭上。郝家坡早已在共產黨統治下多年，富人地也賣了，人也窮了，按中共《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這裡就找不到地主了。沒有鬥爭對像怎麼行呢，康生規定群眾不喜歡的人可以作為鬥爭對象。於是村民們嫉妒、怨恨的人、通姦的人，便成了靶子。 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幹部們的教科書。和彭德懷一道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仗義執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說：「我親身看了那個土改，想起來很難受。鬥地主，其實不是什麼大地主，只是勞動力缺乏，請個工人，種種地，就叫地主了。鬥的時候，搭個架子，把那些人吊起來。我看見的一個村子裡，四根繩子一齊吊了四個人。」其中一個是女的，「丈夫死了，女的那時都是小腳，在田裡做工是很不容易的，於是請個長工進來。他們問她糧食藏在哪裡？為什麼房裡糧食不多？我知道她家並沒有很多的地，沒多少糧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他們把她的上衣剝掉，她有個吃奶的小孩，奶水往下滴，小孩在地上哭著爬著要舔奶吃……人們都把頭低下來不敢看。」「村子裡男女老少都要來，連小孩子都要來看，強迫著來。叫你舉手，你是不敢不舉手的，不舉手你也會遭殃。幹部有的是痞子幹部，真正的老實農民到那時惹不起那些痞子幹部。」 周小舟和夫人反對這類做法。但他們接到的指示說，這是受壓迫受剝削的窮人翻身復仇的正義行為。當時的口號是「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毛實際上要的是幹部們鼓勵暴行。周小舟等人被指責為阻礙群眾運動，被當作「石頭」「搬掉」。 毛對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陝北佳縣。根據給他的報告，那裡的土改：「有用鹽水把人淹在甕裡的。還有用滾油從頭上燒死人的。」有個地方甚至「規定誰鬥地主不積極，就用亂石頭打死。」 毛那年底住陝北楊家溝時，不引人注意地去觀看了鬥爭大會。會上的殘忍作法連出身貧雇農的警衛也覺得「過火」。會後，他跟警衛們講到土改中的各種刑罰如「吊、打、拉、磨、殺等」，「有的甚至連小孩子也鬥到」。 一九四八年初，中共佔領地區擁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絕大部分在農村，都經歷了土改。中共政策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地主富農」，這意味著僅就這兩種人，還不算康生新加上的鬥爭對象，起碼一千六百萬人成為受害者。死亡難計其數。 土改的結果，據給毛的報告是「人人都害怕」，「農村極度緊張」。同情中共的美國記者傑克．貝登（Jack Belden）在河北看到土改後說：「恐怖的手段越來越厲害，人口中相當一部分被消滅。」「在中共地區的農民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恐懼與謹小慎微。」 毛澤東的目的達到了。中共要農民出兵、出夫、出糧、出錢時，他們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發，還得表現積極
長春人口「和平地」從五十萬減至十七萬1948年的長春圍城慘劇 (轉貼)長春圍困戰前，居民爲五十萬左右。 五個月的圍困，全城七百余萬平方米建築，230萬平方米被破壞。一切木質結構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標志牌，乃至瀝青路面，或用於修築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當做食物的東西，如樹皮、樹葉之類，都被盡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維係呼吸運動的熱量。 戰後長春只剩下十七萬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顧及軍心士氣面子，圍困之處，國民黨不準百姓離城。尚傳道提出“人人種地，日日練兵”，號召軍民同舟共濟，保衛長春。鄭洞國講台灣正在訓練大批美械新軍，即將開赴東北大舉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轉。 幻想成爲幻想，口號只是口號。即便人手一把鋤頭，掘去瀝青的馬路能長莊稼，也得等到秋後才能吃到嘴裏，而存糧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萬張嘴，成了國民黨的沈重負擔。 七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鄭洞國，從八月一日起，疏散長春哨卡內人口，只準出卡，不準再進。 共産黨早已森嚴壁壘。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團政委蕭華在圍城政工會議上說∶ 敵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幾種∶一、 強迫逼出，二、組織群衆向我請願，三、 搞擡價政策，收買存糧，逼得群衆無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 出擊護送群衆出境。因次我對長春外出人員一律阻止，但不能打罵群衆，縱有個別快餓死者須要處理時，也要由團負責，但不應爲一般部隊執行，更不能成爲圍城部隊的思想。 八月十七日，一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在圍城部隊高幹會議上的報告中說∶ 在圍城時期，基本上還是執行圍困封鎖，禁止人民與長春市之來往，禁止與長春之貿易關係。但在我警戒線附近，因蔣匪之搶掠驅逐與強制疏散而奄奄待斃之饑民很多，死亡率很大。這些人已經不可能回到長春市內增加敵人之負擔，故我們還是必須加以救濟。這對我們的政治影響及部隊的影響是很大的。關於放出與救濟這些難民有以下幾個原則∶ 甲、難民已進入警戒線內及警戒線外附近之地區，或我軍攻占之地區，對是饑餓死亡很嚴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濟，至於城內及敵乘隙新疏散出來之難民則暫不能救濟，待調查之後聽候處理，對於尚存有糧食，或將存糧出賣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號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區（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員進入難民地區進行調查，將真正的難民予以組織，告以放行之時間地點，並予以證明，每一期預計放行之數目要先期報告，以便準備救濟。 丙、在放出之難民中，工人與學生可以吸收者經難民處理委員會轉至適當地點收容，但不是號召城內工人學生都出來。對於真正有特殊技術之人才，可以號召爭取其出來，亦送委員會。 九月九日，“林羅劉譚”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 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結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變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八月處經我部分放出，三天內共收兩萬余，但城內難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數萬，這一真空地帶 又被塞滿。此時市內高粱價由七百萬跌爲五百萬，經再度封鎖又回漲，很快升至一千萬。故在封鎖鬥爭中，必須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經出來者可酌量分批陸續放出，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使敵不能於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則餓死者太多，影響亦不好。 （二）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 ，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運，人世間的一切苦難都黯然失色了！ 白 骨 之 城 “兵不血刃”的長春之戰，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線。 尚傳道在回憶錄中寫道∶“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一篇《長春國防守經過》中寫道∶“據最低的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裏，從六月末到十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十五萬具。” 長春變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餓殍之城，白骨之城。 天遢了 67歲的宋占林老人，離休前是長春二道河子區城建局環衛科長。 老人說∶ 1948年春節前後，吉林和周圍城鎮有錢人都往長春跑，中農也跑，大車、爬犁絡繹不絕。國民黨宣傳共産黨“共産共妻”，“流血鬥爭”，都害怕。長春一下子就變擠了，住房緊張，煤柴緊張。稻草最貴，一斤稻草換幾斤大豆。跑進城的難民都有馬。那時糧食還不見緊張，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餅、大豆燒火做飯。我家也是，鍋上鍋下都是糧食。天熱時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黃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難民殺馬，烤馬肉吃，像現在街上烤羊肉串兒似的。最先餓死 的不少是難民，和進城謀生計的手藝人。 我就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兄弟四人，四個妯娌，三個孩子。我們兄弟身強力壯，我和大哥是木匠，兒哥是銅匠，在貧民區中算中上等人家。就這樣，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親叫流彈打死了，孩子全餓死了。 朝陽區東朝陽路九居民委員會主任李素娥老人說∶ 那時，我家住在老虎公園（今動植物園）北門。一家八口，父母和六個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歲。父親在南嶺運動場畫跑道圈，原來就病恹恹的，最先餓倒的，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經折騰，女人抗勁兒。我們家全靠我折騰了。爹媽常說∶是素娥救了一家人那！ 【••••••】 李素娥∶ 每天都有餓死的人。死在家裏的不知道，路邊越來越多。我在南關永安橋頭賣大米，身後咕呼一聲，一個老頭就倒那兒了。灌口米湯就能活過來。有收屍隊，一路撿，往車上扔，說“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都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麽樣子沒見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開頭還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櫃、炕席甚麽的，後來就那麽往外拖也沒人幫忙了。都死，誰幫誰？ 拖不動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兒就動不了了，也死那兒了，最後也沒人拖了。炕上，地下，門口，路邊，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爛著，剛死的還象個好人。大夏天，那綠頭蠅呀，那蛆呀，那味兒呀。後來聽城外人說，一刮風，十裏、八裏外都熏得頭痛。 我們家附近沒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邊何東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個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個老伴。“楊小個子”一家六口，剩個媳婦。後邊一家“老毯兒”（東北稱闖關東的河北人爲“老毯兒”），六口全死了。 舊曆八月初，我臨出哨卡走到現在膠合板廠那兒，想喝點水。一家門窗全開著，進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橫躺豎臥。炕上有的還枕著枕頭，女的摟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牆上一只挂鍾，還“嘀嘀嗒嗒”走著。 開頭見死人掉眼淚，頭皮發炸。後來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覺得自己早晚也是這條道。再往後見了打個唉聲就過去了，再往後再往後連個唉聲也不打了，也不把死當回事兒了。 解放後，熟人見面就問∶你家剩幾口？就像現在問∶你吃飯了嗎？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給活著的發糧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參加“埋死”了。幹一天給五斤高粱米，幹了個把月。全城都幹，全民大搞衛生運動，不然發生瘟疫更了不得。挖個大坑，把鋼軌甚麽的架上，屍體放在上面燒。