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大屠殺 – 中共「和平解放」長春中共與“和平”特別有緣, 說中共國“和平崛起”, 西藏“和平解放”, 當然土改、鎮反、反右、文革....也是和平地進行, 大飢荒也 “和平地”餓死數千萬中國人, 至於血流成河、屍堆成山的解放戰爭的 “和平”也很多, 餓死三十萬長春百姓的“長春圍城”便是一例, 說是“和平解放長春”, 被中共史家吹噓為“兵不血刃”的偉大戰役。有關和平的“長春圍城”的史料很多, 以下是一則。__________《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56)作者：張戎毫無惻隱之心是毛澤東的最大優勢。一九四八年中共打長春時，因強攻不得手，改變圍困絕糧的辦法，欲迫使長春守敵投降。五月三十日，林彪下令：「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守長春的是鄭洞國將軍，他拒絕投降。由於城裡五十萬平民的存糧只能維持到七月底，鄭將軍要平民離城。 毛澤東批准了林彪的作法：「嚴禁城內百姓出城。」「只有帶槍和軍用品的人才能放出。」這是為了鼓勵國民黨軍人投誠。毛對林彪說：鄭洞國「人老實，在目前情況下〔即老百姓挨餓的情況下〕有可能爭取起義、投誠」。雖然他自己沒有憐憫之心，毛很懂得這一人之常情，懂得怎樣利用它。可是儘管鄭洞國內心「極度痛苦、絕望」，他沒有想過投降，一直堅持到最後。 圍困長春三個月後，林彪向毛報告：「圍困已收顯著效果，造成市內嚴重糧荒……居民多賴樹葉青草充飢，餓斃甚多。」對鄭洞國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說：「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接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飢餓情況越來越嚴重，饑民便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卡空』〕，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里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 林彪還說：「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下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 甚至鐵石心腸的林彪也建議「酌量分批陸續放出」難民。報告上交毛後，沒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樣，便自行做主，在九月十一日發出命令：「從即日起，阻於市內市外之長難民，即應開始放行。」但是這一指示未能實行，原因只可能是毛否決了它。只有對共產黨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難民回憶道：「我們家是九月十六號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醫院X光醫生，那邊缺醫生」。攜槍逃亡的國民黨官兵及其家屬受到特別歡迎，沿途熱情關照優待。留在「卡空」裡的老百姓呢，活過來的人說，吃的是「草和樹葉子。渴了喝雨水，用鍋碗瓢盆接的。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腦瓜殼裡的，都是蛆。就這麼熬著，盼著，盼開卡子放人。就那麼幾步遠，就那麼瞅著，等人家一句話放生。卡子上天天宣傳，說誰有槍就放誰出去。真有有槍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錢人，在城裡買了準備好的，都是手槍。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錢買呀！」 當時的長春市長記道：市民大批餓死是在廠「九月中旬」以後，那時「北地長春，業已落葉鋪地」，供人們充飢的唯一食物也沒有了。五個月的圍困下來，中共進入長春時，長春人口從五十萬減少到十七萬。就是中共的官方數字也承認餓死十二萬人。 參加圍城的中共官兵說：「在外邊就聽說城裡餓死多少人，還不覺怎麼的。從死人堆裡爬出多少回了，見多了，心腸硬了，不在乎了。可進城一看那樣子就震驚了，不少人就流淚了。很多幹部戰士說：咱們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餓死這麼多人有幾個富人？有國民黨嗎？不都是窮人嗎？」 長春發生的事被嚴密封鎖。有幸離城的難民都發了「難民證」，印著四條「難民紀律」，其中一條是：「不得造謠生事及一切破壞行為」，嚴禁他們傳播餓死人的真相。中共粟裕大將說，利用餓死平民來迫使守城的國民黨投降這一長春模式，在「若干城市採用」過。只是粟裕大將沒有說是哪些城市。 毛毫不留情地利用平民為戰爭服務。「解放區」大多數青壯年男子被征入中共不斷擴大的軍隊，或當為前線服務的民工。後者數字尤其巨大，在遼沈戰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達一百六十萬，二伕一兵。平津戰役中的民工數是一百五十萬。淮海戰役中高達五百四十三萬。這一支龐大的隊伍在前線修工事、運彈藥、抬傷員、送飯菜。 農活歸留在家裡的婦女幹，幫她們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殘疾人。她們還得照料傷病員，洗補軍服，做無窮無盡的軍鞋，給軍隊和民工碾米磨麵做飯。家家戶戶都要出糧，在淮海戰役期間農民出的糧達到二億二千五百萬公斤。★為了提供做飯的燃料，農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軍搭的橋、鋪的路上，有不少農家的房梁。（★糧也用來做向國民黨軍隊勸降的心理戰武器。一個老兵對作家桑曄講到他在攝氏零下十度的天氣裡，被困了整整一個月，「連皮帶和皮鞋底子都煮了吃」。「過陽曆年那天，我在前沿刨出來個凍得硬梆梆的死耗子，連毛都沒褪乾淨，生著就下肚了。多少年來我還是覺得那死耗子好吃極了。」「一到吃飯的鐘點解放軍那面就開喊，『小蔣介石們快過來投降吧，我們還有紅燒肉，今天剛宰的大肥豬』……當官的把能想出來的辦法部使上了，還是擋不住人跑。」） 在中共「解放區」，人們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戰爭機器的一部分。這就是毛的「人民戰爭」。 是什麼使農民「踴躍支前」，用毛的話說，「長期支持鬥爭不覺疲倦」？中共宣傳說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沒錯。但那是什麼樣的土地改革呢？ 毛澤東式土改的主要內容是由中共派「工作組」到農村，組織「斗地主」大會。會上對那些相對富有的人家和其他犧牲品，打罵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們說起的都是這些記憶。分土地倒成了其次。 為了讓「工作組」的幹部們知道具體應該怎麼辦，一九四七年三月到六月，毛派專門整人的康生，到晉西北的郝家坡去創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鬥爭大會後，康生對幹部和積極分子總結說：「我們對地主太客氣了」，「要指著鼻子罵」，「要提出讓他傾家蕩產，要教育農民敢於同地主撕破臉鬥爭」，「要死人，但死也不怕。」「多死點地主分子沒關係。」 康生指示把整家人作為鬥爭對象。鬥爭大會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著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剝下衣服，被廁所裡舀來的糞淋在頭上。孩子們被別的孩子喚作「小地主」，打得頭破血流。康生站在一邊微笑地看著。 「地主」這頂帽子可以戴在任何人頭上。郝家坡早已在共產黨統治下多年，富人地也賣了，人也窮了，按中共《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這裡就找不到地主了。沒有鬥爭對像怎麼行呢，康生規定群眾不喜歡的人可以作為鬥爭對象。於是村民們嫉妒、怨恨的人、通姦的人，便成了靶子。 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幹部們的教科書。和彭德懷一道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仗義執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說：「我親身看了那個土改，想起來很難受。鬥地主，其實不是什麼大地主，只是勞動力缺乏，請個工人，種種地，就叫地主了。鬥的時候，搭個架子，把那些人吊起來。我看見的一個村子裡，四根繩子一齊吊了四個人。」其中一個是女的，「丈夫死了，女的那時都是小腳，在田裡做工是很不容易的，於是請個長工進來。他們問她糧食藏在哪裡？為什麼房裡糧食不多？我知道她家並沒有很多的地，沒多少糧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他們把她的上衣剝掉，她有個吃奶的小孩，奶水往下滴，小孩在地上哭著爬著要舔奶吃……人們都把頭低下來不敢看。」「村子裡男女老少都要來，連小孩子都要來看，強迫著來。叫你舉手，你是不敢不舉手的，不舉手你也會遭殃。幹部有的是痞子幹部，真正的老實農民到那時惹不起那些痞子幹部。」 周小舟和夫人反對這類做法。但他們接到的指示說，這是受壓迫受剝削的窮人翻身復仇的正義行為。當時的口號是「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毛實際上要的是幹部們鼓勵暴行。周小舟等人被指責為阻礙群眾運動，被當作「石頭」「搬掉」。 毛對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陝北佳縣。根據給他的報告，那裡的土改：「有用鹽水把人淹在甕裡的。還有用滾油從頭上燒死人的。」有個地方甚至「規定誰鬥地主不積極，就用亂石頭打死。」 毛那年底住陝北楊家溝時，不引人注意地去觀看了鬥爭大會。會上的殘忍作法連出身貧雇農的警衛也覺得「過火」。會後，他跟警衛們講到土改中的各種刑罰如「吊、打、拉、磨、殺等」，「有的甚至連小孩子也鬥到」。 一九四八年初，中共佔領地區擁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絕大部分在農村，都經歷了土改。中共政策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地主富農」，這意味著僅就這兩種人，還不算康生新加上的鬥爭對象，起碼一千六百萬人成為受害者。死亡難計其數。 土改的結果，據給毛的報告是「人人都害怕」，「農村極度緊張」。同情中共的美國記者傑克．貝登（Jack Belden）在河北看到土改後說：「恐怖的手段越來越厲害，人口中相當一部分被消滅。」「在中共地區的農民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恐懼與謹小慎微。」 毛澤東的目的達到了。中共要農民出兵、出夫、出糧、出錢時，他們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發，還得表現積極
長春人口「和平地」從五十萬減至十七萬1948年的長春圍城慘劇 (轉貼)長春圍困戰前，居民爲五十萬左右。 五個月的圍困，全城七百余萬平方米建築，230萬平方米被破壞。一切木質結構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標志牌，乃至瀝青路面，或用於修築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當做食物的東西，如樹皮、樹葉之類，都被盡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維係呼吸運動的熱量。 戰後長春只剩下十七萬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顧及軍心士氣面子，圍困之處，國民黨不準百姓離城。尚傳道提出“人人種地，日日練兵”，號召軍民同舟共濟，保衛長春。鄭洞國講台灣正在訓練大批美械新軍，即將開赴東北大舉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轉。 幻想成爲幻想，口號只是口號。即便人手一把鋤頭，掘去瀝青的馬路能長莊稼，也得等到秋後才能吃到嘴裏，而存糧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萬張嘴，成了國民黨的沈重負擔。 七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鄭洞國，從八月一日起，疏散長春哨卡內人口，只準出卡，不準再進。 共産黨早已森嚴壁壘。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團政委蕭華在圍城政工會議上說∶ 敵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幾種∶一、 強迫逼出，二、組織群衆向我請願，三、 搞擡價政策，收買存糧，逼得群衆無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 出擊護送群衆出境。因次我對長春外出人員一律阻止，但不能打罵群衆，縱有個別快餓死者須要處理時，也要由團負責，但不應爲一般部隊執行，更不能成爲圍城部隊的思想。 八月十七日，一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在圍城部隊高幹會議上的報告中說∶ 在圍城時期，基本上還是執行圍困封鎖，禁止人民與長春市之來往，禁止與長春之貿易關係。但在我警戒線附近，因蔣匪之搶掠驅逐與強制疏散而奄奄待斃之饑民很多，死亡率很大。這些人已經不可能回到長春市內增加敵人之負擔，故我們還是必須加以救濟。這對我們的政治影響及部隊的影響是很大的。關於放出與救濟這些難民有以下幾個原則∶ 甲、難民已進入警戒線內及警戒線外附近之地區，或我軍攻占之地區，對是饑餓死亡很嚴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濟，至於城內及敵乘隙新疏散出來之難民則暫不能救濟，待調查之後聽候處理，對於尚存有糧食，或將存糧出賣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號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區（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員進入難民地區進行調查，將真正的難民予以組織，告以放行之時間地點，並予以證明，每一期預計放行之數目要先期報告，以便準備救濟。 丙、在放出之難民中，工人與學生可以吸收者經難民處理委員會轉至適當地點收容，但不是號召城內工人學生都出來。對於真正有特殊技術之人才，可以號召爭取其出來，亦送委員會。 九月九日，“林羅劉譚”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 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結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變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八月處經我部分放出，三天內共收兩萬余，但城內難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數萬，這一真空地帶 又被塞滿。此時市內高粱價由七百萬跌爲五百萬，經再度封鎖又回漲，很快升至一千萬。故在封鎖鬥爭中，必須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經出來者可酌量分批陸續放出，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使敵不能於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則餓死者太多，影響亦不好。 （二）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 ，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運，人世間的一切苦難都黯然失色了！ 白 骨 之 城 “兵不血刃”的長春之戰，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線。 尚傳道在回憶錄中寫道∶“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一篇《長春國防守經過》中寫道∶“據最低的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裏，從六月末到十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十五萬具。” 長春變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餓殍之城，白骨之城。 天遢了 67歲的宋占林老人，離休前是長春二道河子區城建局環衛科長。 老人說∶ 1948年春節前後，吉林和周圍城鎮有錢人都往長春跑，中農也跑，大車、爬犁絡繹不絕。國民黨宣傳共産黨“共産共妻”，“流血鬥爭”，都害怕。長春一下子就變擠了，住房緊張，煤柴緊張。稻草最貴，一斤稻草換幾斤大豆。跑進城的難民都有馬。那時糧食還不見緊張，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餅、大豆燒火做飯。我家也是，鍋上鍋下都是糧食。天熱時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黃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難民殺馬，烤馬肉吃，像現在街上烤羊肉串兒似的。最先餓死 的不少是難民，和進城謀生計的手藝人。 我就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兄弟四人，四個妯娌，三個孩子。我們兄弟身強力壯，我和大哥是木匠，兒哥是銅匠，在貧民區中算中上等人家。就這樣，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親叫流彈打死了，孩子全餓死了。 朝陽區東朝陽路九居民委員會主任李素娥老人說∶ 那時，我家住在老虎公園（今動植物園）北門。一家八口，父母和六個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歲。父親在南嶺運動場畫跑道圈，原來就病恹恹的，最先餓倒的，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經折騰，女人抗勁兒。我們家全靠我折騰了。爹媽常說∶是素娥救了一家人那！ 【••••••】 李素娥∶ 每天都有餓死的人。死在家裏的不知道，路邊越來越多。我在南關永安橋頭賣大米，身後咕呼一聲，一個老頭就倒那兒了。灌口米湯就能活過來。有收屍隊，一路撿，往車上扔，說“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都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麽樣子沒見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開頭還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櫃、炕席甚麽的，後來就那麽往外拖也沒人幫忙了。都死，誰幫誰？ 拖不動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兒就動不了了，也死那兒了，最後也沒人拖了。炕上，地下，門口，路邊，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爛著，剛死的還象個好人。大夏天，那綠頭蠅呀，那蛆呀，那味兒呀。後來聽城外人說，一刮風，十裏、八裏外都熏得頭痛。 我們家附近沒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邊何東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個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個老伴。“楊小個子”一家六口，剩個媳婦。後邊一家“老毯兒”（東北稱闖關東的河北人爲“老毯兒”），六口全死了。 舊曆八月初，我臨出哨卡走到現在膠合板廠那兒，想喝點水。一家門窗全開著，進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橫躺豎臥。炕上有的還枕著枕頭，女的摟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牆上一只挂鍾，還“嘀嘀嗒嗒”走著。 開頭見死人掉眼淚，頭皮發炸。後來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覺得自己早晚也是這條道。再往後見了打個唉聲就過去了，再往後再往後連個唉聲也不打了，也不把死當回事兒了。 解放後，熟人見面就問∶你家剩幾口？就像現在問∶你吃飯了嗎？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給活著的發糧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參加“埋死”了。幹一天給五斤高粱米，幹了個把月。全城都幹，全民大搞衛生運動，不然發生瘟疫更了不得。挖個大坑，把鋼軌甚麽的架上，屍體放在上面燒。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個大坑埋，有的隨處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爛炕上了，拿不成個了，唉，別說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長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當時是獨八師一團參謀長。 老人說∶ 獨八師當時就在二道河子執行圍困任務。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太，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說那能有這種事。通信員說，不信我領你去看看。進去一看，鍋裏還剩條大腿。團長回來跟我說，那天都沒吃飯。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邊一個人兩大腿都剔光了。早就聽說有吃人肉的，還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時早見不到狗了。 1955年，我當區機關黨委書記時，有個挺好的黨員發展對象，向黨交心，說他那時吃過人肉。那還能入黨嗎？ 再看看一位網友的文章： 遼沈戰役”之時，長春的守將是鄭洞國。鄭是與孫立人、戴安讕、杜聿明、廖耀湘齊名的抗戰名將。是對中國抗戰立了大功的人，共軍根本不是對手。於是共軍就利用人海戰術把長春圍了個水泄不通，不放一個人出城。其目的是爲了迫使城中百姓與守軍爭食，造成長春糧盡而降。最後直到滿州全境陷共之後，鄭洞國才被迫出降。說起來，鄭將軍也真是一員骁將，只可惜了我們的長春百姓，平白無故地被餓死了這麽多人。 長春圍城之戰究竟餓死了多少老百姓，有幾種說法。 其一是共軍中校作家張正隆在《雪白、血紅》裏說的十五萬。張是共軍。因這一部書，王震差點兒要斃了他。他本來就不敢在書裏披露太多的實情，而他所能得到的對共軍名聲不利的資料也肯定是被盡量壓縮了的。所以他書中所說的十五萬不足爲信。 另外７５年被釋放的戰犯段克文在他的《戰犯回憶》一書中說，長春圍城餓死了六十五萬。他當時就在圍城之中，有一天忽然聽說城中有一家店鋪在賣熟肉，大家聞訊都蜂擁去搶購。段克文帶人去了那家店鋪一看，果然不出所料，賣的是人肉，當場就把老板拉出來斃了。段克文在書裏說，他當時聽說有個解放軍連長實在看不下去這麽多老百姓被活活餓死，忍無可忍，拔槍自殺。段是被中~共關押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戰犯”，對中~共當然恨之入骨，釋放後絕不留在國內，第一批就出去了。他當然樂意揚共軍之短，喜歡聽擴大共軍劣迹造成損失的傳聞。所以他的六十五萬說也不足爲信。 日本曾出版過一些滿州回歸者的回憶錄。其中比較有名的是後來任日本一家大保險公司總裁的回歸者寫的。當時他在滿州國首都“新京”，即現在的長春。國民黨進城後，共軍把長春包圍了起來。國民黨本想遣送他們這些殘存日本人回國，但長春的交通已被共産黨完全切斷。後來城裏的糧價飛漲，呆在城裏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個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結果城外共産黨軍設置了鐵絲網防線，不讓他們出去。他們身上帶的一點糧食又被中國強盜搶走。他們在長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個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兩個同伴後來都餓死了。他自己最後從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鐵絲網防線，一路討飯來到沈陽，找到日本人遣送團，才得以生還回國。據他說，長春城外到處都是餓死者的屍體，他親眼看到中國人吃人肉的情景。當時日本新聞界估計在包圍長春期間餓死約二十到三十萬人，留在長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餓死了。因爲日方已經無條件投降，與國共雙方都無關係，再加上日本新聞從業人員的竟業精神相對較好，相對比較客觀，所以日本估計的長春圍城餓死二十到三十萬人應該說是比較準的。 如果我們把代表共軍的張正隆中校所說的十五萬和代表國軍的段克文所說的六十五萬兩個向不同方向的誇張值取一個算術平均值，則是四十萬。取一個幾何平均值，則是三十一萬。那麽中國方面國共兩黨的估計值應在三十萬到四十萬之間。日本方面的估計在二十萬到三十萬之間。則三十萬人正好是兩個估計之間的值：日本估計的最高值與中國估計的最低值。這個數字和中國報導出來的南京大屠殺的數值差不多。 長春解圍以後，城中的百姓熟人見面總要問“你們家還剩幾口人？”就如唐山大地震以後熟人見面都問“你們家還剩幾口？”一樣。長春滿城百姓沒有人家不餓死人的。唐山大地震是人力無法抗拒的自然災害。長春圍城呢？純粹是人爲制造的災害。而餓死的人數竟然和唐山大地震砸死的二十八萬人不相上下。 “遼沈戰役”的總指揮是林彪。後來“九一三”林彪叛逃出境，所乘專機的安全性能應該是有保障的。然其卻墜機而亡。林彪的這種下場，未使不是其指揮“遼沈戰役”，餓死三十萬長春百姓的報應。那餓死圍城的三十萬冤魂郁結了三十年的沖天怨氣，也不能放林彪活□逃出去。南京建立了大屠殺紀念館，鬥大的“３００００”鑲嵌在高牆上。長春圍城餓死的三十萬人呢？爲什麽不建紀念館？！南京的老百姓是人，長春的老百姓就不是人了嗎？ 再看小說《大決戰》中的有關章節： 1948年6月5日，林彪、羅榮桓下達《圍困長春辦法》，決定對長春實行“久困長圍”方針。要求采取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手段，圍困長春。 6月中旬，東北野戰軍進一步明確對長春實施“久困長圍，政治攻勢，經濟鬥爭”的總方針，組成圍城指揮所，由肖勁光任司令，肖華任政委，統一指揮第12縱隊的第34、35師，第6縱隊第18師，獨立第6、7、8、9、10師共八個步兵師及一個炮兵團擔負圍城任務。自6月25日起，對長春正式開始實行久困長圍。以方圓45公裏，縱深25公裏爲範圍劃爲封鎖區，禁止糧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必需品運入長春，禁止人員出城。對有十萬重兵守備堅固設法的大城市實行圍困，在解放軍戰史上還是首次，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只好在鬥爭中摸索總結。解放軍采取軍事包圍、政治攻勢和經濟封鎖三結合的方針。 最後是一篇網文《新華社爲什麽突然對巴爾幹戰火中阿族平民死亡情況感興趣？》節選： 1948年5月至10月，中共進攻長春，采取的是“圍城困死”戰術，其指揮人員強調，要封鎖一切可供守城國民黨軍使用的生活資料，斷絕城內外人員往來和商業關係。 爲此，中共軍隊除在長春城外拉起幾道封鎖線，嚴查過往行人、車輛，封堵糧食進城外，同時還嚴禁城內百姓外出，以制造大量饑民，去爭奪國民黨守軍的糧食。 很清楚，如此圍城，必將造成大量無辜百姓死亡。然而，中共爲達目的，又何惜“誤殺”千萬條生命！下面兩段文字，是從當時林彪等人給毛澤東的報告中摘去的，從中可見其狀況的慘烈： (一) 我之對策主要(是)禁止通行...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便乘夜或於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 (二) 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
宋永毅
作者按:《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像》是我1999年3月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AS－－The-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第51届年会上的一个学术报告的中文简译本。那次会议在美国波士顿(Boston)举行，我论文的英文原题是A-Contradictory-Image-from-Diverse-Sources:The-Role-of-Zhou-Enlai-in-the-Cultural-Revolution。为了使学术界同行能认真讨论这一历史课题，虚心听取意见，我还特地在论文的封面上打上了"Draft(草稿)"的字样。不料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竟然被中共安全机关认为是"攻击中央首长"，成为我在去年在北京8月被扣押的深藏原因之一。而我在内蒙古文革旧货地摊上购买的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因为中间有周的两篇对群众组织的讲话，也被中共安全部门定为"机密情报"。且不说把文革中到处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定为今天的"情报"有违中国小学生字典中对"情报"的定义；三十年前周在文革中七亿人眼下的政治表现，又岂是今天的安全部门能一手遮天的？最令人可笑的是：有关审讯人员为了把我的学术报告和美国的情报机关硬扯上关系，非要"穷追猛打"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是否受了CIA的资助，差一点把拥有数千名学者教授的AAS也打成了"间谍组织"。把学术讨论无限上纲地政治化（如对吴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又把政治歧见别有用心地"间谍化"（如对杨尚昆窃取毛机密，对贺龙，罗瑞卿"二月兵变"的指控），实在是文革整人的惯用伎俩。可惜的是：中共的安全机关在这方面的进步实在不大。
不时听到有人抱怨目下众多的"纪实文学"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实。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读者们已不难分辨出它们中的文学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些纪实文学的作家们也并不韪言他们的文学虚构。在我看来，更大的曲解来自某些貌似非常"历史"而实际上悄悄地剪裁并掩盖了历史真实的"历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较，即便是细心的读者也难以一眼洞见底蕴。尤其当这些著作以年谱，传记，文献记录影片等历史的记载体（其实是某种"剪裁体"）形式出现，并伴随著多卷本（集）的长度，准确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证，琐碎的细节和清晰的图片时，要剔精抉微地烛其真伪，确非易事。在去年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下称《年谱》），《周恩来传》（四卷本，下称《传》）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1，却不幸正是这样一种以剪裁历史见长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它们精心地剪裁出了一个文革狂澜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像2。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地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的读者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大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读者不会再轻易地相信"毛林会师井冈山"之类的天穴来风式的神话，而编撰者认为自己只是剪裁历史而不是伪造历史又可以减轻撒谎的心理重负，因而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可谓一脉流贯。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豹。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3"。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4。这里，姑且不论关于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5，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传》原注为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然而，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
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问了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6。
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那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迹。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要完整地评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恐怕要从文革的发动谈起。毛无疑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独立寒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从1965年底的批《海瑞罢官》，进而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发出"五．一六通知"，到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公布"十六条"，是文革呼风唤雨的发动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周在这一时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对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这一问题上，上述三本史著或韪忌莫深，或大砍大舍重要的史实。首先，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写作批判《海瑞罢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图，立刻积极支持。在中共近年来内部发行《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的中，公布了一个"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整整几段赞扬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十一月二十八日1965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又如，"四月二日1966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7。如果考虑到"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纲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么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而在三百万字之巨的《年谱》中，上述史实或被完全舍去，或删去周最关键的坚决反彭真的政治错失。例如，1966年4月2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谱》中竟变成了"4月2日在河北邯郸同省，地领导座谈，听取关于打井抗旱工作的汇报......8"这种以周的工作职责－－抓生产的流水帐来掩盖他重大政治错误和过失的方法，也是贯穿上述三部史著的一种一箭双雕的误导手法。一来它可以遮丑，二来又突出了"人民的好总理"念念不忘民生的亲情。
根据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9。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10"。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付统帅，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众讲话时提到。1967年1月21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要用尽一切努力消除诽谤。11"关于周在建立林的付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著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12"。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则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闲"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中共在1966年5月4日至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8日到15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上述史著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总闪烁其辞，语焉不详。关于周在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13"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么，中心议题又是什么，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回避。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5．18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如果我们同意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的意见："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那么，周和林彪的估计一样，出于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他们都估计得比毛更黑暗，更极左。周的讲话就显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14"。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由此滥觞。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1980年3月20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15"。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周的错失在这三本史著中丝毫没有提及。纵观这些中共的党史专家们在上述史著中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盖，使他们竟离这些中共前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都相去甚远。
和林彪，四人帮的关系
为把周恩来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复杂关系说成是纯粹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的斗争，即把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又导致上述三本史著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盖历史真实。例如，《年谱》中有这样一条记载："7月26日1966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16"。如果不做细究，真会认为周早在1966年文革初期便与林彪倡导的个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坚决斗争。但只要浏览一下1966年7月前后的报刊文献，便会明白必其中必有蹊跷－－"剪裁"奥妙。首先，在中共副主席级的高干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两人。他们所用的词汇，语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查1966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便可以发现周在4月30日"首都各界十万人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集会上的讲话"中吹捧毛说："毛泽东同志天□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17"。5月21日，周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鼓吹毛是"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不仅如此，周还用同样的语汇吹捧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18"。直至1969年4月14日，周还在九大上继续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著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19"。在短短一百几十字的段落中，周就用了五，六个"最"和数个"无限"，"众所公认"，何来"科学，准确，恰当"可言？
既然基本的史实是：周是林当副统帅的最热心的推荐人和吹捧者。那么，中共党史专家们杜撰的任何"斗争"关系便失去了历史本身的逻辑。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过周直至1970年11月（九届二中全会后）还向林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在林倒台后又威胁李不准告发。林彪事件后，汪东兴"派八三四一部队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许多邓颍超，周恩来和林，叶的合照。汪亲自将照片拿给邓。邓一再向汪表示感谢20"－－不难窥见，从文革开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这个副统帅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投资，他在毛，林之间也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他可能估计林彪断无胜利的希望，□帮毛毁灭了林彪。但这已经是1971年的事了。
周在文革中对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时比对林彪更甚。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周除了带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外，还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作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统的负责人，他绝不会不知道江青作为一个三流演员在上海不光彩的历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鲁迅来赞扬。周说："在这里我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刚入党时，就遭到国民党，叛徒，假党员的迫害，她在很年青时就像鲁迅那样硬骨头，敢于向对她进行诽谤，迫害她的人进行反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当时江青同志写出的文章如果拿出来一读是红文章。至于反动派们为了迫害江青同志，写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专门为登在台湾和95港的报纸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东西。所以，谁要是收集这些材料(就是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写得诽谤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么他也就一定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这些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从抗日战争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还在勤奋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刘，邓，陶，彭，罗，陆，杨，谭震林，杨成武等这些黑帮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和他们斗争......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当同志有缺点错误时她能热情认真的帮助。遇到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把他们端出来。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21"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讲话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对江青连篇累牍的奉承。同样一个讲话在《年谱》中竟然变成了如下的记载："3月27日1968出席首都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周）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撤销杨成武，馀立金，傅崇碧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并就‘杨,馀,傅事件'发表讲话。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时，提出：今天在场的大多数是工人同志，你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不仅要把革命搞好，还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好，要搞好生产，不能缺勤，不能旷工。22"不错，周在他讲话结束时捎带用百来字照读〈元旦社论〉，提了一提"抓革命，促生产。"但这和他对江青的吹捧的篇幅，以及他整个演说的鲜明的政治主题相比，真可谓是"树木"和"森林"之差。而编撰者却有意一叶障目，误导读者，已到了太令人失望的程度。
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周与四人帮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1967至1968年全国有"首都红卫兵5．16兵团"等好几个反周的群众组织，但都首先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镇压下去。尽管文革中江青以时时"女主人"自居，对周这位"老管家"并常有不敬之处，但她却多次告诫她的嫡系（如清华井冈山）："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23"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说过：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24"说穿了，"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实际上的帮主。以他的愚忠和圆滑，怎么可能公开与毛去公开"斗争"呢？文革后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各派系都竭力填补林彪军人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但结果是周和他的部属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由于毛对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又由于"四人帮"想要夺取更多的权力，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磨擦□逐渐增加。尽管如此，周毛之间的联盟仍然是主要的。如果不承认事物的发展有其阶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话语系统来说：周总理对林彪，四人帮也有一个正常的认识过程。而一味拨苗助长，移花接木，恐怕只会闹出历史的笑话来。
在群众运动中
在《传》《年谱》等书中，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也开始引用周当年在群众运动中的讲话记录，可见这些原始记录无论是那个群众组织作的，都有很大的可信度，因为这是当时人们极度尊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成员的讲话。可是，上述著作对这些材料的引用大都砍头去尾，颠倒主次。例如，清华大学的文革之火，是周受毛的委托，1966年8月4日，22日两次去发表近万人大会的演讲煽动起来的。周在两次讲演中都开明宗义地说："我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自然，周在公开点名蒋南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5"，批判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平反后，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必然会讲一点"党的政策"：诸如"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之类26。但上述史著只辑录周这方面的寥寥数言，而置他绝大多数的"煽风点火"的言论于不顾，甚至造成了一种周去清华是为了保工作组的印像。试问：八月初的清华还牢牢控制在工作组手中，周如不是去煽风点火（如他自己所说的"解放"清华），他又有什么必要去清华保工作组呢？
《传》和《年谱》等书的另一个不吝泼墨之处，是描绘周如何在群众运动的狂澜中讲政策，竭力保护老干部和国家知名人士。然而，连编撰者也不得不承认，周的保护绝大多数是执行毛的指示而已。连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27"另一方面，周对于一般群众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红色恐怖的"红八月"中所受的老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的残害又鲜有同情之心。这里是一个当年仅16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1966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10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28"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尤其是西纠的"顾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马后炮式地说几句，□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1,772人被活活打死，33,695户被抄家，85,198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29
关于周对老干部的保护，恐怕也要作具体分析。除了上面所说他对毛坚决要保的干部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外（如陈毅），一旦毛改变主意，他却会做出种种落石下井式的举动。刘少奇可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干部。当毛对刘尚未下彻底打倒的决心，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并对刘的检查有所好评时，周也就顺水推舟地为刘改检查，在接见群众时反对把刘的问题公开化。一旦知道毛下了决心，周便在公开场合大肆批刘，并出任"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一职。据有关海外学者调查，周不仅完全同意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人该杀30"。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人，《传》的主编金冲及先生最近都在公开的讲演中承认确有此事，但他又暗示，这属于"鸡毛蒜皮的事31"，因而无论《传》和《年谱》都毫不提及。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鸡毛蒜皮的事"是贺龙。周一旦知道毛从"保"变为"倒"贺龙后，立刻在对贺的逮捕令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32"
对于中下层干部，周在群众运动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经亲自在国务院系统抓了三个试点：国家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其结果是这三个单位的负责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张彦反党集团,""韩光反党集团"和"张劲夫反党集团"周在万人大会上断言："他们不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一个阴谋集团，当然各有各的系统，但是总之性质相同33"。1966年9月，周恩来在他主持起草的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文后被毛压下未发。34对一个单位中有他亲疏两系干部的，周常常不惜主动抛出"疏者"以保"亲者"。在国家侨委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亲信而方则不是。周为了保廖，便在1967年1月3日近万人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公开煽动打方，并作了如下异乎寻常的发言："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挖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们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95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商订的大量寄去我们国内的所谓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的地面和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35今天再看这样的发言，真会感到已不是什么"上纲上线"，而迹近"天方夜谭"。因为以周为贵一国总理之尊，竟然会把风景片和间谍活动混为一谈！自然，这种周历史上"鸡毛蒜皮的事"，无论《年谱》还是《传》都是决不会提及的。
记得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八十年代在为周文革中种种错失所作的辩解时还有过如下几乎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评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36"。且不论周当年犯下这些错失时是否"违心"；也不论邓有没有资格代表"人民"说这些事可以用"原谅"两个字轻轻一笔带过；至少邓还承认这些事是"好多"且不光彩。而在九十年代大陆"周恩来热"中出版的《传》，《年谱》等数百部著作中，读者绝对看不到这个"好多"，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编撰者精心剪裁过的文革中"正确路线代表"的周恩来形像，一个所谓"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新神话。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页227，231。
4.吴庆肜：《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页6。
5.《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日）。
6.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95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页66－67。
7.王年一主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第1卷，页4－13。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下卷，页25。
9.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95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页79。
10.罗冰：〈官方秘密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争鸣》1999年第3期，页20。
11.〈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串连的部分军事院校同志们时的讲话（1967.1.21）〉，载[武汉造反派编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3卷，页191。
12.张宁：《尘劫》（95港：明报出版公司，1997），页328－329。
13.同注8，页32。
14.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1967年12月5日），页10－13。
15.黎自京：〈周恩来文革时助纣为虐〉，《争鸣》1999年第3期，页24－25。
16.同注8，页42。
17.《人民日报》，1966年5月1日，第1版。
18.同注14，页12。
19.〈周总理在九大的讲话（1969.4.14）〉,手抄自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
20.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页516－517。
21.《北邮东方红》（北京：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主办），1968年3月29日，第76期第1－4版。
