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志 李雪文
1989年6月3日上午，袁力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声说：“解放军绝对不可能向老百姓开枪。”或许有不少人也抱着同样的幻想。当天子夜11点半，袁力在木樨地饮弹的一刹那，才恍然大悟，原来子弟兵也会听从杀人犯的指令，明目张胆地向无辜平民和青年学生盲目扫射，制造了一场十里长街大屠城。为了寻找袁力尸体，找遍了北京43家医院太平间，半个月间亲眼所见尸体达450具以上，此期间被人认领取走的尸体不知有多少？在八宝山向袁力遗体告别时，见到满满一卡车鼓鼓囊囊的黑色大塑料袋塞满尸体，老远就臭气熏天，医院太平间以外的尸体有不知道有多少！
“六四”惨案过去二十年了，在头几年里，不仅“六四”家属受到种种压制与迫害；非难属对“六四”说句公道话就会坐牢；全国老百姓也都生活在政治恐怖气氛中，对“六四”噤若寒蝉；有不少难属甚至隐瞒亲人被枪杀，不敢承认自己是“六四”难属。以后因杀人犯的死去，人们忙于各自的工作，遂对“六四”逐渐淡忘。又在“和谐社会”的新口号下，恐怖气氛才淡化消失。可是“六四”难属仍然生活在严密监控之中，仍然被压制，甚至借故被拘留，剥夺人身自由……，迄今“六四”难属依然处于各种新的监视手法下。
二十年来，我们不否认“改革开放”的开明决策，使中国走上经济繁荣的宽阔大道，我们也不否认一些杀人犯对国家和人民所做的好事。可是，即使有最大的功绩也不能掩盖犯罪的行径。中国必将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全国上下必须以法律观点来看待和评估“六四”事件。“六四”惨案最关键的原因则在于杀人犯杀人成性的本质，杀人犯及其追随者竟然提出谬论，说什么正是“六四”事件才使得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极其荒唐的逻辑，难道和平解决“八九”学运反会降低政府威信，反会造成社会混乱而延误经济发展吗？！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府全方位的和平政策足以鉴证这一点。正如中央党校教授侯少文所说的：“如果把稳定看做就是把人们管得规规矩矩，很呆板，那样的稳定是没有活力和生机的，它阻碍发展，也不可能持续长久。”又如俞可平的文章指出：“动态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传统的稳定是以“堵”为主，你有意见，你要抗议，我就不让你抗议，你要反映，要抗议，我就采取措施处罚你……我们可以说：“六四”开枪杀人是“处罚你”的最野蛮、最残忍的极刑处罚，由于“六四”杀人才使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谬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有理论”。
有人说袁力是一个给刽子手送上门去的书呆子；也有人说袁力是伸张正义的英雄。书呆子也好，英雄也好，只要你违背杀人犯的意旨，谁也逃不出他的魔掌。袁力只因为坚信党、坚信解放军以至惨遭杀害。
1947年10月13日，二野向大别山挺进过程中，在黄冈发生了一件令人无法接受的凶残案件：一位首长的警卫员副连长赵桂良因为私拿一家商店的布匹和粉条，被政委宣布枪决。赵桂良私拿粉条是为了“孝敬”首长，布匹是给小战士做衣御寒。当时司令员声音低沉而颤抖地说：“赵桂良本是一个打仗勇敢、关心战士的好干部。”他并没有明确表态同意枪决，可是杀人成性的政委却借口军法从事，不顾小战士们和商店老板下跪恳求的情况下，悍然下令将赵桂良处决。试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军法条文：“一个官兵私拿别人价值不高的的物品，就该处以极刑”？这无非是政委为了个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慑力而草菅人命，也就完全暴露了他那杀人成性的本质。解放以后，由他下令开枪杀人并非只有“六四”一次。从他历次的表现看，笔者敢说：“只有杀人才能镇服百姓，才能贯彻其个人意图”是他一贯的坚定不移的信条。