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個大坑埋，有的隨處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爛炕上了，拿不成個了，唉，別說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長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當時是獨八師一團參謀長。 老人說∶ 獨八師當時就在二道河子執行圍困任務。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太，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說那能有這種事。通信員說，不信我領你去看看。進去一看，鍋裏還剩條大腿。團長回來跟我說，那天都沒吃飯。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邊一個人兩大腿都剔光了。早就聽說有吃人肉的，還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時早見不到狗了。 1955年，我當區機關黨委書記時，有個挺好的黨員發展對象，向黨交心，說他那時吃過人肉。那還能入黨嗎？ 再看看一位網友的文章： 遼沈戰役”之時，長春的守將是鄭洞國。鄭是與孫立人、戴安讕、杜聿明、廖耀湘齊名的抗戰名將。是對中國抗戰立了大功的人，共軍根本不是對手。於是共軍就利用人海戰術把長春圍了個水泄不通，不放一個人出城。其目的是爲了迫使城中百姓與守軍爭食，造成長春糧盡而降。最後直到滿州全境陷共之後，鄭洞國才被迫出降。說起來，鄭將軍也真是一員骁將，只可惜了我們的長春百姓，平白無故地被餓死了這麽多人。 長春圍城之戰究竟餓死了多少老百姓，有幾種說法。 其一是共軍中校作家張正隆在《雪白、血紅》裏說的十五萬。張是共軍。因這一部書，王震差點兒要斃了他。他本來就不敢在書裏披露太多的實情，而他所能得到的對共軍名聲不利的資料也肯定是被盡量壓縮了的。所以他書中所說的十五萬不足爲信。 另外７５年被釋放的戰犯段克文在他的《戰犯回憶》一書中說，長春圍城餓死了六十五萬。他當時就在圍城之中，有一天忽然聽說城中有一家店鋪在賣熟肉，大家聞訊都蜂擁去搶購。段克文帶人去了那家店鋪一看，果然不出所料，賣的是人肉，當場就把老板拉出來斃了。段克文在書裏說，他當時聽說有個解放軍連長實在看不下去這麽多老百姓被活活餓死，忍無可忍，拔槍自殺。段是被中~共關押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戰犯”，對中~共當然恨之入骨，釋放後絕不留在國內，第一批就出去了。他當然樂意揚共軍之短，喜歡聽擴大共軍劣迹造成損失的傳聞。所以他的六十五萬說也不足爲信。 日本曾出版過一些滿州回歸者的回憶錄。其中比較有名的是後來任日本一家大保險公司總裁的回歸者寫的。當時他在滿州國首都“新京”，即現在的長春。國民黨進城後，共軍把長春包圍了起來。國民黨本想遣送他們這些殘存日本人回國，但長春的交通已被共産黨完全切斷。後來城裏的糧價飛漲，呆在城裏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個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結果城外共産黨軍設置了鐵絲網防線，不讓他們出去。他們身上帶的一點糧食又被中國強盜搶走。他們在長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個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兩個同伴後來都餓死了。他自己最後從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鐵絲網防線，一路討飯來到沈陽，找到日本人遣送團，才得以生還回國。據他說，長春城外到處都是餓死者的屍體，他親眼看到中國人吃人肉的情景。當時日本新聞界估計在包圍長春期間餓死約二十到三十萬人，留在長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餓死了。因爲日方已經無條件投降，與國共雙方都無關係，再加上日本新聞從業人員的竟業精神相對較好，相對比較客觀，所以日本估計的長春圍城餓死二十到三十萬人應該說是比較準的。 如果我們把代表共軍的張正隆中校所說的十五萬和代表國軍的段克文所說的六十五萬兩個向不同方向的誇張值取一個算術平均值，則是四十萬。取一個幾何平均值，則是三十一萬。那麽中國方面國共兩黨的估計值應在三十萬到四十萬之間。日本方面的估計在二十萬到三十萬之間。則三十萬人正好是兩個估計之間的值：日本估計的最高值與中國估計的最低值。這個數字和中國報導出來的南京大屠殺的數值差不多。 長春解圍以後，城中的百姓熟人見面總要問“你們家還剩幾口人？”就如唐山大地震以後熟人見面都問“你們家還剩幾口？”一樣。長春滿城百姓沒有人家不餓死人的。唐山大地震是人力無法抗拒的自然災害。長春圍城呢？純粹是人爲制造的災害。而餓死的人數竟然和唐山大地震砸死的二十八萬人不相上下。 “遼沈戰役”的總指揮是林彪。後來“九一三”林彪叛逃出境，所乘專機的安全性能應該是有保障的。然其卻墜機而亡。林彪的這種下場，未使不是其指揮“遼沈戰役”，餓死三十萬長春百姓的報應。那餓死圍城的三十萬冤魂郁結了三十年的沖天怨氣，也不能放林彪活□逃出去。南京建立了大屠殺紀念館，鬥大的“３００００”鑲嵌在高牆上。長春圍城餓死的三十萬人呢？爲什麽不建紀念館？！南京的老百姓是人，長春的老百姓就不是人了嗎？ 再看小說《大決戰》中的有關章節： 1948年6月5日，林彪、羅榮桓下達《圍困長春辦法》，決定對長春實行“久困長圍”方針。要求采取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手段，圍困長春。 6月中旬，東北野戰軍進一步明確對長春實施“久困長圍，政治攻勢，經濟鬥爭”的總方針，組成圍城指揮所，由肖勁光任司令，肖華任政委，統一指揮第12縱隊的第34、35師，第6縱隊第18師，獨立第6、7、8、9、10師共八個步兵師及一個炮兵團擔負圍城任務。自6月25日起，對長春正式開始實行久困長圍。以方圓45公裏，縱深25公裏爲範圍劃爲封鎖區，禁止糧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必需品運入長春，禁止人員出城。對有十萬重兵守備堅固設法的大城市實行圍困，在解放軍戰史上還是首次，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只好在鬥爭中摸索總結。解放軍采取軍事包圍、政治攻勢和經濟封鎖三結合的方針。 最後是一篇網文《新華社爲什麽突然對巴爾幹戰火中阿族平民死亡情況感興趣？》節選： 1948年5月至10月，中共進攻長春，采取的是“圍城困死”戰術，其指揮人員強調，要封鎖一切可供守城國民黨軍使用的生活資料，斷絕城內外人員往來和商業關係。 爲此，中共軍隊除在長春城外拉起幾道封鎖線，嚴查過往行人、車輛，封堵糧食進城外，同時還嚴禁城內百姓外出，以制造大量饑民，去爭奪國民黨守軍的糧食。 很清楚，如此圍城，必將造成大量無辜百姓死亡。然而，中共爲達目的，又何惜“誤殺”千萬條生命！下面兩段文字，是從當時林彪等人給毛澤東的報告中摘去的，從中可見其狀況的慘烈： (一) 我之對策主要(是)禁止通行...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便乘夜或於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 (二) 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
宋永毅
作者按:《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像》是我1999年3月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AS－－The-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第51届年会上的一个学术报告的中文简译本。那次会议在美国波士顿(Boston)举行，我论文的英文原题是A-Contradictory-Image-from-Diverse-Sources:The-Role-of-Zhou-Enlai-in-the-Cultural-Revolution。为了使学术界同行能认真讨论这一历史课题，虚心听取意见，我还特地在论文的封面上打上了"Draft(草稿)"的字样。不料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竟然被中共安全机关认为是"攻击中央首长"，成为我在去年在北京8月被扣押的深藏原因之一。而我在内蒙古文革旧货地摊上购买的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因为中间有周的两篇对群众组织的讲话，也被中共安全部门定为"机密情报"。且不说把文革中到处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定为今天的"情报"有违中国小学生字典中对"情报"的定义；三十年前周在文革中七亿人眼下的政治表现，又岂是今天的安全部门能一手遮天的？最令人可笑的是：有关审讯人员为了把我的学术报告和美国的情报机关硬扯上关系，非要"穷追猛打"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是否受了CIA的资助，差一点把拥有数千名学者教授的AAS也打成了"间谍组织"。把学术讨论无限上纲地政治化（如对吴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又把政治歧见别有用心地"间谍化"（如对杨尚昆窃取毛机密，对贺龙，罗瑞卿"二月兵变"的指控），实在是文革整人的惯用伎俩。可惜的是：中共的安全机关在这方面的进步实在不大。
不时听到有人抱怨目下众多的"纪实文学"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实。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读者们已不难分辨出它们中的文学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些纪实文学的作家们也并不韪言他们的文学虚构。在我看来，更大的曲解来自某些貌似非常"历史"而实际上悄悄地剪裁并掩盖了历史真实的"历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较，即便是细心的读者也难以一眼洞见底蕴。尤其当这些著作以年谱，传记，文献记录影片等历史的记载体（其实是某种"剪裁体"）形式出现，并伴随著多卷本（集）的长度，准确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证，琐碎的细节和清晰的图片时，要剔精抉微地烛其真伪，确非易事。在去年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下称《年谱》），《周恩来传》（四卷本，下称《传》）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1，却不幸正是这样一种以剪裁历史见长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它们精心地剪裁出了一个文革狂澜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像2。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地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的读者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大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读者不会再轻易地相信"毛林会师井冈山"之类的天穴来风式的神话，而编撰者认为自己只是剪裁历史而不是伪造历史又可以减轻撒谎的心理重负，因而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可谓一脉流贯。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豹。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3"。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4。这里，姑且不论关于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5，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传》原注为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然而，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
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问了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6。