22.同注14，页227。
23.〈江青，陈伯达等同志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1966.11.19）〉，同注11，第2卷，页137。
24.〈周总理重要讲话（1967.9.18）〉载《外事战报》（北京：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红卫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井冈山"主办），1967年9月26日，第2期第1版。
25.〈周恩来同志在清华大学师生员工会议上的报告（1966.8.22）〉，同注11，第1卷，页77。
26.同注8，下卷，页46，51。
27.〈周恩来同志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部队几个革命组织时的讲话〉，同注11,第3卷，页273。
28.老鬼：《血与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304。
29.陈东林等：《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福冈市：日本中国书店，1997），页1066－1068。
30.孙万国：〈古有窦娥，今有林彪〉（95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7期，页108。
31.癞克思：〈也谈周恩来〉（普林斯顿：《民主中国》网上月刊），1997年第60期。
32.同注12，页328－329。
33.〈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周恩来同志讲话（1967.1.25）〉，同注11,第3卷，页233。
34.同注6，页32－33。
35.〈周恩来同志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讲话（1967.1.3）〉，同注11，第3卷，页13；〈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指示〉，载《革命侨报》（北京：中侨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办），1967年3月14日，第2版。36.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2。
2009年3月25日星期三
1「和平」大屠殺 – 中共「和平解放」長春 2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像
「和平」大屠殺 – 中共「和平解放」長春中共與“和平”特別有緣, 說中共國“和平崛起”, 西藏“和平解放”, 當然土改、鎮反、反右、文革....也是和平地進行, 大飢荒也 “和平地”餓死數千萬中國人, 至於血流成河、屍堆成山的解放戰爭的 “和平”也很多, 餓死三十萬長春百姓的“長春圍城”便是一例, 說是“和平解放長春”, 被中共史家吹噓為“兵不血刃”的偉大戰役。有關和平的“長春圍城”的史料很多, 以下是一則。__________《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56)作者：張戎毫無惻隱之心是毛澤東的最大優勢。一九四八年中共打長春時，因強攻不得手，改變圍困絕糧的辦法，欲迫使長春守敵投降。五月三十日，林彪下令：「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守長春的是鄭洞國將軍，他拒絕投降。由於城裡五十萬平民的存糧只能維持到七月底，鄭將軍要平民離城。 毛澤東批准了林彪的作法：「嚴禁城內百姓出城。」「只有帶槍和軍用品的人才能放出。」這是為了鼓勵國民黨軍人投誠。毛對林彪說：鄭洞國「人老實，在目前情況下〔即老百姓挨餓的情況下〕有可能爭取起義、投誠」。雖然他自己沒有憐憫之心，毛很懂得這一人之常情，懂得怎樣利用它。可是儘管鄭洞國內心「極度痛苦、絕望」，他沒有想過投降，一直堅持到最後。 圍困長春三個月後，林彪向毛報告：「圍困已收顯著效果，造成市內嚴重糧荒……居民多賴樹葉青草充飢，餓斃甚多。」對鄭洞國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說：「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接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飢餓情況越來越嚴重，饑民便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卡空』〕，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里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 林彪還說：「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下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 甚至鐵石心腸的林彪也建議「酌量分批陸續放出」難民。報告上交毛後，沒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樣，便自行做主，在九月十一日發出命令：「從即日起，阻於市內市外之長難民，即應開始放行。」但是這一指示未能實行，原因只可能是毛否決了它。只有對共產黨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難民回憶道：「我們家是九月十六號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醫院X光醫生，那邊缺醫生」。攜槍逃亡的國民黨官兵及其家屬受到特別歡迎，沿途熱情關照優待。留在「卡空」裡的老百姓呢，活過來的人說，吃的是「草和樹葉子。渴了喝雨水，用鍋碗瓢盆接的。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腦瓜殼裡的，都是蛆。就這麼熬著，盼著，盼開卡子放人。就那麼幾步遠，就那麼瞅著，等人家一句話放生。卡子上天天宣傳，說誰有槍就放誰出去。真有有槍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錢人，在城裡買了準備好的，都是手槍。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錢買呀！」 當時的長春市長記道：市民大批餓死是在廠「九月中旬」以後，那時「北地長春，業已落葉鋪地」，供人們充飢的唯一食物也沒有了。五個月的圍困下來，中共進入長春時，長春人口從五十萬減少到十七萬。就是中共的官方數字也承認餓死十二萬人。 參加圍城的中共官兵說：「在外邊就聽說城裡餓死多少人，還不覺怎麼的。從死人堆裡爬出多少回了，見多了，心腸硬了，不在乎了。可進城一看那樣子就震驚了，不少人就流淚了。很多幹部戰士說：咱們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餓死這麼多人有幾個富人？有國民黨嗎？不都是窮人嗎？」 長春發生的事被嚴密封鎖。有幸離城的難民都發了「難民證」，印著四條「難民紀律」，其中一條是：「不得造謠生事及一切破壞行為」，嚴禁他們傳播餓死人的真相。中共粟裕大將說，利用餓死平民來迫使守城的國民黨投降這一長春模式，在「若干城市採用」過。只是粟裕大將沒有說是哪些城市。 毛毫不留情地利用平民為戰爭服務。「解放區」大多數青壯年男子被征入中共不斷擴大的軍隊，或當為前線服務的民工。後者數字尤其巨大，在遼沈戰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達一百六十萬，二伕一兵。平津戰役中的民工數是一百五十萬。淮海戰役中高達五百四十三萬。這一支龐大的隊伍在前線修工事、運彈藥、抬傷員、送飯菜。 農活歸留在家裡的婦女幹，幫她們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殘疾人。她們還得照料傷病員，洗補軍服，做無窮無盡的軍鞋，給軍隊和民工碾米磨麵做飯。家家戶戶都要出糧，在淮海戰役期間農民出的糧達到二億二千五百萬公斤。★為了提供做飯的燃料，農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軍搭的橋、鋪的路上，有不少農家的房梁。（★糧也用來做向國民黨軍隊勸降的心理戰武器。一個老兵對作家桑曄講到他在攝氏零下十度的天氣裡，被困了整整一個月，「連皮帶和皮鞋底子都煮了吃」。「過陽曆年那天，我在前沿刨出來個凍得硬梆梆的死耗子，連毛都沒褪乾淨，生著就下肚了。多少年來我還是覺得那死耗子好吃極了。」「一到吃飯的鐘點解放軍那面就開喊，『小蔣介石們快過來投降吧，我們還有紅燒肉，今天剛宰的大肥豬』……當官的把能想出來的辦法部使上了，還是擋不住人跑。」） 在中共「解放區」，人們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戰爭機器的一部分。這就是毛的「人民戰爭」。 是什麼使農民「踴躍支前」，用毛的話說，「長期支持鬥爭不覺疲倦」？中共宣傳說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沒錯。但那是什麼樣的土地改革呢？ 毛澤東式土改的主要內容是由中共派「工作組」到農村，組織「斗地主」大會。會上對那些相對富有的人家和其他犧牲品，打罵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們說起的都是這些記憶。分土地倒成了其次。 為了讓「工作組」的幹部們知道具體應該怎麼辦，一九四七年三月到六月，毛派專門整人的康生，到晉西北的郝家坡去創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鬥爭大會後，康生對幹部和積極分子總結說：「我們對地主太客氣了」，「要指著鼻子罵」，「要提出讓他傾家蕩產，要教育農民敢於同地主撕破臉鬥爭」，「要死人，但死也不怕。」「多死點地主分子沒關係。」 康生指示把整家人作為鬥爭對象。鬥爭大會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著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剝下衣服，被廁所裡舀來的糞淋在頭上。孩子們被別的孩子喚作「小地主」，打得頭破血流。康生站在一邊微笑地看著。 「地主」這頂帽子可以戴在任何人頭上。郝家坡早已在共產黨統治下多年，富人地也賣了，人也窮了，按中共《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這裡就找不到地主了。沒有鬥爭對像怎麼行呢，康生規定群眾不喜歡的人可以作為鬥爭對象。於是村民們嫉妒、怨恨的人、通姦的人，便成了靶子。 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幹部們的教科書。和彭德懷一道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仗義執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說：「我親身看了那個土改，想起來很難受。鬥地主，其實不是什麼大地主，只是勞動力缺乏，請個工人，種種地，就叫地主了。鬥的時候，搭個架子，把那些人吊起來。我看見的一個村子裡，四根繩子一齊吊了四個人。」其中一個是女的，「丈夫死了，女的那時都是小腳，在田裡做工是很不容易的，於是請個長工進來。他們問她糧食藏在哪裡？為什麼房裡糧食不多？我知道她家並沒有很多的地，沒多少糧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他們把她的上衣剝掉，她有個吃奶的小孩，奶水往下滴，小孩在地上哭著爬著要舔奶吃……人們都把頭低下來不敢看。」「村子裡男女老少都要來，連小孩子都要來看，強迫著來。叫你舉手，你是不敢不舉手的，不舉手你也會遭殃。幹部有的是痞子幹部，真正的老實農民到那時惹不起那些痞子幹部。」 周小舟和夫人反對這類做法。但他們接到的指示說，這是受壓迫受剝削的窮人翻身復仇的正義行為。當時的口號是「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毛實際上要的是幹部們鼓勵暴行。周小舟等人被指責為阻礙群眾運動，被當作「石頭」「搬掉」。 毛對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陝北佳縣。根據給他的報告，那裡的土改：「有用鹽水把人淹在甕裡的。還有用滾油從頭上燒死人的。」有個地方甚至「規定誰鬥地主不積極，就用亂石頭打死。」 毛那年底住陝北楊家溝時，不引人注意地去觀看了鬥爭大會。會上的殘忍作法連出身貧雇農的警衛也覺得「過火」。會後，他跟警衛們講到土改中的各種刑罰如「吊、打、拉、磨、殺等」，「有的甚至連小孩子也鬥到」。 一九四八年初，中共佔領地區擁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絕大部分在農村，都經歷了土改。中共政策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地主富農」，這意味著僅就這兩種人，還不算康生新加上的鬥爭對象，起碼一千六百萬人成為受害者。死亡難計其數。 土改的結果，據給毛的報告是「人人都害怕」，「農村極度緊張」。同情中共的美國記者傑克．貝登（Jack Belden）在河北看到土改後說：「恐怖的手段越來越厲害，人口中相當一部分被消滅。」「在中共地區的農民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恐懼與謹小慎微。」 毛澤東的目的達到了。中共要農民出兵、出夫、出糧、出錢時，他們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發，還得表現積極
長春人口「和平地」從五十萬減至十七萬1948年的長春圍城慘劇 (轉貼)長春圍困戰前，居民爲五十萬左右。 五個月的圍困，全城七百余萬平方米建築，230萬平方米被破壞。一切木質結構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標志牌，乃至瀝青路面，或用於修築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當做食物的東西，如樹皮、樹葉之類，都被盡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維係呼吸運動的熱量。 戰後長春只剩下十七萬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顧及軍心士氣面子，圍困之處，國民黨不準百姓離城。尚傳道提出“人人種地，日日練兵”，號召軍民同舟共濟，保衛長春。鄭洞國講台灣正在訓練大批美械新軍，即將開赴東北大舉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轉。 幻想成爲幻想，口號只是口號。即便人手一把鋤頭，掘去瀝青的馬路能長莊稼，也得等到秋後才能吃到嘴裏，而存糧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萬張嘴，成了國民黨的沈重負擔。 七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鄭洞國，從八月一日起，疏散長春哨卡內人口，只準出卡，不準再進。 共産黨早已森嚴壁壘。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團政委蕭華在圍城政工會議上說∶ 敵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幾種∶一、 強迫逼出，二、組織群衆向我請願，三、 搞擡價政策，收買存糧，逼得群衆無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 出擊護送群衆出境。因次我對長春外出人員一律阻止，但不能打罵群衆，縱有個別快餓死者須要處理時，也要由團負責，但不應爲一般部隊執行，更不能成爲圍城部隊的思想。 八月十七日，一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在圍城部隊高幹會議上的報告中說∶ 在圍城時期，基本上還是執行圍困封鎖，禁止人民與長春市之來往，禁止與長春之貿易關係。但在我警戒線附近，因蔣匪之搶掠驅逐與強制疏散而奄奄待斃之饑民很多，死亡率很大。這些人已經不可能回到長春市內增加敵人之負擔，故我們還是必須加以救濟。這對我們的政治影響及部隊的影響是很大的。關於放出與救濟這些難民有以下幾個原則∶ 甲、難民已進入警戒線內及警戒線外附近之地區，或我軍攻占之地區，對是饑餓死亡很嚴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濟，至於城內及敵乘隙新疏散出來之難民則暫不能救濟，待調查之後聽候處理，對於尚存有糧食，或將存糧出賣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號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區（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員進入難民地區進行調查，將真正的難民予以組織，告以放行之時間地點，並予以證明，每一期預計放行之數目要先期報告，以便準備救濟。 丙、在放出之難民中，工人與學生可以吸收者經難民處理委員會轉至適當地點收容，但不是號召城內工人學生都出來。對於真正有特殊技術之人才，可以號召爭取其出來，亦送委員會。 九月九日，“林羅劉譚”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 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結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變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八月處經我部分放出，三天內共收兩萬余，但城內難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數萬，這一真空地帶 又被塞滿。此時市內高粱價由七百萬跌爲五百萬，經再度封鎖又回漲，很快升至一千萬。故在封鎖鬥爭中，必須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經出來者可酌量分批陸續放出，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使敵不能於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則餓死者太多，影響亦不好。 （二）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 ，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運，人世間的一切苦難都黯然失色了！ 白 骨 之 城 “兵不血刃”的長春之戰，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線。 尚傳道在回憶錄中寫道∶“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一篇《長春國防守經過》中寫道∶“據最低的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裏，從六月末到十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十五萬具。” 長春變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餓殍之城，白骨之城。 天遢了 67歲的宋占林老人，離休前是長春二道河子區城建局環衛科長。 老人說∶ 1948年春節前後，吉林和周圍城鎮有錢人都往長春跑，中農也跑，大車、爬犁絡繹不絕。國民黨宣傳共産黨“共産共妻”，“流血鬥爭”，都害怕。長春一下子就變擠了，住房緊張，煤柴緊張。稻草最貴，一斤稻草換幾斤大豆。跑進城的難民都有馬。那時糧食還不見緊張，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餅、大豆燒火做飯。我家也是，鍋上鍋下都是糧食。天熱時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黃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難民殺馬，烤馬肉吃，像現在街上烤羊肉串兒似的。最先餓死 的不少是難民，和進城謀生計的手藝人。 我就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兄弟四人，四個妯娌，三個孩子。我們兄弟身強力壯，我和大哥是木匠，兒哥是銅匠，在貧民區中算中上等人家。就這樣，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親叫流彈打死了，孩子全餓死了。 朝陽區東朝陽路九居民委員會主任李素娥老人說∶ 那時，我家住在老虎公園（今動植物園）北門。一家八口，父母和六個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歲。父親在南嶺運動場畫跑道圈，原來就病恹恹的，最先餓倒的，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經折騰，女人抗勁兒。我們家全靠我折騰了。爹媽常說∶是素娥救了一家人那！ 【••••••】 李素娥∶ 每天都有餓死的人。死在家裏的不知道，路邊越來越多。我在南關永安橋頭賣大米，身後咕呼一聲，一個老頭就倒那兒了。灌口米湯就能活過來。有收屍隊，一路撿，往車上扔，說“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都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麽樣子沒見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開頭還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櫃、炕席甚麽的，後來就那麽往外拖也沒人幫忙了。都死，誰幫誰？ 拖不動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兒就動不了了，也死那兒了，最後也沒人拖了。炕上，地下，門口，路邊，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爛著，剛死的還象個好人。大夏天，那綠頭蠅呀，那蛆呀，那味兒呀。後來聽城外人說，一刮風，十裏、八裏外都熏得頭痛。 我們家附近沒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邊何東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個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個老伴。“楊小個子”一家六口，剩個媳婦。後邊一家“老毯兒”（東北稱闖關東的河北人爲“老毯兒”），六口全死了。 舊曆八月初，我臨出哨卡走到現在膠合板廠那兒，想喝點水。一家門窗全開著，進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橫躺豎臥。炕上有的還枕著枕頭，女的摟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牆上一只挂鍾，還“嘀嘀嗒嗒”走著。 開頭見死人掉眼淚，頭皮發炸。後來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覺得自己早晚也是這條道。再往後見了打個唉聲就過去了，再往後再往後連個唉聲也不打了，也不把死當回事兒了。 解放後，熟人見面就問∶你家剩幾口？就像現在問∶你吃飯了嗎？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給活著的發糧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參加“埋死”了。幹一天給五斤高粱米，幹了個把月。全城都幹，全民大搞衛生運動，不然發生瘟疫更了不得。挖個大坑，把鋼軌甚麽的架上，屍體放在上面燒。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個大坑埋，有的隨處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爛炕上了，拿不成個了，唉，別說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長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當時是獨八師一團參謀長。 老人說∶ 獨八師當時就在二道河子執行圍困任務。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太，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說那能有這種事。通信員說，不信我領你去看看。進去一看，鍋裏還剩條大腿。團長回來跟我說，那天都沒吃飯。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邊一個人兩大腿都剔光了。早就聽說有吃人肉的，還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時早見不到狗了。 1955年，我當區機關黨委書記時，有個挺好的黨員發展對象，向黨交心，說他那時吃過人肉。那還能入黨嗎？ 再看看一位網友的文章： 遼沈戰役”之時，長春的守將是鄭洞國。鄭是與孫立人、戴安讕、杜聿明、廖耀湘齊名的抗戰名將。是對中國抗戰立了大功的人，共軍根本不是對手。於是共軍就利用人海戰術把長春圍了個水泄不通，不放一個人出城。其目的是爲了迫使城中百姓與守軍爭食，造成長春糧盡而降。最後直到滿州全境陷共之後，鄭洞國才被迫出降。說起來，鄭將軍也真是一員骁將，只可惜了我們的長春百姓，平白無故地被餓死了這麽多人。 長春圍城之戰究竟餓死了多少老百姓，有幾種說法。 其一是共軍中校作家張正隆在《雪白、血紅》裏說的十五萬。張是共軍。因這一部書，王震差點兒要斃了他。他本來就不敢在書裏披露太多的實情，而他所能得到的對共軍名聲不利的資料也肯定是被盡量壓縮了的。所以他書中所說的十五萬不足爲信。 另外７５年被釋放的戰犯段克文在他的《戰犯回憶》一書中說，長春圍城餓死了六十五萬。他當時就在圍城之中，有一天忽然聽說城中有一家店鋪在賣熟肉，大家聞訊都蜂擁去搶購。段克文帶人去了那家店鋪一看，果然不出所料，賣的是人肉，當場就把老板拉出來斃了。段克文在書裏說，他當時聽說有個解放軍連長實在看不下去這麽多老百姓被活活餓死，忍無可忍，拔槍自殺。段是被中~共關押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戰犯”，對中~共當然恨之入骨，釋放後絕不留在國內，第一批就出去了。他當然樂意揚共軍之短，喜歡聽擴大共軍劣迹造成損失的傳聞。所以他的六十五萬說也不足爲信。 日本曾出版過一些滿州回歸者的回憶錄。其中比較有名的是後來任日本一家大保險公司總裁的回歸者寫的。當時他在滿州國首都“新京”，即現在的長春。國民黨進城後，共軍把長春包圍了起來。國民黨本想遣送他們這些殘存日本人回國，但長春的交通已被共産黨完全切斷。後來城裏的糧價飛漲，呆在城裏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個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結果城外共産黨軍設置了鐵絲網防線，不讓他們出去。他們身上帶的一點糧食又被中國強盜搶走。他們在長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個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兩個同伴後來都餓死了。他自己最後從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鐵絲網防線，一路討飯來到沈陽，找到日本人遣送團，才得以生還回國。據他說，長春城外到處都是餓死者的屍體，他親眼看到中國人吃人肉的情景。當時日本新聞界估計在包圍長春期間餓死約二十到三十萬人，留在長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餓死了。因爲日方已經無條件投降，與國共雙方都無關係，再加上日本新聞從業人員的竟業精神相對較好，相對比較客觀，所以日本估計的長春圍城餓死二十到三十萬人應該說是比較準的。 如果我們把代表共軍的張正隆中校所說的十五萬和代表國軍的段克文所說的六十五萬兩個向不同方向的誇張值取一個算術平均值，則是四十萬。取一個幾何平均值，則是三十一萬。那麽中國方面國共兩黨的估計值應在三十萬到四十萬之間。日本方面的估計在二十萬到三十萬之間。則三十萬人正好是兩個估計之間的值：日本估計的最高值與中國估計的最低值。這個數字和中國報導出來的南京大屠殺的數值差不多。 長春解圍以後，城中的百姓熟人見面總要問“你們家還剩幾口人？”就如唐山大地震以後熟人見面都問“你們家還剩幾口？”一樣。長春滿城百姓沒有人家不餓死人的。唐山大地震是人力無法抗拒的自然災害。長春圍城呢？純粹是人爲制造的災害。而餓死的人數竟然和唐山大地震砸死的二十八萬人不相上下。 “遼沈戰役”的總指揮是林彪。後來“九一三”林彪叛逃出境，所乘專機的安全性能應該是有保障的。然其卻墜機而亡。林彪的這種下場，未使不是其指揮“遼沈戰役”，餓死三十萬長春百姓的報應。那餓死圍城的三十萬冤魂郁結了三十年的沖天怨氣，也不能放林彪活□逃出去。南京建立了大屠殺紀念館，鬥大的“３００００”鑲嵌在高牆上。長春圍城餓死的三十萬人呢？爲什麽不建紀念館？！南京的老百姓是人，長春的老百姓就不是人了嗎？ 再看小說《大決戰》中的有關章節： 1948年6月5日，林彪、羅榮桓下達《圍困長春辦法》，決定對長春實行“久困長圍”方針。要求采取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手段，圍困長春。 6月中旬，東北野戰軍進一步明確對長春實施“久困長圍，政治攻勢，經濟鬥爭”的總方針，組成圍城指揮所，由肖勁光任司令，肖華任政委，統一指揮第12縱隊的第34、35師，第6縱隊第18師，獨立第6、7、8、9、10師共八個步兵師及一個炮兵團擔負圍城任務。自6月25日起，對長春正式開始實行久困長圍。以方圓45公裏，縱深25公裏爲範圍劃爲封鎖區，禁止糧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必需品運入長春，禁止人員出城。對有十萬重兵守備堅固設法的大城市實行圍困，在解放軍戰史上還是首次，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只好在鬥爭中摸索總結。解放軍采取軍事包圍、政治攻勢和經濟封鎖三結合的方針。 最後是一篇網文《新華社爲什麽突然對巴爾幹戰火中阿族平民死亡情況感興趣？》節選： 1948年5月至10月，中共進攻長春，采取的是“圍城困死”戰術，其指揮人員強調，要封鎖一切可供守城國民黨軍使用的生活資料，斷絕城內外人員往來和商業關係。 爲此，中共軍隊除在長春城外拉起幾道封鎖線，嚴查過往行人、車輛，封堵糧食進城外，同時還嚴禁城內百姓外出，以制造大量饑民，去爭奪國民黨守軍的糧食。 很清楚，如此圍城，必將造成大量無辜百姓死亡。然而，中共爲達目的，又何惜“誤殺”千萬條生命！下面兩段文字，是從當時林彪等人給毛澤東的報告中摘去的，從中可見其狀況的慘烈： (一) 我之對策主要(是)禁止通行...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便乘夜或於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 (二) 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
宋永毅
作者按:《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像》是我1999年3月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AS－－The-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第51届年会上的一个学术报告的中文简译本。那次会议在美国波士顿(Boston)举行，我论文的英文原题是A-Contradictory-Image-from-Diverse-Sources:The-Role-of-Zhou-Enlai-in-the-Cultural-Revolution。为了使学术界同行能认真讨论这一历史课题，虚心听取意见，我还特地在论文的封面上打上了"Draft(草稿)"的字样。不料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竟然被中共安全机关认为是"攻击中央首长"，成为我在去年在北京8月被扣押的深藏原因之一。而我在内蒙古文革旧货地摊上购买的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因为中间有周的两篇对群众组织的讲话，也被中共安全部门定为"机密情报"。且不说把文革中到处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定为今天的"情报"有违中国小学生字典中对"情报"的定义；三十年前周在文革中七亿人眼下的政治表现，又岂是今天的安全部门能一手遮天的？最令人可笑的是：有关审讯人员为了把我的学术报告和美国的情报机关硬扯上关系，非要"穷追猛打"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是否受了CIA的资助，差一点把拥有数千名学者教授的AAS也打成了"间谍组织"。把学术讨论无限上纲地政治化（如对吴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又把政治歧见别有用心地"间谍化"（如对杨尚昆窃取毛机密，对贺龙，罗瑞卿"二月兵变"的指控），实在是文革整人的惯用伎俩。可惜的是：中共的安全机关在这方面的进步实在不大。
不时听到有人抱怨目下众多的"纪实文学"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实。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读者们已不难分辨出它们中的文学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些纪实文学的作家们也并不韪言他们的文学虚构。在我看来，更大的曲解来自某些貌似非常"历史"而实际上悄悄地剪裁并掩盖了历史真实的"历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较，即便是细心的读者也难以一眼洞见底蕴。尤其当这些著作以年谱，传记，文献记录影片等历史的记载体（其实是某种"剪裁体"）形式出现，并伴随著多卷本（集）的长度，准确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证，琐碎的细节和清晰的图片时，要剔精抉微地烛其真伪，确非易事。在去年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下称《年谱》），《周恩来传》（四卷本，下称《传》）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1，却不幸正是这样一种以剪裁历史见长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它们精心地剪裁出了一个文革狂澜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像2。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地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的读者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大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读者不会再轻易地相信"毛林会师井冈山"之类的天穴来风式的神话，而编撰者认为自己只是剪裁历史而不是伪造历史又可以减轻撒谎的心理重负，因而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可谓一脉流贯。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豹。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3"。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4。这里，姑且不论关于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5，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传》原注为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然而，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
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问了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6。
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那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迹。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要完整地评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恐怕要从文革的发动谈起。毛无疑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独立寒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从1965年底的批《海瑞罢官》，进而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发出"五．一六通知"，到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公布"十六条"，是文革呼风唤雨的发动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周在这一时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对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这一问题上，上述三本史著或韪忌莫深，或大砍大舍重要的史实。首先，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写作批判《海瑞罢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图，立刻积极支持。在中共近年来内部发行《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的中，公布了一个"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整整几段赞扬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十一月二十八日1965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又如，"四月二日1966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7。如果考虑到"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纲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么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而在三百万字之巨的《年谱》中，上述史实或被完全舍去，或删去周最关键的坚决反彭真的政治错失。例如，1966年4月2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谱》中竟变成了"4月2日在河北邯郸同省，地领导座谈，听取关于打井抗旱工作的汇报......8"这种以周的工作职责－－抓生产的流水帐来掩盖他重大政治错误和过失的方法，也是贯穿上述三部史著的一种一箭双雕的误导手法。一来它可以遮丑，二来又突出了"人民的好总理"念念不忘民生的亲情。
根据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9。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10"。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付统帅，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众讲话时提到。1967年1月21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要用尽一切努力消除诽谤。11"关于周在建立林的付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著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12"。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则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闲"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中共在1966年5月4日至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8日到15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上述史著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总闪烁其辞，语焉不详。关于周在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13"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么，中心议题又是什么，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回避。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5．18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如果我们同意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的意见："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那么，周和林彪的估计一样，出于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他们都估计得比毛更黑暗，更极左。周的讲话就显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14"。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由此滥觞。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1980年3月20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15"。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周的错失在这三本史著中丝毫没有提及。纵观这些中共的党史专家们在上述史著中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盖，使他们竟离这些中共前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都相去甚远。
和林彪，四人帮的关系
为把周恩来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复杂关系说成是纯粹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的斗争，即把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又导致上述三本史著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盖历史真实。例如，《年谱》中有这样一条记载："7月26日1966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16"。如果不做细究，真会认为周早在1966年文革初期便与林彪倡导的个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坚决斗争。但只要浏览一下1966年7月前后的报刊文献，便会明白必其中必有蹊跷－－"剪裁"奥妙。首先，在中共副主席级的高干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两人。他们所用的词汇，语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查1966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便可以发现周在4月30日"首都各界十万人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集会上的讲话"中吹捧毛说："毛泽东同志天□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17"。5月21日，周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鼓吹毛是"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不仅如此，周还用同样的语汇吹捧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18"。直至1969年4月14日，周还在九大上继续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著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19"。在短短一百几十字的段落中，周就用了五，六个"最"和数个"无限"，"众所公认"，何来"科学，准确，恰当"可言？
既然基本的史实是：周是林当副统帅的最热心的推荐人和吹捧者。那么，中共党史专家们杜撰的任何"斗争"关系便失去了历史本身的逻辑。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过周直至1970年11月（九届二中全会后）还向林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在林倒台后又威胁李不准告发。林彪事件后，汪东兴"派八三四一部队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许多邓颍超，周恩来和林，叶的合照。汪亲自将照片拿给邓。邓一再向汪表示感谢20"－－不难窥见，从文革开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这个副统帅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投资，他在毛，林之间也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他可能估计林彪断无胜利的希望，□帮毛毁灭了林彪。但这已经是1971年的事了。
周在文革中对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时比对林彪更甚。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周除了带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外，还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作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统的负责人，他绝不会不知道江青作为一个三流演员在上海不光彩的历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鲁迅来赞扬。周说："在这里我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刚入党时，就遭到国民党，叛徒，假党员的迫害，她在很年青时就像鲁迅那样硬骨头，敢于向对她进行诽谤，迫害她的人进行反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当时江青同志写出的文章如果拿出来一读是红文章。至于反动派们为了迫害江青同志，写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专门为登在台湾和95港的报纸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东西。所以，谁要是收集这些材料(就是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写得诽谤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么他也就一定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这些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从抗日战争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还在勤奋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刘，邓，陶，彭，罗，陆，杨，谭震林，杨成武等这些黑帮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和他们斗争......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当同志有缺点错误时她能热情认真的帮助。遇到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把他们端出来。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21"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讲话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对江青连篇累牍的奉承。同样一个讲话在《年谱》中竟然变成了如下的记载："3月27日1968出席首都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周）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撤销杨成武，馀立金，傅崇碧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并就‘杨,馀,傅事件'发表讲话。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时，提出：今天在场的大多数是工人同志，你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不仅要把革命搞好，还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好，要搞好生产，不能缺勤，不能旷工。22"不错，周在他讲话结束时捎带用百来字照读〈元旦社论〉，提了一提"抓革命，促生产。"但这和他对江青的吹捧的篇幅，以及他整个演说的鲜明的政治主题相比，真可谓是"树木"和"森林"之差。而编撰者却有意一叶障目，误导读者，已到了太令人失望的程度。
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周与四人帮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1967至1968年全国有"首都红卫兵5．16兵团"等好几个反周的群众组织，但都首先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镇压下去。尽管文革中江青以时时"女主人"自居，对周这位"老管家"并常有不敬之处，但她却多次告诫她的嫡系（如清华井冈山）："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23"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说过：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24"说穿了，"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实际上的帮主。以他的愚忠和圆滑，怎么可能公开与毛去公开"斗争"呢？文革后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各派系都竭力填补林彪军人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但结果是周和他的部属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由于毛对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又由于"四人帮"想要夺取更多的权力，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磨擦□逐渐增加。尽管如此，周毛之间的联盟仍然是主要的。如果不承认事物的发展有其阶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话语系统来说：周总理对林彪，四人帮也有一个正常的认识过程。而一味拨苗助长，移花接木，恐怕只会闹出历史的笑话来。
在群众运动中
在《传》《年谱》等书中，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也开始引用周当年在群众运动中的讲话记录，可见这些原始记录无论是那个群众组织作的，都有很大的可信度，因为这是当时人们极度尊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成员的讲话。可是，上述著作对这些材料的引用大都砍头去尾，颠倒主次。例如，清华大学的文革之火，是周受毛的委托，1966年8月4日，22日两次去发表近万人大会的演讲煽动起来的。周在两次讲演中都开明宗义地说："我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自然，周在公开点名蒋南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5"，批判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平反后，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必然会讲一点"党的政策"：诸如"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之类26。但上述史著只辑录周这方面的寥寥数言，而置他绝大多数的"煽风点火"的言论于不顾，甚至造成了一种周去清华是为了保工作组的印像。试问：八月初的清华还牢牢控制在工作组手中，周如不是去煽风点火（如他自己所说的"解放"清华），他又有什么必要去清华保工作组呢？
《传》和《年谱》等书的另一个不吝泼墨之处，是描绘周如何在群众运动的狂澜中讲政策，竭力保护老干部和国家知名人士。然而，连编撰者也不得不承认，周的保护绝大多数是执行毛的指示而已。连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27"另一方面，周对于一般群众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红色恐怖的"红八月"中所受的老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的残害又鲜有同情之心。这里是一个当年仅16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1966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10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28"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尤其是西纠的"顾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马后炮式地说几句，□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1,772人被活活打死，33,695户被抄家，85,198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29
关于周对老干部的保护，恐怕也要作具体分析。除了上面所说他对毛坚决要保的干部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外（如陈毅），一旦毛改变主意，他却会做出种种落石下井式的举动。刘少奇可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干部。当毛对刘尚未下彻底打倒的决心，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并对刘的检查有所好评时，周也就顺水推舟地为刘改检查，在接见群众时反对把刘的问题公开化。一旦知道毛下了决心，周便在公开场合大肆批刘，并出任"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一职。据有关海外学者调查，周不仅完全同意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人该杀30"。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人，《传》的主编金冲及先生最近都在公开的讲演中承认确有此事，但他又暗示，这属于"鸡毛蒜皮的事31"，因而无论《传》和《年谱》都毫不提及。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鸡毛蒜皮的事"是贺龙。周一旦知道毛从"保"变为"倒"贺龙后，立刻在对贺的逮捕令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32"
对于中下层干部，周在群众运动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经亲自在国务院系统抓了三个试点：国家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其结果是这三个单位的负责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张彦反党集团,""韩光反党集团"和"张劲夫反党集团"周在万人大会上断言："他们不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一个阴谋集团，当然各有各的系统，但是总之性质相同33"。1966年9月，周恩来在他主持起草的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文后被毛压下未发。34对一个单位中有他亲疏两系干部的，周常常不惜主动抛出"疏者"以保"亲者"。在国家侨委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亲信而方则不是。周为了保廖，便在1967年1月3日近万人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公开煽动打方，并作了如下异乎寻常的发言："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挖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们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95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商订的大量寄去我们国内的所谓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的地面和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35今天再看这样的发言，真会感到已不是什么"上纲上线"，而迹近"天方夜谭"。因为以周为贵一国总理之尊，竟然会把风景片和间谍活动混为一谈！自然，这种周历史上"鸡毛蒜皮的事"，无论《年谱》还是《传》都是决不会提及的。
记得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八十年代在为周文革中种种错失所作的辩解时还有过如下几乎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评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36"。且不论周当年犯下这些错失时是否"违心"；也不论邓有没有资格代表"人民"说这些事可以用"原谅"两个字轻轻一笔带过；至少邓还承认这些事是"好多"且不光彩。而在九十年代大陆"周恩来热"中出版的《传》，《年谱》等数百部著作中，读者绝对看不到这个"好多"，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编撰者精心剪裁过的文革中"正确路线代表"的周恩来形像，一个所谓"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新神话。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页227，231。