二十年来，生活在监控和压制下的同时，作为“六四”难属，值得庆幸的是：许多国内外素不相识的和平人士给我们寄来捐款和慰问信，我们曾收到过来自美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法国等地的来信，表示对我们的声援和同情，有的还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的。所有与我们相识的共产党内离休老干部都对我们表示同情，并登门慰问。袁力原单位同事们不但前来慰问，还为袁力建墓立碑纷纷捐款，参加袁力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数达三百余人之多。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得悉我们为“六四”遇难的儿子扫墓时，免费把我们送到万安公墓，与我们一起扫墓祭奠，然后又把我们送回家，而且以后每年两次（清明和“六四”）开车送我们去扫墓，迄今年年如此，从未中辍。这些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援，是多么地珍贵和鼓舞人心，使我们下决心必须好好活下去。想当初，袁力一死，我们悲痛得真不想活了，曾萌生自尽的念头。经亲朋劝慰，冷静思考后，认识到自杀的话，岂不便宜了刽子手，而且杀人犯还会给我们扣上“畏罪自杀”的恶名。现在我们更感觉到好好活下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的互慰互励中给了我们温暖和勇气，让我们在抗争中树立起乐观的信心，正义必伸张，罪恶必将得到惩罚。
我们已是耄耋老人，二十年来已经活得够够的了，冒死直言，很可能遭到“灭顶之灾”，对此我们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目前，我们并不奢望为“六四”翻案；为赵紫阳平反，但在二十年后的“六四”国耻日之际，难道仍不让我们难属说句真话吗？！
92岁老翁 袁可志
82岁老妪 李雪文
于“六四”二十周年前夕
89年夏天，我即将本科毕业。学潮初期，我还在实习。5月后实习结束，在准备论文。最初走上广场，是为了好玩，后来意识到这将是一段重要的历史，而当时身为天之骄子大学生的我们，正置身于历史的风口浪尖。
5 月底，北京城似乎渐趋平静，我也回到学校写论文。6月3号中午，突然传来军队进城的消息，听说打死了人，市民抬着尸体游行抗议军队滥杀无辜。直觉要出大事，急忙到学校理发室剪了头发，为的是万一和军队冲突的时候，不会被轻易抓住。然后去食堂吃了面条。大师傅特意给的特别多，叫我们吃的饱饱的去天安门。
6 月3号夜里，我留在广场。记得到最后广场上所有灯光熄灭时，我们学校是在纪念碑的东北侧，紧靠旗杆的方位。我坐的位置大约在从纪念碑中央台阶向东数第三根旗杆的地方。大家都把学生证放在贴身衣袋里，以便将来容易认领。很多同学互相交换了家人的联络方式，相约谁能活着出去，一定帮大家带个口信。有人拿出桶装的可乐，再把口罩浸湿一次，好抵抗催泪弹。我们几个男生把包里的饼干糖果凑到一起，吃了最后一顿饭。我们都没有害怕，尽量地坐在前排，以保护后面的女生。大家平静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之后好像是侯德健劝说大家撤离。
灯光再度亮起，清场的时刻到来了。我们的身边站满了戴钢盔持枪的军人。坦克聚集在广场的北面排成一行，炮口指向我们，并开始碾压帐篷。有军人向纪念碑的浮雕上射击。那样近距离的枪声，听起来像舞台剧的效果。稍后，女神像被推倒，大约在4点多钟的样子。不时有流弹擦着我们头顶飞过。这时站起来就有被射中的危险。身旁一位女孩，用笔记录着当时的每一步骤和时间。我们将她围在中间以防被大兵发现。
我们学校撤出广场，到历史博物馆门前的时候天刚亮，大约在5，6点的样子（我记得走过纪念堂的时候天还黑着，是在灯光下走过军队和坦克拦出的狭长通道，撤出时有军人殴打学生，还记得耳边军人的嘶吼和女生的哭声）。大家手挽着手，一辈子再也没有和谁这样生死相依地紧紧靠在一起。当和另一队学生相遇时，我对一位戴眼镜的男生说，我们一定会回来！我们久久对视，目光里是彼此的鼓励。他沉默，但他的手，死死地与我相握，直到两条队伍分开。
我们刚撤到历史博物馆门前，身后广场上响起密集的枪声，持续了至少5分钟。当时很多同学都要回去看看，被市民拼死拦住。枪声过后广场的情形我没有看到，也成了我心中近二十年的谜。但是，六部口的屠杀我亲眼得见。
当时我刚走过音乐厅，突然好多自行车从长安街飞速拐进来，骑车的人高喊, 往后退往后退! 紧接着催泪弹和密集的机枪弹雨就一起来了，我身边一个穿白衬衫的瘦小男生好像是腹部中弹，都没哼一声就倒下了，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什么叫血光四溅。