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那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迹。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要完整地评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恐怕要从文革的发动谈起。毛无疑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独立寒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从1965年底的批《海瑞罢官》，进而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发出"五．一六通知"，到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公布"十六条"，是文革呼风唤雨的发动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周在这一时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对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这一问题上，上述三本史著或韪忌莫深，或大砍大舍重要的史实。首先，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写作批判《海瑞罢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图，立刻积极支持。在中共近年来内部发行《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的中，公布了一个"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整整几段赞扬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十一月二十八日1965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又如，"四月二日1966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7。如果考虑到"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纲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么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而在三百万字之巨的《年谱》中，上述史实或被完全舍去，或删去周最关键的坚决反彭真的政治错失。例如，1966年4月2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谱》中竟变成了"4月2日在河北邯郸同省，地领导座谈，听取关于打井抗旱工作的汇报......8"这种以周的工作职责－－抓生产的流水帐来掩盖他重大政治错误和过失的方法，也是贯穿上述三部史著的一种一箭双雕的误导手法。一来它可以遮丑，二来又突出了"人民的好总理"念念不忘民生的亲情。
根据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9。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10"。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付统帅，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众讲话时提到。1967年1月21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要用尽一切努力消除诽谤。11"关于周在建立林的付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著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12"。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则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闲"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中共在1966年5月4日至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8日到15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上述史著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总闪烁其辞，语焉不详。关于周在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13"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么，中心议题又是什么，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回避。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5．18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如果我们同意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的意见："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那么，周和林彪的估计一样，出于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他们都估计得比毛更黑暗，更极左。周的讲话就显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14"。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由此滥觞。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1980年3月20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15"。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周的错失在这三本史著中丝毫没有提及。纵观这些中共的党史专家们在上述史著中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盖，使他们竟离这些中共前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都相去甚远。
和林彪，四人帮的关系
为把周恩来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复杂关系说成是纯粹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的斗争，即把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又导致上述三本史著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盖历史真实。例如，《年谱》中有这样一条记载："7月26日1966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16"。如果不做细究，真会认为周早在1966年文革初期便与林彪倡导的个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坚决斗争。但只要浏览一下1966年7月前后的报刊文献，便会明白必其中必有蹊跷－－"剪裁"奥妙。首先，在中共副主席级的高干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两人。他们所用的词汇，语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查1966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便可以发现周在4月30日"首都各界十万人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集会上的讲话"中吹捧毛说："毛泽东同志天□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17"。5月21日，周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鼓吹毛是"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不仅如此，周还用同样的语汇吹捧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18"。直至1969年4月14日，周还在九大上继续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著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19"。在短短一百几十字的段落中，周就用了五，六个"最"和数个"无限"，"众所公认"，何来"科学，准确，恰当"可言？
既然基本的史实是：周是林当副统帅的最热心的推荐人和吹捧者。那么，中共党史专家们杜撰的任何"斗争"关系便失去了历史本身的逻辑。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过周直至1970年11月（九届二中全会后）还向林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在林倒台后又威胁李不准告发。林彪事件后，汪东兴"派八三四一部队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许多邓颍超，周恩来和林，叶的合照。汪亲自将照片拿给邓。邓一再向汪表示感谢20"－－不难窥见，从文革开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这个副统帅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投资，他在毛，林之间也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他可能估计林彪断无胜利的希望，□帮毛毁灭了林彪。但这已经是1971年的事了。
周在文革中对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时比对林彪更甚。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周除了带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外，还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作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统的负责人，他绝不会不知道江青作为一个三流演员在上海不光彩的历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鲁迅来赞扬。周说："在这里我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刚入党时，就遭到国民党，叛徒，假党员的迫害，她在很年青时就像鲁迅那样硬骨头，敢于向对她进行诽谤，迫害她的人进行反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当时江青同志写出的文章如果拿出来一读是红文章。至于反动派们为了迫害江青同志，写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专门为登在台湾和95港的报纸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东西。所以，谁要是收集这些材料(就是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写得诽谤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么他也就一定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这些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从抗日战争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还在勤奋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刘，邓，陶，彭，罗，陆，杨，谭震林，杨成武等这些黑帮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和他们斗争......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当同志有缺点错误时她能热情认真的帮助。遇到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把他们端出来。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21"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讲话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对江青连篇累牍的奉承。同样一个讲话在《年谱》中竟然变成了如下的记载："3月27日1968出席首都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周）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撤销杨成武，馀立金，傅崇碧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并就‘杨,馀,傅事件'发表讲话。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时，提出：今天在场的大多数是工人同志，你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不仅要把革命搞好，还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好，要搞好生产，不能缺勤，不能旷工。22"不错，周在他讲话结束时捎带用百来字照读〈元旦社论〉，提了一提"抓革命，促生产。"但这和他对江青的吹捧的篇幅，以及他整个演说的鲜明的政治主题相比，真可谓是"树木"和"森林"之差。而编撰者却有意一叶障目，误导读者，已到了太令人失望的程度。