4.吴庆肜：《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页6。
5.《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日）。
6.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95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页66－67。
7.王年一主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第1卷，页4－13。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下卷，页25。
9.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95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页79。
10.罗冰：〈官方秘密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争鸣》1999年第3期，页20。
11.〈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串连的部分军事院校同志们时的讲话（1967.1.21）〉，载[武汉造反派编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3卷，页191。
12.张宁：《尘劫》（95港：明报出版公司，1997），页328－329。
13.同注8，页32。
14.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1967年12月5日），页10－13。
15.黎自京：〈周恩来文革时助纣为虐〉，《争鸣》1999年第3期，页24－25。
16.同注8，页42。
17.《人民日报》，1966年5月1日，第1版。
18.同注14，页12。
19.〈周总理在九大的讲话（1969.4.14）〉,手抄自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
20.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页516－517。
21.《北邮东方红》（北京：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主办），1968年3月29日，第76期第1－4版。
22.同注14，页227。
23.〈江青，陈伯达等同志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1966.11.19）〉，同注11，第2卷，页137。
24.〈周总理重要讲话（1967.9.18）〉载《外事战报》（北京：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红卫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井冈山"主办），1967年9月26日，第2期第1版。
25.〈周恩来同志在清华大学师生员工会议上的报告（1966.8.22）〉，同注11，第1卷，页77。
26.同注8，下卷，页46，51。
27.〈周恩来同志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部队几个革命组织时的讲话〉，同注11,第3卷，页273。
28.老鬼：《血与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304。
29.陈东林等：《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福冈市：日本中国书店，1997），页1066－1068。
30.孙万国：〈古有窦娥，今有林彪〉（95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7期，页108。
31.癞克思：〈也谈周恩来〉（普林斯顿：《民主中国》网上月刊），1997年第60期。
32.同注12，页328－329。
33.〈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周恩来同志讲话（1967.1.25）〉，同注11,第3卷，页233。
34.同注6，页32－33。
35.〈周恩来同志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讲话（1967.1.3）〉，同注11，第3卷，页13；〈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指示〉，载《革命侨报》（北京：中侨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办），1967年3月14日，第2版。36.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2。
長春人口「和平地」從五十萬減至十七萬1948年的長春圍城慘劇 (轉貼)長春圍困戰前，居民爲五十萬左右。 五個月的圍困，全城七百余萬平方米建築，230萬平方米被破壞。一切木質結構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標志牌，乃至瀝青路面，或用於修築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當做食物的東西，如樹皮、樹葉之類，都被盡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維係呼吸運動的熱量。 戰後長春只剩下十七萬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顧及軍心士氣面子，圍困之處，國民黨不準百姓離城。尚傳道提出“人人種地，日日練兵”，號召軍民同舟共濟，保衛長春。鄭洞國講台灣正在訓練大批美械新軍，即將開赴東北大舉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轉。 幻想成爲幻想，口號只是口號。即便人手一把鋤頭，掘去瀝青的馬路能長莊稼，也得等到秋後才能吃到嘴裏，而存糧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萬張嘴，成了國民黨的沈重負擔。 七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鄭洞國，從八月一日起，疏散長春哨卡內人口，只準出卡，不準再進。 共産黨早已森嚴壁壘。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團政委蕭華在圍城政工會議上說∶ 敵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幾種∶一、 強迫逼出，二、組織群衆向我請願，三、 搞擡價政策，收買存糧，逼得群衆無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 出擊護送群衆出境。因次我對長春外出人員一律阻止，但不能打罵群衆，縱有個別快餓死者須要處理時，也要由團負責，但不應爲一般部隊執行，更不能成爲圍城部隊的思想。 八月十七日，一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在圍城部隊高幹會議上的報告中說∶ 在圍城時期，基本上還是執行圍困封鎖，禁止人民與長春市之來往，禁止與長春之貿易關係。但在我警戒線附近，因蔣匪之搶掠驅逐與強制疏散而奄奄待斃之饑民很多，死亡率很大。這些人已經不可能回到長春市內增加敵人之負擔，故我們還是必須加以救濟。這對我們的政治影響及部隊的影響是很大的。關於放出與救濟這些難民有以下幾個原則∶ 甲、難民已進入警戒線內及警戒線外附近之地區，或我軍攻占之地區，對是饑餓死亡很嚴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濟，至於城內及敵乘隙新疏散出來之難民則暫不能救濟，待調查之後聽候處理，對於尚存有糧食，或將存糧出賣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號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區（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員進入難民地區進行調查，將真正的難民予以組織，告以放行之時間地點，並予以證明，每一期預計放行之數目要先期報告，以便準備救濟。 丙、在放出之難民中，工人與學生可以吸收者經難民處理委員會轉至適當地點收容，但不是號召城內工人學生都出來。對於真正有特殊技術之人才，可以號召爭取其出來，亦送委員會。 九月九日，“林羅劉譚”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 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結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變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八月處經我部分放出，三天內共收兩萬余，但城內難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數萬，這一真空地帶 又被塞滿。此時市內高粱價由七百萬跌爲五百萬，經再度封鎖又回漲，很快升至一千萬。故在封鎖鬥爭中，必須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經出來者可酌量分批陸續放出，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使敵不能於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則餓死者太多，影響亦不好。 （二）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 ，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運，人世間的一切苦難都黯然失色了！ 白 骨 之 城 “兵不血刃”的長春之戰，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線。 尚傳道在回憶錄中寫道∶“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一篇《長春國防守經過》中寫道∶“據最低的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裏，從六月末到十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十五萬具。” 長春變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餓殍之城，白骨之城。 天遢了 67歲的宋占林老人，離休前是長春二道河子區城建局環衛科長。 老人說∶ 1948年春節前後，吉林和周圍城鎮有錢人都往長春跑，中農也跑，大車、爬犁絡繹不絕。國民黨宣傳共産黨“共産共妻”，“流血鬥爭”，都害怕。長春一下子就變擠了，住房緊張，煤柴緊張。稻草最貴，一斤稻草換幾斤大豆。跑進城的難民都有馬。那時糧食還不見緊張，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餅、大豆燒火做飯。我家也是，鍋上鍋下都是糧食。天熱時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黃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難民殺馬，烤馬肉吃，像現在街上烤羊肉串兒似的。最先餓死 的不少是難民，和進城謀生計的手藝人。 我就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兄弟四人，四個妯娌，三個孩子。我們兄弟身強力壯，我和大哥是木匠，兒哥是銅匠，在貧民區中算中上等人家。就這樣，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親叫流彈打死了，孩子全餓死了。 朝陽區東朝陽路九居民委員會主任李素娥老人說∶ 那時，我家住在老虎公園（今動植物園）北門。一家八口，父母和六個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歲。父親在南嶺運動場畫跑道圈，原來就病恹恹的，最先餓倒的，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經折騰，女人抗勁兒。我們家全靠我折騰了。爹媽常說∶是素娥救了一家人那！ 【••••••】 李素娥∶ 每天都有餓死的人。死在家裏的不知道，路邊越來越多。我在南關永安橋頭賣大米，身後咕呼一聲，一個老頭就倒那兒了。灌口米湯就能活過來。有收屍隊，一路撿，往車上扔，說“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都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麽樣子沒見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開頭還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櫃、炕席甚麽的，後來就那麽往外拖也沒人幫忙了。都死，誰幫誰？ 拖不動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兒就動不了了，也死那兒了，最後也沒人拖了。炕上，地下，門口，路邊，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爛著，剛死的還象個好人。大夏天，那綠頭蠅呀，那蛆呀，那味兒呀。後來聽城外人說，一刮風，十裏、八裏外都熏得頭痛。 我們家附近沒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邊何東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個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個老伴。“楊小個子”一家六口，剩個媳婦。後邊一家“老毯兒”（東北稱闖關東的河北人爲“老毯兒”），六口全死了。 舊曆八月初，我臨出哨卡走到現在膠合板廠那兒，想喝點水。一家門窗全開著，進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橫躺豎臥。炕上有的還枕著枕頭，女的摟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牆上一只挂鍾，還“嘀嘀嗒嗒”走著。 開頭見死人掉眼淚，頭皮發炸。後來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覺得自己早晚也是這條道。再往後見了打個唉聲就過去了，再往後再往後連個唉聲也不打了，也不把死當回事兒了。 解放後，熟人見面就問∶你家剩幾口？就像現在問∶你吃飯了嗎？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給活著的發糧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參加“埋死”了。幹一天給五斤高粱米，幹了個把月。全城都幹，全民大搞衛生運動，不然發生瘟疫更了不得。挖個大坑，把鋼軌甚麽的架上，屍體放在上面燒。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個大坑埋，有的隨處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爛炕上了，拿不成個了，唉，別說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長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當時是獨八師一團參謀長。 老人說∶ 獨八師當時就在二道河子執行圍困任務。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太，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說那能有這種事。通信員說，不信我領你去看看。進去一看，鍋裏還剩條大腿。團長回來跟我說，那天都沒吃飯。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邊一個人兩大腿都剔光了。早就聽說有吃人肉的，還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時早見不到狗了。 1955年，我當區機關黨委書記時，有個挺好的黨員發展對象，向黨交心，說他那時吃過人肉。那還能入黨嗎？ 再看看一位網友的文章： 遼沈戰役”之時，長春的守將是鄭洞國。鄭是與孫立人、戴安讕、杜聿明、廖耀湘齊名的抗戰名將。是對中國抗戰立了大功的人，共軍根本不是對手。於是共軍就利用人海戰術把長春圍了個水泄不通，不放一個人出城。其目的是爲了迫使城中百姓與守軍爭食，造成長春糧盡而降。最後直到滿州全境陷共之後，鄭洞國才被迫出降。說起來，鄭將軍也真是一員骁將，只可惜了我們的長春百姓，平白無故地被餓死了這麽多人。 長春圍城之戰究竟餓死了多少老百姓，有幾種說法。 其一是共軍中校作家張正隆在《雪白、血紅》裏說的十五萬。張是共軍。因這一部書，王震差點兒要斃了他。他本來就不敢在書裏披露太多的實情，而他所能得到的對共軍名聲不利的資料也肯定是被盡量壓縮了的。所以他書中所說的十五萬不足爲信。 另外７５年被釋放的戰犯段克文在他的《戰犯回憶》一書中說，長春圍城餓死了六十五萬。他當時就在圍城之中，有一天忽然聽說城中有一家店鋪在賣熟肉，大家聞訊都蜂擁去搶購。段克文帶人去了那家店鋪一看，果然不出所料，賣的是人肉，當場就把老板拉出來斃了。段克文在書裏說，他當時聽說有個解放軍連長實在看不下去這麽多老百姓被活活餓死，忍無可忍，拔槍自殺。段是被中~共關押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戰犯”，對中~共當然恨之入骨，釋放後絕不留在國內，第一批就出去了。他當然樂意揚共軍之短，喜歡聽擴大共軍劣迹造成損失的傳聞。所以他的六十五萬說也不足爲信。 日本曾出版過一些滿州回歸者的回憶錄。其中比較有名的是後來任日本一家大保險公司總裁的回歸者寫的。當時他在滿州國首都“新京”，即現在的長春。國民黨進城後，共軍把長春包圍了起來。國民黨本想遣送他們這些殘存日本人回國，但長春的交通已被共産黨完全切斷。後來城裏的糧價飛漲，呆在城裏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個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結果城外共産黨軍設置了鐵絲網防線，不讓他們出去。他們身上帶的一點糧食又被中國強盜搶走。他們在長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個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兩個同伴後來都餓死了。他自己最後從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鐵絲網防線，一路討飯來到沈陽，找到日本人遣送團，才得以生還回國。據他說，長春城外到處都是餓死者的屍體，他親眼看到中國人吃人肉的情景。當時日本新聞界估計在包圍長春期間餓死約二十到三十萬人，留在長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餓死了。因爲日方已經無條件投降，與國共雙方都無關係，再加上日本新聞從業人員的竟業精神相對較好，相對比較客觀，所以日本估計的長春圍城餓死二十到三十萬人應該說是比較準的。 如果我們把代表共軍的張正隆中校所說的十五萬和代表國軍的段克文所說的六十五萬兩個向不同方向的誇張值取一個算術平均值，則是四十萬。取一個幾何平均值，則是三十一萬。那麽中國方面國共兩黨的估計值應在三十萬到四十萬之間。日本方面的估計在二十萬到三十萬之間。則三十萬人正好是兩個估計之間的值：日本估計的最高值與中國估計的最低值。這個數字和中國報導出來的南京大屠殺的數值差不多。 長春解圍以後，城中的百姓熟人見面總要問“你們家還剩幾口人？”就如唐山大地震以後熟人見面都問“你們家還剩幾口？”一樣。長春滿城百姓沒有人家不餓死人的。唐山大地震是人力無法抗拒的自然災害。長春圍城呢？純粹是人爲制造的災害。而餓死的人數竟然和唐山大地震砸死的二十八萬人不相上下。 “遼沈戰役”的總指揮是林彪。後來“九一三”林彪叛逃出境，所乘專機的安全性能應該是有保障的。然其卻墜機而亡。林彪的這種下場，未使不是其指揮“遼沈戰役”，餓死三十萬長春百姓的報應。那餓死圍城的三十萬冤魂郁結了三十年的沖天怨氣，也不能放林彪活□逃出去。南京建立了大屠殺紀念館，鬥大的“３００００”鑲嵌在高牆上。長春圍城餓死的三十萬人呢？爲什麽不建紀念館？！南京的老百姓是人，長春的老百姓就不是人了嗎？ 再看小說《大決戰》中的有關章節： 1948年6月5日，林彪、羅榮桓下達《圍困長春辦法》，決定對長春實行“久困長圍”方針。要求采取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手段，圍困長春。 6月中旬，東北野戰軍進一步明確對長春實施“久困長圍，政治攻勢，經濟鬥爭”的總方針，組成圍城指揮所，由肖勁光任司令，肖華任政委，統一指揮第12縱隊的第34、35師，第6縱隊第18師，獨立第6、7、8、9、10師共八個步兵師及一個炮兵團擔負圍城任務。自6月25日起，對長春正式開始實行久困長圍。以方圓45公裏，縱深25公裏爲範圍劃爲封鎖區，禁止糧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必需品運入長春，禁止人員出城。對有十萬重兵守備堅固設法的大城市實行圍困，在解放軍戰史上還是首次，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只好在鬥爭中摸索總結。解放軍采取軍事包圍、政治攻勢和經濟封鎖三結合的方針。 最後是一篇網文《新華社爲什麽突然對巴爾幹戰火中阿族平民死亡情況感興趣？》節選： 1948年5月至10月，中共進攻長春，采取的是“圍城困死”戰術，其指揮人員強調，要封鎖一切可供守城國民黨軍使用的生活資料，斷絕城內外人員往來和商業關係。 爲此，中共軍隊除在長春城外拉起幾道封鎖線，嚴查過往行人、車輛，封堵糧食進城外，同時還嚴禁城內百姓外出，以制造大量饑民，去爭奪國民黨守軍的糧食。 很清楚，如此圍城，必將造成大量無辜百姓死亡。然而，中共爲達目的，又何惜“誤殺”千萬條生命！下面兩段文字，是從當時林彪等人給毛澤東的報告中摘去的，從中可見其狀況的慘烈： (一) 我之對策主要(是)禁止通行...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便乘夜或於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 (二) 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
宋永毅
作者按:《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像》是我1999年3月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AS－－The-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第51届年会上的一个学术报告的中文简译本。那次会议在美国波士顿(Boston)举行，我论文的英文原题是A-Contradictory-Image-from-Diverse-Sources:The-Role-of-Zhou-Enlai-in-the-Cultural-Revolution。为了使学术界同行能认真讨论这一历史课题，虚心听取意见，我还特地在论文的封面上打上了"Draft(草稿)"的字样。不料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竟然被中共安全机关认为是"攻击中央首长"，成为我在去年在北京8月被扣押的深藏原因之一。而我在内蒙古文革旧货地摊上购买的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因为中间有周的两篇对群众组织的讲话，也被中共安全部门定为"机密情报"。且不说把文革中到处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定为今天的"情报"有违中国小学生字典中对"情报"的定义；三十年前周在文革中七亿人眼下的政治表现，又岂是今天的安全部门能一手遮天的？最令人可笑的是：有关审讯人员为了把我的学术报告和美国的情报机关硬扯上关系，非要"穷追猛打"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是否受了CIA的资助，差一点把拥有数千名学者教授的AAS也打成了"间谍组织"。把学术讨论无限上纲地政治化（如对吴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又把政治歧见别有用心地"间谍化"（如对杨尚昆窃取毛机密，对贺龙，罗瑞卿"二月兵变"的指控），实在是文革整人的惯用伎俩。可惜的是：中共的安全机关在这方面的进步实在不大。
不时听到有人抱怨目下众多的"纪实文学"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实。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读者们已不难分辨出它们中的文学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些纪实文学的作家们也并不韪言他们的文学虚构。在我看来，更大的曲解来自某些貌似非常"历史"而实际上悄悄地剪裁并掩盖了历史真实的"历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较，即便是细心的读者也难以一眼洞见底蕴。尤其当这些著作以年谱，传记，文献记录影片等历史的记载体（其实是某种"剪裁体"）形式出现，并伴随著多卷本（集）的长度，准确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证，琐碎的细节和清晰的图片时，要剔精抉微地烛其真伪，确非易事。在去年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下称《年谱》），《周恩来传》（四卷本，下称《传》）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1，却不幸正是这样一种以剪裁历史见长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它们精心地剪裁出了一个文革狂澜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像2。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地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的读者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大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读者不会再轻易地相信"毛林会师井冈山"之类的天穴来风式的神话，而编撰者认为自己只是剪裁历史而不是伪造历史又可以减轻撒谎的心理重负，因而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可谓一脉流贯。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豹。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3"。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4。这里，姑且不论关于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5，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传》原注为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然而，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
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问了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6。
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那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迹。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要完整地评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恐怕要从文革的发动谈起。毛无疑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独立寒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从1965年底的批《海瑞罢官》，进而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发出"五．一六通知"，到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公布"十六条"，是文革呼风唤雨的发动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周在这一时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对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这一问题上，上述三本史著或韪忌莫深，或大砍大舍重要的史实。首先，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写作批判《海瑞罢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图，立刻积极支持。在中共近年来内部发行《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的中，公布了一个"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整整几段赞扬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十一月二十八日1965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又如，"四月二日1966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7。如果考虑到"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纲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么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而在三百万字之巨的《年谱》中，上述史实或被完全舍去，或删去周最关键的坚决反彭真的政治错失。例如，1966年4月2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谱》中竟变成了"4月2日在河北邯郸同省，地领导座谈，听取关于打井抗旱工作的汇报......8"这种以周的工作职责－－抓生产的流水帐来掩盖他重大政治错误和过失的方法，也是贯穿上述三部史著的一种一箭双雕的误导手法。一来它可以遮丑，二来又突出了"人民的好总理"念念不忘民生的亲情。
根据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9。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10"。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付统帅，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众讲话时提到。1967年1月21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要用尽一切努力消除诽谤。11"关于周在建立林的付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著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12"。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则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闲"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中共在1966年5月4日至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8日到15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上述史著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总闪烁其辞，语焉不详。关于周在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13"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么，中心议题又是什么，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回避。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5．18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如果我们同意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的意见："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那么，周和林彪的估计一样，出于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他们都估计得比毛更黑暗，更极左。周的讲话就显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14"。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由此滥觞。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1980年3月20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15"。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周的错失在这三本史著中丝毫没有提及。纵观这些中共的党史专家们在上述史著中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盖，使他们竟离这些中共前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都相去甚远。
和林彪，四人帮的关系
为把周恩来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复杂关系说成是纯粹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的斗争，即把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又导致上述三本史著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盖历史真实。例如，《年谱》中有这样一条记载："7月26日1966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16"。如果不做细究，真会认为周早在1966年文革初期便与林彪倡导的个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坚决斗争。但只要浏览一下1966年7月前后的报刊文献，便会明白必其中必有蹊跷－－"剪裁"奥妙。首先，在中共副主席级的高干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两人。他们所用的词汇，语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查1966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便可以发现周在4月30日"首都各界十万人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集会上的讲话"中吹捧毛说："毛泽东同志天□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17"。5月21日，周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鼓吹毛是"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不仅如此，周还用同样的语汇吹捧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18"。直至1969年4月14日，周还在九大上继续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著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19"。在短短一百几十字的段落中，周就用了五，六个"最"和数个"无限"，"众所公认"，何来"科学，准确，恰当"可言？
既然基本的史实是：周是林当副统帅的最热心的推荐人和吹捧者。那么，中共党史专家们杜撰的任何"斗争"关系便失去了历史本身的逻辑。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过周直至1970年11月（九届二中全会后）还向林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在林倒台后又威胁李不准告发。林彪事件后，汪东兴"派八三四一部队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许多邓颍超，周恩来和林，叶的合照。汪亲自将照片拿给邓。邓一再向汪表示感谢20"－－不难窥见，从文革开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这个副统帅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投资，他在毛，林之间也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他可能估计林彪断无胜利的希望，□帮毛毁灭了林彪。但这已经是1971年的事了。
周在文革中对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时比对林彪更甚。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周除了带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外，还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作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统的负责人，他绝不会不知道江青作为一个三流演员在上海不光彩的历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鲁迅来赞扬。周说："在这里我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刚入党时，就遭到国民党，叛徒，假党员的迫害，她在很年青时就像鲁迅那样硬骨头，敢于向对她进行诽谤，迫害她的人进行反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当时江青同志写出的文章如果拿出来一读是红文章。至于反动派们为了迫害江青同志，写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专门为登在台湾和95港的报纸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东西。所以，谁要是收集这些材料(就是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写得诽谤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么他也就一定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这些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从抗日战争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还在勤奋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刘，邓，陶，彭，罗，陆，杨，谭震林，杨成武等这些黑帮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和他们斗争......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当同志有缺点错误时她能热情认真的帮助。遇到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把他们端出来。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21"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讲话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对江青连篇累牍的奉承。同样一个讲话在《年谱》中竟然变成了如下的记载："3月27日1968出席首都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周）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撤销杨成武，馀立金，傅崇碧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并就‘杨,馀,傅事件'发表讲话。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时，提出：今天在场的大多数是工人同志，你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不仅要把革命搞好，还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好，要搞好生产，不能缺勤，不能旷工。22"不错，周在他讲话结束时捎带用百来字照读〈元旦社论〉，提了一提"抓革命，促生产。"但这和他对江青的吹捧的篇幅，以及他整个演说的鲜明的政治主题相比，真可谓是"树木"和"森林"之差。而编撰者却有意一叶障目，误导读者，已到了太令人失望的程度。
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周与四人帮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1967至1968年全国有"首都红卫兵5．16兵团"等好几个反周的群众组织，但都首先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镇压下去。尽管文革中江青以时时"女主人"自居，对周这位"老管家"并常有不敬之处，但她却多次告诫她的嫡系（如清华井冈山）："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23"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说过：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24"说穿了，"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实际上的帮主。以他的愚忠和圆滑，怎么可能公开与毛去公开"斗争"呢？文革后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各派系都竭力填补林彪军人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但结果是周和他的部属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由于毛对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又由于"四人帮"想要夺取更多的权力，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磨擦□逐渐增加。尽管如此，周毛之间的联盟仍然是主要的。如果不承认事物的发展有其阶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话语系统来说：周总理对林彪，四人帮也有一个正常的认识过程。而一味拨苗助长，移花接木，恐怕只会闹出历史的笑话来。
在群众运动中
在《传》《年谱》等书中，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也开始引用周当年在群众运动中的讲话记录，可见这些原始记录无论是那个群众组织作的，都有很大的可信度，因为这是当时人们极度尊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成员的讲话。可是，上述著作对这些材料的引用大都砍头去尾，颠倒主次。例如，清华大学的文革之火，是周受毛的委托，1966年8月4日，22日两次去发表近万人大会的演讲煽动起来的。周在两次讲演中都开明宗义地说："我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自然，周在公开点名蒋南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5"，批判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平反后，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必然会讲一点"党的政策"：诸如"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之类26。但上述史著只辑录周这方面的寥寥数言，而置他绝大多数的"煽风点火"的言论于不顾，甚至造成了一种周去清华是为了保工作组的印像。试问：八月初的清华还牢牢控制在工作组手中，周如不是去煽风点火（如他自己所说的"解放"清华），他又有什么必要去清华保工作组呢？
《传》和《年谱》等书的另一个不吝泼墨之处，是描绘周如何在群众运动的狂澜中讲政策，竭力保护老干部和国家知名人士。然而，连编撰者也不得不承认，周的保护绝大多数是执行毛的指示而已。连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27"另一方面，周对于一般群众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红色恐怖的"红八月"中所受的老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的残害又鲜有同情之心。这里是一个当年仅16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1966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10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28"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尤其是西纠的"顾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马后炮式地说几句，□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1,772人被活活打死，33,695户被抄家，85,198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29
关于周对老干部的保护，恐怕也要作具体分析。除了上面所说他对毛坚决要保的干部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外（如陈毅），一旦毛改变主意，他却会做出种种落石下井式的举动。刘少奇可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干部。当毛对刘尚未下彻底打倒的决心，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并对刘的检查有所好评时，周也就顺水推舟地为刘改检查，在接见群众时反对把刘的问题公开化。一旦知道毛下了决心，周便在公开场合大肆批刘，并出任"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一职。据有关海外学者调查，周不仅完全同意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人该杀30"。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人，《传》的主编金冲及先生最近都在公开的讲演中承认确有此事，但他又暗示，这属于"鸡毛蒜皮的事31"，因而无论《传》和《年谱》都毫不提及。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鸡毛蒜皮的事"是贺龙。周一旦知道毛从"保"变为"倒"贺龙后，立刻在对贺的逮捕令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32"
对于中下层干部，周在群众运动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经亲自在国务院系统抓了三个试点：国家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其结果是这三个单位的负责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张彦反党集团,""韩光反党集团"和"张劲夫反党集团"周在万人大会上断言："他们不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一个阴谋集团，当然各有各的系统，但是总之性质相同33"。1966年9月，周恩来在他主持起草的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文后被毛压下未发。34对一个单位中有他亲疏两系干部的，周常常不惜主动抛出"疏者"以保"亲者"。在国家侨委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亲信而方则不是。周为了保廖，便在1967年1月3日近万人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公开煽动打方，并作了如下异乎寻常的发言："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挖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们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95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商订的大量寄去我们国内的所谓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的地面和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35今天再看这样的发言，真会感到已不是什么"上纲上线"，而迹近"天方夜谭"。因为以周为贵一国总理之尊，竟然会把风景片和间谍活动混为一谈！自然，这种周历史上"鸡毛蒜皮的事"，无论《年谱》还是《传》都是决不会提及的。
记得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八十年代在为周文革中种种错失所作的辩解时还有过如下几乎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评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36"。且不论周当年犯下这些错失时是否"违心"；也不论邓有没有资格代表"人民"说这些事可以用"原谅"两个字轻轻一笔带过；至少邓还承认这些事是"好多"且不光彩。而在九十年代大陆"周恩来热"中出版的《传》，《年谱》等数百部著作中，读者绝对看不到这个"好多"，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编撰者精心剪裁过的文革中"正确路线代表"的周恩来形像，一个所谓"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新神话。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页227，231。
4.吴庆肜：《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页6。
5.《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日）。
6.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95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页66－67。
7.王年一主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第1卷，页4－13。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下卷，页25。
9.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95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页79。
10.罗冰：〈官方秘密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争鸣》1999年第3期，页20。
11.〈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串连的部分军事院校同志们时的讲话（1967.1.21）〉，载[武汉造反派编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3卷，页191。
12.张宁：《尘劫》（95港：明报出版公司，1997），页328－329。
13.同注8，页32。
14.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1967年12月5日），页10－13。
15.黎自京：〈周恩来文革时助纣为虐〉，《争鸣》1999年第3期，页24－25。
16.同注8，页42。
17.《人民日报》，1966年5月1日，第1版。
18.同注14，页12。
19.〈周总理在九大的讲话（1969.4.14）〉,手抄自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
20.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页516－517。
21.《北邮东方红》（北京：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主办），1968年3月29日，第76期第1－4版。
22.同注14，页227。
23.〈江青，陈伯达等同志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1966.11.19）〉，同注11，第2卷，页137。
24.〈周总理重要讲话（1967.9.18）〉载《外事战报》（北京：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红卫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井冈山"主办），1967年9月26日，第2期第1版。
25.〈周恩来同志在清华大学师生员工会议上的报告（1966.8.22）〉，同注11，第1卷，页77。
26.同注8，下卷，页46，51。
27.〈周恩来同志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部队几个革命组织时的讲话〉，同注11,第3卷，页273。
28.老鬼：《血与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304。
29.陈东林等：《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福冈市：日本中国书店，1997），页1066－1068。
30.孙万国：〈古有窦娥，今有林彪〉（95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7期，页108。
31.癞克思：〈也谈周恩来〉（普林斯顿：《民主中国》网上月刊），1997年第60期。
32.同注12，页328－329。
33.〈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周恩来同志讲话（1967.1.25）〉，同注11,第3卷，页233。
34.同注6，页32－33。
35.〈周恩来同志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讲话（1967.1.3）〉，同注11，第3卷，页13；〈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指示〉，载《革命侨报》（北京：中侨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办），1967年3月14日，第2版。36.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2。
1以无厘头方式对中国最无厘头的"军事家"--毛新宇 2段子民谣一堆 主角京城开会 3龙颜大怒记：香港女记者采访江总
今天看新闻毛太祖孙子毛三世不久前生了第二胎，是个女儿，取名毛甜甜，于是乎，有部分同志想不开，
俺就奇怪了，关你们鸟事啊，你们小小屁民能和皇孙比？没听说过刑不上大夫吗？不自量力！
再说了，人家皇孙夫妇早已获得有关部门特批的二胎生育指标，因此并不违法，
嘿嘿，至于其他已经移居境外的部分红色后代嘛，无需生育指标，爱生几个生几个，有本事你也移民啊！
不过毛博士比起他那渊博的爷爷，简直一个是天上，一个连地上的水平都不到，
太祖虽然杀人无数，还强词夺理，但毕竟自成体系，而且曾经征服过整个中国乃至半个世界，
太孙嘛，连拾人牙慧都不会，所以俺有点担心孩子不太...... 素质，注意素质！！
说句实话，国家供养着毛新宇这个肥胖傻子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太祖爷的“嫡孙”嘛，
虽然他的饭量大点，广大百姓也没觉得增加自己的负担，但是让他到处乱跑就不好了，
一是实在丢毛太祖的脸，二是如果一时控制不好，他要是发起飙来吓着别人的小孩容易引起麻烦。
其实，国家对毛新宇的最好养法，就是找一处山清水秀又僻静的地方，垒一个宽敞一点的宅子，让他生活在里面，
平时门关的紧一点，如果他跑出去了呢，就派人去找找，他回来了呢，就给整点吃的。再整几个村妞，让他开心，
多生几个南南、北北（东东 甜甜已经有了），生多了说不定还能从中挑出一两个正常的，那才是真正报答太祖爷爷了。
电影《红高粱》插曲《复辟梦》
毛毛你打点滴往前走呀往前走你摸摸头你发的高烧啊九千九百九十九度啊从此后你领着那毛粉们呀怀着那复辟梦啊你别再昏了头呀我们不答应呀红红的高粱酒呀是鲜血染红的呀毛毛你别再走回头路呀回头路不好走..............
来个以前写的绕口令，在学校时我是个毛粉，无比热爱毛主席，直到这几年知道了点真相，唉，伤心啊！偶像逐渐坍塌，那是一个痛苦的历程，不堪回首......
猪祝猪主祖 猪民们被毛太祖骗了 口呼 万寿无疆......
主诛诸猪煮 太祖的蛋让猪民们痛不欲生 水深火热 有如被烹煮....诸猪族著助 现在的猪民们在互联网帮助下看到了海外著作，知道了部分真相.....诅猪主卒竺 被蒙蔽的猪民们诅咒太祖为何不早去极乐世界见马克思........
虎背熊腰壮士也... 古人醉卧沙场君莫笑 今人睡破木床换铁床
人民大学能培养出这样的博士说明：
人民大学是世界一流顶级大学，中国人民有希望了
他居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
解放军叔叔，你让人民怎么放心啊....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筹建全国首个“毛泽东思想系”
毛泽东的什么思想？是反右？是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不要再去骗孩子们了...
如果不是国家养着你，现在你的思想恐怕正在研究吃饭问题！
思想也应该与时俱进，难道我们还认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么?
回家减肥要紧，再不运动你也就只配做呼吸运动了
本来觉得这几位姑娘长得一般般，不咋样，可毛太孙往中间一站，
唉丫妈啊，各个水灵灵的美若天仙，
俺深刻哋理解了什么叫鲜花插在牛粪上，深刻啊...
毛爷爷不是说农村包围城市吗，这孙子倒没学好，整个鲜花包围牛粪！
图片：毛新宇书法作品欣赏
字不好，还情有可原，情不可原的是，这样破的字，
竟然好意思到处题，让人觉得此人智商或自我感觉有很大问题...