我家住得不远，路也熟，不顾身后的硝烟和子弹，拉着一个同学穿胡同奔到宣内大街西单路口，有几个骑车的学生哭着拦住我们说，六部口压死好多人，让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本校的同学。我们就又沿着长安街北侧拼命往回跑，这时坦克又冲过来了，烟幕中听到有人喊：坦克编号是106，大家记住！我们躲在电报大楼外的一堆砖头后面躲过了扫射。浓烟滚滚中，清晰记得枪口的火光。这一轮机枪和催泪弹过去，我看到音乐厅路口的铁栏杆被压成麻花，路边学生的尸体是成堆的。我的身体止不住地一直抖一直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在北京6月朝阳下刺骨的寒冷。我想，大家至少都记得自己学校有多少同学没能回来吧！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学校30几个学生用军大衣和草帽，掩护了一名年轻的德国记者，使他得以在枪林弹雨中拍下自军队冲出大会堂，坦克碾压帐篷，推倒女神像，直至大家开始撤离的过程。出了广场，我们把泪流满面的他托付给市民，大家说，把摄像机扔了，否则再碰上军队会太危险，但是，舍命也要帮他把录像带传出去！在这里，向我那些勇敢的父老乡亲致敬！
学校在东边，不能跟着大队走，我和同学两个人穿胡同。公用电话前排着长龙。可一听我们说想给学校报个平安，大家马上闪开让我们先打。一群市民把我们领进院里，关上院门，端来热水，要我们给讲讲广场上的事情。路上，好多市民要给我们吃的，还有人非要给我们钱，关照我们安全的路线，嘱咐我们快点安全回家。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须发全白的老爷子，摇头感叹，就是日本鬼子占领北京城的日子里，都没这么杀过人！
那天夜里，我的自行车放在南池子。以后的几天，北京大雨如注。6月8号，天刚放晴，冥冥中觉得一定要去取车。出门时，我妈怎么也拦不住，在身后喊：我们揪着心等你回来！汽车不通。乘地铁到崇文门，刚走下北京饭店南侧的地下通道，发现通道的另一头是武装哨兵。回头已来不及了。我停了一会，紧盯着他，一步一步走了过去。他的手，握着冲锋枪，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眼睛。
到了南池子，几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整整齐齐地靠在街边，显然有人整理过。三三两两的附近居民在小声聊天。我开锁推车，两个小伙子一左一右把我挡在中间，说："你是广场出来的学生吧？这几辆车，我们守了好几天了，不知道车的主人还在不在。有人来取就好。哥们，别害怕，好好儿活！他们长不了！"他俩一直护着我穿过长安街。西边100米开外，就是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
我的车，不能骑了。车胎破了，一颗子弹，从车后右方打来，把车铃的螺丝打掉一半，然后从车把后面钻进钢管，又从前面钻出来，在车把的前方打出一个放射形的大洞，不是我们想象的圆型弹孔，铁皮向外翻出来，形成一个个尖锐的角，明显是炸子的痕迹。不知道这样的爆炸力要是在落人身上，会是怎样的血腥。在回家的路上，一位修车大爷帮我补好车胎，执意不收钱，说："学生，赶快把车把换了，马上要大搜捕了，这车太招眼！"
回到家，我妈看见车就哭了，说："你没看见的它看见了，你没听见的它听见了，它是替你挨的子弹啊！可惜，它就是不会说话！"妈是识大体的，没有让我把换下的车把丢掉，而是冒着风险藏了起来，说，迟早有它见天日的时候！等到那一天，妈妈就是再不能喝酒，也一定和你们一起举杯！
出来时，实在无法把这样一件铁证带出来，所以它至今还被收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20年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一定能等到它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毕业前，照例是没完没了的学习，检讨，写经过，写认识，人人过关，并承诺决不秋后算账。我因为绝食后期曾带同学找校办要求学校出车把绝食同学接回学校，而被重点监控。当时想把一切自己承担下来，赶快让其他同学过关算了。我们系的辅导员，在系里的会上说，在座的都是好学生，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你们没有做错事。共产党说不秋后算账，不能相信啊！他哪次没有算账！同学们不要太天真！大家一定要平平安安的毕业，工作，没有的事情谁也不要写！这些都是要进档案，跟你一辈子的！那位部队转业的辅导员，因为学历普通，平素并不特别受大家的敬重。但在那一刻，我对这位不起眼的老大哥肃然起敬！