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周与四人帮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1967至1968年全国有"首都红卫兵5．16兵团"等好几个反周的群众组织，但都首先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镇压下去。尽管文革中江青以时时"女主人"自居，对周这位"老管家"并常有不敬之处，但她却多次告诫她的嫡系（如清华井冈山）："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23"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说过：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24"说穿了，"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实际上的帮主。以他的愚忠和圆滑，怎么可能公开与毛去公开"斗争"呢？文革后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各派系都竭力填补林彪军人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但结果是周和他的部属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由于毛对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又由于"四人帮"想要夺取更多的权力，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磨擦□逐渐增加。尽管如此，周毛之间的联盟仍然是主要的。如果不承认事物的发展有其阶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话语系统来说：周总理对林彪，四人帮也有一个正常的认识过程。而一味拨苗助长，移花接木，恐怕只会闹出历史的笑话来。
在群众运动中
在《传》《年谱》等书中，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也开始引用周当年在群众运动中的讲话记录，可见这些原始记录无论是那个群众组织作的，都有很大的可信度，因为这是当时人们极度尊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成员的讲话。可是，上述著作对这些材料的引用大都砍头去尾，颠倒主次。例如，清华大学的文革之火，是周受毛的委托，1966年8月4日，22日两次去发表近万人大会的演讲煽动起来的。周在两次讲演中都开明宗义地说："我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自然，周在公开点名蒋南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5"，批判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平反后，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必然会讲一点"党的政策"：诸如"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之类26。但上述史著只辑录周这方面的寥寥数言，而置他绝大多数的"煽风点火"的言论于不顾，甚至造成了一种周去清华是为了保工作组的印像。试问：八月初的清华还牢牢控制在工作组手中，周如不是去煽风点火（如他自己所说的"解放"清华），他又有什么必要去清华保工作组呢？
《传》和《年谱》等书的另一个不吝泼墨之处，是描绘周如何在群众运动的狂澜中讲政策，竭力保护老干部和国家知名人士。然而，连编撰者也不得不承认，周的保护绝大多数是执行毛的指示而已。连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27"另一方面，周对于一般群众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红色恐怖的"红八月"中所受的老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的残害又鲜有同情之心。这里是一个当年仅16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1966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10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28"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尤其是西纠的"顾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马后炮式地说几句，□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1,772人被活活打死，33,695户被抄家，85,198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29
关于周对老干部的保护，恐怕也要作具体分析。除了上面所说他对毛坚决要保的干部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外（如陈毅），一旦毛改变主意，他却会做出种种落石下井式的举动。刘少奇可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干部。当毛对刘尚未下彻底打倒的决心，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并对刘的检查有所好评时，周也就顺水推舟地为刘改检查，在接见群众时反对把刘的问题公开化。一旦知道毛下了决心，周便在公开场合大肆批刘，并出任"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一职。据有关海外学者调查，周不仅完全同意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人该杀30"。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人，《传》的主编金冲及先生最近都在公开的讲演中承认确有此事，但他又暗示，这属于"鸡毛蒜皮的事31"，因而无论《传》和《年谱》都毫不提及。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鸡毛蒜皮的事"是贺龙。周一旦知道毛从"保"变为"倒"贺龙后，立刻在对贺的逮捕令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32"
对于中下层干部，周在群众运动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经亲自在国务院系统抓了三个试点：国家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其结果是这三个单位的负责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张彦反党集团,""韩光反党集团"和"张劲夫反党集团"周在万人大会上断言："他们不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一个阴谋集团，当然各有各的系统，但是总之性质相同33"。1966年9月，周恩来在他主持起草的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文后被毛压下未发。34对一个单位中有他亲疏两系干部的，周常常不惜主动抛出"疏者"以保"亲者"。在国家侨委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亲信而方则不是。周为了保廖，便在1967年1月3日近万人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公开煽动打方，并作了如下异乎寻常的发言："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挖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们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95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商订的大量寄去我们国内的所谓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的地面和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35今天再看这样的发言，真会感到已不是什么"上纲上线"，而迹近"天方夜谭"。因为以周为贵一国总理之尊，竟然会把风景片和间谍活动混为一谈！自然，这种周历史上"鸡毛蒜皮的事"，无论《年谱》还是《传》都是决不会提及的。
记得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八十年代在为周文革中种种错失所作的辩解时还有过如下几乎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评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36"。且不论周当年犯下这些错失时是否"违心"；也不论邓有没有资格代表"人民"说这些事可以用"原谅"两个字轻轻一笔带过；至少邓还承认这些事是"好多"且不光彩。而在九十年代大陆"周恩来热"中出版的《传》，《年谱》等数百部著作中，读者绝对看不到这个"好多"，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编撰者精心剪裁过的文革中"正确路线代表"的周恩来形像，一个所谓"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新神话。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页227，231。
4.吴庆肜：《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页6。
5.《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日）。
6.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95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页66－67。
7.王年一主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第1卷，页4－13。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下卷，页25。
9.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95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页79。
10.罗冰：〈官方秘密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争鸣》1999年第3期，页20。
11.〈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串连的部分军事院校同志们时的讲话（1967.1.21）〉，载[武汉造反派编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3卷，页191。
12.张宁：《尘劫》（95港：明报出版公司，1997），页328－329。
13.同注8，页32。
14.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1967年12月5日），页10－13。
15.黎自京：〈周恩来文革时助纣为虐〉，《争鸣》1999年第3期，页24－25。
16.同注8，页42。
17.《人民日报》，1966年5月1日，第1版。
18.同注14，页12。
19.〈周总理在九大的讲话（1969.4.14）〉,手抄自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
20.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页516－517。
21.《北邮东方红》（北京：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主办），1968年3月29日，第76期第1－4版。
22.同注14，页227。
23.〈江青，陈伯达等同志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1966.11.19）〉，同注11，第2卷，页137。
24.〈周总理重要讲话（1967.9.18）〉载《外事战报》（北京：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红卫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井冈山"主办），1967年9月26日，第2期第1版。
25.〈周恩来同志在清华大学师生员工会议上的报告（1966.8.22）〉，同注11，第1卷，页77。
26.同注8，下卷，页46，51。
27.〈周恩来同志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部队几个革命组织时的讲话〉，同注11,第3卷，页273。