找来了他的“生平事迹”，略窥一二
不看不要紧嘛，一看才晓得毛同学在学校里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他好歹还是个“名人”，即使他自己不这么认为，他也要为口口声声的“爷爷”稍微注意下吧。另外，同学在校期间，学习优异，只可惜跟周围“群众”搞不好关系。看到这里，是不是会联想到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类的俗语。
这点我们可以从“初时，同室诸友尚可原谅，久之便生出些意气，以致于毛新宇在大学最后一年，只好要求“搞特殊”，由学校专门安排了一间宿舍居住”找出辩证。毛同学当时既不考46级也不用为毕业后的工作发愁，连考研的路都铺好了（保送生），那他有什么理由为搬出宿舍做铺垫找借口？和这种没有公共意识，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做同学真是憋屈，逃是没地方逃了，只能找校领导送走这个神。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根正苗红的毛同学的择偶要求吧：“一是漂亮温柔；二是聪明，理解我”-------入得厅堂、下得厨房是很多现代男士的择偶标准，聪颖旖旎的女子也是男士们的理想人选，这些大家都能了解。不过，毛同学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滴，他的第三个要求是“最好是中级以上干部家庭出身”，难怪读书期间，众多慕名而来的追求者，都被他呵斥为“浅薄；一看来信，就知道是个傻姑娘”。（撇开红色背景，除了一个肥头大耳的脑子，他还剩下什么？）这完全违背了“革命不分先后 同志不问出身”的社会主义理论精神嘛。反过头来看这个自觉伟岸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的“小胖子”，第二任婚姻是否是个讽刺？！
小毛同学，拜托~收起那副伪红嘴脸吧，你就不知道中国自古富不过三么，你玩政治，道行浅了点；你玩著书，文字嫩了点；你玩异数，EQ还不够。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究竟让你做什么好呢？笔者近日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你把了把脉，答案只有三个字-----“洗了睡”。目前看来再合适不过了。
毛新宇开口闭口自己是毛泽东的嫡孙，可是从来拿不出哪怕一张毛泽东和自己的合影。他出生时，毛泽东还没去世，而且身体很健康。至少对这个嫡孙应该见个面，抱一抱，但是没有，如果有，即使没有照片，也会被邵华和毛新宇作为本钱一边又一遍地讲述。
毛泽东的外孙孔续宁，其母李敏就有很生动的回忆：“父亲工作累了，顺脚就去看看小外孙，抱抱、亲亲、逗逗小家伙。继宁长得虎头虎脑，不哭不闹，笑起来尤其可爱。父亲平时就喜欢孩子，现在更像所有老人一样——隔代亲，特别爱和继宁玩儿。”
对比之下，毛泽东对这个嫡孙似乎有点不感冒。若说是江青从中作梗，那江青为什么不作梗孔续宁。给人感觉，毛泽东对这个嫡孙不是很上心。以至嫡孙同志在炫耀自己和毛泽东嫡亲血缘时，竟然拿不出半点被嫡亲爷爷爱抚的证据，更不要说照片。
对比毛泽东其他几个孙辈的低调，对比毛博士本人的智商，毛新宇的高调令人掩口。当然，他的智商不会觉出别人对他的揶揄和不屑。我倒是很可怜毛博士。过去他的曝光，想来都出自他母亲手笔，他母亲借着世人对毛泽东的怀念，为他筹钱出版“著作”。如今，离开他母亲，让他一人对付世界，他还能运作得那样好吗
现在毛新宇只能含含糊糊地说自己小时候与毛泽东有过接触，“但是那时小，记忆很模糊”。你年纪小，记忆模糊，你妈妈邵华年纪不小，记忆不会模糊吧，总应该讲给你听过吧。和毛泽东有点关系的，就只有毛新宇自己所说，名字乃毛泽东所起。但也只是他自己在说，没见邵华回忆过。孤证！而孤证不举是讨论历史事件的原则。
转自铁血社区
雷死人不偿命！毛新宇语录
1、毛新宇在人大读书的时候和同学抢“马子”，威胁对方：“你再同我抢，我派一个军把你给灭了”。
2、二战贡献最大的国家是苏联和”我爷爷“领导下的中国”,在”我爷爷“的领导下，G C D军队总共消灭了“一百五十万”日本军队。 3、另外，在中医方面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要重修本草纲目。据我了解，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各个王朝，是出现过盛世就修本草。像唐朝、宋朝这些都修过本草。现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又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又要准备开始重修本草纲目。我对重修本草纲目这件事很重视，因为本草纲目是我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医学家李时珍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4、我可以引用当时在明朝有一个科学史的作者叫李约瑟博士说过的话，他早在五百年前就总结过。------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科技史学家。 1994年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
5、主持人：您之前说过当选政协委员感到一定的压力，您觉得压力所从何来，是什么样的压力呢？ 毛新宇：一个是我这次能当选政协委员，体现了我们党中央对于伟人，对于主席后代的关怀。我这个政协委员是***主席亲自批准，另外全国人民看到毛主席的后人能走上国家政治舞台，也对我寄予厚望。再加上政协的这种工作性质，它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要和很多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要当好政协委员，上面肩负着党中央的期望，下面肩负着人民的重托和嘱托，要当政协委员的重要职责，反映社情民意，反映群众呼声。所以要当好一个政协委员很不容易。
6、毛新宇：比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企业，现在叫我国的制玻璃的河北金牛集团。它们每一年主席的生日，26日都要搞一次座谈会、演讲会。它们的经验，金牛原来是做玻璃的厂子，原来它是要倒闭，要被拍卖的厂子。后来他们的领导说怎么办呢？我们要破产了。我们还是捡起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把我们的厂重新发展起来。 毛新宇：结果果然，在头一年里面，金牛就扭亏为盈，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大。现在企业形成一个生产玻璃的大的企业集团。
7、“而且大庆这个企业，经过我的仔细考察，我在那考察了三天。它的起夜含金技术量很高，它的科学技术的含金量很高。它一直保持着先进。”
8、“但是，我不喜欢某些美国人写我爷爷的书! ......偏见哪! 里面充满了偏见! 比如，他们往往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老人家’与刘少奇的权力之争，常常夸大‘大跃进'的消极作用，夸大‘老人家’应负的责任，还有‘反右’，也是把我爷爷描写成一个阴谋家，是敌视知识分子的人……高岗事件，也说是我爷爷的手段……我是学历史科学的，科学必须客观，偏见不是科学。”
9、“可理智告诉我，爷爷也是一个人，会有错误的，实际上也有错误，正像中央决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的，‘老人家’在大跃进、文革期间是有错误的，我更愿意这样看：‘老人家’初衷是好的，事情都是办坏事的人办坏的，比如江青，就是一个办坏事的人。关于这个问题，我总跟自己斗，一会儿理智占上风，一会儿感情占上风，所以我不打算自己写研究‘老人家’的书，怕写来难以客观，但我要继续研究我爷爷，研究他的著作，他的活动。”
10、“夹道欢迎。就这样群众还不满足，很多群众拉着我的手不放，跟着车子跑，当然有的人知道这是主席的亲属，有个别群众，你们想象不到，他们举着毛主席的画像牌跪在地上，喊着“毛主席万岁”，人民群众对主席的爱戴，表现在我们身上我真是很感动。”
11、“经过我多年的研究，我一直认为二战中有两个国家的贡献是最大的——一个是苏联，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在我爷爷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八年抗战。据统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共消灭了日军150万”
12、“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和满足，都来自于真正理解了一位伟人。而他，正是我的爷爷。”
13、“在我的心中，爷爷——我最崇拜的人，道德、品质、情操高尚，政治、军事才能卓越，历史、文学造诣非凡，堪称历史巨人。爷爷是我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
14、“爷爷是我的‘上帝’，我崇尚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成吉思汗、朱元璋等英雄人物，但我最崇拜的是我爷爷。”
15、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参观时，记者领略了毛新宇的风趣。他没有根据工作人员拟好的参考词句题词，而是执意重新题写爷爷曾经说过的话：“一师是个好学校”。他微笑着说，“重写一遍更有意义，让一师的名气更大一点嘛。”“我对学书法已经有了一些窍门了，以后我的字肯定会越写越好
转自娘娘腔
中国最无厘头的"军事家"--毛新宇 何盾
晚上的时候收看了中央台《国家观察》特别节目——胜利的怀念，一个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的节目，主持人是张郇、水均益还邀请了二位博士作为评论嘉宾，一位姓马一位姓毛。马博士不是很熟悉，毛博士却是久闻大名。 毛新宇，毛岸青和邵华唯一的儿子，也是毛××唯一的嫡孙。1970年生，199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央党校硕士毕业后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工作，2003年6月获得军事科学院军事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校军衔（年仅35岁），正在攻读博士后。著有《我的爷爷毛××》、《我的伯父毛××》。毛上校曾经说过“我希望自己当个合格的军事家！” 主持人提到各国首脑将出席这次纪念活动说明了苏联对二次大战的突出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时，毛博士发言了：“……经过我多年的研究，我一直认为二战中有两个国家的贡献是最大的——一个是苏联，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美国、英国的史学家肯定懒得和你就这个问题辩论）。在我爷爷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八年抗战。据统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共消灭了日军150万（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我不得不佩服你是博士了，而且还在向后使劲）……”主持人最后说了一句，这是您这么认为的。 谈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毛博士又说：“……我爷爷一直认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整个二战的转折点，它有四个方面的伟大意义……伟大的斯大林预见了希特勒的野心，并想和英法合作遏制法西斯，但是没有成功……”在红场上的水均益听得面色凝重、两眼发直，最后小水不得不说，嘉宾分析得很精辟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当时差点笑晕了过去，真的太精辟了…… 毛博士所有的发言中，提到毛××的时候言必称我爷爷他老人家，提到斯大林言必称伟大的统帅，提到苏联言必称伟大的共产主义国家。我似乎闻到一种类似腐尸的味道，一种非常强烈的呕吐感油然而生，而且我的心情随之郁闷起来。我们知道毛××是你爷爷，你长得很象他老人家，起码分量够了；我们知道斯大林曾经是伟大的统帅，我们也知道苏联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公产主义国家，我们还知道最终苏联人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俄罗斯人民、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家的人民都可以作证，他们比我们更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总的看来，毛博士有时候能把话说清楚，有的时候不能把话说清楚，有的时候答非所问，有的时候不知所云，有的时候喜欢用数字说话（同时必须要看稿才行），有的时候还喜欢使用幅度比较大的肢体语言，旁边的马博士也不好躲避太远。不知道这些是不是遗传的原因，我不是说隔代遗传，我是说毛博士父亲的遗传基因。最后，我不知道我们这代人是否会遭遇战争，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我愿意为我的国家战斗，我只有一点点的希望，那就是：我的长官绝对不能是毛上校（如果不出现意外，50岁之前会接他妈妈的班成为毛将军）这样的军事家。
质疑毛新宇博士学位的真实性[转帖] 来源于燕南社区(www.yannan.cn) 五月7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关于二战的特别节目，毛新宇博士作为特邀嘉宾参与了该节目的互动，在近两个小时的节目中，毛新宇博士就二战发表了一些经过“研究”得出的观点，这些观点令人惊讶，因其与“博士”（据央视字幕显示，毛先生还是博士后）应具备的学术水准相差悬殊，现将其观点照列如下。 毛新宇先生在谈及各国对二战的贡献时，说对二战贡献最大的国家是苏联和”我爷爷“领导下的中国（注：毛新宇先生所谓”我爷爷“指的是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同志），这是一个缺乏基本常识的所谓学术观点。从基本的共识来说，二战美、苏、英三国对战胜法西斯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中国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无论从战争还是政治的角度上看，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至少不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点其实从后来雅尔塔体系把中国排除在外就已经得到证明。其次，即便抛开上述共识，从狭义的国家来说，当时中国也并非就是”我爷爷“领导的中国，开罗会议也并非是”我爷爷“参加的，相反，”我爷爷“是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抗战的。当然中国的学术界从来没有否认过”我爷爷“在抗战中的功劳，甚至一直在夸大这种功劳，但毛新宇博士将”我爷爷“推举为罗斯福、邱吉尔的替代品，这种”学术“实在让人莫名其妙。二战并不是单纯的主义之争、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全人类对共同敌人的抗争，而在毛新宇先生眼里，二战胜利显然仅仅是共产主义者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这种观点即便在冷战时期也少人问津，现在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国国家级的电视台中。 毛新宇先生在主持人谈到国际合作反法西斯的问题时，强调说二战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英国、法国不肯和苏联合作对抗法西斯——后来话没说完，因为主持人及时地打断了他。我可以想象如果让毛新宇先生把话说完，英国、法国会变成怎样一个恐怖邪恶的国家，而苏联与德国签定的互不侵犯条约，与德国共同对波兰的瓜分，对波罗地海国家的吞并，对芬兰的侵略，统统都是正当的了。 毛新宇先生最后的研究成果是，在”我爷爷“的领导下，***军队总共消灭了”一百五十万“日本军队。我实在不知道毛博士的研究成果从何而来，据日本方面统计，日军在中国战场总共伤亡130万人。而据我国相关机构的权威统计，中国***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在八年抗战中，毙伤日军 520463人、俘虏6213人、日军投诚746人，合计 527422人。毙、伤、俘、降、伪军1186696人。日军向国民党投降数：1283240人。伪军向国民党投降数：正规伪军683569人，游杂部队779116人，合计为1462685人。我们知道任何统计数字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历史学家负有澄清历史真实数据的使命，但绝对不是信口开河，我还可以举出更多不同的数据，但毛新宇先生的研究成果我辈闻所未闻，完全是天方夜谭似的梦臆。 我认为，博士学位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荣誉，更是对一个大学、一个国家学术水准的真实描述，博士的授予应当是严肃、严谨而客观的，博士是令人敬仰的学界权威，代表的是知识的渊博、治学的严谨和人品的高尚，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学界的声望。一个内心充满了主观想象，狭隘偏执，只知道信口开河的人，当然他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以”博士“的名义来表达，无疑是对”博士“的亵渎，人们有理由去问，毛先生是如何当上博士的，他真实的学术成果是什么？是谁把博士学位授予他的？他又是哪个学校、哪个导师培养出的？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博士“？我质疑的不是这个”博士“学形式上的真实性，而是实质上的，那个表面”真实“的学位证书是否代表了一个实质上真实的证书持有人？ 毛新宇等所做的的评论实难令人信服 CCTV2005年5月7日在新闻频道的《国际观察》直播特别节目中，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作为神秘嘉宾现身北京演播室。毛新宇等所做的军事方面的评论实难令人信服。 1，毛新宇的父亲毛岸青和叔叔毛岸英曾经是二战中苏联战场的亲历者，值得敬重。但说成是壮举未免过了。当时苏联领导人，如斯大林，赫鲁晓夫等的儿子都上了战场。 2，毛新宇的点睛之说：西特勒是美英支持上台的？此言一出，立马被主持人打住，不然还有更有好看的。 3，莫斯科保卫战胜利原因提到：苏联人民的英勇；天气。但毛新宇等“忽略”的一点就是国际反法西斯的力量.苏联能从对日的东方调来保卫莫斯科的生力军，就是得益于美，中两国的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 4，1939年苏德条约及1941年的苏日条约是苏联与法西斯的勾结，出卖了国际反法西斯各盟国的利益。而毛新宇不提这一历史，片面夸大苏联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作用。
网友跟帖节选: 和他爷爷一样傻B! / 央视存心让这孙子出丑的。 / 对博士后的智商表示严重遗憾! / 毛新宇缺乏军事天分，研究军事实非所长。建议毛博士改行研究：1. 大跃进后，3500万中国人民（主要是农民）是怎样饿死的？2.反右斗争对中国的影响.3.“我爷爷”为什么要置刘少奇于死地？ / “酒囊饭袋”这个词用毛孙子身上真是贴切。 / 实乃人间悲剧,竟无语凝噎. (何盾的话:靠!怎么没一句正面评价呢?!)
访谈录节选
“我希望将来能造福人民” 有人告诉毛新宇，他们一家在专业选择上与斯大林一家有点像。 “哪些地方像?”他问。 “毛主席和斯大林都是伟人、大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和理论家，而你的李讷姑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和斯大林的女儿一样都是学历史的，斯大林有一个孙子是军事历史学家，你又是以历史为专业。斯大林的女儿说她的专业是父亲定的，不知你李讷姑姑和你的专业选择是不是由 ‘老人家’定的?” “这么说真是有点像，以前我没注意。李讷姑姑的专业选择是不是爷爷定的，我不知道。我的专业选择是妈妈帮助定的，但爷爷的影响肯定是有的。” “你为什么学历史?今后想专门研究历史吗?” “从小背古诗，听故事，开始对历史感兴趣。长大子知道历史是对人类以往经验的总结，是人类智慧的最好结晶。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里面有许多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想学历史。但我并不想专门研究历史，我想可能的话，就继承爷爷事业，从事政治活动。我希望将来能像爷爷一样，造福于人民。” 同时，他表示，他对历史学很有兴趣，愿意继续研究历史。由于身分的特殊关系，他经常被邀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也有各色作品发表，据闻他的《朱元璋传》已经脱稿，共9万字，很快就要出版了，是与其母亲的一个同事合作的。 人们也曾问起他对未来事业有无具体的目标。他嘿嘿一笑，透出些少年稚气：“国家领导咱就不敢想了，如果能负责一个地方或—个方面，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也就满意了。”
“我挺佩服金日成” 毛新宇去过朝鲜两次，两次都受到了金日成主席的接见。谈起这段经历，他眉飞色舞。 “金日成主席很尊敬我爷爷，也很关心我们一家，常邀请我们去朝鲜给我大伯扫墓。他12岁就开始干革命，20多岁就建党、拉队伍，32岁就当了国家领袖，非常不容易。金主席还很重感情，爷爷活的时候，每逢爸爸诞辰，他都派专人给爷爷送礼物，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礼轻情义重，那份心意真叫人感动。”
转自铁血社区
摘自nostalgia的博客文章《答魔鬼教官老师》毛新宇是个胖子。 不是一般的胖，八十年代大家都没怎么见过世面，没吃过麦当劳也还没领教过美国肉山式的胖子，所以那时候毛新宇的体形在学校里还是相当惊人，当时常用的客气说法是做裤子费布，就像说脸大的女生费雪花膏。 人胖点儿在中国不见得是缺点，至少美国人这么认为。几年前总统大选，好像是《新闻周刊》一篇文章讲选举中非政治因素的重要性说总统候选人千万不能胖因为美国文化把瘦高和诚实等同，作为对比那篇文章又说东方文化正好相反，胖在中国是诚实可靠的象征。要是按这么推理，从我们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几代领导人的体重的升降变化就可以大概推测出我们“全盘西化”或者说是“与国际接轨”的程度——领袖是胖子的时代我们往东；瘦子掌了权我们往西。总的趋势是越变越瘦了，比如朱镕基比李鹏瘦胡锦涛比江核心瘦大家都比毛主席瘦，当然，不可避免地中间也发生过一些瘦得不合时宜的情况，比如少奇还有耀邦同志，不过他们都及时地离开了领导岗位，从而维护了这一“体重政治学”定理的正确性。作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我每次看见温总理竟然这么瘦就觉得中国大有希望。话扯远了，我是想说人胖点儿没事儿，不幸的是毛新宇还是个傻子——注意这不是一个爱称，也没有贬义，只是北京方言用来描述生活中智障人士的通俗说法。毛新宇高中住校，我们班的范之豪是他室友，好多段子都是范说的，你要是能找到他估计能写一本《毛新宇秘闻实录》了。我们平常看见他也就是白天上课还有课间，不过这两个概念对于毛来说好像直到高中毕业也没彻底区分清楚，他经常上着课突然就站起来走出去，老师也从来不管。每天在操场上上体育的应该都能看见，他总是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念念有词地拿着一个地上捡的树枝比划。 毛新宇高一刚来的时候到小卖部买东西不知道需要交钱，各取所需，感觉像是刚从共产主义社会发配过来的。关于他的身世一开始大家还颇有好奇心，一阵子之后新鲜劲儿过了也就没人当回事儿了——除了他自己。比如上课，如果那堂课讲的是毛主席诗词或者是《反对党八股》之类的跟毛泽东沾边的课文，他就会一反常态在教室里坐上一整节课，而且从始至终带着一脸的光荣就像这堂课是他的颁奖仪式。课下他兴致来了喜欢以“我爷爷”的名义给同学们封官，都是一些古代朝廷里的官位夹杂一些《西游记》人物，应该说历史是毛最拿手的科目，经常能考五六十分，其他科目一概不及格或者干脆不考。据说当时在初中的孔东梅跟毛新宇正相反，特别不爱听人提毛泽东。要是为煽情，我好像有必要说现在想起来他那种想不断提醒你他的身世的着急劲儿其实有种傻子特有的简单和诚恳——可惜当年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个套路，中学生对班里一个性格孤僻举止怪诞的胖子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可想而知。葛优回忆他的发家史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刚出道那会儿在一个小话剧团当演员演一个县长怎么着都觉得不像，特苦恼，后来一个老师跟他说其实这不赖你，一个人在台上看着像不像县长全靠周围演员的表演，要是他们不配合，你越演得到家就越别扭。谁要是觉得这个说法说服力不够，可以去找一张金正日视察基层的照片来琢磨琢磨。毛新宇没有小金命好，常有无聊的低年级的小孩儿课间围上来，说：毛新宇，给我们封个官儿吧~，毛一开口那帮孩子就哄笑。上课铃响大家满意地各自散开剩他一个人在操场上，那个场面中的残忍让人想起某一类鲁迅爱写的课文。 北大附中的三年还是给过毛一点温情的。范之豪说毛新宇饭量大可他妈要求学校食堂对他的伙食严格定量，饿了同宿舍的同学也不许给他东西吃。学校的一个门房从前当过兵对毛主席有感情，毛新宇总是在晚上跑到西门的小平房里吃看门老头给他买的蛋糕。记得毛还闪光过一次。有一回《北京青年报》上赫然出现了一篇署名“新宇”的散文，在那之前不记得是什么纪念日毛跟着一代表团去了朝鲜给毛岸英扫墓，那篇文章大概就是他在朝鲜的见闻，其中当时被同学们广为传颂的一句话是：“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大伯就是眼前墓碑上这三个冰冷的字”——大家怎么也不能相信“新宇”就是面前这一位目光游移拿着树棍挥舞着的同学。让我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的倒是范之豪提起的一件小事，他说后来毛新宇一度在宿舍里偷偷喝减肥茶，被他看见了还不好意思地想藏起来。我想也许毛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傻，after all.
法克独裁专制湿
作者：你白
年画纸虎啸山林， 卧撑三次要人命。猫猫一躲魂归阴，卧槽泥马勒戈壁。
哭出来的奥斯卡的颂歌 温水煮蛙买股票 家家户户被套牢 宝宝得了肾结石 只要所谓蛋白质 管它真假都能吃 拉动内需靠地产 死要面子为保官 放眼苍生苦难堪 屁地鸡增能当饭
群友文摘——沁园春.大陆风光 中国风光，千里失业，万里下岗。望工厂内外，惟余嚷嚷，大街上下，顿失爆满。老板破产，白领被炒，欲与民工抢饭碗。先别想，看人才市场，分外壮观。
工作如此难找，引无数英雄竞伤脑。惜秦皇汉武，简历乱扰，唐宗宋祖，面试早夭。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好屈尊当保镖。难奈矣，数明年着落，问计佳宝。
沁园春。回家难
春节又到，中华大地，有钱飞机，没钱站票。望长城内外，大包小包。大河上下，民工滔滔。早起晚睡，达旦通宵，欲与票贩试比高。须钞票。看人山人海，一票难保。车票如此难搞，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昔秦皇汉武，见此遁逃；唐宗宋祖，更是没招！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能骑马往回飙
全国十大雷人标语
1 河南囯道旁：抢劫警车是违法的。
2、铜仁某屠宰场：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3、山东聊城监狱：人民罪犯人民爱，人民罪犯爱人民。
4、安徽农信社：人死债不烂，父债子来还。
5、江苏农村多处可见：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6、河北电网：严禁触摸电线，五万伏高压，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7、重庆人和镇某配种场：人和狼狗配种场。
8、浦东新区：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呼市旅游广告：忽视谁都别忽视呼市，忽悠谁都不许忽悠游客。
10、上海有线电视：一次性交150元，全年96套.
社会万象——顺口溜数则: 中国现实辛辣写照（转帖）
忙碌的公仆在包厢里，重要的工作在宴会里干部的任免在交易里，工程的发包在暗箱里该抓的工作在口号里，须办的急事在会议里妥善的计划在抽屉里，应煞的歪风在通知里扶贫的干部在奥迪里，宝贵的人才在悼词里优质的商品在广告里，辉煌的数字在总结里
乡级干部 手拿大哥大，土匪又恶霸。骑着摩托车，到处瞎溜达。吃喝与嫖赌，干啥都不差。
县级干部 出去坐着桑挞纳，大红警灯高高挂。跑到单位破口骂，昨天吃饭没王八。
市级干部 贪污受贿我不怕，后台靠山摆在那。有钱全都好说话，等捞够了我再下。
省级干部出门座架是宝马，左右情妇一大把。挪了几亿怕事发，跑到美国找爹妈。
街道干部: 喝黄酒, 看黄片, 睡黄脸婆.乡镇干部: 喝白酒, 打白条, 摸白大腿.地区干部: 喝红酒, 收红宝, 亲红嘴唇.省级干部: 喝洋酒, 泡洋妞, 出洋考察.中央干部: 喝名酒, 玩明星, (下面忘了)
满腔热血投身社会，摸爬滚打终日疲惫；低三下四谋取地位，常年奔波天天喝醉；收入可怜啥都嫌贵，交往叩头处处破费；有用本事已经作废，不学无术擅长开会；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溜须拍马寻找机会；青春年华如此狼狈，苟且偷生窝囊一辈！
为了生活几乎不睡 点头哈腰就差下跪； 日不能息夜不能寐； 单位有事立马到位； 屁大点事不敢得罪； 一年到头不离岗位； 劳动法规统统作废； 身心憔悴无处流泪； 逢年过节家人难会； 变更签证让人崩溃； 工资不高还装富贵； 稍不留神就得犯罪； 抛家舍业愧对长辈； 身在其中方知其味； 不敢奢望社会地位； 全靠傻傻自我陶醉；
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 重视就是标语，落实就是动嘴，验收就是宴会，检查就是喝醉研究就是扯皮，政绩就是神吹， 汇报就是掺水。
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
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
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
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
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
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
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
地痞各霸一方，敢做敢当，越来越像警察。
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东混西混，一帆风顺；任劳任怨，永难如愿；会捧会献，杰出贡献；尽职尽责，必遭指责；推托栽赃，邀功领赏！
欠个人的钱是穷人，欠国家的钱是富人喝酒看度数的是穷人，喝酒看牌子的是富人；写书的是穷人，盗版的是富人；吃家禽的是穷人，吃野兽的是富人耕种土地的是穷人，买卖土地的是富人女人给别人睡的是穷人，睡别人女人的是富人
贫穷时养猪，富裕后养狗；贫穷时种稻，富裕后种草；贫穷时想娶老婆，富裕后想找情人；贫穷时老婆兼秘书，富裕后秘书兼老婆
最引人注目的哥哥──伟哥；最年轻的奶奶──二奶；最难设防的偷窃──偷情；最热闹的走廊──发廊 ；最畅销的书──女秘书
抽烟的等级
抽着阿诗玛，办事处处有人卡抽着红双喜，请客送礼靠自己抽着红塔山，小车接送上下班抽着三个五，吃喝嫖赌又跳舞抽着芙蓉王，洗脚桑拿又上床抽着大中华，你想干啥就干啥
公关公关，无酒不沾；友谊友谊，酒来垫底。吃得不好，经济糟；裆次高，效益好。
两菜一汤生意跑光，四菜一汤平平常常，六菜一汤商量商量,，八菜一汤办事有方。十菜一汤，合同一張；十二菜一汤，买卖兴旺。
兵马未动，酒肉先行；个个灌醉，路路打通。你朦胧，我朦胧，你我正好签合同。
喝上一顿酒。 省下九千九；吃上一顿飯，省下一两万。
花高价，买名酒，名酒送礼送火侯；喝了咱的酒，不想点头也点头；喝了咱的酒，不愿举手也举手；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 好酒好酒。
《百年HUO国》一书的作者孙WEN广教授有言在先：
开大会讲反腐败，问题出在前三排，关键就在主席台，当中那个最厉害。
CCAV新闻联播的惊人发现
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人心没有不鼓舞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接见没有不亲切的，中日没有不友好的，中美没有不合作的，交涉没有不严正的，合作没有不圆满的。
和谐社会新四化：“政治北韩化，经济拉美化，物价欧美化，福利非洲化“。
敬爱的档组织的功能就是：在你遇到难事时对你说：我们无能为力！在你遭遇用人不公时对你说：你要正确对待！在你合法权益受侵时对你说：你要顾全大局！在你受到诬陷时对你说 ：你要相信组织！
六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倭寇赶跑，地主打倒。老蒋“退休”，资本没收。“联合政府”，一裆作主。“老九”作怪，打成“右派”。“赶英超美”，满地饿鬼。文革战鼓，群魔乱舞。猫论一讲，“官倒”喊爽。“陆SI”事件，屠戮又现。镕基铁腕，寿命太短。“代表”讲完，“政绩”泛滥。城建拆迁，肥了贪官。工程开花，都是豆渣。胡温新政，激化矛盾。汶川流泪，作秀无罪。媒体“监督”，助长贪污。“民主党派”，惺惺作态。质检安检，照样危险。法规党纪，视同儿戏。六十余年，裹足不前。砖制废掉，斯是王道。
龙颜大怒的视频链接看不到了，看文字吧
YST 这一段录像带是国家主席江世宗在北京召见香港特首董建华时香港记者所做的现场报导。香港记者提出了一串诱导式的问题，终于引发江世宗的怒火，愤怒的江世宗痛快地教训了香港记者。这个过程非常精彩，这群香港记者的表现是非常经典的，值得我们仔细观察。请读者先观看下面这段影片，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香港记者的报导是用广东话，但是请放心，主要的精彩对白都是国语，是江世宗的扬州国语和香港记者的广东国语，都不是台湾媒体恶意宣传的所谓「北京话」。在中国说真正北京话的大概不到１％，呵呵呵！我们来看香港记者是如何提出诱导式的问题：女记者：江主席，你觉得董先生连任好不好？江世宗：好哇。女记者：中央也支持他吗？江世宗：当然。女记者：现在那么早，你们就说支持董先生，会不会给人感觉你们是内定钦点董先生？看到没有？记者已经把话套住老江了，以后发稿的重点就是「内定钦点」，攻击中G的专制。从影片上的神色和语气可以清楚看出，老江一下子就紧张了，脸色从笑容可掬立刻变成非常严肃。江世宗：任何事也是按照香港的基本法，按照选举法。刚才你问我，我可以回答一句「无可奉告」。但是你们又不高兴，我怎么办？我讲的意思不是钦点他当下任。你问我支不支持，我说支持。我就明确告诉你这一点。我感觉你们新闻界还需要学习．．．．．．毕竟你们还 too young（太年轻），你明白这意思吧？我是身经百战了，见得多了，西方的那个国家我没去过？你们要知道，美国的华莱士比你们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我跟他谈笑风生。所以说媒体还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我为你们着急。．．．．你们跑得比西方记者还快，但是问来问去的问题，too simple（太简单），sometimes naive（有时候太幼稚），懂了没有？
女记者继续追问。女记者：可是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支持董建华？看到没有？除了「谁上，谁下」这个傻记者问不出其它任何问题。老江不理她的问题，开始教训这些记者。江世宗：我今天做为一个长者跟你们说，我不是新闻工作者，但是我见得太多了。我有必要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的经验，．．．．（消音了一小段），中国有一句话叫「闷声发大财」，这是最好的。但是我想我见到你们这样热情，一句话不说也不好。在宣传上将来如果你们报导有偏差，你们要负责。我们没有说要钦定，没有任何这个意思，但你一定要问我对董先生支不支持？他现在是特首，我们怎么能不支持特首？女记者插嘴：但是连任呢？江世宗：连任也得按照香港的法律，对不对？要按照香港的．．．当然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候我们会表态的。明白这意思吗？你们不要想喜欢弄个大新闻，说现在已经钦定了，把我批判一番，你们啊，naive（天真无知）！
中学毕业毛新宇去了人大，据说他妈先到北大去游说过，招生办公室的头儿跟她好听的说了一大通最后表态说：欢迎毛新宇同学“报考”北京大学。上大学以后的故事就都是道听途说了，比较可靠的一个是班里一个也上了人大的女生讲的。她说大一那年毛新宇看上了一个她们宿舍的同学，经常到宿舍来找（八九年夏天以前北京大部分高校的女生楼男生是可以自由进出的），通常一有人报信说毛新宇上楼了那个被追的女生要是在宿舍就赶紧到别的屋躲起来，问题是毛太执着，经常会表示要坐在房间里等她回来，于是她们想了一辙：一个人假装出去打水，门口转一圈回来说：“哎，我刚才在哪儿哪儿哪儿看见那谁谁了~”毛新宇一听就坐不住了，立刻抬屁股走人。据说这个拙劣的小品竟然屡试不爽。后来我再没当面见过毛新宇，不过隔长不短的会在各色媒体里看到这个名字。令人替他高兴的是有了职业演员们的配合，他喜爱的“我爷爷的孙子”这一角色演起来比从前轻松多了，而且有越来越像那么回事儿的趋势。正如英国报纸离不开他们的女王，我们的新闻事业也离不开毛主席他老人家，他们有他们的两个小王子，呼而嘿呦我们有我们的一个毛新宇博士。千万不要低估我国市场经济中对“毛”字的内需，既然清朝皇帝一个冷门亲戚的野史都能拍成轰动全国的电视连续剧，《“神五”圆了爷爷的飞天梦》这样的报道怎么能不让神州人民激动不已呢？激动之余我常常很感激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质，比那帮无聊的英国小报记者简直强太多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唯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毛新宇整天被媒体娱乐圈的人拉来推去的，万一被市场给腐蚀了失去“伟人之后”的本色那可就真是“亲者痛、仇者快”了。前一段在网上看到一个白岩松访谈毛新宇的视频链接，点过去的时候我还真替他捏了把汗。在他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之后我放心了——看着他说“爷爷”两个字的样子，我知道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毛新宇，就像在上一堂普普通通的毛主席诗词课。
此文得罪众多可爱胖子，在这道歉了，不好意思。
至于毛粉们，对不住，得罪了，不道歉！！！
俺就奇怪了，关你们鸟事啊，你们小小屁民能和皇孙比？没听说过刑不上大夫吗？不自量力！
再说了，人家皇孙夫妇早已获得有关部门特批的二胎生育指标，因此并不违法，
嘿嘿，至于其他已经移居境外的部分红色后代嘛，无需生育指标，爱生几个生几个，有本事你也移民啊！
不过毛博士比起他那渊博的爷爷，简直一个是天上，一个连地上的水平都不到，
太祖虽然杀人无数，还强词夺理，但毕竟自成体系，而且曾经征服过整个中国乃至半个世界，
太孙嘛，连拾人牙慧都不会，所以俺有点担心孩子不太...... 素质，注意素质！！
说句实话，国家供养着毛新宇这个肥胖傻子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太祖爷的“嫡孙”嘛，
虽然他的饭量大点，广大百姓也没觉得增加自己的负担，但是让他到处乱跑就不好了，
一是实在丢毛太祖的脸，二是如果一时控制不好，他要是发起飙来吓着别人的小孩容易引起麻烦。
其实，国家对毛新宇的最好养法，就是找一处山清水秀又僻静的地方，垒一个宽敞一点的宅子，让他生活在里面，
平时门关的紧一点，如果他跑出去了呢，就派人去找找，他回来了呢，就给整点吃的。再整几个村妞，让他开心，
多生几个南南、北北（东东 甜甜已经有了），生多了说不定还能从中挑出一两个正常的，那才是真正报答太祖爷爷了。
电影《红高粱》插曲《复辟梦》
毛毛你打点滴往前走呀往前走你摸摸头你发的高烧啊九千九百九十九度啊从此后你领着那毛粉们呀怀着那复辟梦啊你别再昏了头呀我们不答应呀红红的高粱酒呀是鲜血染红的呀毛毛你别再走回头路呀回头路不好走..............
来个以前写的绕口令，在学校时我是个毛粉，无比热爱毛主席，直到这几年知道了点真相，唉，伤心啊！偶像逐渐坍塌，那是一个痛苦的历程，不堪回首......
猪祝猪主祖 猪民们被毛太祖骗了 口呼 万寿无疆......
主诛诸猪煮 太祖的蛋让猪民们痛不欲生 水深火热 有如被烹煮....诸猪族著助 现在的猪民们在互联网帮助下看到了海外著作，知道了部分真相.....诅猪主卒竺 被蒙蔽的猪民们诅咒太祖为何不早去极乐世界见马克思........
虎背熊腰壮士也... 古人醉卧沙场君莫笑 今人睡破木床换铁床
人民大学能培养出这样的博士说明：
人民大学是世界一流顶级大学，中国人民有希望了
他居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
解放军叔叔，你让人民怎么放心啊....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筹建全国首个“毛泽东思想系”
毛泽东的什么思想？是反右？是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不要再去骗孩子们了...
如果不是国家养着你，现在你的思想恐怕正在研究吃饭问题！
思想也应该与时俱进，难道我们还认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么?
回家减肥要紧，再不运动你也就只配做呼吸运动了
本来觉得这几位姑娘长得一般般，不咋样，可毛太孙往中间一站，
唉丫妈啊，各个水灵灵的美若天仙，
俺深刻哋理解了什么叫鲜花插在牛粪上，深刻啊...
毛爷爷不是说农村包围城市吗，这孙子倒没学好，整个鲜花包围牛粪！
图片：毛新宇书法作品欣赏
字不好，还情有可原，情不可原的是，这样破的字，
竟然好意思到处题，让人觉得此人智商或自我感觉有很大问题...