但是，我至今记得，在全校的清洗大会上，一位副校长竟然说：有同学说看到左边的人倒下了，右边的人倒下了，我倒要问问你，你怎么活着出来了！面对如此衣冠禽兽，我当时就铁了心，远走高飞，绝不回来！
93 年，我的一位美联社的朋友采访丁子霖。老太太谈起儿子走后，自己曾一度想追随而去，但后来她说："我的儿子是为中国的未来死的，我也要为中国的未来而活。"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天安门母亲。这句话，也一直激励着我和我的朋友们，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沉默，并为明天积蓄着力量。
明天，一定会来！
【明報專訊】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紀念，作家戴晴早前表示現在是時候尋求「大和解」，讓中共與民運人士放低對立，但當年的學生領袖王丹形容要求事件受害者提出和解實屬「可笑」：「打傷了人，還要受傷一方提出和解，哪有這種事情？」他說：「我有我的底線——我可以和解，但絕不可能是由我提出來。當下還未見到任何東西，讓我可接受和解。」去年於美國哈佛取得博士銜的王丹，今年到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作一年的博士後研究。英國時間周五下午，王丹在牛津舉行了一場主題圍繞六四的演講。他表示，當年的學生運動主要爭取反貪腐，相信透過政治改革尋求民主政體，是達到目的之唯一方法，即使現在回看，他仍然相信當年確是中國展開和平民主演變的契機，但「六四的崩塌，不單只代表極權的勝利，還有貪腐的勝利」。中國留學生﹕民主保證得了我的學費？演講會吸引了近300名學生和各地學者，擠滿現場座位之餘，有人更要坐在梯級，聽眾一般對中國學生當年表現予以肯定，也有來自內地的學生持不同意見，有年輕的博士生問王丹：「中國為什麼需要民主？餵飽13億人並不容易，若我選了你，你能保證我的父母有能力支付我來這裏讀書的學費嗎？」個別中國學生隨即報以掌聲，王丹回應說：「人除了吃飯以外還要有尊嚴，民主就像讓你到超市購物可以有選擇，我認為中國人配得上選擇。」席上亦討論到近20年經濟上的「中國奇蹟」，成為中共領導迴避民主改革的藉口，被問到目前更複雜的利益關係會否成為政治改革的阻力，王丹說，內地目前的問題比1989年之時還要複雜，一場金融危機令到千萬計的民工失去工作，無論在農村或城市都無法維生。他雖然預期未來難以再出現由學生發起的民主運動，但壓力有可能會來自老百姓、農民工甚或是退休軍人，「他們對政府的訴求是具大的，這問題胡溫和中共領導肯定比我更緊張，因為他們比我更掌握問題所在」。不寄望現領導平反六四王丹說，無論對現屆領導人或下屆領導人，都不旨望他們會平反六四或推動民主改革，「我們把希望放在趙紫陽、朱鎔基、胡錦濤和溫家寶，但只能換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國還未具備民主條件？)你看香港，有穩定和龐大的中產階級，為何2007年還不肯讓他們普選？」他說，現在只對習近平、李克強之後、曾經歷六四的一代抱有一點希望。對於另一經歷民運的作家戴晴早前接受訪問時提出仿效南非模式的大和解方案，通過調查真相讓雙方放下對立，王丹認為不可能由受害一方提出，「他們(中共)強，我們(民運人士與家屬)弱，怎可能要受害的一方先提出和解？」、「我可以接受和解，但不可能由我先提出，亦要有和解的條件，讓流亡人士回國，讓受難者家屬得到賠償。」他又說，即使現在提出和解，亦不會得到中共實際回應。對於中國民主改革，王丹一再強調要保持「由下而上」的壓力，他寄望近年在內地冒起的公民社會能夠發揮作用，迫使政府必須變革，呼籲西方社會支持中國民間社會和非政府組織發展。由於香港曾拒絕王丹入境，王丹表示，在牛津完成研究後，計劃返回美國求職。特約記者 羅永聰 英國牛津報道
六四之际，新唐人采访了前中国北京《金融电脑报》记者任雪冰。
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拍摄了许多死伤者的照片，後在世界各地媒体迅速披露。1989年6月15日，距六四才11天，任雪冰就因为把屠城照片提供给国外媒体被刑事拘留，随後被送劳教16个月。罪名是「反革命」和「泄露国家机密」。6.4後被非法判刑，历时16个月。来澳前为独立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