28.老鬼：《血与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304。
29.陈东林等：《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福冈市：日本中国书店，1997），页1066－1068。
30.孙万国：〈古有窦娥，今有林彪〉（95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7期，页108。
31.癞克思：〈也谈周恩来〉（普林斯顿：《民主中国》网上月刊），1997年第60期。
32.同注12，页328－329。
33.〈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周恩来同志讲话（1967.1.25）〉，同注11,第3卷，页233。
34.同注6，页32－33。
35.〈周恩来同志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讲话（1967.1.3）〉，同注11，第3卷，页13；〈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指示〉，载《革命侨报》（北京：中侨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办），1967年3月14日，第2版。36.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2。
長春人口「和平地」從五十萬減至十七萬1948年的長春圍城慘劇 (轉貼)長春圍困戰前，居民爲五十萬左右。 五個月的圍困，全城七百余萬平方米建築，230萬平方米被破壞。一切木質結構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標志牌，乃至瀝青路面，或用於修築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當做食物的東西，如樹皮、樹葉之類，都被盡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維係呼吸運動的熱量。 戰後長春只剩下十七萬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顧及軍心士氣面子，圍困之處，國民黨不準百姓離城。尚傳道提出“人人種地，日日練兵”，號召軍民同舟共濟，保衛長春。鄭洞國講台灣正在訓練大批美械新軍，即將開赴東北大舉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轉。 幻想成爲幻想，口號只是口號。即便人手一把鋤頭，掘去瀝青的馬路能長莊稼，也得等到秋後才能吃到嘴裏，而存糧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萬張嘴，成了國民黨的沈重負擔。 七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鄭洞國，從八月一日起，疏散長春哨卡內人口，只準出卡，不準再進。 共産黨早已森嚴壁壘。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團政委蕭華在圍城政工會議上說∶ 敵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幾種∶一、 強迫逼出，二、組織群衆向我請願，三、 搞擡價政策，收買存糧，逼得群衆無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 出擊護送群衆出境。因次我對長春外出人員一律阻止，但不能打罵群衆，縱有個別快餓死者須要處理時，也要由團負責，但不應爲一般部隊執行，更不能成爲圍城部隊的思想。 八月十七日，一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在圍城部隊高幹會議上的報告中說∶ 在圍城時期，基本上還是執行圍困封鎖，禁止人民與長春市之來往，禁止與長春之貿易關係。但在我警戒線附近，因蔣匪之搶掠驅逐與強制疏散而奄奄待斃之饑民很多，死亡率很大。這些人已經不可能回到長春市內增加敵人之負擔，故我們還是必須加以救濟。這對我們的政治影響及部隊的影響是很大的。關於放出與救濟這些難民有以下幾個原則∶ 甲、難民已進入警戒線內及警戒線外附近之地區，或我軍攻占之地區，對是饑餓死亡很嚴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濟，至於城內及敵乘隙新疏散出來之難民則暫不能救濟，待調查之後聽候處理，對於尚存有糧食，或將存糧出賣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號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區（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員進入難民地區進行調查，將真正的難民予以組織，告以放行之時間地點，並予以證明，每一期預計放行之數目要先期報告，以便準備救濟。 丙、在放出之難民中，工人與學生可以吸收者經難民處理委員會轉至適當地點收容，但不是號召城內工人學生都出來。對於真正有特殊技術之人才，可以號召爭取其出來，亦送委員會。 九月九日，“林羅劉譚”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 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結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變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八月處經我部分放出，三天內共收兩萬余，但城內難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數萬，這一真空地帶 又被塞滿。此時市內高粱價由七百萬跌爲五百萬，經再度封鎖又回漲，很快升至一千萬。故在封鎖鬥爭中，必須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經出來者可酌量分批陸續放出，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使敵不能於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則餓死者太多，影響亦不好。 （二）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 ，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運，人世間的一切苦難都黯然失色了！ 白 骨 之 城 “兵不血刃”的長春之戰，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線。 尚傳道在回憶錄中寫道∶“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一篇《長春國防守經過》中寫道∶“據最低的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裏，從六月末到十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十五萬具。” 長春變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餓殍之城，白骨之城。 天遢了 67歲的宋占林老人，離休前是長春二道河子區城建局環衛科長。 老人說∶ 1948年春節前後，吉林和周圍城鎮有錢人都往長春跑，中農也跑，大車、爬犁絡繹不絕。國民黨宣傳共産黨“共産共妻”，“流血鬥爭”，都害怕。長春一下子就變擠了，住房緊張，煤柴緊張。稻草最貴，一斤稻草換幾斤大豆。跑進城的難民都有馬。那時糧食還不見緊張，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餅、大豆燒火做飯。我家也是，鍋上鍋下都是糧食。天熱時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黃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難民殺馬，烤馬肉吃，像現在街上烤羊肉串兒似的。最先餓死 的不少是難民，和進城謀生計的手藝人。 我就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兄弟四人，四個妯娌，三個孩子。我們兄弟身強力壯，我和大哥是木匠，兒哥是銅匠，在貧民區中算中上等人家。就這樣，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親叫流彈打死了，孩子全餓死了。 朝陽區東朝陽路九居民委員會主任李素娥老人說∶ 那時，我家住在老虎公園（今動植物園）北門。一家八口，父母和六個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歲。父親在南嶺運動場畫跑道圈，原來就病恹恹的，最先餓倒的，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經折騰，女人抗勁兒。我們家全靠我折騰了。爹媽常說∶是素娥救了一家人那！ 【••••••】 李素娥∶ 每天都有餓死的人。死在家裏的不知道，路邊越來越多。我在南關永安橋頭賣大米，身後咕呼一聲，一個老頭就倒那兒了。灌口米湯就能活過來。有收屍隊，一路撿，往車上扔，說“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都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麽樣子沒見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開頭還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櫃、炕席甚麽的，後來就那麽往外拖也沒人幫忙了。都死，誰幫誰？ 拖不動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兒就動不了了，也死那兒了，最後也沒人拖了。炕上，地下，門口，路邊，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爛著，剛死的還象個好人。大夏天，那綠頭蠅呀，那蛆呀，那味兒呀。後來聽城外人說，一刮風，十裏、八裏外都熏得頭痛。 我們家附近沒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邊何東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個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個老伴。“楊小個子”一家六口，剩個媳婦。後邊一家“老毯兒”（東北稱闖關東的河北人爲“老毯兒”），六口全死了。 舊曆八月初，我臨出哨卡走到現在膠合板廠那兒，想喝點水。一家門窗全開著，進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橫躺豎臥。炕上有的還枕著枕頭，女的摟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牆上一只挂鍾，還“嘀嘀嗒嗒”走著。 開頭見死人掉眼淚，頭皮發炸。後來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覺得自己早晚也是這條道。再往後見了打個唉聲就過去了，再往後再往後連個唉聲也不打了，也不把死當回事兒了。 解放後，熟人見面就問∶你家剩幾口？就像現在問∶你吃飯了嗎？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給活著的發糧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參加“埋死”了。幹一天給五斤高粱米，幹了個把月。全城都幹，全民大搞衛生運動，不然發生瘟疫更了不得。挖個大坑，把鋼軌甚麽的架上，屍體放在上面燒。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個大坑埋，有的隨處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爛炕上了，拿不成個了，唉，別說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長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當時是獨八師一團參謀長。 老人說∶ 獨八師當時就在二道河子執行圍困任務。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太，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說那能有這種事。通信員說，不信我領你去看看。進去一看，鍋裏還剩條大腿。團長回來跟我說，那天都沒吃飯。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邊一個人兩大腿都剔光了。早就聽說有吃人肉的，還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時早見不到狗了。 1955年，我當區機關黨委書記時，有個挺好的黨員發展對象，向黨交心，說他那時吃過人肉。那還能入黨嗎？ 再看看一位網友的文章： 遼沈戰役”之時，長春的守將是鄭洞國。鄭是與孫立人、戴安讕、杜聿明、廖耀湘齊名的抗戰名將。是對中國抗戰立了大功的人，共軍根本不是對手。於是共軍就利用人海戰術把長春圍了個水泄不通，不放一個人出城。其目的是爲了迫使城中百姓與守軍爭食，造成長春糧盡而降。最後直到滿州全境陷共之後，鄭洞國才被迫出降。說起來，鄭將軍也真是一員骁將，只可惜了我們的長春百姓，平白無故地被餓死了這麽多人。 長春圍城之戰究竟餓死了多少老百姓，有幾種說法。 其一是共軍中校作家張正隆在《雪白、血紅》裏說的十五萬。張是共軍。因這一部書，王震差點兒要斃了他。