找来了他的“生平事迹”，略窥一二
不看不要紧嘛，一看才晓得毛同学在学校里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他好歹还是个“名人”，即使他自己不这么认为，他也要为口口声声的“爷爷”稍微注意下吧。另外，同学在校期间，学习优异，只可惜跟周围“群众”搞不好关系。看到这里，是不是会联想到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类的俗语。
这点我们可以从“初时，同室诸友尚可原谅，久之便生出些意气，以致于毛新宇在大学最后一年，只好要求“搞特殊”，由学校专门安排了一间宿舍居住”找出辩证。毛同学当时既不考46级也不用为毕业后的工作发愁，连考研的路都铺好了（保送生），那他有什么理由为搬出宿舍做铺垫找借口？和这种没有公共意识，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做同学真是憋屈，逃是没地方逃了，只能找校领导送走这个神。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根正苗红的毛同学的择偶要求吧：“一是漂亮温柔；二是聪明，理解我”-------入得厅堂、下得厨房是很多现代男士的择偶标准，聪颖旖旎的女子也是男士们的理想人选，这些大家都能了解。不过，毛同学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滴，他的第三个要求是“最好是中级以上干部家庭出身”，难怪读书期间，众多慕名而来的追求者，都被他呵斥为“浅薄；一看来信，就知道是个傻姑娘”。（撇开红色背景，除了一个肥头大耳的脑子，他还剩下什么？）这完全违背了“革命不分先后 同志不问出身”的社会主义理论精神嘛。反过头来看这个自觉伟岸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的“小胖子”，第二任婚姻是否是个讽刺？！
小毛同学，拜托~收起那副伪红嘴脸吧，你就不知道中国自古富不过三么，你玩政治，道行浅了点；你玩著书，文字嫩了点；你玩异数，EQ还不够。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究竟让你做什么好呢？笔者近日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你把了把脉，答案只有三个字-----“洗了睡”。目前看来再合适不过了。
毛新宇开口闭口自己是毛泽东的嫡孙，可是从来拿不出哪怕一张毛泽东和自己的合影。他出生时，毛泽东还没去世，而且身体很健康。至少对这个嫡孙应该见个面，抱一抱，但是没有，如果有，即使没有照片，也会被邵华和毛新宇作为本钱一边又一遍地讲述。
毛泽东的外孙孔续宁，其母李敏就有很生动的回忆：“父亲工作累了，顺脚就去看看小外孙，抱抱、亲亲、逗逗小家伙。继宁长得虎头虎脑，不哭不闹，笑起来尤其可爱。父亲平时就喜欢孩子，现在更像所有老人一样——隔代亲，特别爱和继宁玩儿。”
对比之下，毛泽东对这个嫡孙似乎有点不感冒。若说是江青从中作梗，那江青为什么不作梗孔续宁。给人感觉，毛泽东对这个嫡孙不是很上心。以至嫡孙同志在炫耀自己和毛泽东嫡亲血缘时，竟然拿不出半点被嫡亲爷爷爱抚的证据，更不要说照片。
对比毛泽东其他几个孙辈的低调，对比毛博士本人的智商，毛新宇的高调令人掩口。当然，他的智商不会觉出别人对他的揶揄和不屑。我倒是很可怜毛博士。过去他的曝光，想来都出自他母亲手笔，他母亲借着世人对毛泽东的怀念，为他筹钱出版“著作”。如今，离开他母亲，让他一人对付世界，他还能运作得那样好吗
现在毛新宇只能含含糊糊地说自己小时候与毛泽东有过接触，“但是那时小，记忆很模糊”。你年纪小，记忆模糊，你妈妈邵华年纪不小，记忆不会模糊吧，总应该讲给你听过吧。和毛泽东有点关系的，就只有毛新宇自己所说，名字乃毛泽东所起。但也只是他自己在说，没见邵华回忆过。孤证！而孤证不举是讨论历史事件的原则。
转自铁血社区
雷死人不偿命！毛新宇语录
1、毛新宇在人大读书的时候和同学抢“马子”，威胁对方：“你再同我抢，我派一个军把你给灭了”。
2、二战贡献最大的国家是苏联和”我爷爷“领导下的中国”,在”我爷爷“的领导下，G C D军队总共消灭了“一百五十万”日本军队。 3、另外，在中医方面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要重修本草纲目。据我了解，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各个王朝，是出现过盛世就修本草。像唐朝、宋朝这些都修过本草。现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又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又要准备开始重修本草纲目。我对重修本草纲目这件事很重视，因为本草纲目是我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医学家李时珍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4、我可以引用当时在明朝有一个科学史的作者叫李约瑟博士说过的话，他早在五百年前就总结过。------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科技史学家。 1994年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
5、主持人：您之前说过当选政协委员感到一定的压力，您觉得压力所从何来，是什么样的压力呢？ 毛新宇：一个是我这次能当选政协委员，体现了我们党中央对于伟人，对于主席后代的关怀。我这个政协委员是***主席亲自批准，另外全国人民看到毛主席的后人能走上国家政治舞台，也对我寄予厚望。再加上政协的这种工作性质，它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要和很多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要当好政协委员，上面肩负着党中央的期望，下面肩负着人民的重托和嘱托，要当政协委员的重要职责，反映社情民意，反映群众呼声。所以要当好一个政协委员很不容易。
6、毛新宇：比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企业，现在叫我国的制玻璃的河北金牛集团。它们每一年主席的生日，26日都要搞一次座谈会、演讲会。它们的经验，金牛原来是做玻璃的厂子，原来它是要倒闭，要被拍卖的厂子。后来他们的领导说怎么办呢？我们要破产了。我们还是捡起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把我们的厂重新发展起来。 毛新宇：结果果然，在头一年里面，金牛就扭亏为盈，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大。现在企业形成一个生产玻璃的大的企业集团。
7、“而且大庆这个企业，经过我的仔细考察，我在那考察了三天。它的起夜含金技术量很高，它的科学技术的含金量很高。它一直保持着先进。”
8、“但是，我不喜欢某些美国人写我爷爷的书! ......偏见哪! 里面充满了偏见! 比如，他们往往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老人家’与刘少奇的权力之争，常常夸大‘大跃进'的消极作用，夸大‘老人家’应负的责任，还有‘反右’，也是把我爷爷描写成一个阴谋家，是敌视知识分子的人……高岗事件，也说是我爷爷的手段……我是学历史科学的，科学必须客观，偏见不是科学。”
9、“可理智告诉我，爷爷也是一个人，会有错误的，实际上也有错误，正像中央决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的，‘老人家’在大跃进、文革期间是有错误的，我更愿意这样看：‘老人家’初衷是好的，事情都是办坏事的人办坏的，比如江青，就是一个办坏事的人。关于这个问题，我总跟自己斗，一会儿理智占上风，一会儿感情占上风，所以我不打算自己写研究‘老人家’的书，怕写来难以客观，但我要继续研究我爷爷，研究他的著作，他的活动。”
10、“夹道欢迎。就这样群众还不满足，很多群众拉着我的手不放，跟着车子跑，当然有的人知道这是主席的亲属，有个别群众，你们想象不到，他们举着毛主席的画像牌跪在地上，喊着“毛主席万岁”，人民群众对主席的爱戴，表现在我们身上我真是很感动。”
11、“经过我多年的研究，我一直认为二战中有两个国家的贡献是最大的——一个是苏联，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在我爷爷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八年抗战。据统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共消灭了日军150万”
12、“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和满足，都来自于真正理解了一位伟人。而他，正是我的爷爷。”
13、“在我的心中，爷爷——我最崇拜的人，道德、品质、情操高尚，政治、军事才能卓越，历史、文学造诣非凡，堪称历史巨人。爷爷是我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
14、“爷爷是我的‘上帝’，我崇尚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成吉思汗、朱元璋等英雄人物，但我最崇拜的是我爷爷。”
15、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参观时，记者领略了毛新宇的风趣。他没有根据工作人员拟好的参考词句题词，而是执意重新题写爷爷曾经说过的话：“一师是个好学校”。他微笑着说，“重写一遍更有意义，让一师的名气更大一点嘛。”“我对学书法已经有了一些窍门了，以后我的字肯定会越写越好
转自娘娘腔
中国最无厘头的"军事家"--毛新宇 何盾
晚上的时候收看了中央台《国家观察》特别节目——胜利的怀念，一个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的节目，主持人是张郇、水均益还邀请了二位博士作为评论嘉宾，一位姓马一位姓毛。马博士不是很熟悉，毛博士却是久闻大名。 毛新宇，毛岸青和邵华唯一的儿子，也是毛××唯一的嫡孙。1970年生，199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央党校硕士毕业后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工作，2003年6月获得军事科学院军事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校军衔（年仅35岁），正在攻读博士后。著有《我的爷爷毛××》、《我的伯父毛××》。毛上校曾经说过“我希望自己当个合格的军事家！” 主持人提到各国首脑将出席这次纪念活动说明了苏联对二次大战的突出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时，毛博士发言了：“……经过我多年的研究，我一直认为二战中有两个国家的贡献是最大的——一个是苏联，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美国、英国的史学家肯定懒得和你就这个问题辩论）。在我爷爷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八年抗战。据统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共消灭了日军150万（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我不得不佩服你是博士了，而且还在向后使劲）……”主持人最后说了一句，这是您这么认为的。 谈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毛博士又说：“……我爷爷一直认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整个二战的转折点，它有四个方面的伟大意义……伟大的斯大林预见了希特勒的野心，并想和英法合作遏制法西斯，但是没有成功……”在红场上的水均益听得面色凝重、两眼发直，最后小水不得不说，嘉宾分析得很精辟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当时差点笑晕了过去，真的太精辟了…… 毛博士所有的发言中，提到毛××的时候言必称我爷爷他老人家，提到斯大林言必称伟大的统帅，提到苏联言必称伟大的共产主义国家。我似乎闻到一种类似腐尸的味道，一种非常强烈的呕吐感油然而生，而且我的心情随之郁闷起来。我们知道毛××是你爷爷，你长得很象他老人家，起码分量够了；我们知道斯大林曾经是伟大的统帅，我们也知道苏联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公产主义国家，我们还知道最终苏联人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俄罗斯人民、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家的人民都可以作证，他们比我们更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总的看来，毛博士有时候能把话说清楚，有的时候不能把话说清楚，有的时候答非所问，有的时候不知所云，有的时候喜欢用数字说话（同时必须要看稿才行），有的时候还喜欢使用幅度比较大的肢体语言，旁边的马博士也不好躲避太远。不知道这些是不是遗传的原因，我不是说隔代遗传，我是说毛博士父亲的遗传基因。最后，我不知道我们这代人是否会遭遇战争，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我愿意为我的国家战斗，我只有一点点的希望，那就是：我的长官绝对不能是毛上校（如果不出现意外，50岁之前会接他妈妈的班成为毛将军）这样的军事家。
质疑毛新宇博士学位的真实性[转帖] 来源于燕南社区(www.yannan.cn) 五月7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关于二战的特别节目，毛新宇博士作为特邀嘉宾参与了该节目的互动，在近两个小时的节目中，毛新宇博士就二战发表了一些经过“研究”得出的观点，这些观点令人惊讶，因其与“博士”（据央视字幕显示，毛先生还是博士后）应具备的学术水准相差悬殊，现将其观点照列如下。 毛新宇先生在谈及各国对二战的贡献时，说对二战贡献最大的国家是苏联和”我爷爷“领导下的中国（注：毛新宇先生所谓”我爷爷“指的是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同志），这是一个缺乏基本常识的所谓学术观点。从基本的共识来说，二战美、苏、英三国对战胜法西斯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中国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无论从战争还是政治的角度上看，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至少不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点其实从后来雅尔塔体系把中国排除在外就已经得到证明。其次，即便抛开上述共识，从狭义的国家来说，当时中国也并非就是”我爷爷“领导的中国，开罗会议也并非是”我爷爷“参加的，相反，”我爷爷“是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抗战的。当然中国的学术界从来没有否认过”我爷爷“在抗战中的功劳，甚至一直在夸大这种功劳，但毛新宇博士将”我爷爷“推举为罗斯福、邱吉尔的替代品，这种”学术“实在让人莫名其妙。二战并不是单纯的主义之争、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全人类对共同敌人的抗争，而在毛新宇先生眼里，二战胜利显然仅仅是共产主义者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这种观点即便在冷战时期也少人问津，现在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国国家级的电视台中。 毛新宇先生在主持人谈到国际合作反法西斯的问题时，强调说二战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英国、法国不肯和苏联合作对抗法西斯——后来话没说完，因为主持人及时地打断了他。我可以想象如果让毛新宇先生把话说完，英国、法国会变成怎样一个恐怖邪恶的国家，而苏联与德国签定的互不侵犯条约，与德国共同对波兰的瓜分，对波罗地海国家的吞并，对芬兰的侵略，统统都是正当的了。 毛新宇先生最后的研究成果是，在”我爷爷“的领导下，***军队总共消灭了”一百五十万“日本军队。我实在不知道毛博士的研究成果从何而来，据日本方面统计，日军在中国战场总共伤亡130万人。而据我国相关机构的权威统计，中国***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在八年抗战中，毙伤日军 520463人、俘虏6213人、日军投诚746人，合计 527422人。毙、伤、俘、降、伪军1186696人。日军向国民党投降数：1283240人。伪军向国民党投降数：正规伪军683569人，游杂部队779116人，合计为1462685人。我们知道任何统计数字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历史学家负有澄清历史真实数据的使命，但绝对不是信口开河，我还可以举出更多不同的数据，但毛新宇先生的研究成果我辈闻所未闻，完全是天方夜谭似的梦臆。 我认为，博士学位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荣誉，更是对一个大学、一个国家学术水准的真实描述，博士的授予应当是严肃、严谨而客观的，博士是令人敬仰的学界权威，代表的是知识的渊博、治学的严谨和人品的高尚，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学界的声望。一个内心充满了主观想象，狭隘偏执，只知道信口开河的人，当然他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以”博士“的名义来表达，无疑是对”博士“的亵渎，人们有理由去问，毛先生是如何当上博士的，他真实的学术成果是什么？是谁把博士学位授予他的？他又是哪个学校、哪个导师培养出的？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博士“？我质疑的不是这个”博士“学形式上的真实性，而是实质上的，那个表面”真实“的学位证书是否代表了一个实质上真实的证书持有人？ 毛新宇等所做的的评论实难令人信服 CCTV2005年5月7日在新闻频道的《国际观察》直播特别节目中，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作为神秘嘉宾现身北京演播室。毛新宇等所做的军事方面的评论实难令人信服。 1，毛新宇的父亲毛岸青和叔叔毛岸英曾经是二战中苏联战场的亲历者，值得敬重。但说成是壮举未免过了。当时苏联领导人，如斯大林，赫鲁晓夫等的儿子都上了战场。 2，毛新宇的点睛之说：西特勒是美英支持上台的？此言一出，立马被主持人打住，不然还有更有好看的。 3，莫斯科保卫战胜利原因提到：苏联人民的英勇；天气。但毛新宇等“忽略”的一点就是国际反法西斯的力量.苏联能从对日的东方调来保卫莫斯科的生力军，就是得益于美，中两国的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 4，1939年苏德条约及1941年的苏日条约是苏联与法西斯的勾结，出卖了国际反法西斯各盟国的利益。而毛新宇不提这一历史，片面夸大苏联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作用。
网友跟帖节选: 和他爷爷一样傻B! / 央视存心让这孙子出丑的。 / 对博士后的智商表示严重遗憾! / 毛新宇缺乏军事天分，研究军事实非所长。建议毛博士改行研究：1. 大跃进后，3500万中国人民（主要是农民）是怎样饿死的？2.反右斗争对中国的影响.3.“我爷爷”为什么要置刘少奇于死地？ / “酒囊饭袋”这个词用毛孙子身上真是贴切。 / 实乃人间悲剧,竟无语凝噎. (何盾的话:靠!怎么没一句正面评价呢?!)
访谈录节选
“我希望将来能造福人民” 有人告诉毛新宇，他们一家在专业选择上与斯大林一家有点像。 “哪些地方像?”他问。 “毛主席和斯大林都是伟人、大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和理论家，而你的李讷姑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和斯大林的女儿一样都是学历史的，斯大林有一个孙子是军事历史学家，你又是以历史为专业。斯大林的女儿说她的专业是父亲定的，不知你李讷姑姑和你的专业选择是不是由 ‘老人家’定的?” “这么说真是有点像，以前我没注意。李讷姑姑的专业选择是不是爷爷定的，我不知道。我的专业选择是妈妈帮助定的，但爷爷的影响肯定是有的。” “你为什么学历史?今后想专门研究历史吗?” “从小背古诗，听故事，开始对历史感兴趣。长大子知道历史是对人类以往经验的总结，是人类智慧的最好结晶。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里面有许多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想学历史。但我并不想专门研究历史，我想可能的话，就继承爷爷事业，从事政治活动。我希望将来能像爷爷一样，造福于人民。” 同时，他表示，他对历史学很有兴趣，愿意继续研究历史。由于身分的特殊关系，他经常被邀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也有各色作品发表，据闻他的《朱元璋传》已经脱稿，共9万字，很快就要出版了，是与其母亲的一个同事合作的。 人们也曾问起他对未来事业有无具体的目标。他嘿嘿一笑，透出些少年稚气：“国家领导咱就不敢想了，如果能负责一个地方或—个方面，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也就满意了。”
“我挺佩服金日成” 毛新宇去过朝鲜两次，两次都受到了金日成主席的接见。谈起这段经历，他眉飞色舞。 “金日成主席很尊敬我爷爷，也很关心我们一家，常邀请我们去朝鲜给我大伯扫墓。他12岁就开始干革命，20多岁就建党、拉队伍，32岁就当了国家领袖，非常不容易。金主席还很重感情，爷爷活的时候，每逢爸爸诞辰，他都派专人给爷爷送礼物，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礼轻情义重，那份心意真叫人感动。”
转自铁血社区
摘自nostalgia的博客文章《答魔鬼教官老师》毛新宇是个胖子。 不是一般的胖，八十年代大家都没怎么见过世面，没吃过麦当劳也还没领教过美国肉山式的胖子，所以那时候毛新宇的体形在学校里还是相当惊人，当时常用的客气说法是做裤子费布，就像说脸大的女生费雪花膏。 人胖点儿在中国不见得是缺点，至少美国人这么认为。几年前总统大选，好像是《新闻周刊》一篇文章讲选举中非政治因素的重要性说总统候选人千万不能胖因为美国文化把瘦高和诚实等同，作为对比那篇文章又说东方文化正好相反，胖在中国是诚实可靠的象征。要是按这么推理，从我们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几代领导人的体重的升降变化就可以大概推测出我们“全盘西化”或者说是“与国际接轨”的程度——领袖是胖子的时代我们往东；瘦子掌了权我们往西。总的趋势是越变越瘦了，比如朱镕基比李鹏瘦胡锦涛比江核心瘦大家都比毛主席瘦，当然，不可避免地中间也发生过一些瘦得不合时宜的情况，比如少奇还有耀邦同志，不过他们都及时地离开了领导岗位，从而维护了这一“体重政治学”定理的正确性。作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我每次看见温总理竟然这么瘦就觉得中国大有希望。话扯远了，我是想说人胖点儿没事儿，不幸的是毛新宇还是个傻子——注意这不是一个爱称，也没有贬义，只是北京方言用来描述生活中智障人士的通俗说法。毛新宇高中住校，我们班的范之豪是他室友，好多段子都是范说的，你要是能找到他估计能写一本《毛新宇秘闻实录》了。我们平常看见他也就是白天上课还有课间，不过这两个概念对于毛来说好像直到高中毕业也没彻底区分清楚，他经常上着课突然就站起来走出去，老师也从来不管。每天在操场上上体育的应该都能看见，他总是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念念有词地拿着一个地上捡的树枝比划。 毛新宇高一刚来的时候到小卖部买东西不知道需要交钱，各取所需，感觉像是刚从共产主义社会发配过来的。关于他的身世一开始大家还颇有好奇心，一阵子之后新鲜劲儿过了也就没人当回事儿了——除了他自己。比如上课，如果那堂课讲的是毛主席诗词或者是《反对党八股》之类的跟毛泽东沾边的课文，他就会一反常态在教室里坐上一整节课，而且从始至终带着一脸的光荣就像这堂课是他的颁奖仪式。课下他兴致来了喜欢以“我爷爷”的名义给同学们封官，都是一些古代朝廷里的官位夹杂一些《西游记》人物，应该说历史是毛最拿手的科目，经常能考五六十分，其他科目一概不及格或者干脆不考。据说当时在初中的孔东梅跟毛新宇正相反，特别不爱听人提毛泽东。要是为煽情，我好像有必要说现在想起来他那种想不断提醒你他的身世的着急劲儿其实有种傻子特有的简单和诚恳——可惜当年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个套路，中学生对班里一个性格孤僻举止怪诞的胖子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可想而知。葛优回忆他的发家史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刚出道那会儿在一个小话剧团当演员演一个县长怎么着都觉得不像，特苦恼，后来一个老师跟他说其实这不赖你，一个人在台上看着像不像县长全靠周围演员的表演，要是他们不配合，你越演得到家就越别扭。谁要是觉得这个说法说服力不够，可以去找一张金正日视察基层的照片来琢磨琢磨。毛新宇没有小金命好，常有无聊的低年级的小孩儿课间围上来，说：毛新宇，给我们封个官儿吧~，毛一开口那帮孩子就哄笑。上课铃响大家满意地各自散开剩他一个人在操场上，那个场面中的残忍让人想起某一类鲁迅爱写的课文。 北大附中的三年还是给过毛一点温情的。范之豪说毛新宇饭量大可他妈要求学校食堂对他的伙食严格定量，饿了同宿舍的同学也不许给他东西吃。学校的一个门房从前当过兵对毛主席有感情，毛新宇总是在晚上跑到西门的小平房里吃看门老头给他买的蛋糕。记得毛还闪光过一次。有一回《北京青年报》上赫然出现了一篇署名“新宇”的散文，在那之前不记得是什么纪念日毛跟着一代表团去了朝鲜给毛岸英扫墓，那篇文章大概就是他在朝鲜的见闻，其中当时被同学们广为传颂的一句话是：“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大伯就是眼前墓碑上这三个冰冷的字”——大家怎么也不能相信“新宇”就是面前这一位目光游移拿着树棍挥舞着的同学。让我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的倒是范之豪提起的一件小事，他说后来毛新宇一度在宿舍里偷偷喝减肥茶，被他看见了还不好意思地想藏起来。我想也许毛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傻，after all.
法克独裁专制湿
作者：你白
年画纸虎啸山林， 卧撑三次要人命。猫猫一躲魂归阴，卧槽泥马勒戈壁。
哭出来的奥斯卡的颂歌 温水煮蛙买股票 家家户户被套牢 宝宝得了肾结石 只要所谓蛋白质 管它真假都能吃 拉动内需靠地产 死要面子为保官 放眼苍生苦难堪 屁地鸡增能当饭
群友文摘——沁园春.大陆风光 中国风光，千里失业，万里下岗。望工厂内外，惟余嚷嚷，大街上下，顿失爆满。老板破产，白领被炒，欲与民工抢饭碗。先别想，看人才市场，分外壮观。
工作如此难找，引无数英雄竞伤脑。惜秦皇汉武，简历乱扰，唐宗宋祖，面试早夭。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好屈尊当保镖。难奈矣，数明年着落，问计佳宝。
沁园春。回家难
春节又到，中华大地，有钱飞机，没钱站票。望长城内外，大包小包。大河上下，民工滔滔。早起晚睡，达旦通宵，欲与票贩试比高。须钞票。看人山人海，一票难保。车票如此难搞，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昔秦皇汉武，见此遁逃；唐宗宋祖，更是没招！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能骑马往回飙
全国十大雷人标语
1 河南囯道旁：抢劫警车是违法的。
2、铜仁某屠宰场：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3、山东聊城监狱：人民罪犯人民爱，人民罪犯爱人民。
4、安徽农信社：人死债不烂，父债子来还。
5、江苏农村多处可见：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6、河北电网：严禁触摸电线，五万伏高压，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7、重庆人和镇某配种场：人和狼狗配种场。
8、浦东新区：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呼市旅游广告：忽视谁都别忽视呼市，忽悠谁都不许忽悠游客。
10、上海有线电视：一次性交150元，全年96套.
社会万象——顺口溜数则: 中国现实辛辣写照（转帖）
忙碌的公仆在包厢里，重要的工作在宴会里干部的任免在交易里，工程的发包在暗箱里该抓的工作在口号里，须办的急事在会议里妥善的计划在抽屉里，应煞的歪风在通知里扶贫的干部在奥迪里，宝贵的人才在悼词里优质的商品在广告里，辉煌的数字在总结里
乡级干部 手拿大哥大，土匪又恶霸。骑着摩托车，到处瞎溜达。吃喝与嫖赌，干啥都不差。
县级干部 出去坐着桑挞纳，大红警灯高高挂。跑到单位破口骂，昨天吃饭没王八。
市级干部 贪污受贿我不怕，后台靠山摆在那。有钱全都好说话，等捞够了我再下。
省级干部出门座架是宝马，左右情妇一大把。挪了几亿怕事发，跑到美国找爹妈。
街道干部: 喝黄酒, 看黄片, 睡黄脸婆.乡镇干部: 喝白酒, 打白条, 摸白大腿.地区干部: 喝红酒, 收红宝, 亲红嘴唇.省级干部: 喝洋酒, 泡洋妞, 出洋考察.中央干部: 喝名酒, 玩明星, (下面忘了)
满腔热血投身社会，摸爬滚打终日疲惫；低三下四谋取地位，常年奔波天天喝醉；收入可怜啥都嫌贵，交往叩头处处破费；有用本事已经作废，不学无术擅长开会；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溜须拍马寻找机会；青春年华如此狼狈，苟且偷生窝囊一辈！
为了生活几乎不睡 点头哈腰就差下跪； 日不能息夜不能寐； 单位有事立马到位； 屁大点事不敢得罪； 一年到头不离岗位； 劳动法规统统作废； 身心憔悴无处流泪； 逢年过节家人难会； 变更签证让人崩溃； 工资不高还装富贵； 稍不留神就得犯罪； 抛家舍业愧对长辈； 身在其中方知其味； 不敢奢望社会地位； 全靠傻傻自我陶醉；
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 重视就是标语，落实就是动嘴，验收就是宴会，检查就是喝醉研究就是扯皮，政绩就是神吹， 汇报就是掺水。
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
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
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
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
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
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
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
地痞各霸一方，敢做敢当，越来越像警察。
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东混西混，一帆风顺；任劳任怨，永难如愿；会捧会献，杰出贡献；尽职尽责，必遭指责；推托栽赃，邀功领赏！
欠个人的钱是穷人，欠国家的钱是富人喝酒看度数的是穷人，喝酒看牌子的是富人；写书的是穷人，盗版的是富人；吃家禽的是穷人，吃野兽的是富人耕种土地的是穷人，买卖土地的是富人女人给别人睡的是穷人，睡别人女人的是富人
贫穷时养猪，富裕后养狗；贫穷时种稻，富裕后种草；贫穷时想娶老婆，富裕后想找情人；贫穷时老婆兼秘书，富裕后秘书兼老婆
最引人注目的哥哥──伟哥；最年轻的奶奶──二奶；最难设防的偷窃──偷情；最热闹的走廊──发廊 ；最畅销的书──女秘书
抽烟的等级
抽着阿诗玛，办事处处有人卡抽着红双喜，请客送礼靠自己抽着红塔山，小车接送上下班抽着三个五，吃喝嫖赌又跳舞抽着芙蓉王，洗脚桑拿又上床抽着大中华，你想干啥就干啥
公关公关，无酒不沾；友谊友谊，酒来垫底。吃得不好，经济糟；裆次高，效益好。
两菜一汤生意跑光，四菜一汤平平常常，六菜一汤商量商量,，八菜一汤办事有方。十菜一汤，合同一張；十二菜一汤，买卖兴旺。
兵马未动，酒肉先行；个个灌醉，路路打通。你朦胧，我朦胧，你我正好签合同。
喝上一顿酒。 省下九千九；吃上一顿飯，省下一两万。
花高价，买名酒，名酒送礼送火侯；喝了咱的酒，不想点头也点头；喝了咱的酒，不愿举手也举手；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 好酒好酒。
《百年HUO国》一书的作者孙WEN广教授有言在先：
开大会讲反腐败，问题出在前三排，关键就在主席台，当中那个最厉害。
CCAV新闻联播的惊人发现
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人心没有不鼓舞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接见没有不亲切的，中日没有不友好的，中美没有不合作的，交涉没有不严正的，合作没有不圆满的。
和谐社会新四化：“政治北韩化，经济拉美化，物价欧美化，福利非洲化“。
敬爱的档组织的功能就是：在你遇到难事时对你说：我们无能为力！在你遭遇用人不公时对你说：你要正确对待！在你合法权益受侵时对你说：你要顾全大局！在你受到诬陷时对你说 ：你要相信组织！
六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倭寇赶跑，地主打倒。老蒋“退休”，资本没收。“联合政府”，一裆作主。“老九”作怪，打成“右派”。“赶英超美”，满地饿鬼。文革战鼓，群魔乱舞。猫论一讲，“官倒”喊爽。“陆SI”事件，屠戮又现。镕基铁腕，寿命太短。“代表”讲完，“政绩”泛滥。城建拆迁，肥了贪官。工程开花，都是豆渣。胡温新政，激化矛盾。汶川流泪，作秀无罪。媒体“监督”，助长贪污。“民主党派”，惺惺作态。质检安检，照样危险。法规党纪，视同儿戏。六十余年，裹足不前。砖制废掉，斯是王道。
龙颜大怒的视频链接看不到了，看文字吧
YST 这一段录像带是国家主席江世宗在北京召见香港特首董建华时香港记者所做的现场报导。香港记者提出了一串诱导式的问题，终于引发江世宗的怒火，愤怒的江世宗痛快地教训了香港记者。这个过程非常精彩，这群香港记者的表现是非常经典的，值得我们仔细观察。请读者先观看下面这段影片，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香港记者的报导是用广东话，但是请放心，主要的精彩对白都是国语，是江世宗的扬州国语和香港记者的广东国语，都不是台湾媒体恶意宣传的所谓「北京话」。在中国说真正北京话的大概不到１％，呵呵呵！我们来看香港记者是如何提出诱导式的问题：女记者：江主席，你觉得董先生连任好不好？江世宗：好哇。女记者：中央也支持他吗？江世宗：当然。女记者：现在那么早，你们就说支持董先生，会不会给人感觉你们是内定钦点董先生？看到没有？记者已经把话套住老江了，以后发稿的重点就是「内定钦点」，攻击中G的专制。从影片上的神色和语气可以清楚看出，老江一下子就紧张了，脸色从笑容可掬立刻变成非常严肃。江世宗：任何事也是按照香港的基本法，按照选举法。刚才你问我，我可以回答一句「无可奉告」。但是你们又不高兴，我怎么办？我讲的意思不是钦点他当下任。你问我支不支持，我说支持。我就明确告诉你这一点。我感觉你们新闻界还需要学习．．．．．．毕竟你们还 too young（太年轻），你明白这意思吧？我是身经百战了，见得多了，西方的那个国家我没去过？你们要知道，美国的华莱士比你们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我跟他谈笑风生。所以说媒体还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我为你们着急。．．．．你们跑得比西方记者还快，但是问来问去的问题，too simple（太简单），sometimes naive（有时候太幼稚），懂了没有？
女记者继续追问。女记者：可是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支持董建华？看到没有？除了「谁上，谁下」这个傻记者问不出其它任何问题。老江不理她的问题，开始教训这些记者。江世宗：我今天做为一个长者跟你们说，我不是新闻工作者，但是我见得太多了。我有必要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的经验，．．．．（消音了一小段），中国有一句话叫「闷声发大财」，这是最好的。但是我想我见到你们这样热情，一句话不说也不好。在宣传上将来如果你们报导有偏差，你们要负责。我们没有说要钦定，没有任何这个意思，但你一定要问我对董先生支不支持？他现在是特首，我们怎么能不支持特首？女记者插嘴：但是连任呢？江世宗：连任也得按照香港的法律，对不对？要按照香港的．．．当然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候我们会表态的。明白这意思吗？你们不要想喜欢弄个大新闻，说现在已经钦定了，把我批判一番，你们啊，naive（天真无知）！
中学毕业毛新宇去了人大，据说他妈先到北大去游说过，招生办公室的头儿跟她好听的说了一大通最后表态说：欢迎毛新宇同学“报考”北京大学。上大学以后的故事就都是道听途说了，比较可靠的一个是班里一个也上了人大的女生讲的。她说大一那年毛新宇看上了一个她们宿舍的同学，经常到宿舍来找（八九年夏天以前北京大部分高校的女生楼男生是可以自由进出的），通常一有人报信说毛新宇上楼了那个被追的女生要是在宿舍就赶紧到别的屋躲起来，问题是毛太执着，经常会表示要坐在房间里等她回来，于是她们想了一辙：一个人假装出去打水，门口转一圈回来说：“哎，我刚才在哪儿哪儿哪儿看见那谁谁了~”毛新宇一听就坐不住了，立刻抬屁股走人。据说这个拙劣的小品竟然屡试不爽。后来我再没当面见过毛新宇，不过隔长不短的会在各色媒体里看到这个名字。令人替他高兴的是有了职业演员们的配合，他喜爱的“我爷爷的孙子”这一角色演起来比从前轻松多了，而且有越来越像那么回事儿的趋势。正如英国报纸离不开他们的女王，我们的新闻事业也离不开毛主席他老人家，他们有他们的两个小王子，呼而嘿呦我们有我们的一个毛新宇博士。千万不要低估我国市场经济中对“毛”字的内需，既然清朝皇帝一个冷门亲戚的野史都能拍成轰动全国的电视连续剧，《“神五”圆了爷爷的飞天梦》这样的报道怎么能不让神州人民激动不已呢？激动之余我常常很感激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质，比那帮无聊的英国小报记者简直强太多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唯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毛新宇整天被媒体娱乐圈的人拉来推去的，万一被市场给腐蚀了失去“伟人之后”的本色那可就真是“亲者痛、仇者快”了。前一段在网上看到一个白岩松访谈毛新宇的视频链接，点过去的时候我还真替他捏了把汗。在他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之后我放心了——看着他说“爷爷”两个字的样子，我知道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毛新宇，就像在上一堂普普通通的毛主席诗词课。
此文得罪众多可爱胖子，在这道歉了，不好意思。
至于毛粉们，对不住，得罪了，不道歉！！！
1借出打火机被判死刑 2回眸“六四”二十年 3<六四>事件的見證人林 彬
阎久戚 (于2003年)朝阳区副食店卖肉的售货员小戴因为借了打火机给人烧军车，被当局处死。戴家三姐妹为怕高血压的六旬母亲伤心，说小戴判的是无期徒刑 ......