他本來就不敢在書裏披露太多的實情，而他所能得到的對共軍名聲不利的資料也肯定是被盡量壓縮了的。所以他書中所說的十五萬不足爲信。 另外７５年被釋放的戰犯段克文在他的《戰犯回憶》一書中說，長春圍城餓死了六十五萬。他當時就在圍城之中，有一天忽然聽說城中有一家店鋪在賣熟肉，大家聞訊都蜂擁去搶購。段克文帶人去了那家店鋪一看，果然不出所料，賣的是人肉，當場就把老板拉出來斃了。段克文在書裏說，他當時聽說有個解放軍連長實在看不下去這麽多老百姓被活活餓死，忍無可忍，拔槍自殺。段是被中~共關押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戰犯”，對中~共當然恨之入骨，釋放後絕不留在國內，第一批就出去了。他當然樂意揚共軍之短，喜歡聽擴大共軍劣迹造成損失的傳聞。所以他的六十五萬說也不足爲信。 日本曾出版過一些滿州回歸者的回憶錄。其中比較有名的是後來任日本一家大保險公司總裁的回歸者寫的。當時他在滿州國首都“新京”，即現在的長春。國民黨進城後，共軍把長春包圍了起來。國民黨本想遣送他們這些殘存日本人回國，但長春的交通已被共産黨完全切斷。後來城裏的糧價飛漲，呆在城裏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個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結果城外共産黨軍設置了鐵絲網防線，不讓他們出去。他們身上帶的一點糧食又被中國強盜搶走。他們在長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個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兩個同伴後來都餓死了。他自己最後從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鐵絲網防線，一路討飯來到沈陽，找到日本人遣送團，才得以生還回國。據他說，長春城外到處都是餓死者的屍體，他親眼看到中國人吃人肉的情景。當時日本新聞界估計在包圍長春期間餓死約二十到三十萬人，留在長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餓死了。因爲日方已經無條件投降，與國共雙方都無關係，再加上日本新聞從業人員的竟業精神相對較好，相對比較客觀，所以日本估計的長春圍城餓死二十到三十萬人應該說是比較準的。 如果我們把代表共軍的張正隆中校所說的十五萬和代表國軍的段克文所說的六十五萬兩個向不同方向的誇張值取一個算術平均值，則是四十萬。取一個幾何平均值，則是三十一萬。那麽中國方面國共兩黨的估計值應在三十萬到四十萬之間。日本方面的估計在二十萬到三十萬之間。則三十萬人正好是兩個估計之間的值：日本估計的最高值與中國估計的最低值。這個數字和中國報導出來的南京大屠殺的數值差不多。 長春解圍以後，城中的百姓熟人見面總要問“你們家還剩幾口人？”就如唐山大地震以後熟人見面都問“你們家還剩幾口？”一樣。長春滿城百姓沒有人家不餓死人的。唐山大地震是人力無法抗拒的自然災害。長春圍城呢？純粹是人爲制造的災害。而餓死的人數竟然和唐山大地震砸死的二十八萬人不相上下。 “遼沈戰役”的總指揮是林彪。後來“九一三”林彪叛逃出境，所乘專機的安全性能應該是有保障的。然其卻墜機而亡。林彪的這種下場，未使不是其指揮“遼沈戰役”，餓死三十萬長春百姓的報應。那餓死圍城的三十萬冤魂郁結了三十年的沖天怨氣，也不能放林彪活□逃出去。南京建立了大屠殺紀念館，鬥大的“３００００”鑲嵌在高牆上。長春圍城餓死的三十萬人呢？爲什麽不建紀念館？！南京的老百姓是人，長春的老百姓就不是人了嗎？ 再看小說《大決戰》中的有關章節： 1948年6月5日，林彪、羅榮桓下達《圍困長春辦法》，決定對長春實行“久困長圍”方針。要求采取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手段，圍困長春。 6月中旬，東北野戰軍進一步明確對長春實施“久困長圍，政治攻勢，經濟鬥爭”的總方針，組成圍城指揮所，由肖勁光任司令，肖華任政委，統一指揮第12縱隊的第34、35師，第6縱隊第18師，獨立第6、7、8、9、10師共八個步兵師及一個炮兵團擔負圍城任務。自6月25日起，對長春正式開始實行久困長圍。以方圓45公裏，縱深25公裏爲範圍劃爲封鎖區，禁止糧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必需品運入長春，禁止人員出城。對有十萬重兵守備堅固設法的大城市實行圍困，在解放軍戰史上還是首次，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只好在鬥爭中摸索總結。解放軍采取軍事包圍、政治攻勢和經濟封鎖三結合的方針。 最後是一篇網文《新華社爲什麽突然對巴爾幹戰火中阿族平民死亡情況感興趣？》節選： 1948年5月至10月，中共進攻長春，采取的是“圍城困死”戰術，其指揮人員強調，要封鎖一切可供守城國民黨軍使用的生活資料，斷絕城內外人員往來和商業關係。 爲此，中共軍隊除在長春城外拉起幾道封鎖線，嚴查過往行人、車輛，封堵糧食進城外，同時還嚴禁城內百姓外出，以制造大量饑民，去爭奪國民黨守軍的糧食。 很清楚，如此圍城，必將造成大量無辜百姓死亡。然而，中共爲達目的，又何惜“誤殺”千萬條生命！下面兩段文字，是從當時林彪等人給毛澤東的報告中摘去的，從中可見其狀況的慘烈： (一) 我之對策主要(是)禁止通行...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便乘夜或於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 (二) 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
宋永毅
作者按:《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像》是我1999年3月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AS－－The-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第51届年会上的一个学术报告的中文简译本。那次会议在美国波士顿(Boston)举行，我论文的英文原题是A-Contradictory-Image-from-Diverse-Sources:The-Role-of-Zhou-Enlai-in-the-Cultural-Revolution。为了使学术界同行能认真讨论这一历史课题，虚心听取意见，我还特地在论文的封面上打上了"Draft(草稿)"的字样。不料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竟然被中共安全机关认为是"攻击中央首长"，成为我在去年在北京8月被扣押的深藏原因之一。而我在内蒙古文革旧货地摊上购买的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因为中间有周的两篇对群众组织的讲话，也被中共安全部门定为"机密情报"。且不说把文革中到处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定为今天的"情报"有违中国小学生字典中对"情报"的定义；三十年前周在文革中七亿人眼下的政治表现，又岂是今天的安全部门能一手遮天的？最令人可笑的是：有关审讯人员为了把我的学术报告和美国的情报机关硬扯上关系，非要"穷追猛打"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是否受了CIA的资助，差一点把拥有数千名学者教授的AAS也打成了"间谍组织"。把学术讨论无限上纲地政治化（如对吴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又把政治歧见别有用心地"间谍化"（如对杨尚昆窃取毛机密，对贺龙，罗瑞卿"二月兵变"的指控），实在是文革整人的惯用伎俩。可惜的是：中共的安全机关在这方面的进步实在不大。
不时听到有人抱怨目下众多的"纪实文学"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实。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读者们已不难分辨出它们中的文学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些纪实文学的作家们也并不韪言他们的文学虚构。在我看来，更大的曲解来自某些貌似非常"历史"而实际上悄悄地剪裁并掩盖了历史真实的"历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较，即便是细心的读者也难以一眼洞见底蕴。尤其当这些著作以年谱，传记，文献记录影片等历史的记载体（其实是某种"剪裁体"）形式出现，并伴随著多卷本（集）的长度，准确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证，琐碎的细节和清晰的图片时，要剔精抉微地烛其真伪，确非易事。在去年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下称《年谱》），《周恩来传》（四卷本，下称《传》）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1，却不幸正是这样一种以剪裁历史见长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它们精心地剪裁出了一个文革狂澜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像2。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地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的读者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大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读者不会再轻易地相信"毛林会师井冈山"之类的天穴来风式的神话，而编撰者认为自己只是剪裁历史而不是伪造历史又可以减轻撒谎的心理重负，因而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可谓一脉流贯。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豹。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3"。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4。这里，姑且不论关于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5，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传》原注为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然而，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
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问了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6。
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那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迹。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要完整地评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恐怕要从文革的发动谈起。毛无疑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独立寒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从1965年底的批《海瑞罢官》，进而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发出"五．一六通知"，到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公布"十六条"，是文革呼风唤雨的发动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周在这一时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对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这一问题上，上述三本史著或韪忌莫深，或大砍大舍重要的史实。首先，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写作批判《海瑞罢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图，立刻积极支持。在中共近年来内部发行《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的中，公布了一个"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整整几段赞扬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十一月二十八日1965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又如，"四月二日1966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7。如果考虑到"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纲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么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而在三百万字之巨的《年谱》中，上述史实或被完全舍去，或删去周最关键的坚决反彭真的政治错失。例如，1966年4月2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谱》中竟变成了"4月2日在河北邯郸同省，地领导座谈，听取关于打井抗旱工作的汇报......8"这种以周的工作职责－－抓生产的流水帐来掩盖他重大政治错误和过失的方法，也是贯穿上述三部史著的一种一箭双雕的误导手法。一来它可以遮丑，二来又突出了"人民的好总理"念念不忘民生的亲情。
根据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9。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10"。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付统帅，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众讲话时提到。1967年1月21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要用尽一切努力消除诽谤。11"关于周在建立林的付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著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12"。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则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闲"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中共在1966年5月4日至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8日到15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上述史著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总闪烁其辞，语焉不详。关于周在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13"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么，中心议题又是什么，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回避。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5．18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如果我们同意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的意见："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那么，周和林彪的估计一样，出于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他们都估计得比毛更黑暗，更极左。周的讲话就显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14"。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由此滥觞。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1980年3月20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15"。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周的错失在这三本史著中丝毫没有提及。纵观这些中共的党史专家们在上述史著中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盖，使他们竟离这些中共前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都相去甚远。
和林彪，四人帮的关系
为把周恩来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复杂关系说成是纯粹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的斗争，即把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又导致上述三本史著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盖历史真实。例如，《年谱》中有这样一条记载："7月26日1966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16"。如果不做细究，真会认为周早在1966年文革初期便与林彪倡导的个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坚决斗争。但只要浏览一下1966年7月前后的报刊文献，便会明白必其中必有蹊跷－－"剪裁"奥妙。首先，在中共副主席级的高干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两人。他们所用的词汇，语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查1966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便可以发现周在4月30日"首都各界十万人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集会上的讲话"中吹捧毛说："毛泽东同志天□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17"。5月21日，周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鼓吹毛是"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不仅如此，周还用同样的语汇吹捧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18"。直至1969年4月14日，周还在九大上继续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著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19"。在短短一百几十字的段落中，周就用了五，六个"最"和数个"无限"，"众所公认"，何来"科学，准确，恰当"可言？
既然基本的史实是：周是林当副统帅的最热心的推荐人和吹捧者。那么，中共党史专家们杜撰的任何"斗争"关系便失去了历史本身的逻辑。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过周直至1970年11月（九届二中全会后）还向林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在林倒台后又威胁李不准告发。林彪事件后，汪东兴"派八三四一部队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许多邓颍超，周恩来和林，叶的合照。汪亲自将照片拿给邓。邓一再向汪表示感谢20"－－不难窥见，从文革开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这个副统帅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投资，他在毛，林之间也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他可能估计林彪断无胜利的希望，□帮毛毁灭了林彪。但这已经是1971年的事了。
周在文革中对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时比对林彪更甚。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周除了带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外，还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作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统的负责人，他绝不会不知道江青作为一个三流演员在上海不光彩的历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鲁迅来赞扬。周说："在这里我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刚入党时，就遭到国民党，叛徒，假党员的迫害，她在很年青时就像鲁迅那样硬骨头，敢于向对她进行诽谤，迫害她的人进行反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当时江青同志写出的文章如果拿出来一读是红文章。至于反动派们为了迫害江青同志，写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专门为登在台湾和95港的报纸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东西。所以，谁要是收集这些材料(就是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写得诽谤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么他也就一定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这些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从抗日战争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还在勤奋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刘，邓，陶，彭，罗，陆，杨，谭震林，杨成武等这些黑帮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和他们斗争......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当同志有缺点错误时她能热情认真的帮助。遇到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把他们端出来。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21"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讲话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对江青连篇累牍的奉承。同样一个讲话在《年谱》中竟然变成了如下的记载："3月27日1968出席首都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周）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撤销杨成武，馀立金，傅崇碧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并就‘杨,馀,傅事件'发表讲话。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时，提出：今天在场的大多数是工人同志，你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不仅要把革命搞好，还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好，要搞好生产，不能缺勤，不能旷工。22"不错，周在他讲话结束时捎带用百来字照读〈元旦社论〉，提了一提"抓革命，促生产。"但这和他对江青的吹捧的篇幅，以及他整个演说的鲜明的政治主题相比，真可谓是"树木"和"森林"之差。而编撰者却有意一叶障目，误导读者，已到了太令人失望的程度。
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周与四人帮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1967至1968年全国有"首都红卫兵5．16兵团"等好几个反周的群众组织，但都首先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镇压下去。尽管文革中江青以时时"女主人"自居，对周这位"老管家"并常有不敬之处，但她却多次告诫她的嫡系（如清华井冈山）："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23"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说过：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24"说穿了，"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实际上的帮主。以他的愚忠和圆滑，怎么可能公开与毛去公开"斗争"呢？文革后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各派系都竭力填补林彪军人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但结果是周和他的部属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由于毛对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又由于"四人帮"想要夺取更多的权力，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磨擦□逐渐增加。尽管如此，周毛之间的联盟仍然是主要的。如果不承认事物的发展有其阶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话语系统来说：周总理对林彪，四人帮也有一个正常的认识过程。而一味拨苗助长，移花接木，恐怕只会闹出历史的笑话来。