六 四 大 屠 杀的死难者应该分为三类。第一部份是六月三日傍晚至六月四日早晨在解放军强行进城和清场时被打死的学生和平民。第二部份是六月四日的白天至以后几天在以天安门为圆心，南至正阳门一侧，东西长安街两侧，由于各种原因靠近警戒线而被打死的人。第三部份是以反革命暴乱罪被逮捕并被处决的人。我要说的就是这第三种人。
究竟有多少人被以反革命暴乱罪逮捕并处决？十四年来一直是个谜。我想，如果我们每个知情者都把自己的所知如实写下来，就可以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展开事实真相；终有一天，完成六四 大 屠 杀死难者的详实的历史记录。以下是我所知的一个个案。
借出打火机被判死刑，骨灰无存
小戴，男，一九八九年二十七岁。未婚，父亲早逝，家里有母亲和三个姐姐。被处决前是北京朝阳区副食店卖肉的售货员。
一 九 八 九 年六 月 四 日上午，大屠杀刚过。北京市内街道一片狼籍。二环路上有抛锚及翻倒的军车民用车。目睹了彻夜大屠杀的北京市民愤怒已极。在一处翻倒的汽车旁，有人喊：「点了它，谁有火？」平时抽烟的小戴刚好在现场，他不假思索地掏出打火机：「我有。」递了过去。一位市民打火引燃了，车被烧著了。小戴回家后，全没把这当回事。过了两天，管片的民警来找小戴，了解六月四日点火烧车的事。小戴天真地想：我不过就借出了个打火机，便承认了掏出打火机的事。但一再申明自己并没有点烧汽车。又过了几天，片警要小戴到派出所谈谈。他一去，便被戒严部队带走了。小戴的姐姐到派出所找片警询问，片警只是透露，小戴是在烧汽车的现场被崇文公安分局的便衣跟踪至家，现在已交戒严部队处理。
大约两个多月后，戴家接到通知。戴××已被以「反革 命 暴 乱 罪」判处死刑了。不久又被告知：已经执行。在当时的白色恐怖高压下，戴家姐妹没敢要回弟弟的骨灰。我在这里用了「小戴」「戴××」，而没有写下死者的全名，实在只是为了他的母亲。老人至今还不知道儿子已死。我若写了全名，口语相传，哪天多病的老人知道了真相，必死无疑。
三个姐姐与百货公司的合谋
小戴被处决后，小戴的三个姐姐决定想方设法瞒住母亲。她们母亲当时六十多岁，并患有高血压。小戴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是老人最为疼爱的。三姐妹对老人谎称小戴被判了无期徒刑，正在新疆服刑。并说服了街道居委会及片警答应对老人保密。
于是戴家三姐妹忍住失去小弟的巨痛，开始了漫漫十四年对母亲善意的欺骗。秋天到了，老人惦念远在新疆「服刑」的儿子，说新疆冷的早，非要和女儿一道去商场为儿子买棉大衣，早早邮过去。戴家三姐妹拦下了老人，她们一道去一家老字号百货商场挑棉服。她们对售货员说：我们买回去两天后就退回来行不行？售货员诧异：还有买回去就是为了退的顾客？但当三姐妹忍不住悲痛细说缘由后，售货员非常同情；帮助三姐妹挑了让老人可心的棉大衣。并要她们今后就到这里来买，买了包退。十四年来，棉大衣羽绒服花样翻新，棉服部售货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售货员们都记著并热情细心善待著每年秋季里的特殊顾客──戴家三姐妹。
十四年来，老母亲对春夏冬日麻木了，只盼著秋天。秋季里她老人家能通过轻暖的棉大衣「摸到」儿子。她把大衣兜里塞满香烟。她不知道儿子吸不到香烟，棉大衣又被「邮」回了商店。
十四年来，戴家三姐妹商量为小弟「减刑」，哄骗母亲。让母亲少些绝望，多些希望。「无期」减到了「二十五年」，一年一年地减，减到了「二十年」。老人虽有高血压冠心病，如今已是七十多奔八十的人了，但她锻链身体顽强地活著，只为在有生之年见到儿子。
我不知道这悲剧甚么时候收场。以这种方式使老人长寿真是残酷。
邓 小 平策动 六 四 大 屠 杀，他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邓小平也要 六 四 后入伙的人手上有血腥。种种迹象表明，六 四 后下令对反革命暴乱份子进行大规模处决的人就是老人帮钦点的新帮主江 泽 民。
袁可志 李雪文
1989年6月3日上午，袁力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声说：“解放军绝对不可能向老百姓开枪。”或许有不少人也抱着同样的幻想。当天子夜11点半，袁力在木樨地饮弹的一刹那，才恍然大悟，原来子弟兵也会听从杀人犯的指令，明目张胆地向无辜平民和青年学生盲目扫射，制造了一场十里长街大屠城。为了寻找袁力尸体，找遍了北京43家医院太平间，半个月间亲眼所见尸体达450具以上，此期间被人认领取走的尸体不知有多少？在八宝山向袁力遗体告别时，见到满满一卡车鼓鼓囊囊的黑色大塑料袋塞满尸体，老远就臭气熏天，医院太平间以外的尸体有不知道有多少！
“六四”惨案过去二十年了，在头几年里，不仅“六四”家属受到种种压制与迫害；非难属对“六四”说句公道话就会坐牢；全国老百姓也都生活在政治恐怖气氛中，对“六四”噤若寒蝉；有不少难属甚至隐瞒亲人被枪杀，不敢承认自己是“六四”难属。以后因杀人犯的死去，人们忙于各自的工作，遂对“六四”逐渐淡忘。又在“和谐社会”的新口号下，恐怖气氛才淡化消失。可是“六四”难属仍然生活在严密监控之中，仍然被压制，甚至借故被拘留，剥夺人身自由……，迄今“六四”难属依然处于各种新的监视手法下。
二十年来，我们不否认“改革开放”的开明决策，使中国走上经济繁荣的宽阔大道，我们也不否认一些杀人犯对国家和人民所做的好事。可是，即使有最大的功绩也不能掩盖犯罪的行径。中国必将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全国上下必须以法律观点来看待和评估“六四”事件。“六四”惨案最关键的原因则在于杀人犯杀人成性的本质，杀人犯及其追随者竟然提出谬论，说什么正是“六四”事件才使得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极其荒唐的逻辑，难道和平解决“八九”学运反会降低政府威信，反会造成社会混乱而延误经济发展吗？！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府全方位的和平政策足以鉴证这一点。正如中央党校教授侯少文所说的：“如果把稳定看做就是把人们管得规规矩矩，很呆板，那样的稳定是没有活力和生机的，它阻碍发展，也不可能持续长久。”又如俞可平的文章指出：“动态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传统的稳定是以“堵”为主，你有意见，你要抗议，我就不让你抗议，你要反映，要抗议，我就采取措施处罚你……我们可以说：“六四”开枪杀人是“处罚你”的最野蛮、最残忍的极刑处罚，由于“六四”杀人才使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谬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有理论”。
有人说袁力是一个给刽子手送上门去的书呆子；也有人说袁力是伸张正义的英雄。书呆子也好，英雄也好，只要你违背杀人犯的意旨，谁也逃不出他的魔掌。袁力只因为坚信党、坚信解放军以至惨遭杀害。
1947年10月13日，二野向大别山挺进过程中，在黄冈发生了一件令人无法接受的凶残案件：一位首长的警卫员副连长赵桂良因为私拿一家商店的布匹和粉条，被政委宣布枪决。赵桂良私拿粉条是为了“孝敬”首长，布匹是给小战士做衣御寒。当时司令员声音低沉而颤抖地说：“赵桂良本是一个打仗勇敢、关心战士的好干部。”他并没有明确表态同意枪决，可是杀人成性的政委却借口军法从事，不顾小战士们和商店老板下跪恳求的情况下，悍然下令将赵桂良处决。试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军法条文：“一个官兵私拿别人价值不高的的物品，就该处以极刑”？这无非是政委为了个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慑力而草菅人命，也就完全暴露了他那杀人成性的本质。解放以后，由他下令开枪杀人并非只有“六四”一次。从他历次的表现看，笔者敢说：“只有杀人才能镇服百姓，才能贯彻其个人意图”是他一贯的坚定不移的信条。
二十年来，生活在监控和压制下的同时，作为“六四”难属，值得庆幸的是：许多国内外素不相识的和平人士给我们寄来捐款和慰问信，我们曾收到过来自美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法国等地的来信，表示对我们的声援和同情，有的还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的。所有与我们相识的共产党内离休老干部都对我们表示同情，并登门慰问。袁力原单位同事们不但前来慰问，还为袁力建墓立碑纷纷捐款，参加袁力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数达三百余人之多。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得悉我们为“六四”遇难的儿子扫墓时，免费把我们送到万安公墓，与我们一起扫墓祭奠，然后又把我们送回家，而且以后每年两次（清明和“六四”）开车送我们去扫墓，迄今年年如此，从未中辍。这些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援，是多么地珍贵和鼓舞人心，使我们下决心必须好好活下去。想当初，袁力一死，我们悲痛得真不想活了，曾萌生自尽的念头。经亲朋劝慰，冷静思考后，认识到自杀的话，岂不便宜了刽子手，而且杀人犯还会给我们扣上“畏罪自杀”的恶名。现在我们更感觉到好好活下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的互慰互励中给了我们温暖和勇气，让我们在抗争中树立起乐观的信心，正义必伸张，罪恶必将得到惩罚。
我们已是耄耋老人，二十年来已经活得够够的了，冒死直言，很可能遭到“灭顶之灾”，对此我们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目前，我们并不奢望为“六四”翻案；为赵紫阳平反，但在二十年后的“六四”国耻日之际，难道仍不让我们难属说句真话吗？！
92岁老翁 袁可志
82岁老妪 李雪文
于“六四”二十周年前夕
林 彬
「六四」雖然過去十年了，我作為「六四」事件的見證人之一，當時的情景現在想起來仍然是歷歷在目，驚心動魄。在這裏，我願把我當時看到的和聽到的比較獨特的情況告訴世人。作為這一歷史事件史料的補充，使人們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有一個更清楚的認識。木樨地是「六四」血案一個熱點一般人認為，「六四」時驚心動魄的事件主要發生在天安門廣場，這不完全符合當時的情況。當時在京的外國記者主要集中在北京飯店，因此他們對天安門廣場及周圍發生的情況了解的比較多，報道的也多。實際上天安門廣場西邊約三四公里處的木樨地是發生了許多驚天動地事情的熱點地區，如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第一梯隊的軍隊是在木樨地首先向人民群眾開槍的，木樨地是群眾傷亡比較集中的地區之一；中央軍委派要員乘直升機親臨部隊上空命令部隊向人民群眾開槍是發生在木樨地；第二梯隊中的一支部隊是在木樨地發生嘩變，對抗中央軍委的命令；在木樨地被燒毀的軍車最多，軍隊損失最大；軍隊向木樨地的部長樓開槍造成人員傷亡而導致老幹部們的強烈反響；軍隊從六月四日到六日派裝甲車在木樨地不斷向路邊群眾及建築開槍造成群眾傷亡，以至在鐵道部值班的鐵路總調度在辦公室被槍擊身亡而震動中央；軍隊在木樨地導演了一場愚弄群眾的醜劇並編製出第一部群眾擁護軍隊「平暴」的電視新聞等等。我當時住在木樨地，親眼目睹了上述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暴風雨即將來臨部隊在六月三日凌晨採取輕裝突襲天安門廣場的行動失敗後，整個北京籠罩在十分緊張的氣氛中。三日中午部隊在六部口一帶第一次對群眾施放了催淚瓦斯。三日下午我下班回到家裏，電視已開始反復播送北京戒嚴指揮部的通告，禁止群眾晚上上街，要求大家呆在家裏。我們都感到軍隊要採取強硬手段解決天安門廣場的問題，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吃完晚飯，我懷著十分好奇的心情來到木樨地的復外大街上，想看看大街上有沒有人，人們是否都呆在家裏。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約八條車道寬的大街上擠滿了人，到處在議論頭天晚上和當天白天發生的事情，根本沒把戒嚴指揮部的命令放在眼裏。許多人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的命運非常掂念，擔心會像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那樣，遭到武力鎮壓。有些人開始把間隔汽車道和自行車道的水泥墩橫到路中間，有些人把停在路邊的以及停在附近汽車總站的三二○路汽車和一一四無軌電車也推過來橫在路上，以圖阻擋軍車。為了能看得更清楚，我登上路邊一棟高層住宅，站在十層的窗戶前往下看，整個情景盡收眼底。寬約二三十米的公路上，視線所及全是人，看來這些人準備像「五二○」實施戒嚴那天一樣，用身軀把軍隊擋在城外。更令人吃驚的是路邊堆滿了成百上千的自行車，表明許多人是騎車從其它地區趕來看熱鬧的，因為他們知道復興門外的復興路一帶是軍事機關的集中地，駐滿了來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而復外大街又是由城市西郊通向天安門廣場的必經要道。看著這成千上萬的人（我估計這時約有百萬人呆在北京的主要街道上），我想他們一定和我一樣，從小從教科書上學到的是只有國民黨和日本軍隊會向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人民解放軍絕不會向人民開槍，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正是這種天真的想法將使他們付出血的代價，一個震驚世界的慘案將在他們當中發生。軍隊開始強行推進晚六點左右，數架軍用直升機沿著長安街從東向西飛來，在木樨地低空盤旋了幾圈後向西飛去。我分析上面坐著軍隊的高級將領，他們在觀察形勢，分析動向，向中央匯報。直升機的到來使氣氛頓然緊張起來，山雨欲來風滿樓，人們意識到部隊要行動了。這時，上百輛摩托車從天安門方向開過來，幾乎每輛車後面都坐著一個年青的女孩子，手持一面彩旗，他們高呼著口號，呼嘯而過。這是一支被稱為「飛虎隊」的摩托車隊，在當時起到聯絡和鼓舞士氣的作用。據說是由一批個體戶和幹部子弟組成的，因為在當時只有這些人具有購車能力。「六四」後他們成為公安部門的重點打擊對象。摩托車的到來使群眾立刻興奮起來，人們閃開路讓他們通過，許多人向他們揮手致意。大約在八點鐘，有人開著摩托車從西過來，大聲喊道﹁部隊已過了公主墳，那兒的群眾正在奮力阻擋，快去支援！」許多人騎上自行車向西趕去，有數百人將五六輛無軌電車推到木樨地橋上，把橋上的快車道完全堵住，這時木樨地已處在十分緊張的氣氛中。九點多鐘，我站在高樓上，已能聽到西邊遠處人群的吶喊聲像海潮似地一波接一波地傳來。天已非常暗，雖然路燈亮著，但仍看不清遠處的情況，只能憑聲音感到部隊已挺進到離木樨地不遠的地方。這時已不斷有受傷的群眾被人送往木樨地的復興醫院。我一看有人受傷，立刻跑下樓去，迎面碰上一個頭部受傷的小夥子，一面用手捂著淌血的頭跑向復興醫院，一邊大聲地罵著：「真他媽地動手了，法西斯！」我非常想知道軍隊和群眾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衝突，我不顧一切向西走去，穿過木樨地橋上的人行道，來到了橋西。血肉長城與軍隊對峙眼前的情景使我震驚，成千上萬的人簇擁在幾十米寬的馬路上，形成了厚達二三百米的人牆，與距橋還有三百米左右的部隊對峙著，你根本無法擠過去。這人群一會兒向前湧一下，一會兒向後退一下，迸發出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我向左拐，插到馬路南側中聯部的北牆邊，沿牆向西穿過人群來到北京鐵路局門口，站到了已經挺進到北京鐵路局門口部隊的右側，目睹著部隊向前推進。站在部隊最前列的是防暴隊，大約有近百人，他們一手持齊胸高的盾牌，一手持大棒，緩緩向前推進，後面緊跟著的是坦克，再往後是滿載士兵的卡車、裝甲車。在場的群眾分成兩部分，圍觀者站在馬路兩邊，雖然他們之中也有人喊口號，但盡量避免與軍隊衝突；阻擋軍隊的則站在路當中，與軍隊對峙著，站在最前列的是學生，其中不少是女學生，他們手挽手組成人牆，與軍隊約有三十米的距離。看得出來，那天部隊一出動就採取了由防暴部隊強行開路的方式，與企圖阻擋軍隊的人們直接發生衝撞，這樣人們再想採取五月二十日戒嚴時那種靠近軍車以至橫臥在車前用身軀阻擋軍隊的意圖根本無法實現。但即使這樣，學生們仍然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他們知道軍隊只是執行命令，與軍隊發生衝突只會激化矛盾，並給當權者提供鎮壓的把柄。他們仍然存在著幻想，想以和平宣傳的方式去感化軍隊，影響軍隊，最終阻擋住軍隊。但這一切都是徒勞的，部隊根本不為任何宣傳、吶喊甚至哭泣所動，不顧一切地向前推進著。後來我聽一個在總政工作的朋友講，軍委下了死令，第一梯隊的部隊必須在凌晨四點天亮以前佔領廣場並將廣場清理完畢，因為北京飯店聚集了大批外國記者，一旦天亮，天安門廣場的一切情景都會被拍攝下來。這時我看到在被防暴部隊衝撞所激怒的群眾中，有人從學生背後扔石頭向部隊還擊，但在鋼盔和盾牌的保護下，防暴部隊根本受不到任何傷害。但當防暴部隊揀起石頭回擊時，情況就不一樣了，人牆後面黑壓壓的全是人，後面的人根本看不見前面發生的情況，因此石頭扔過來時，十有八九落在後面的人身上，這就是為什麼不時有人頭部被砸傷的原因。學生們想制止這種暴力行動，他們向後面的群眾大聲地喊著什麼，但無濟於事，混亂的局面使他們顯得那麼單薄無力，他們無法阻擋住軍隊的前進，也無法制止某些人扔石頭，他們夾在暴力之中，像怒海波濤中的孤舟。我十分佩服學生們的勇敢精神和冷靜的頭腦，同時為他們所處的無奈困境而難過，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又回到了高層住宅樓上。人群與坦克較力大約在晚十點左右，部隊推進到木樨地橋西頭，但被橫在橋中的車輛擋住。部分學生和群眾已通過橋上的人行道撤到橋東頭，和木樨地的群眾匯合起來。雙方被二三層車輛隔開，形成了一種僵峙局面。這時防暴部隊失去了作用，他們不敢在沒有坦克、軍車跟進的情況下通過橋上的人行道繼續前進。過了一會兒，防暴部隊退到坦克後面，一輛坦克開足了馬力向橋中的車輛撞去，企圖撞開車輛。數千人在幾個站在高處的年青人的指揮下，在坦克即將撞到車輛的剎那，喊著「一、二、三」的號子也同時潮水般地衝向車輛。由車輛組成的車牆在雙方巨大力量的合擊下，發出轟然的巨響，但仍然仡立在橋中，坦克的撞擊被抵消了，人們發出了勝利的歡呼聲。接著是雙方一次又一次的重複較量，每一次都是以坦克的巨大馬達聲開始，以雙方同時湧向車牆的壯觀景象而達到高潮，最後在坦克的後退和人們勝利的歡呼聲中結束。這不僅是人民群眾用身軀同現代重型武器的力量較量，也是人們對當局採取軍事手段對付學生而產生不滿的一種發洩。我被這壯觀的景象所激動，深刻體會到什麼是人民的力量。部隊在多次撞擊失敗後，開始向群眾發射催淚瓦斯彈。炸彈越過車牆落在人群中爆炸，隨著催淚煙霧的瀰漫，人們全都躲開了，這時坦克乘機開足馬力向車牆撞去，一聲巨響，兩輛無軌電車被撞得傾斜，車牆中間出現了一個約兩米寬的口子。當坦克車往後退並準備再一次向前撞擊時，上千學生和群眾衝了過去，硬是把傾斜的車輛又推了回去，封住了缺口，並用身軀頂住車輛，擋住了坦克的再一次衝擊。於是雙方的較量進入更緊張、更激烈的階段，上千人隨著催淚彈的爆炸而散開，又隨著煙霧的消失而匯聚，與坦克進行著搏鬥，這驚心動魄的場面是在任何電影中見不到的，也是世界政治鬥爭史上所罕見的。軍隊悍然開槍突然坦克發動機的馬達聲停了，這種突如其來的寂靜還沒使人反應過來，清脆的槍聲劃破了夜空。這時只見橋頭的群眾四散奔逃，僅僅十幾秒鐘，橋頭及附近的馬路上已經看不見人了，人們全都躲進了公路兩邊的樹叢中和建築物後。近百名頭帶鋼盔手持衝鋒槍的軍人從橋上人行道上走了過來，在橋頭散開形成一個半圓形，並不時地向前方盲目地射擊著。接著上來兩輛坦克，一字排開，同時撞擊車牆，大約撞了三五下，就將車輛完全撞開，為部隊前進打開了通道。也就在這時，橋上的無軌電車不知什麼原因著起火來，但因其已被坦克推到橋邊上，對過橋的部隊構不成威脅。這時大約是晚上十點四十分。這支由三十八軍為主組成的西路第一梯隊開始過橋，殺氣騰騰地向城區推進。走在前面的是手持衝鋒槍的士兵，他們邊走邊向前方及兩側開槍，為部隊前進掃除障礙。緊隨其後的是由坦克、滿載士兵的裝甲車和卡車組成的浩浩蕩蕩的大軍，車隊兩傍每隔幾十米便有二三十名手持衝鋒槍的步行士兵護行著，他們也不時地向兩邊開著槍。每輛裝甲車、坦克上方都有士兵探出半截身子，手持衝鋒槍或機關槍不停地左顧右盼，偶爾地向可疑目標射擊。槍聲就像除夕之夜的鞭炮聲那樣密集，響徹天空。這時沒有任何人敢再在公路上阻擋軍車，也許路邊的群眾已經有人中了槍彈，知道部隊開了殺戒，他們只是躲在路邊暗處高喊著「法西斯！法西斯！」但我們這些在觀望的人還蒙在鼓裏，認為部隊是在打橡皮子彈或一種沒有彈頭的演習彈（我在部隊當兵時士兵們稱之為空爆殼）來嚇唬群眾。這時有子彈打在路邊的石階上，蹦出了火花，兩個年青人為此發生了爭論，一個說：「是橡皮子彈！」另一個反駁道：「橡皮子彈打在地上怎麼會有火花，是真子彈！」我當時還插話說：「我認為不會是真子彈，公路上一個人也沒有，他們沒必要真開槍，他們只需要打打演習彈嚇唬嚇唬就行了。」正因為在樓上觀望的人太多和我一樣想法，不相信部隊會開真槍，因此並沒因為槍聲大作而躲進屋裏，特別是部長樓朝北的幾十個公用大陽台，密密麻麻地站著幾百人，因都穿著淺色上衣，在背後室內燈光的襯托下顯得格外注目。部長樓遭殃槍聲越密集，樓下成千上萬的群眾反映越強烈，「打倒法西斯」的口號此伏彼起。那兒有口號，士兵就向那兒射擊。有幾個士兵甚至離開公路向復興醫院前的一群喊口號的年青人追了過去，邊追邊開槍，一直追到醫院裏，場面十分恐怖。突然，在我們所在的樓上有人高呼口號，只見士兵們立刻抬起槍口，向樓上掃射過來，首先是無軌電車用的電纜被打斷，閃出火花，接著子彈打在頭上的水泥牆上，爆出火花並掉下水泥塊，這時我們才大夢初醒，知道部隊動了真槍，嚇得全都蹲了下來。當我再一次抬起身子向外看時，一個更為恐怖的場面出現在我眼前，士兵們正向部長樓掃射，陽台上數百人驚恐萬狀地跑回屋內，各家的燈就像聽到了空襲警報似的，一下子全關上了。整個木樨地陷入極度恐懼之中。據後來住在二十二號樓的朋友講，住二十二、二十四號部長樓的數百老幹部對部隊向部長樓開槍十分不滿，住在這裏的部分人大常委還對被槍擊的情況作了調查統計，僅二十二號樓就有二十八戶家裏的窗戶被子彈打破。有些人把打進屋裏的子彈頭作為證據交給了人大常委。軍人燒車，製造「暴亂」假象部隊的任務是向天安門進軍，有人喊口號並不影響部隊的推進，更不存在威脅戰士生命的問題，為什麼要開槍？何況喊口號的人躲在暗處人群中，盲目向居民樓的方向開槍，將會有多少無辜受到傷害，會造成多麼嚴重的後果，這一切似乎沒有人考慮。北京的群眾只是從電視裏看到在國外有的國家如以色列向投石頭的巴勒斯坦人民開槍，就已經十分殘酷了，但還沒看到向喊口號的群眾開槍的國家，更沒想到發生在中國。當時我的感覺是士兵們似乎得到某種命令，凡是沒按戒嚴指揮部要求呆在家裏的，打死的都算暴徒，即使有人在家裏被打死，最多也是個誤傷致死，部隊不承擔任何責任。大約在十二點左右，部隊已通過了一半，一輛軍用吉普車突然在二十五號樓和部長樓即二十二號之間停下，跳下三個幹部，躲在車的一側，不知什麼原因，向二十五號樓瘋狂射擊。據我所知坐這種車的人至少是營團級幹部，難道他們也不懂得這種向居民樓開槍的嚴重後果嗎！一些戰士不但開槍，而且還燒車。一輛曾被當作路障的三二○路的公共汽車被坦克撞壞後停在二十號樓前路邊上，當部隊快要過完時，幾個步行經過該車的戰士順手將車點燃，以圖造成發生暴亂的證據。事後一位住在木樨地二十號樓並親眼目睹戰士燒車的軍隊幹部在和我談起此事時還非常氣憤地說：「太不像話了，這不是在搞國會縱火案嗎！」大軍過後，平民死傷枕藉大約在凌晨一點多鐘，浩浩蕩蕩的部隊全部通過了木樨地，密集的槍聲轉移到東邊市區。到這時為止我仍然不知道樓下群眾中有多大傷亡，因為在馬路上看不到一具屍體，而群眾躲在路邊綠化區的樹叢裏，那兒沒有燈光，從樓上什麼也看不到。但當部隊通過後人們又湧到公路上時，我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約有上千人抬著屍體、扶著傷員從四面八方奔向復興醫院，這些傷亡者有的是用平板三輪車拉著，有的是幾個人抬著，有的是用自行車馱著，有的是靠人扶著。這些在木樨地傷亡的群眾沒有一個是阻擋軍隊時被擊中的，也沒有一個是像鄧小平講的是在戰士生命遭到危害時不得已被迫還擊造成的，他們都是躲在路邊的無辜受害者。看到這種情景，我跑下樓奔向復興醫院，想進去看看，但到了醫院門口我卻望而止步，到處是傷員，到處是血，到處是被憤怒、恐懼扭曲的面孔，到處是喊聲、哭聲和傷員痛苦的叫聲。這情景讓我渾身發抖，心裏充滿悲憤。我實在看不下去，轉身往回走，這時幾個護送傷員的中年人從醫院出來，對我講，醫院裏全是傷員和屍體，急診室裏的血能沒腳脖子，那情景太慘了，你沒進去看也好。白衣天使震怒回到公路上，那兒又是另一番情景：許多人在揀子彈殼，其中有些是孩子。也許他們覺得很好奇，想帶回去作個紀念。還有一些人把被坦克撞到路邊的汽車、水泥墩子又推到馬路中間，再度築起路障。不過這時人少多了，也許許多人被這屠殺的情景所震住，再也不敢有所行動；也許有些人在目睹了這一切後身心都十分疲勞，回家休息了，但留下來的顯然是一批不怕死的人。其中，又以一位復興醫院的女醫務人員最為突出，她因被醫院裏的慘象所激怒，身著醫院的白工作服跑到馬路上，指揮著數十人把那輛被軍隊燒壞的汽車又推到路中央。大概是輪胎燒壞的原因，車很難推動，她大聲喊著：「一、二、三，一、二、三」，聲音響徹夜空。我感到十分疲勞，心裏也亂到極點，一夜之間人民軍隊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全打碎了，對共產黨也失望到極點。我拖著疲倦的身體回到家裏，才知家裏的人一直為我提心吊膽，看到我回來，才放下心來。木樨地所發生的一切他們都知道了，大家想說什麼，可什麼也說不出來。這一夜我始終無法入睡，除了開槍、死人的情景不斷在腦海中浮現外，就是擔心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的命運。共產黨讓北京人嚐嚐子彈滋味第二天早上六點，我拿著照相機想到復興醫院拍幾張相片，經過二十二號樓和二十四號樓之間時，看到有人正在介紹昨夜部長樓裏有人被打死的情況。原來昨夜部隊向部長樓開槍時，有兩個人在樓上被打死，多人被打傷。死者一個是住在二十四號樓八層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關山復的女婿，他當時去廚房喝水，把燈打開，背對窗戶倒水時被子彈擊中頭部身亡。關山復作為司法部門的最高負責人之一，十分有經驗，他在確定女婿身亡後，並沒把屍體立即送往醫院，而是保護好現場，並通知了有關部門，以證明其女婿是在家中被殺。後來聽說，他第一個是給當時和他住同一樓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家打電話，但家中無人接電話，原來李錫銘事先知道部隊要開槍後，全家躲到了安全的地方。另一個死者是住在二十二號樓十三層的中聯部八十多歲的老副部長李初梨的保姆，當時李老想看看部隊怎樣挺進北京城，讓在他家照顧了他二十多年的六十五歲保姆陪他到陽台上去，李老坐著，保姆站在他身邊，被子彈擊中腹部流血過多身亡。有人還講，在部長樓對面路北的一排居民樓裏死的人更多，其中一位婦女是國家計委的一個司機的夫人，在家中剛洗完澡從衛生間裏出來，被從窗戶外打進的子彈擊中。有一個人插話說，北京人一輩子也沒見過這種場面，日本人進北京時只是在蘆溝橋打了一仗，城裏人沒聽見槍聲；四九年北京又是和平解放，北京人也沒見過開槍。這一下可好，共產黨讓北京的老百姓長了見識，你們到復興醫院看看，停屍間的屍體都擺滿了，許多屍體不得不擺在外面的自行車棚裏。聽到這種情況，我立即向醫院走去。醫生護士一邊搶救一邊哭醫院門口貼著兩個通告，一個顯然是昨天晚上搶救傷員時貼上的，大意是凡是腦部受傷的一律不接受，因本院沒有腦外科大夫，請將傷員送到附近的鐵路醫院或海軍總醫院。另一個則像是早上貼出來的，上有死亡者的姓名、性別，因醫院無處停放屍體，天氣又熱，屍體無法保存，醫院將在幾天後將屍體送去火化，希望家屬單位盡快來認領。在死者名單上，許多人只有性別，沒有姓名，看出來這些人送來時已經死亡，而送他們來的人又不認識他們。我數了數，名單上一共有四十三個死者，其中女性約佔四分之一。一個年青人看我有照相機，知道我想拍照，告訴我醫院不讓進，因為上級有令，任何人不得進入醫院採訪，但自行車棚因在醫院外，醫院管不了，那兒有許多屍體。我來到自行車棚前，門口有人守著，只讓認屍體的人進，但可以從門外看到裏面的情景。地上擺著十幾具屍體，全用白布單罩著，有幾個尋找失蹤親人的人正在查看屍體。一個醫生看見我在照相，走了過來，她不想阻止我，也不想了解我是幹什麼的。她看出我是同情死者的，想把憋了一夜的想法和我談談。她詳細講了頭天晚上搶救的情景。她說，醫院並不知道部隊會採取這樣的行動，因此和往常一樣，各科只有一個醫生值班，整個醫院沒有多少醫生護士。當傷員像潮水般地被送進來時，醫院完全束手無策。一夜之間有三百八十多個重傷員被送了進來，比當時的醫生護士多十幾倍，所有的手術台包括產房的接生台都用來搶救傷員，所有的手術包全用完，沒有辦法，只能簡單地消消毒再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血漿，醫院的血漿全部用完，給血庫打電話要血漿，血庫的回答是送血漿的車過不來，到處是部隊，見到在路上跑的車就開槍。所有的醫生護士都是一邊搶救一邊哭，當他們看到許多年青人送來時還是活著，僅僅因為沒有血漿而最後死在手術台上時，他們的心都碎了。她講她從醫這麼多年，從來沒見到這麼慘的情景，整個晚上，眼淚都哭乾了。據她所知，送到復興醫院的傷員只是從木樨地橋以東到禮士路這大約一公里範圍裏的傷員，木樨地橋以西的被送到鐵路醫院，禮士路以東復興門立交橋一帶的傷員被送到兒童醫院，再往東的送到郵電醫院，天安門一帶的送往協和醫院、北京醫院、北大醫院，全市有四十多所醫院被送進傷亡者。天安門廣場傷亡真相後來我又接觸到其它醫院的醫務工作者，了解到更多的情況。兒童醫院的一位參與搶救的護士長告訴我說，那天晚上她正在值班，部隊開槍時她還出來看了看，當時部隊正從復興門立交橋上通過，群眾都躲到立交橋下的西二環路上。部隊一邊向東推進，一邊從立交橋上向二環路上的群眾開槍，醫院很快就被送來的傷員塞滿了，急診室的血也是沒了腳脖子。兒童醫院的病床和手術台尺寸都比較小，但當時也只能在這個條件下進行搶救。開始他們還對送來的傷員逐一進行登記，以便以後向本人或所在單位收取費用，但到了十二點時，電台播出了中央告全國人民書，指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立即意識到這個定性將使所有的受傷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性，馬上決定將名單撕掉，保護傷員。兒童醫院主要搶救的是從禮士路到復興門立交橋這一段的受傷者，僅僅三四百米的範圍，送來的傷員達二三百人，死亡者達二十多人。北大醫院的一位五十多歲的醫生對我說，部隊開槍後在天安門廣場上搶救傷員的急救車和醫務人員最多的是北大醫院和協和醫院的，一是從學生絕食時起他們就在天安門廣場設立了醫療站，一直沒撤；二是這兩個醫院離天安門廣場較近。開始搶救時，急救車連傷員帶屍體一起運走，後來因為傷員太多，便決定凡是已經死亡的，一律不再搬上急救車。她講天安門金水橋前、天安門廣場上旗桿一帶和歷史博物館前都有他們無法帶走的屍體。講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只能騙當時不在場的中國老百姓和外國人。後來部隊陸續到達，將天安門廣場封鎖起來，將急救車攔住，不許將傷員送出。當時氣氛十分緊張，醫生們向部隊反覆宣傳、交涉，作為紅十字組織的人員，他們有責任搶救任何傷員。而戰士卻說這些受傷者都是暴徒，不能帶走，有的甚至企圖向插著紅十字旗的急救車開槍。眼看就要發生血案，一位隨軍女醫生跑來，厲聲制止住戰士，她高喊著：「不能向紅十字人員開槍！就是在戰場上紅十字人員搶救敵人傷員，也不准開槍。你們可以檢查車，只要裏面是傷員，就應當放他們過去。」這才解救了他們。這位老醫生講，她從醫這麼多年，從來沒想到救死扶傷的醫務人員在執行任務時會遇到這種待遇。有些軍人素質太差，連起碼的常識都不懂。四點前退縮到烈士碑周圍的學生全都撤走了，而卻有二三十個醫務人員及急救車裏的一些傷員被扣在天安門廣場，也許他們看到的太多，知道了一些上面不想讓人民知道的情況。他們一度被集中在歷史博物館前，直到七點才被允許離開。她還告訴我，據她後來從有關人士那兒了解到，在所有參加搶救的醫院中，協和醫院的屍體最多，達一百多具，主要都是從天安門廣場到王府井這不到一公里範圍裏被打死的。我又從其它方面得知，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地區盲目開槍，除了造成圍觀的群眾大量傷亡外，還使一些夾在人群中執行任務的醫務人員、安全部門和部隊的便衣人員被誤傷至死，引起有關方面的強烈反應。這在陳希同後來的一次講話中得到證實，他對因執行任務而被誤傷至死的人員表示哀悼，並對其家屬表示慰問。兇手埋屍滅跡另一位朋友告訴我的情況不但說明部隊在天安門廣場打死了人，而且埋屍滅證。他說部隊控制天安門廣場後，首先是處理屍體。他們擔心屍體如送往醫院或火葬場，外界盛傳天安門廣場打死了人將得到證實，於是決定就地埋葬。這個鮮為人知的情況使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知道。他認識當時中國政壇上的大紅人丁關根的小姨子，其兒子也就是丁的外甥，是個高中生，六月四日凌晨聽到部隊開槍後跑到天安門廣場，結果再也沒回來。以後幾天家長、親屬跑遍了全市參與搶救的四十多所醫院，檢查了所有的屍體、傷員，都沒發現其兒子的蹤跡，於是向北京公安局報了失蹤案。因是大人物的親屬失蹤，北京市十分重視。十幾天後公安局通知家長到一所醫院認屍，這才找到了失蹤的兒子。原來屍體是從天安門廣場西側人大會堂對面的二十八中門前的花壇中挖出來的。鄧小平六月九日對參與北京平暴的軍隊師以上幹部講話後，北京的混亂局面得到了控制，二十八中的教職員工和學生又能回到位於天安門區域的學校上課。不久學生們發現學校門前的花壇裏散發出一股臭味，往下一挖發現了許多屍體，學校立即向公安局報了案。公安局發現屍體中有一具穿著軍褲，首先懷疑是失蹤的軍人，將這具屍體送到某醫院停屍間並通知戒嚴指揮部讓各部隊來認領，結果不是軍人。這時公安局想起丁的外甥也是穿著軍褲失蹤的，便通知其父母來認屍。我的朋友講正因為諸多特殊因素，這個埋屍事件才被外人所知，如果該屍體不是穿軍褲，或不是大人物的親屬失蹤，公安局早就把這具屍體與其它被挖出來的屍體一齊秘密火化了。至於部隊在天安門廣場一帶到底私下處理了多少屍體，也許只能在「六四」平反後才能真相大白。二十八軍抗命譁變六月四日凌晨七點左右，西路第二梯隊的二十八軍風塵僕僕地來到木樨地橋，又被群眾重新設立的路障擋住了。雖然三十八軍推進時打死打傷那麼多人，但還是有許多不怕死的學生、群眾將後到的二十八軍圍住，向他們痛訴「二十七軍」（當時國內外都把三十八軍當成二十七軍）的暴行。二十八軍的戰士幹部都不相信群眾描述的情景，他們講軍隊絕不會向人民群眾開槍。於是一些年輕人跑到復興醫院，高喊著：「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軍不相信軍隊會向群眾開槍。」這時我正在復興醫院和那位醫生交談著，看見這些年輕人很快從醫院裏拿出血衣給二十八軍送去。血的事實立即震撼了整個二十八軍，導致軍心混亂，許多戰士氣憤地撕掉領章，扯下帽徽，有的甚至把槍扔到河裏。靠近木樨地橋的約有七八十輛車的軍人全都下了車，棄車而不顧，整個部隊幾乎失去控制。約十點左右，有人開始燒軍車，軍人們不但不制止，有人還告訴燒車者如何才能將裝甲車點燃，一時火光熊熊，濃煙沖天，約有七十四輛軍車其中包括三十一輛裝甲車、兩輛通訊車全部燒毀。中午十二點半左右，一架直升機飛到木樨地二十八軍的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復傳達軍委命令：「軍委首長有令，軍隊不能受阻，受阻堅決還擊！」這實際上是在公開下達開槍的命令。一時間整個木樨地地區再度緊張起來。但二十八軍始終沒有執行軍委的命令，相反，有一個戰士開著裝甲車，用高射機槍向直升機掃射，將直升機打跑。部隊不執行命令反而向軍委的飛機開槍，這意味著部隊實際上發生了嘩變。我立即跑回家對家裏人講，看來中央對部分軍隊失去控制，弄不好部隊之間還要打起來。到了下午五點，二十八軍不但沒往前推進一步，反爾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到了軍事博物館）。後來聽在軍隊工作的一位朋友講，二十八軍的團以上的幹部全部被逮捕，關在軍隊監獄裏，包括一些軍師級幹部不但帶上了手銬，而且帶著腳鐐。除了二十八軍外，還有一些部隊包括一些屬於第一梯隊的部隊也有抗命的，如從北邊方向來的一支部隊在頤和園後的青龍橋被當地的群眾攔住，部隊也是沒有執行開槍的命令即撤走了。六月四日晚上，北京南邊傳來了隆隆炮聲，我們全都跑到南邊的陽台上，什麼也看不見，但炮聲是確實的。後來傳來各種消息，講在南宛機場有兩支部隊打起來了，但無法得到證實。當時從國家領導人到老百姓，個個人心惶惶，不知還要發生什麼事情。「六四」之後繼續瘋狂濫殺無辜由於部分部隊沒有執行軍委向圍堵的群眾開槍的命令，未能接應上已進入天安門廣場的三十八軍、二十七軍﹝先通過地下通道進入人大會堂待命，等三十八軍佔領天安門廣場後出來參與清場﹞等部隊，使在天安門廣場的部隊一度成為失去後援的孤軍，缺水少糧，並使一些部隊之間的關係處於緊張狀態。六月五日、六日兩天，佔據天安門廣場的部隊每天派坦克、裝甲車隊從東向西進行示威，經過木樨地一直開到軍事博物館，邊行進邊向兩邊開槍。當時傳來的消息是坦克主要是向駐守在軍事博物館的抗命的二十八軍示威。但沿途的老百姓卻倒了霉，部隊的盲目開槍不斷造成群眾新的傷亡。六日那天我正在復興醫院門口，親眼目睹坦克車上的一個軍人向一名嚇得從路邊往對面二十三號樓跑的十三歲的男孩開槍並將他擊倒在地。一些成年人向軍人打手勢，請求軍人允許他們過去救這個孩子，但遭到軍人的拒絕。面對著槍口和殺紅了眼的士兵，無人敢往前走一步，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個男孩子在地上痛苦地掙扎。直到坦克完全過去後，人們才跑了過去，抱起這個孩子向醫院奔來。同時住在部長樓的一位中年人抱著在屋裏被打傷的女兒也向醫院跑來，許多關心這兩個孩子命運的人也跟著跑了過來。看到天真可愛的孩子被軍隊無辜射殺，我極為憤怒，「六四」都過去兩天了，部隊還隨便開槍殺人，簡直無法無天到了極點，難道這就是人民的軍隊？正好有兩個外國記者帶著攝影機在木樨地一帶採訪，也隨著人群來到了醫院，在門口被醫院工作人員擋住，告之北京市政府有規定，不准記者到醫院採訪。這時門口已聚集了上百人，人們把無法向軍隊發洩的憤怒全發洩到這幾個醫院工作人員頭上，一邊高呼著：「讓記者進去！讓記者進去！」一邊從後面推著這兩個外國記者硬是擠了進去。看到這種情景，我心中感到十分悲哀，中國人民什麼時候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面對濫殺無辜的軍隊，人們憤怒而又無奈，只能把希望寄託在這些外國記者身上，希望他們能把北京發生的事情展現在全世界面前，讓世界輿論的壓力迫使中國政府盡快結束這場屠殺。殺害鐵路總調度，殺害外國人這支坦克部隊過了木樨地橋後，繼續向路兩邊的建築物開槍，結果闖了大禍，將在木樨地鐵道部辦公室堅持上班的鐵道部總調度打死，震動了中央高層。當時北京的情況是部隊進城後，因為人們的安全無保證，所有的公共汽車和出租車基本上停駛，大部分單位都不上班，只有鐵道部的職工堅持上班。中國的鐵路是中央直管系統，鐵道部如果不上班，全國鐵道將陷於癱瘓，因此國務院下了命令，鐵道部必須上班。鐵道部的職工在公共交通不通，部隊隨意開槍的情況下上班本來就有一定危險，但沒想到在辦公室裏上班還有殺身大禍，激起全體職工強烈不滿。鐵道部長李森茂當即給國務院秘書長羅幹打了電話，質問：今天都幾號了，部隊還隨意開槍！羅幹立即與楊尚昆通了電話，通報了部隊隨意開槍打死人的情況，使軍委不得不作出決定，將佔領天安門廣場有功但殺人殺得眼紅的部隊調出廣場，換上其它部隊，以使北京的局勢盡快穩定下來。但這支部隊並不就此罷休，七日早上從天安門廣場撤出途中，又在建國門向外交公寓隨便開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六七」事件，一時造成駐京外國人大逃亡。欺騙群眾，編導「擁軍」鏡頭部隊進城三天了，與北京市民一直處於對抗狀態，電視新聞裏也沒有任何群眾擁護、歡迎的鏡頭，而這時全國許多城市暴發了反對軍隊開槍、聲援北京學生的遊行，國際上的反應更為強烈。為了扭轉這個局面，欺騙輿論，部隊選中群眾因傷亡大而極為不滿並在國內國際有影響的木樨地地區，導演了一場愚弄群眾的醜劇。六日下午，當木樨地的群眾正在為上午部隊濫殺無辜而極為憤怒時，從西邊開過來許多軍車、坦克，停在木樨地橋西，其中兩輛坦克車和一輛軍用汽車駛過木樨地橋，幾個軍人走下來，向懷有戒心的路邊群眾宣傳，他們是「三十八軍」的，現在來清理路障，把被燒壞的二十八軍的車輛拖到軍事博物館，晚上準備打進天安門廣場，解決「二十七軍」的問題。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從六月三日晚到六日上午，在木樨地一帶開槍的是二十七軍的部隊，外電也是這麼報道的，因此對二十七軍恨極了，而三十八軍軍長抗命的消息也傳遍了北京城，人們對三十八軍充滿好感。現在一聽說「三十八軍要來對付二十七軍」，無不歡欣鼓舞，人們立即把軍人圍住，同他們熱烈擁抱、握手。我當時也帶著孩子跑了過去，同這些軍人握手。有的老人向軍人痛訴「二十七軍」的暴行，要求「三十八軍」一定為死難者報仇。一位住在二十四號部長樓的年青人將一盤錄像帶交給一位軍人，告訴軍人這是他六月三日晚上錄下的「二十七軍」在木樨地開槍的錄像，作為「二十七軍」的罪證。一些年青人還爬上坦克，揮手熱烈歡呼。幾天了，人們從來沒見到這麼可親的軍人，大家感到有了希望，許多人主動幫助部隊將路障清除掉，為部隊進城創造條件，那種熱烈的場面真是叫人感動。這時一位站在後面軍車上的手持攝像的軍人將這個激動人心的場面拍了下來。這天夜裏，幾乎所有住在木樨地區的人都十分興奮，大家都在等待「三十八軍」挺進天安門時刻的到來。但一夜靜靜地過去了，沒有任何動靜，到了早上七點左右，有部隊從天安門方向撤了出來，但沒見有部隊從西邊進去。一直到晚上七點電視新聞裏播出木樨地的群眾熱烈歡迎軍隊進城平暴的新聞後，我們才知道上了當。有的人一邊看新聞一邊罵：「為了騙取群眾的擁護，不惜編造出三十八軍要打二十七軍的謊言，沒想到政府、軍隊都已墮落到這個地步！」這是北京的第一條擁軍新聞，又是發生在木樨地，在當時確實影響很大。大屠殺後的大搜捕部隊控制北京後，立即開始全市大搜捕。當時抓人主要是三個渠道，一是靠舉報，戒嚴指揮部設了專門的舉報電話。那時抓人根本不經過司法部門，也不按司法程序辦，凡是被舉報的，部隊也不作調查，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來先打一頓，有的被活活打死。在這種情況下，抓人處於十分混亂的狀況。有人為了報私仇，編造假話將仇人舉報，結果使仇人被打得死去活來。我姐姐的一個鄰居，是位婦女，「六四」期間根本沒上街，不知得罪了誰，被人舉報了，被部隊抓去打得面目全非，後因證據不足放了出來。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們工廠一個車間主任是個鐵桿擁軍派，主張對學生採取強硬手段，對車間裏參加支持學生的遊行的年青工人，不但經常訓斥他們，而且扣發他們的獎金並威脅他們說要向部隊舉報他們。這幾個年青人決定先下手為強，打電話將這個車間主任先舉報了，部隊立即將他抓走了。廠領導得知後十分吃驚，立即到部隊去講情，說他是全廠表現最好的幹部，絕不可能上街向軍隊扔石頭。但已經晚了，這個幹部被部隊打成嚴重內傷，回家後在家休養了很長時間沒有上班，情緒極為低落，對部隊由擁護變為反感。偉大的良心──醫院裏反搜捕的鬥爭部隊抓人的另一個渠道是到各醫院去抓傷員，他們認為凡是受槍傷的，那天一定在街上阻擋軍隊，都列為暴徒。但各醫院不這麼看，他們認為受傷的都是無辜者，於是許多醫院都千方百計地保護傷員，一場驚心動魄的搜捕與反搜捕在各醫院展開。我的一位朋友是郵電醫院的醫生，她生動地向我描述了醫院保護傷員的情景。他們醫院住有二十多個重傷員，當部隊拿著戒嚴指揮部的命令來搜查時，醫院一方面派人把他們堵在門口，同他們周旋，講醫院只能根據市政府的命令行事，請部隊與市政府聯繫；一方面立即通知各科病房將傷員盡快轉移走。當時的氣氛十分緊張，但無論是醫生護士，還是病房裏的非傷員病人，大家齊心協力，扶的扶，背的背，將傷員從病房樓後窗運出，送出後門，沒有一個人向部隊告發。當部隊通過電話與市政府聯繫上並讓市政府辦公室通知醫院讓部隊進去搜查時，傷員已經全部轉移完，使部隊撲了個空。我的朋友告訴我，每當她和其它堅持的同行們聊起此事時，大家都覺得特別痛快。但被送進部隊醫院搶救的傷員命運就不太好了，許多人被抓走了。部隊抓人的再一個渠道是把所有的沖洗膠卷的店鋪、攤位控制住，因為當時照像的人很多，膠卷裏的有關鏡頭成了部隊抓人的依據。凡是膠卷中有有關﹁六四﹂鏡頭的，一律沒收，來取膠卷的人則被帶走審查。在木樨地一個沖洗膠卷的商店門前，我親眼目睹兩個來取膠卷的年青人被部隊帶走。孩子心靈的創傷部隊的血腥暴行在孩子們的心靈上也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我的孩子當時只有十一歲，上小學五年級，她當時和我們一起目睹了解放軍射殺無辜的情況。六月六日，她堅持要去上學，我把她送到學校，但不久就回來了。她說學校停課，老師叮囑他們一定要遠離當兵的，說早上教師上班來學校時，親眼目睹幾個中學生騎車經過持槍的士兵身傍，因高呼「人民的軍隊不能對人民開槍」而遭到槍殺。在戒嚴撤銷前每天晚飯後我們在外散步時，只要看到有士兵巡邏過來，她馬上拉我躲得遠遠的，對解放軍充滿恐懼。那時我們散步時我經常數公寓樓牆上的彈孔，每當這時，她就悄悄對我講，別數了，小心有人舉報你，把你抓起來。她幼小的心靈始終籠罩在恐怖中。她到美國後，還曾做過惡夢，一個解放軍持槍追她，當她跑到木樨地機械部汽車工業局門前時，士兵開了槍，打中了她的後腳跟，使她從夢中驚醒。到底是誰下令開槍？六四血案不但使人民群眾的心上蒙上了陰影，也成為進京執行任務的所有部隊的精神負擔。「六四」以後，被開槍後果所震撼的中央高層，無人願承擔開槍的責任。軍內流傳的消息是，當有人問到主持軍委工作的楊尚昆為什麼部隊會開槍時，楊的答覆是他也不知道，他當時正在人大會堂，聽到槍響後也感到突然。對開槍持保留態度的張震曾質問過楊白冰到底是誰下令開的槍，楊的回答是他只是執行命令。張震為此一狀告到鄧小平那兒，指楊氏兄弟把開槍的責任推給了鄧，據講這也是鄧下決心把楊氏兄弟換馬的原因之一。在北京高幹子弟中盛傳的消息還有徐、聶兩位老帥和陳雲去世前，都曾要求鄧小平講清楚到底是誰下令開的槍，看來他們都不願沾這個「歷史功績」的光。軍隊背上的沉重包袱上面不願承擔責任，並派人到部隊調查了解開槍的情況，使執行任務的部隊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大批無辜群眾的傷亡及國內外的強烈反響使軍隊視開槍為恥辱，紛紛像避「瘟疫」一樣迴避開槍問題。「六四」後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門曾組織群眾去慰問在北京擔任戒嚴任務的部隊。據參加慰問的人講，不管是哪個部隊，在與慰問的群眾交談時，都一再聲明他們沒有向群眾開槍。「六四」時受到國內外一致譴責的二十七軍，實際上是替三十八軍背了黑鍋。二十七軍回到駐地石家莊後，受到當地群眾極大的壓力。軍隊幹部的家屬，凡在地方工作的，都受到單位同事指責，他們的子女上學時受到其他學生的圍攻，菜店拒絕賣菜給他們，糧店拒絕賣糧給他們。這種壓力使二十七軍的全體將士無法忍受，他們強烈要求軍首長能出面澄清事實，還他們一個清白。下邊互相推諉，上邊不敢負責在軍內外的強大壓力下，二十七軍不得不以軍黨委的名義給河北省委、省政府寫了一封信，要求他們轉告河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們，二十七軍這次去北京執行任務，沒有向首都人民開一槍。省委、省政府將此信轉發到各級政府去做群眾的工作，才使二十七軍的逆境得到改進。這件事充分說明，開槍不光是在首都不得人心，在全國其他地區也同樣是不得人心。一九九一年我到河北出差時，在省機關工作的朋友講到這件事時，很為石家莊及河北的群眾而自豪。二十七軍的做法使也駐守在河北省的三十八軍被將了一軍，三十八軍若不公開表態，等於承認自己開了槍。三十八軍一怒之下狀告到中央軍委，指責二十七軍既然是到首都平息暴亂，為什麼視開槍為大逆不道而要去澄清什麼事實。這種不請示軍委擅自給地方寫信的做法不但違背軍紀，而且與中央在「六四」問題上不保持一致。三十八軍這一狀實際上是要求軍委對開槍的問題表態。但沒想到軍委的表態十分模糊：「開槍不一定不對，不開槍也不一定對，以後這件事不要再提了。」這種不是理直氣壯肯定開槍的答覆，顯然表明中央軍委不願承擔開槍的責任。那麼開槍打死無辜群眾最多並在「平暴」中立下赫赫戰功的三十八軍，是否敢承認自己開槍並承擔這個歷史的責任呢，答案是否定的。我的一個朋友事後去看望當時以代軍長名義率三十八軍進京鎮壓的後任軍長張美遠時，張的情緒十分不好，講部隊內對中央屢調他們進京對付群眾很不滿，他本人也產生了退下來回南方老家的思想。當我的朋友問三十八軍到底開槍沒開槍時，張一口否認開槍。張講部隊是用石頭打退暴徒而挺進到天安門廣場的。可恥的「平暴」業績至於那些當年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和立功授獎的軍人們，儘管在一九八九年風光一時，但以後這些功績卻成了巨大的精神負擔。一九九○年初，解放軍總政治部向中央打報告，擬在「六四」一週年之際，開展大規模的慶祝活動，深入廣泛地宣傳「平暴」的偉大歷史意義，以教育人民，回擊國際上的「反華浪潮」。當報告送到當時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李瑞環那兒時，被否定了。當時的軍委秘書長兼總政主任楊白冰曾質問李瑞環為什麼不批准，李講是鄧的意見。從那以後，這個曾被高度評價為「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挽救了社會主義」的「平暴」業績，就從中國的宣傳舞台上消失了，而在每年兩度的「八一」、「春節」擁軍優屬活動中，也再沒有人提及要去慰問那些在「平暴」中曾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的軍人及家屬。許多曾在北京執行過戒嚴任務的官兵在復員轉業前，紛紛要求從檔案中拿掉「平暴的業績」，擔心到了地方工作會受到歧視，更不願終身及讓子孫後代背這歷史的黑鍋。誰也沒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時間，曾被大頌特頌的「平暴」業績竟成為人們唯恐沾邊的穢跡。原三十八軍軍長徐先勤因抗命軍隊武裝進京而受到軍法處置，在法庭上他拒不認罪，鐵錚錚地扔下一句話：「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據講這句話在軍中反響很大，對鄧小平、楊尚昆有極大的震動。既然沒有人願當「平暴」的功臣，這實際上已把開槍的責任者擺在了歷史罪人的位置上。「六四」結論自有人作！一九九八年，我又回到了久別的木樨地。一切都顯得那麼陌生，又那麼熟悉。新建的木樨地立交橋使這條大街發生了巨大變化，但路兩邊的高層公寓仍然如舊。我漫步在大街上，極力想在這發生巨大變化的故地找到那歷史事件的遺跡。首先極為醒目地出現在我眼前的是木樨地地鐵站出口處地鐵標誌上的彈孔，不知什麼原因，在中國政府極力掩蓋事實真相的情況下，這塊有彈孔的標誌卻保留了下來。接著我又在當年和女兒數彈孔的公寓樓牆上，找到了槍彈留下的痕跡。「六四」過後，政府當局為了掩蓋部隊向路邊居民和居民樓開槍的事實，組織工人將居民樓牆面上的彈孔用水泥抹上，但不料弄巧成拙，因為用的水泥的顏色與牆體的顏色不一樣，這種塗抹反而構成了明顯的標誌，成了歷史事件的鐵證。
站在這歷史鐵證面前，我思緒萬千。中國領導人一再向全世界宣稱，中國早已對「六四」事件作出了歷史的結論。但他們不知是忘記了還是故意迴避這樣的一個事實，即客觀的歷史結論從來不是由統治者在當時作出的，而是由後世作出的。僅就本世紀發生的類似事件如匈牙利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事件、南韓的光州事件和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來講，儘管當時的統治者都作了類似現在對「六四」相同的結論，並對武裝鎮壓找到了共同的藉口，有的甚至還寫進了歷史教科書，但是最後都站不住腳，這是當時的統治者所始料不及的。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我認為這句話同樣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上關心中國的人們對「六四」事件的心聲。
六 四 大 屠 杀的死难者应该分为三类。第一部份是六月三日傍晚至六月四日早晨在解放军强行进城和清场时被打死的学生和平民。第二部份是六月四日的白天至以后几天在以天安门为圆心，南至正阳门一侧，东西长安街两侧，由于各种原因靠近警戒线而被打死的人。第三部份是以反革命暴乱罪被逮捕并被处决的人。我要说的就是这第三种人。
究竟有多少人被以反革命暴乱罪逮捕并处决？十四年来一直是个谜。我想，如果我们每个知情者都把自己的所知如实写下来，就可以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展开事实真相；终有一天，完成六四 大 屠 杀死难者的详实的历史记录。以下是我所知的一个个案。
借出打火机被判死刑，骨灰无存
小戴，男，一九八九年二十七岁。未婚，父亲早逝，家里有母亲和三个姐姐。被处决前是北京朝阳区副食店卖肉的售货员。
一 九 八 九 年六 月 四 日上午，大屠杀刚过。北京市内街道一片狼籍。二环路上有抛锚及翻倒的军车民用车。目睹了彻夜大屠杀的北京市民愤怒已极。在一处翻倒的汽车旁，有人喊：「点了它，谁有火？」平时抽烟的小戴刚好在现场，他不假思索地掏出打火机：「我有。」递了过去。一位市民打火引燃了，车被烧著了。小戴回家后，全没把这当回事。过了两天，管片的民警来找小戴，了解六月四日点火烧车的事。小戴天真地想：我不过就借出了个打火机，便承认了掏出打火机的事。但一再申明自己并没有点烧汽车。又过了几天，片警要小戴到派出所谈谈。他一去，便被戒严部队带走了。小戴的姐姐到派出所找片警询问，片警只是透露，小戴是在烧汽车的现场被崇文公安分局的便衣跟踪至家，现在已交戒严部队处理。
大约两个多月后，戴家接到通知。戴××已被以「反革 命 暴 乱 罪」判处死刑了。不久又被告知：已经执行。在当时的白色恐怖高压下，戴家姐妹没敢要回弟弟的骨灰。我在这里用了「小戴」「戴××」，而没有写下死者的全名，实在只是为了他的母亲。老人至今还不知道儿子已死。我若写了全名，口语相传，哪天多病的老人知道了真相，必死无疑。
三个姐姐与百货公司的合谋
小戴被处决后，小戴的三个姐姐决定想方设法瞒住母亲。她们母亲当时六十多岁，并患有高血压。小戴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是老人最为疼爱的。三姐妹对老人谎称小戴被判了无期徒刑，正在新疆服刑。并说服了街道居委会及片警答应对老人保密。
于是戴家三姐妹忍住失去小弟的巨痛，开始了漫漫十四年对母亲善意的欺骗。秋天到了，老人惦念远在新疆「服刑」的儿子，说新疆冷的早，非要和女儿一道去商场为儿子买棉大衣，早早邮过去。戴家三姐妹拦下了老人，她们一道去一家老字号百货商场挑棉服。她们对售货员说：我们买回去两天后就退回来行不行？售货员诧异：还有买回去就是为了退的顾客？但当三姐妹忍不住悲痛细说缘由后，售货员非常同情；帮助三姐妹挑了让老人可心的棉大衣。并要她们今后就到这里来买，买了包退。十四年来，棉大衣羽绒服花样翻新，棉服部售货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售货员们都记著并热情细心善待著每年秋季里的特殊顾客──戴家三姐妹。
十四年来，老母亲对春夏冬日麻木了，只盼著秋天。秋季里她老人家能通过轻暖的棉大衣「摸到」儿子。她把大衣兜里塞满香烟。她不知道儿子吸不到香烟，棉大衣又被「邮」回了商店。
十四年来，戴家三姐妹商量为小弟「减刑」，哄骗母亲。让母亲少些绝望，多些希望。「无期」减到了「二十五年」，一年一年地减，减到了「二十年」。老人虽有高血压冠心病，如今已是七十多奔八十的人了，但她锻链身体顽强地活著，只为在有生之年见到儿子。
我不知道这悲剧甚么时候收场。以这种方式使老人长寿真是残酷。
邓 小 平策动 六 四 大 屠 杀，他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邓小平也要 六 四 后入伙的人手上有血腥。种种迹象表明，六 四 后下令对反革命暴乱份子进行大规模处决的人就是老人帮钦点的新帮主江 泽 民。
袁可志 李雪文
1989年6月3日上午，袁力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声说：“解放军绝对不可能向老百姓开枪。”或许有不少人也抱着同样的幻想。当天子夜11点半，袁力在木樨地饮弹的一刹那，才恍然大悟，原来子弟兵也会听从杀人犯的指令，明目张胆地向无辜平民和青年学生盲目扫射，制造了一场十里长街大屠城。为了寻找袁力尸体，找遍了北京43家医院太平间，半个月间亲眼所见尸体达450具以上，此期间被人认领取走的尸体不知有多少？在八宝山向袁力遗体告别时，见到满满一卡车鼓鼓囊囊的黑色大塑料袋塞满尸体，老远就臭气熏天，医院太平间以外的尸体有不知道有多少！
“六四”惨案过去二十年了，在头几年里，不仅“六四”家属受到种种压制与迫害；非难属对“六四”说句公道话就会坐牢；全国老百姓也都生活在政治恐怖气氛中，对“六四”噤若寒蝉；有不少难属甚至隐瞒亲人被枪杀，不敢承认自己是“六四”难属。以后因杀人犯的死去，人们忙于各自的工作，遂对“六四”逐渐淡忘。又在“和谐社会”的新口号下，恐怖气氛才淡化消失。可是“六四”难属仍然生活在严密监控之中，仍然被压制，甚至借故被拘留，剥夺人身自由……，迄今“六四”难属依然处于各种新的监视手法下。
二十年来，我们不否认“改革开放”的开明决策，使中国走上经济繁荣的宽阔大道，我们也不否认一些杀人犯对国家和人民所做的好事。可是，即使有最大的功绩也不能掩盖犯罪的行径。中国必将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全国上下必须以法律观点来看待和评估“六四”事件。“六四”惨案最关键的原因则在于杀人犯杀人成性的本质，杀人犯及其追随者竟然提出谬论，说什么正是“六四”事件才使得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极其荒唐的逻辑，难道和平解决“八九”学运反会降低政府威信，反会造成社会混乱而延误经济发展吗？！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府全方位的和平政策足以鉴证这一点。正如中央党校教授侯少文所说的：“如果把稳定看做就是把人们管得规规矩矩，很呆板，那样的稳定是没有活力和生机的，它阻碍发展，也不可能持续长久。”又如俞可平的文章指出：“动态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传统的稳定是以“堵”为主，你有意见，你要抗议，我就不让你抗议，你要反映，要抗议，我就采取措施处罚你……我们可以说：“六四”开枪杀人是“处罚你”的最野蛮、最残忍的极刑处罚，由于“六四”杀人才使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谬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有理论”。
有人说袁力是一个给刽子手送上门去的书呆子；也有人说袁力是伸张正义的英雄。书呆子也好，英雄也好，只要你违背杀人犯的意旨，谁也逃不出他的魔掌。袁力只因为坚信党、坚信解放军以至惨遭杀害。
1947年10月13日，二野向大别山挺进过程中，在黄冈发生了一件令人无法接受的凶残案件：一位首长的警卫员副连长赵桂良因为私拿一家商店的布匹和粉条，被政委宣布枪决。赵桂良私拿粉条是为了“孝敬”首长，布匹是给小战士做衣御寒。当时司令员声音低沉而颤抖地说：“赵桂良本是一个打仗勇敢、关心战士的好干部。”他并没有明确表态同意枪决，可是杀人成性的政委却借口军法从事，不顾小战士们和商店老板下跪恳求的情况下，悍然下令将赵桂良处决。试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军法条文：“一个官兵私拿别人价值不高的的物品，就该处以极刑”？这无非是政委为了个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慑力而草菅人命，也就完全暴露了他那杀人成性的本质。解放以后，由他下令开枪杀人并非只有“六四”一次。从他历次的表现看，笔者敢说：“只有杀人才能镇服百姓，才能贯彻其个人意图”是他一贯的坚定不移的信条。
二十年来，生活在监控和压制下的同时，作为“六四”难属，值得庆幸的是：许多国内外素不相识的和平人士给我们寄来捐款和慰问信，我们曾收到过来自美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法国等地的来信，表示对我们的声援和同情，有的还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的。所有与我们相识的共产党内离休老干部都对我们表示同情，并登门慰问。袁力原单位同事们不但前来慰问，还为袁力建墓立碑纷纷捐款，参加袁力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数达三百余人之多。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得悉我们为“六四”遇难的儿子扫墓时，免费把我们送到万安公墓，与我们一起扫墓祭奠，然后又把我们送回家，而且以后每年两次（清明和“六四”）开车送我们去扫墓，迄今年年如此，从未中辍。这些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援，是多么地珍贵和鼓舞人心，使我们下决心必须好好活下去。想当初，袁力一死，我们悲痛得真不想活了，曾萌生自尽的念头。经亲朋劝慰，冷静思考后，认识到自杀的话，岂不便宜了刽子手，而且杀人犯还会给我们扣上“畏罪自杀”的恶名。现在我们更感觉到好好活下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的互慰互励中给了我们温暖和勇气，让我们在抗争中树立起乐观的信心，正义必伸张，罪恶必将得到惩罚。
我们已是耄耋老人，二十年来已经活得够够的了，冒死直言，很可能遭到“灭顶之灾”，对此我们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目前，我们并不奢望为“六四”翻案；为赵紫阳平反，但在二十年后的“六四”国耻日之际，难道仍不让我们难属说句真话吗？！
92岁老翁 袁可志
82岁老妪 李雪文
于“六四”二十周年前夕
林 彬