在群众运动中
在《传》《年谱》等书中，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也开始引用周当年在群众运动中的讲话记录，可见这些原始记录无论是那个群众组织作的，都有很大的可信度，因为这是当时人们极度尊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成员的讲话。可是，上述著作对这些材料的引用大都砍头去尾，颠倒主次。例如，清华大学的文革之火，是周受毛的委托，1966年8月4日，22日两次去发表近万人大会的演讲煽动起来的。周在两次讲演中都开明宗义地说："我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自然，周在公开点名蒋南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5"，批判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平反后，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必然会讲一点"党的政策"：诸如"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之类26。但上述史著只辑录周这方面的寥寥数言，而置他绝大多数的"煽风点火"的言论于不顾，甚至造成了一种周去清华是为了保工作组的印像。试问：八月初的清华还牢牢控制在工作组手中，周如不是去煽风点火（如他自己所说的"解放"清华），他又有什么必要去清华保工作组呢？
《传》和《年谱》等书的另一个不吝泼墨之处，是描绘周如何在群众运动的狂澜中讲政策，竭力保护老干部和国家知名人士。然而，连编撰者也不得不承认，周的保护绝大多数是执行毛的指示而已。连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27"另一方面，周对于一般群众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红色恐怖的"红八月"中所受的老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的残害又鲜有同情之心。这里是一个当年仅16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1966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10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28"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尤其是西纠的"顾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马后炮式地说几句，□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1,772人被活活打死，33,695户被抄家，85,198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29
关于周对老干部的保护，恐怕也要作具体分析。除了上面所说他对毛坚决要保的干部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外（如陈毅），一旦毛改变主意，他却会做出种种落石下井式的举动。刘少奇可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干部。当毛对刘尚未下彻底打倒的决心，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并对刘的检查有所好评时，周也就顺水推舟地为刘改检查，在接见群众时反对把刘的问题公开化。一旦知道毛下了决心，周便在公开场合大肆批刘，并出任"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一职。据有关海外学者调查，周不仅完全同意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人该杀30"。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人，《传》的主编金冲及先生最近都在公开的讲演中承认确有此事，但他又暗示，这属于"鸡毛蒜皮的事31"，因而无论《传》和《年谱》都毫不提及。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鸡毛蒜皮的事"是贺龙。周一旦知道毛从"保"变为"倒"贺龙后，立刻在对贺的逮捕令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32"
对于中下层干部，周在群众运动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经亲自在国务院系统抓了三个试点：国家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其结果是这三个单位的负责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张彦反党集团,""韩光反党集团"和"张劲夫反党集团"周在万人大会上断言："他们不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一个阴谋集团，当然各有各的系统，但是总之性质相同33"。1966年9月，周恩来在他主持起草的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文后被毛压下未发。34对一个单位中有他亲疏两系干部的，周常常不惜主动抛出"疏者"以保"亲者"。在国家侨委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亲信而方则不是。周为了保廖，便在1967年1月3日近万人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公开煽动打方，并作了如下异乎寻常的发言："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挖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们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95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商订的大量寄去我们国内的所谓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的地面和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35今天再看这样的发言，真会感到已不是什么"上纲上线"，而迹近"天方夜谭"。因为以周为贵一国总理之尊，竟然会把风景片和间谍活动混为一谈！自然，这种周历史上"鸡毛蒜皮的事"，无论《年谱》还是《传》都是决不会提及的。
记得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八十年代在为周文革中种种错失所作的辩解时还有过如下几乎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评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36"。且不论周当年犯下这些错失时是否"违心"；也不论邓有没有资格代表"人民"说这些事可以用"原谅"两个字轻轻一笔带过；至少邓还承认这些事是"好多"且不光彩。而在九十年代大陆"周恩来热"中出版的《传》，《年谱》等数百部著作中，读者绝对看不到这个"好多"，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编撰者精心剪裁过的文革中"正确路线代表"的周恩来形像，一个所谓"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新神话。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页227，231。
4.吴庆肜：《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页6。
5.《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日）。
6.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95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页66－67。
7.王年一主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第1卷，页4－13。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下卷，页25。
9.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95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页79。
10.罗冰：〈官方秘密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争鸣》1999年第3期，页20。
11.〈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串连的部分军事院校同志们时的讲话（1967.1.21）〉，载[武汉造反派编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3卷，页191。
12.张宁：《尘劫》（95港：明报出版公司，1997），页328－329。
13.同注8，页32。
14.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1967年12月5日），页10－13。
15.黎自京：〈周恩来文革时助纣为虐〉，《争鸣》1999年第3期，页24－25。
16.同注8，页42。
17.《人民日报》，1966年5月1日，第1版。
18.同注14，页12。
19.〈周总理在九大的讲话（1969.4.14）〉,手抄自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
20.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页516－517。
21.《北邮东方红》（北京：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主办），1968年3月29日，第76期第1－4版。
22.同注14，页227。
23.〈江青，陈伯达等同志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1966.11.19）〉，同注11，第2卷，页137。
24.〈周总理重要讲话（1967.9.18）〉载《外事战报》（北京：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红卫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井冈山"主办），1967年9月26日，第2期第1版。
25.〈周恩来同志在清华大学师生员工会议上的报告（1966.8.22）〉，同注11，第1卷，页77。
26.同注8，下卷，页46，51。
27.〈周恩来同志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部队几个革命组织时的讲话〉，同注11,第3卷，页273。
28.老鬼：《血与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304。
29.陈东林等：《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福冈市：日本中国书店，1997），页1066－1068。
30.孙万国：〈古有窦娥，今有林彪〉（95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7期，页108。
31.癞克思：〈也谈周恩来〉（普林斯顿：《民主中国》网上月刊），1997年第60期。
32.同注12，页328－329。
33.〈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周恩来同志讲话（1967.1.25）〉，同注11,第3卷，页233。
34.同注6，页32－33。
35.〈周恩来同志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讲话（1967.1.3）〉，同注11，第3卷，页13；〈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指示〉，载《革命侨报》（北京：中侨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办），1967年3月14日，第2版。36.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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