「六四」雖然過去十年了，我作為「六四」事件的見證人之一，當時的情景現在想起來仍然是歷歷在目，驚心動魄。在這裏，我願把我當時看到的和聽到的比較獨特的情況告訴世人。作為這一歷史事件史料的補充，使人們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有一個更清楚的認識。木樨地是「六四」血案一個熱點一般人認為，「六四」時驚心動魄的事件主要發生在天安門廣場，這不完全符合當時的情況。當時在京的外國記者主要集中在北京飯店，因此他們對天安門廣場及周圍發生的情況了解的比較多，報道的也多。實際上天安門廣場西邊約三四公里處的木樨地是發生了許多驚天動地事情的熱點地區，如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第一梯隊的軍隊是在木樨地首先向人民群眾開槍的，木樨地是群眾傷亡比較集中的地區之一；中央軍委派要員乘直升機親臨部隊上空命令部隊向人民群眾開槍是發生在木樨地；第二梯隊中的一支部隊是在木樨地發生嘩變，對抗中央軍委的命令；在木樨地被燒毀的軍車最多，軍隊損失最大；軍隊向木樨地的部長樓開槍造成人員傷亡而導致老幹部們的強烈反響；軍隊從六月四日到六日派裝甲車在木樨地不斷向路邊群眾及建築開槍造成群眾傷亡，以至在鐵道部值班的鐵路總調度在辦公室被槍擊身亡而震動中央；軍隊在木樨地導演了一場愚弄群眾的醜劇並編製出第一部群眾擁護軍隊「平暴」的電視新聞等等。我當時住在木樨地，親眼目睹了上述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暴風雨即將來臨部隊在六月三日凌晨採取輕裝突襲天安門廣場的行動失敗後，整個北京籠罩在十分緊張的氣氛中。三日中午部隊在六部口一帶第一次對群眾施放了催淚瓦斯。三日下午我下班回到家裏，電視已開始反復播送北京戒嚴指揮部的通告，禁止群眾晚上上街，要求大家呆在家裏。我們都感到軍隊要採取強硬手段解決天安門廣場的問題，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吃完晚飯，我懷著十分好奇的心情來到木樨地的復外大街上，想看看大街上有沒有人，人們是否都呆在家裏。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約八條車道寬的大街上擠滿了人，到處在議論頭天晚上和當天白天發生的事情，根本沒把戒嚴指揮部的命令放在眼裏。許多人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的命運非常掂念，擔心會像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那樣，遭到武力鎮壓。有些人開始把間隔汽車道和自行車道的水泥墩橫到路中間，有些人把停在路邊的以及停在附近汽車總站的三二○路汽車和一一四無軌電車也推過來橫在路上，以圖阻擋軍車。為了能看得更清楚，我登上路邊一棟高層住宅，站在十層的窗戶前往下看，整個情景盡收眼底。寬約二三十米的公路上，視線所及全是人，看來這些人準備像「五二○」實施戒嚴那天一樣，用身軀把軍隊擋在城外。更令人吃驚的是路邊堆滿了成百上千的自行車，表明許多人是騎車從其它地區趕來看熱鬧的，因為他們知道復興門外的復興路一帶是軍事機關的集中地，駐滿了來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而復外大街又是由城市西郊通向天安門廣場的必經要道。看著這成千上萬的人（我估計這時約有百萬人呆在北京的主要街道上），我想他們一定和我一樣，從小從教科書上學到的是只有國民黨和日本軍隊會向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人民解放軍絕不會向人民開槍，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正是這種天真的想法將使他們付出血的代價，一個震驚世界的慘案將在他們當中發生。軍隊開始強行推進晚六點左右，數架軍用直升機沿著長安街從東向西飛來，在木樨地低空盤旋了幾圈後向西飛去。我分析上面坐著軍隊的高級將領，他們在觀察形勢，分析動向，向中央匯報。直升機的到來使氣氛頓然緊張起來，山雨欲來風滿樓，人們意識到部隊要行動了。這時，上百輛摩托車從天安門方向開過來，幾乎每輛車後面都坐著一個年青的女孩子，手持一面彩旗，他們高呼著口號，呼嘯而過。這是一支被稱為「飛虎隊」的摩托車隊，在當時起到聯絡和鼓舞士氣的作用。據說是由一批個體戶和幹部子弟組成的，因為在當時只有這些人具有購車能力。「六四」後他們成為公安部門的重點打擊對象。摩托車的到來使群眾立刻興奮起來，人們閃開路讓他們通過，許多人向他們揮手致意。大約在八點鐘，有人開著摩托車從西過來，大聲喊道﹁部隊已過了公主墳，那兒的群眾正在奮力阻擋，快去支援！」許多人騎上自行車向西趕去，有數百人將五六輛無軌電車推到木樨地橋上，把橋上的快車道完全堵住，這時木樨地已處在十分緊張的氣氛中。九點多鐘，我站在高樓上，已能聽到西邊遠處人群的吶喊聲像海潮似地一波接一波地傳來。天已非常暗，雖然路燈亮著，但仍看不清遠處的情況，只能憑聲音感到部隊已挺進到離木樨地不遠的地方。這時已不斷有受傷的群眾被人送往木樨地的復興醫院。我一看有人受傷，立刻跑下樓去，迎面碰上一個頭部受傷的小夥子，一面用手捂著淌血的頭跑向復興醫院，一邊大聲地罵著：「真他媽地動手了，法西斯！」我非常想知道軍隊和群眾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衝突，我不顧一切向西走去，穿過木樨地橋上的人行道，來到了橋西。血肉長城與軍隊對峙眼前的情景使我震驚，成千上萬的人簇擁在幾十米寬的馬路上，形成了厚達二三百米的人牆，與距橋還有三百米左右的部隊對峙著，你根本無法擠過去。這人群一會兒向前湧一下，一會兒向後退一下，迸發出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我向左拐，插到馬路南側中聯部的北牆邊，沿牆向西穿過人群來到北京鐵路局門口，站到了已經挺進到北京鐵路局門口部隊的右側，目睹著部隊向前推進。站在部隊最前列的是防暴隊，大約有近百人，他們一手持齊胸高的盾牌，一手持大棒，緩緩向前推進，後面緊跟著的是坦克，再往後是滿載士兵的卡車、裝甲車。在場的群眾分成兩部分，圍觀者站在馬路兩邊，雖然他們之中也有人喊口號，但盡量避免與軍隊衝突；阻擋軍隊的則站在路當中，與軍隊對峙著，站在最前列的是學生，其中不少是女學生，他們手挽手組成人牆，與軍隊約有三十米的距離。看得出來，那天部隊一出動就採取了由防暴部隊強行開路的方式，與企圖阻擋軍隊的人們直接發生衝撞，這樣人們再想採取五月二十日戒嚴時那種靠近軍車以至橫臥在車前用身軀阻擋軍隊的意圖根本無法實現。但即使這樣，學生們仍然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他們知道軍隊只是執行命令，與軍隊發生衝突只會激化矛盾，並給當權者提供鎮壓的把柄。他們仍然存在著幻想，想以和平宣傳的方式去感化軍隊，影響軍隊，最終阻擋住軍隊。但這一切都是徒勞的，部隊根本不為任何宣傳、吶喊甚至哭泣所動，不顧一切地向前推進著。後來我聽一個在總政工作的朋友講，軍委下了死令，第一梯隊的部隊必須在凌晨四點天亮以前佔領廣場並將廣場清理完畢，因為北京飯店聚集了大批外國記者，一旦天亮，天安門廣場的一切情景都會被拍攝下來。這時我看到在被防暴部隊衝撞所激怒的群眾中，有人從學生背後扔石頭向部隊還擊，但在鋼盔和盾牌的保護下，防暴部隊根本受不到任何傷害。但當防暴部隊揀起石頭回擊時，情況就不一樣了，人牆後面黑壓壓的全是人，後面的人根本看不見前面發生的情況，因此石頭扔過來時，十有八九落在後面的人身上，這就是為什麼不時有人頭部被砸傷的原因。學生們想制止這種暴力行動，他們向後面的群眾大聲地喊著什麼，但無濟於事，混亂的局面使他們顯得那麼單薄無力，他們無法阻擋住軍隊的前進，也無法制止某些人扔石頭，他們夾在暴力之中，像怒海波濤中的孤舟。我十分佩服學生們的勇敢精神和冷靜的頭腦，同時為他們所處的無奈困境而難過，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又回到了高層住宅樓上。人群與坦克較力大約在晚十點左右，部隊推進到木樨地橋西頭，但被橫在橋中的車輛擋住。部分學生和群眾已通過橋上的人行道撤到橋東頭，和木樨地的群眾匯合起來。雙方被二三層車輛隔開，形成了一種僵峙局面。這時防暴部隊失去了作用，他們不敢在沒有坦克、軍車跟進的情況下通過橋上的人行道繼續前進。過了一會兒，防暴部隊退到坦克後面，一輛坦克開足了馬力向橋中的車輛撞去，企圖撞開車輛。數千人在幾個站在高處的年青人的指揮下，在坦克即將撞到車輛的剎那，喊著「一、二、三」的號子也同時潮水般地衝向車輛。由車輛組成的車牆在雙方巨大力量的合擊下，發出轟然的巨響，但仍然仡立在橋中，坦克的撞擊被抵消了，人們發出了勝利的歡呼聲。接著是雙方一次又一次的重複較量，每一次都是以坦克的巨大馬達聲開始，以雙方同時湧向車牆的壯觀景象而達到高潮，最後在坦克的後退和人們勝利的歡呼聲中結束。這不僅是人民群眾用身軀同現代重型武器的力量較量，也是人們對當局採取軍事手段對付學生而產生不滿的一種發洩。我被這壯觀的景象所激動，深刻體會到什麼是人民的力量。部隊在多次撞擊失敗後，開始向群眾發射催淚瓦斯彈。炸彈越過車牆落在人群中爆炸，隨著催淚煙霧的瀰漫，人們全都躲開了，這時坦克乘機開足馬力向車牆撞去，一聲巨響，兩輛無軌電車被撞得傾斜，車牆中間出現了一個約兩米寬的口子。當坦克車往後退並準備再一次向前撞擊時，上千學生和群眾衝了過去，硬是把傾斜的車輛又推了回去，封住了缺口，並用身軀頂住車輛，擋住了坦克的再一次衝擊。於是雙方的較量進入更緊張、更激烈的階段，上千人隨著催淚彈的爆炸而散開，又隨著煙霧的消失而匯聚，與坦克進行著搏鬥，這驚心動魄的場面是在任何電影中見不到的，也是世界政治鬥爭史上所罕見的。軍隊悍然開槍突然坦克發動機的馬達聲停了，這種突如其來的寂靜還沒使人反應過來，清脆的槍聲劃破了夜空。這時只見橋頭的群眾四散奔逃，僅僅十幾秒鐘，橋頭及附近的馬路上已經看不見人了，人們全都躲進了公路兩邊的樹叢中和建築物後。近百名頭帶鋼盔手持衝鋒槍的軍人從橋上人行道上走了過來，在橋頭散開形成一個半圓形，並不時地向前方盲目地射擊著。接著上來兩輛坦克，一字排開，同時撞擊車牆，大約撞了三五下，就將車輛完全撞開，為部隊前進打開了通道。也就在這時，橋上的無軌電車不知什麼原因著起火來，但因其已被坦克推到橋邊上，對過橋的部隊構不成威脅。這時大約是晚上十點四十分。這支由三十八軍為主組成的西路第一梯隊開始過橋，殺氣騰騰地向城區推進。走在前面的是手持衝鋒槍的士兵，他們邊走邊向前方及兩側開槍，為部隊前進掃除障礙。緊隨其後的是由坦克、滿載士兵的裝甲車和卡車組成的浩浩蕩蕩的大軍，車隊兩傍每隔幾十米便有二三十名手持衝鋒槍的步行士兵護行著，他們也不時地向兩邊開著槍。每輛裝甲車、坦克上方都有士兵探出半截身子，手持衝鋒槍或機關槍不停地左顧右盼，偶爾地向可疑目標射擊。槍聲就像除夕之夜的鞭炮聲那樣密集，響徹天空。這時沒有任何人敢再在公路上阻擋軍車，也許路邊的群眾已經有人中了槍彈，知道部隊開了殺戒，他們只是躲在路邊暗處高喊著「法西斯！法西斯！」但我們這些在觀望的人還蒙在鼓裏，認為部隊是在打橡皮子彈或一種沒有彈頭的演習彈（我在部隊當兵時士兵們稱之為空爆殼）來嚇唬群眾。這時有子彈打在路邊的石階上，蹦出了火花，兩個年青人為此發生了爭論，一個說：「是橡皮子彈！」另一個反駁道：「橡皮子彈打在地上怎麼會有火花，是真子彈！」我當時還插話說：「我認為不會是真子彈，公路上一個人也沒有，他們沒必要真開槍，他們只需要打打演習彈嚇唬嚇唬就行了。」正因為在樓上觀望的人太多和我一樣想法，不相信部隊會開真槍，因此並沒因為槍聲大作而躲進屋裏，特別是部長樓朝北的幾十個公用大陽台，密密麻麻地站著幾百人，因都穿著淺色上衣，在背後室內燈光的襯托下顯得格外注目。部長樓遭殃槍聲越密集，樓下成千上萬的群眾反映越強烈，「打倒法西斯」的口號此伏彼起。那兒有口號，士兵就向那兒射擊。有幾個士兵甚至離開公路向復興醫院前的一群喊口號的年青人追了過去，邊追邊開槍，一直追到醫院裏，場面十分恐怖。突然，在我們所在的樓上有人高呼口號，只見士兵們立刻抬起槍口，向樓上掃射過來，首先是無軌電車用的電纜被打斷，閃出火花，接著子彈打在頭上的水泥牆上，爆出火花並掉下水泥塊，這時我們才大夢初醒，知道部隊動了真槍，嚇得全都蹲了下來。當我再一次抬起身子向外看時，一個更為恐怖的場面出現在我眼前，士兵們正向部長樓掃射，陽台上數百人驚恐萬狀地跑回屋內，各家的燈就像聽到了空襲警報似的，一下子全關上了。整個木樨地陷入極度恐懼之中。據後來住在二十二號樓的朋友講，住二十二、二十四號部長樓的數百老幹部對部隊向部長樓開槍十分不滿，住在這裏的部分人大常委還對被槍擊的情況作了調查統計，僅二十二號樓就有二十八戶家裏的窗戶被子彈打破。有些人把打進屋裏的子彈頭作為證據交給了人大常委。軍人燒車，製造「暴亂」假象部隊的任務是向天安門進軍，有人喊口號並不影響部隊的推進，更不存在威脅戰士生命的問題，為什麼要開槍？何況喊口號的人躲在暗處人群中，盲目向居民樓的方向開槍，將會有多少無辜受到傷害，會造成多麼嚴重的後果，這一切似乎沒有人考慮。北京的群眾只是從電視裏看到在國外有的國家如以色列向投石頭的巴勒斯坦人民開槍，就已經十分殘酷了，但還沒看到向喊口號的群眾開槍的國家，更沒想到發生在中國。當時我的感覺是士兵們似乎得到某種命令，凡是沒按戒嚴指揮部要求呆在家裏的，打死的都算暴徒，即使有人在家裏被打死，最多也是個誤傷致死，部隊不承擔任何責任。大約在十二點左右，部隊已通過了一半，一輛軍用吉普車突然在二十五號樓和部長樓即二十二號之間停下，跳下三個幹部，躲在車的一側，不知什麼原因，向二十五號樓瘋狂射擊。據我所知坐這種車的人至少是營團級幹部，難道他們也不懂得這種向居民樓開槍的嚴重後果嗎！一些戰士不但開槍，而且還燒車。一輛曾被當作路障的三二○路的公共汽車被坦克撞壞後停在二十號樓前路邊上，當部隊快要過完時，幾個步行經過該車的戰士順手將車點燃，以圖造成發生暴亂的證據。事後一位住在木樨地二十號樓並親眼目睹戰士燒車的軍隊幹部在和我談起此事時還非常氣憤地說：「太不像話了，這不是在搞國會縱火案嗎！」大軍過後，平民死傷枕藉大約在凌晨一點多鐘，浩浩蕩蕩的部隊全部通過了木樨地，密集的槍聲轉移到東邊市區。到這時為止我仍然不知道樓下群眾中有多大傷亡，因為在馬路上看不到一具屍體，而群眾躲在路邊綠化區的樹叢裏，那兒沒有燈光，從樓上什麼也看不到。但當部隊通過後人們又湧到公路上時，我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約有上千人抬著屍體、扶著傷員從四面八方奔向復興醫院，這些傷亡者有的是用平板三輪車拉著，有的是幾個人抬著，有的是用自行車馱著，有的是靠人扶著。這些在木樨地傷亡的群眾沒有一個是阻擋軍隊時被擊中的，也沒有一個是像鄧小平講的是在戰士生命遭到危害時不得已被迫還擊造成的，他們都是躲在路邊的無辜受害者。看到這種情景，我跑下樓奔向復興醫院，想進去看看，但到了醫院門口我卻望而止步，到處是傷員，到處是血，到處是被憤怒、恐懼扭曲的面孔，到處是喊聲、哭聲和傷員痛苦的叫聲。這情景讓我渾身發抖，心裏充滿悲憤。我實在看不下去，轉身往回走，這時幾個護送傷員的中年人從醫院出來，對我講，醫院裏全是傷員和屍體，急診室裏的血能沒腳脖子，那情景太慘了，你沒進去看也好。白衣天使震怒回到公路上，那兒又是另一番情景：許多人在揀子彈殼，其中有些是孩子。也許他們覺得很好奇，想帶回去作個紀念。還有一些人把被坦克撞到路邊的汽車、水泥墩子又推到馬路中間，再度築起路障。不過這時人少多了，也許許多人被這屠殺的情景所震住，再也不敢有所行動；也許有些人在目睹了這一切後身心都十分疲勞，回家休息了，但留下來的顯然是一批不怕死的人。其中，又以一位復興醫院的女醫務人員最為突出，她因被醫院裏的慘象所激怒，身著醫院的白工作服跑到馬路上，指揮著數十人把那輛被軍隊燒壞的汽車又推到路中央。大概是輪胎燒壞的原因，車很難推動，她大聲喊著：「一、二、三，一、二、三」，聲音響徹夜空。我感到十分疲勞，心裏也亂到極點，一夜之間人民軍隊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全打碎了，對共產黨也失望到極點。我拖著疲倦的身體回到家裏，才知家裏的人一直為我提心吊膽，看到我回來，才放下心來。木樨地所發生的一切他們都知道了，大家想說什麼，可什麼也說不出來。這一夜我始終無法入睡，除了開槍、死人的情景不斷在腦海中浮現外，就是擔心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的命運。共產黨讓北京人嚐嚐子彈滋味第二天早上六點，我拿著照相機想到復興醫院拍幾張相片，經過二十二號樓和二十四號樓之間時，看到有人正在介紹昨夜部長樓裏有人被打死的情況。原來昨夜部隊向部長樓開槍時，有兩個人在樓上被打死，多人被打傷。死者一個是住在二十四號樓八層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關山復的女婿，他當時去廚房喝水，把燈打開，背對窗戶倒水時被子彈擊中頭部身亡。關山復作為司法部門的最高負責人之一，十分有經驗，他在確定女婿身亡後，並沒把屍體立即送往醫院，而是保護好現場，並通知了有關部門，以證明其女婿是在家中被殺。後來聽說，他第一個是給當時和他住同一樓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家打電話，但家中無人接電話，原來李錫銘事先知道部隊要開槍後，全家躲到了安全的地方。另一個死者是住在二十二號樓十三層的中聯部八十多歲的老副部長李初梨的保姆，當時李老想看看部隊怎樣挺進北京城，讓在他家照顧了他二十多年的六十五歲保姆陪他到陽台上去，李老坐著，保姆站在他身邊，被子彈擊中腹部流血過多身亡。有人還講，在部長樓對面路北的一排居民樓裏死的人更多，其中一位婦女是國家計委的一個司機的夫人，在家中剛洗完澡從衛生間裏出來，被從窗戶外打進的子彈擊中。有一個人插話說，北京人一輩子也沒見過這種場面，日本人進北京時只是在蘆溝橋打了一仗，城裏人沒聽見槍聲；四九年北京又是和平解放，北京人也沒見過開槍。這一下可好，共產黨讓北京的老百姓長了見識，你們到復興醫院看看，停屍間的屍體都擺滿了，許多屍體不得不擺在外面的自行車棚裏。聽到這種情況，我立即向醫院走去。醫生護士一邊搶救一邊哭醫院門口貼著兩個通告，一個顯然是昨天晚上搶救傷員時貼上的，大意是凡是腦部受傷的一律不接受，因本院沒有腦外科大夫，請將傷員送到附近的鐵路醫院或海軍總醫院。另一個則像是早上貼出來的，上有死亡者的姓名、性別，因醫院無處停放屍體，天氣又熱，屍體無法保存，醫院將在幾天後將屍體送去火化，希望家屬單位盡快來認領。在死者名單上，許多人只有性別，沒有姓名，看出來這些人送來時已經死亡，而送他們來的人又不認識他們。我數了數，名單上一共有四十三個死者，其中女性約佔四分之一。一個年青人看我有照相機，知道我想拍照，告訴我醫院不讓進，因為上級有令，任何人不得進入醫院採訪，但自行車棚因在醫院外，醫院管不了，那兒有許多屍體。我來到自行車棚前，門口有人守著，只讓認屍體的人進，但可以從門外看到裏面的情景。地上擺著十幾具屍體，全用白布單罩著，有幾個尋找失蹤親人的人正在查看屍體。一個醫生看見我在照相，走了過來，她不想阻止我，也不想了解我是幹什麼的。她看出我是同情死者的，想把憋了一夜的想法和我談談。她詳細講了頭天晚上搶救的情景。她說，醫院並不知道部隊會採取這樣的行動，因此和往常一樣，各科只有一個醫生值班，整個醫院沒有多少醫生護士。當傷員像潮水般地被送進來時，醫院完全束手無策。一夜之間有三百八十多個重傷員被送了進來，比當時的醫生護士多十幾倍，所有的手術台包括產房的接生台都用來搶救傷員，所有的手術包全用完，沒有辦法，只能簡單地消消毒再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血漿，醫院的血漿全部用完，給血庫打電話要血漿，血庫的回答是送血漿的車過不來，到處是部隊，見到在路上跑的車就開槍。所有的醫生護士都是一邊搶救一邊哭，當他們看到許多年青人送來時還是活著，僅僅因為沒有血漿而最後死在手術台上時，他們的心都碎了。她講她從醫這麼多年，從來沒見到這麼慘的情景，整個晚上，眼淚都哭乾了。據她所知，送到復興醫院的傷員只是從木樨地橋以東到禮士路這大約一公里範圍裏的傷員，木樨地橋以西的被送到鐵路醫院，禮士路以東復興門立交橋一帶的傷員被送到兒童醫院，再往東的送到郵電醫院，天安門一帶的送往協和醫院、北京醫院、北大醫院，全市有四十多所醫院被送進傷亡者。天安門廣場傷亡真相後來我又接觸到其它醫院的醫務工作者，了解到更多的情況。兒童醫院的一位參與搶救的護士長告訴我說，那天晚上她正在值班，部隊開槍時她還出來看了看，當時部隊正從復興門立交橋上通過，群眾都躲到立交橋下的西二環路上。部隊一邊向東推進，一邊從立交橋上向二環路上的群眾開槍，醫院很快就被送來的傷員塞滿了，急診室的血也是沒了腳脖子。兒童醫院的病床和手術台尺寸都比較小，但當時也只能在這個條件下進行搶救。開始他們還對送來的傷員逐一進行登記，以便以後向本人或所在單位收取費用，但到了十二點時，電台播出了中央告全國人民書，指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立即意識到這個定性將使所有的受傷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性，馬上決定將名單撕掉，保護傷員。兒童醫院主要搶救的是從禮士路到復興門立交橋這一段的受傷者，僅僅三四百米的範圍，送來的傷員達二三百人，死亡者達二十多人。北大醫院的一位五十多歲的醫生對我說，部隊開槍後在天安門廣場上搶救傷員的急救車和醫務人員最多的是北大醫院和協和醫院的，一是從學生絕食時起他們就在天安門廣場設立了醫療站，一直沒撤；二是這兩個醫院離天安門廣場較近。開始搶救時，急救車連傷員帶屍體一起運走，後來因為傷員太多，便決定凡是已經死亡的，一律不再搬上急救車。她講天安門金水橋前、天安門廣場上旗桿一帶和歷史博物館前都有他們無法帶走的屍體。講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只能騙當時不在場的中國老百姓和外國人。後來部隊陸續到達，將天安門廣場封鎖起來，將急救車攔住，不許將傷員送出。當時氣氛十分緊張，醫生們向部隊反覆宣傳、交涉，作為紅十字組織的人員，他們有責任搶救任何傷員。而戰士卻說這些受傷者都是暴徒，不能帶走，有的甚至企圖向插著紅十字旗的急救車開槍。眼看就要發生血案，一位隨軍女醫生跑來，厲聲制止住戰士，她高喊著：「不能向紅十字人員開槍！就是在戰場上紅十字人員搶救敵人傷員，也不准開槍。你們可以檢查車，只要裏面是傷員，就應當放他們過去。」這才解救了他們。這位老醫生講，她從醫這麼多年，從來沒想到救死扶傷的醫務人員在執行任務時會遇到這種待遇。有些軍人素質太差，連起碼的常識都不懂。四點前退縮到烈士碑周圍的學生全都撤走了，而卻有二三十個醫務人員及急救車裏的一些傷員被扣在天安門廣場，也許他們看到的太多，知道了一些上面不想讓人民知道的情況。他們一度被集中在歷史博物館前，直到七點才被允許離開。她還告訴我，據她後來從有關人士那兒了解到，在所有參加搶救的醫院中，協和醫院的屍體最多，達一百多具，主要都是從天安門廣場到王府井這不到一公里範圍裏被打死的。我又從其它方面得知，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地區盲目開槍，除了造成圍觀的群眾大量傷亡外，還使一些夾在人群中執行任務的醫務人員、安全部門和部隊的便衣人員被誤傷至死，引起有關方面的強烈反應。這在陳希同後來的一次講話中得到證實，他對因執行任務而被誤傷至死的人員表示哀悼，並對其家屬表示慰問。兇手埋屍滅跡另一位朋友告訴我的情況不但說明部隊在天安門廣場打死了人，而且埋屍滅證。他說部隊控制天安門廣場後，首先是處理屍體。他們擔心屍體如送往醫院或火葬場，外界盛傳天安門廣場打死了人將得到證實，於是決定就地埋葬。這個鮮為人知的情況使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知道。他認識當時中國政壇上的大紅人丁關根的小姨子，其兒子也就是丁的外甥，是個高中生，六月四日凌晨聽到部隊開槍後跑到天安門廣場，結果再也沒回來。以後幾天家長、親屬跑遍了全市參與搶救的四十多所醫院，檢查了所有的屍體、傷員，都沒發現其兒子的蹤跡，於是向北京公安局報了失蹤案。因是大人物的親屬失蹤，北京市十分重視。十幾天後公安局通知家長到一所醫院認屍，這才找到了失蹤的兒子。原來屍體是從天安門廣場西側人大會堂對面的二十八中門前的花壇中挖出來的。鄧小平六月九日對參與北京平暴的軍隊師以上幹部講話後，北京的混亂局面得到了控制，二十八中的教職員工和學生又能回到位於天安門區域的學校上課。不久學生們發現學校門前的花壇裏散發出一股臭味，往下一挖發現了許多屍體，學校立即向公安局報了案。公安局發現屍體中有一具穿著軍褲，首先懷疑是失蹤的軍人，將這具屍體送到某醫院停屍間並通知戒嚴指揮部讓各部隊來認領，結果不是軍人。這時公安局想起丁的外甥也是穿著軍褲失蹤的，便通知其父母來認屍。我的朋友講正因為諸多特殊因素，這個埋屍事件才被外人所知，如果該屍體不是穿軍褲，或不是大人物的親屬失蹤，公安局早就把這具屍體與其它被挖出來的屍體一齊秘密火化了。至於部隊在天安門廣場一帶到底私下處理了多少屍體，也許只能在「六四」平反後才能真相大白。二十八軍抗命譁變六月四日凌晨七點左右，西路第二梯隊的二十八軍風塵僕僕地來到木樨地橋，又被群眾重新設立的路障擋住了。雖然三十八軍推進時打死打傷那麼多人，但還是有許多不怕死的學生、群眾將後到的二十八軍圍住，向他們痛訴「二十七軍」（當時國內外都把三十八軍當成二十七軍）的暴行。二十八軍的戰士幹部都不相信群眾描述的情景，他們講軍隊絕不會向人民群眾開槍。於是一些年輕人跑到復興醫院，高喊著：「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軍不相信軍隊會向群眾開槍。」這時我正在復興醫院和那位醫生交談著，看見這些年輕人很快從醫院裏拿出血衣給二十八軍送去。血的事實立即震撼了整個二十八軍，導致軍心混亂，許多戰士氣憤地撕掉領章，扯下帽徽，有的甚至把槍扔到河裏。靠近木樨地橋的約有七八十輛車的軍人全都下了車，棄車而不顧，整個部隊幾乎失去控制。約十點左右，有人開始燒軍車，軍人們不但不制止，有人還告訴燒車者如何才能將裝甲車點燃，一時火光熊熊，濃煙沖天，約有七十四輛軍車其中包括三十一輛裝甲車、兩輛通訊車全部燒毀。中午十二點半左右，一架直升機飛到木樨地二十八軍的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復傳達軍委命令：「軍委首長有令，軍隊不能受阻，受阻堅決還擊！」這實際上是在公開下達開槍的命令。一時間整個木樨地地區再度緊張起來。但二十八軍始終沒有執行軍委的命令，相反，有一個戰士開著裝甲車，用高射機槍向直升機掃射，將直升機打跑。部隊不執行命令反而向軍委的飛機開槍，這意味著部隊實際上發生了嘩變。我立即跑回家對家裏人講，看來中央對部分軍隊失去控制，弄不好部隊之間還要打起來。到了下午五點，二十八軍不但沒往前推進一步，反爾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到了軍事博物館）。後來聽在軍隊工作的一位朋友講，二十八軍的團以上的幹部全部被逮捕，關在軍隊監獄裏，包括一些軍師級幹部不但帶上了手銬，而且帶著腳鐐。除了二十八軍外，還有一些部隊包括一些屬於第一梯隊的部隊也有抗命的，如從北邊方向來的一支部隊在頤和園後的青龍橋被當地的群眾攔住，部隊也是沒有執行開槍的命令即撤走了。六月四日晚上，北京南邊傳來了隆隆炮聲，我們全都跑到南邊的陽台上，什麼也看不見，但炮聲是確實的。後來傳來各種消息，講在南宛機場有兩支部隊打起來了，但無法得到證實。當時從國家領導人到老百姓，個個人心惶惶，不知還要發生什麼事情。「六四」之後繼續瘋狂濫殺無辜由於部分部隊沒有執行軍委向圍堵的群眾開槍的命令，未能接應上已進入天安門廣場的三十八軍、二十七軍﹝先通過地下通道進入人大會堂待命，等三十八軍佔領天安門廣場後出來參與清場﹞等部隊，使在天安門廣場的部隊一度成為失去後援的孤軍，缺水少糧，並使一些部隊之間的關係處於緊張狀態。六月五日、六日兩天，佔據天安門廣場的部隊每天派坦克、裝甲車隊從東向西進行示威，經過木樨地一直開到軍事博物館，邊行進邊向兩邊開槍。當時傳來的消息是坦克主要是向駐守在軍事博物館的抗命的二十八軍示威。但沿途的老百姓卻倒了霉，部隊的盲目開槍不斷造成群眾新的傷亡。六日那天我正在復興醫院門口，親眼目睹坦克車上的一個軍人向一名嚇得從路邊往對面二十三號樓跑的十三歲的男孩開槍並將他擊倒在地。一些成年人向軍人打手勢，請求軍人允許他們過去救這個孩子，但遭到軍人的拒絕。面對著槍口和殺紅了眼的士兵，無人敢往前走一步，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個男孩子在地上痛苦地掙扎。直到坦克完全過去後，人們才跑了過去，抱起這個孩子向醫院奔來。同時住在部長樓的一位中年人抱著在屋裏被打傷的女兒也向醫院跑來，許多關心這兩個孩子命運的人也跟著跑了過來。看到天真可愛的孩子被軍隊無辜射殺，我極為憤怒，「六四」都過去兩天了，部隊還隨便開槍殺人，簡直無法無天到了極點，難道這就是人民的軍隊？正好有兩個外國記者帶著攝影機在木樨地一帶採訪，也隨著人群來到了醫院，在門口被醫院工作人員擋住，告之北京市政府有規定，不准記者到醫院採訪。這時門口已聚集了上百人，人們把無法向軍隊發洩的憤怒全發洩到這幾個醫院工作人員頭上，一邊高呼著：「讓記者進去！讓記者進去！」一邊從後面推著這兩個外國記者硬是擠了進去。看到這種情景，我心中感到十分悲哀，中國人民什麼時候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面對濫殺無辜的軍隊，人們憤怒而又無奈，只能把希望寄託在這些外國記者身上，希望他們能把北京發生的事情展現在全世界面前，讓世界輿論的壓力迫使中國政府盡快結束這場屠殺。殺害鐵路總調度，殺害外國人這支坦克部隊過了木樨地橋後，繼續向路兩邊的建築物開槍，結果闖了大禍，將在木樨地鐵道部辦公室堅持上班的鐵道部總調度打死，震動了中央高層。當時北京的情況是部隊進城後，因為人們的安全無保證，所有的公共汽車和出租車基本上停駛，大部分單位都不上班，只有鐵道部的職工堅持上班。中國的鐵路是中央直管系統，鐵道部如果不上班，全國鐵道將陷於癱瘓，因此國務院下了命令，鐵道部必須上班。鐵道部的職工在公共交通不通，部隊隨意開槍的情況下上班本來就有一定危險，但沒想到在辦公室裏上班還有殺身大禍，激起全體職工強烈不滿。鐵道部長李森茂當即給國務院秘書長羅幹打了電話，質問：今天都幾號了，部隊還隨意開槍！羅幹立即與楊尚昆通了電話，通報了部隊隨意開槍打死人的情況，使軍委不得不作出決定，將佔領天安門廣場有功但殺人殺得眼紅的部隊調出廣場，換上其它部隊，以使北京的局勢盡快穩定下來。但這支部隊並不就此罷休，七日早上從天安門廣場撤出途中，又在建國門向外交公寓隨便開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六七」事件，一時造成駐京外國人大逃亡。欺騙群眾，編導「擁軍」鏡頭部隊進城三天了，與北京市民一直處於對抗狀態，電視新聞裏也沒有任何群眾擁護、歡迎的鏡頭，而這時全國許多城市暴發了反對軍隊開槍、聲援北京學生的遊行，國際上的反應更為強烈。為了扭轉這個局面，欺騙輿論，部隊選中群眾因傷亡大而極為不滿並在國內國際有影響的木樨地地區，導演了一場愚弄群眾的醜劇。六日下午，當木樨地的群眾正在為上午部隊濫殺無辜而極為憤怒時，從西邊開過來許多軍車、坦克，停在木樨地橋西，其中兩輛坦克車和一輛軍用汽車駛過木樨地橋，幾個軍人走下來，向懷有戒心的路邊群眾宣傳，他們是「三十八軍」的，現在來清理路障，把被燒壞的二十八軍的車輛拖到軍事博物館，晚上準備打進天安門廣場，解決「二十七軍」的問題。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從六月三日晚到六日上午，在木樨地一帶開槍的是二十七軍的部隊，外電也是這麼報道的，因此對二十七軍恨極了，而三十八軍軍長抗命的消息也傳遍了北京城，人們對三十八軍充滿好感。現在一聽說「三十八軍要來對付二十七軍」，無不歡欣鼓舞，人們立即把軍人圍住，同他們熱烈擁抱、握手。我當時也帶著孩子跑了過去，同這些軍人握手。有的老人向軍人痛訴「二十七軍」的暴行，要求「三十八軍」一定為死難者報仇。一位住在二十四號部長樓的年青人將一盤錄像帶交給一位軍人，告訴軍人這是他六月三日晚上錄下的「二十七軍」在木樨地開槍的錄像，作為「二十七軍」的罪證。一些年青人還爬上坦克，揮手熱烈歡呼。幾天了，人們從來沒見到這麼可親的軍人，大家感到有了希望，許多人主動幫助部隊將路障清除掉，為部隊進城創造條件，那種熱烈的場面真是叫人感動。這時一位站在後面軍車上的手持攝像的軍人將這個激動人心的場面拍了下來。這天夜裏，幾乎所有住在木樨地區的人都十分興奮，大家都在等待「三十八軍」挺進天安門時刻的到來。但一夜靜靜地過去了，沒有任何動靜，到了早上七點左右，有部隊從天安門方向撤了出來，但沒見有部隊從西邊進去。一直到晚上七點電視新聞裏播出木樨地的群眾熱烈歡迎軍隊進城平暴的新聞後，我們才知道上了當。有的人一邊看新聞一邊罵：「為了騙取群眾的擁護，不惜編造出三十八軍要打二十七軍的謊言，沒想到政府、軍隊都已墮落到這個地步！」這是北京的第一條擁軍新聞，又是發生在木樨地，在當時確實影響很大。大屠殺後的大搜捕部隊控制北京後，立即開始全市大搜捕。當時抓人主要是三個渠道，一是靠舉報，戒嚴指揮部設了專門的舉報電話。那時抓人根本不經過司法部門，也不按司法程序辦，凡是被舉報的，部隊也不作調查，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來先打一頓，有的被活活打死。在這種情況下，抓人處於十分混亂的狀況。有人為了報私仇，編造假話將仇人舉報，結果使仇人被打得死去活來。我姐姐的一個鄰居，是位婦女，「六四」期間根本沒上街，不知得罪了誰，被人舉報了，被部隊抓去打得面目全非，後因證據不足放了出來。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們工廠一個車間主任是個鐵桿擁軍派，主張對學生採取強硬手段，對車間裏參加支持學生的遊行的年青工人，不但經常訓斥他們，而且扣發他們的獎金並威脅他們說要向部隊舉報他們。這幾個年青人決定先下手為強，打電話將這個車間主任先舉報了，部隊立即將他抓走了。廠領導得知後十分吃驚，立即到部隊去講情，說他是全廠表現最好的幹部，絕不可能上街向軍隊扔石頭。但已經晚了，這個幹部被部隊打成嚴重內傷，回家後在家休養了很長時間沒有上班，情緒極為低落，對部隊由擁護變為反感。偉大的良心──醫院裏反搜捕的鬥爭部隊抓人的另一個渠道是到各醫院去抓傷員，他們認為凡是受槍傷的，那天一定在街上阻擋軍隊，都列為暴徒。但各醫院不這麼看，他們認為受傷的都是無辜者，於是許多醫院都千方百計地保護傷員，一場驚心動魄的搜捕與反搜捕在各醫院展開。我的一位朋友是郵電醫院的醫生，她生動地向我描述了醫院保護傷員的情景。他們醫院住有二十多個重傷員，當部隊拿著戒嚴指揮部的命令來搜查時，醫院一方面派人把他們堵在門口，同他們周旋，講醫院只能根據市政府的命令行事，請部隊與市政府聯繫；一方面立即通知各科病房將傷員盡快轉移走。當時的氣氛十分緊張，但無論是醫生護士，還是病房裏的非傷員病人，大家齊心協力，扶的扶，背的背，將傷員從病房樓後窗運出，送出後門，沒有一個人向部隊告發。當部隊通過電話與市政府聯繫上並讓市政府辦公室通知醫院讓部隊進去搜查時，傷員已經全部轉移完，使部隊撲了個空。我的朋友告訴我，每當她和其它堅持的同行們聊起此事時，大家都覺得特別痛快。但被送進部隊醫院搶救的傷員命運就不太好了，許多人被抓走了。部隊抓人的再一個渠道是把所有的沖洗膠卷的店鋪、攤位控制住，因為當時照像的人很多，膠卷裏的有關鏡頭成了部隊抓人的依據。凡是膠卷中有有關﹁六四﹂鏡頭的，一律沒收，來取膠卷的人則被帶走審查。在木樨地一個沖洗膠卷的商店門前，我親眼目睹兩個來取膠卷的年青人被部隊帶走。孩子心靈的創傷部隊的血腥暴行在孩子們的心靈上也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我的孩子當時只有十一歲，上小學五年級，她當時和我們一起目睹了解放軍射殺無辜的情況。六月六日，她堅持要去上學，我把她送到學校，但不久就回來了。她說學校停課，老師叮囑他們一定要遠離當兵的，說早上教師上班來學校時，親眼目睹幾個中學生騎車經過持槍的士兵身傍，因高呼「人民的軍隊不能對人民開槍」而遭到槍殺。在戒嚴撤銷前每天晚飯後我們在外散步時，只要看到有士兵巡邏過來，她馬上拉我躲得遠遠的，對解放軍充滿恐懼。那時我們散步時我經常數公寓樓牆上的彈孔，每當這時，她就悄悄對我講，別數了，小心有人舉報你，把你抓起來。她幼小的心靈始終籠罩在恐怖中。她到美國後，還曾做過惡夢，一個解放軍持槍追她，當她跑到木樨地機械部汽車工業局門前時，士兵開了槍，打中了她的後腳跟，使她從夢中驚醒。到底是誰下令開槍？六四血案不但使人民群眾的心上蒙上了陰影，也成為進京執行任務的所有部隊的精神負擔。「六四」以後，被開槍後果所震撼的中央高層，無人願承擔開槍的責任。軍內流傳的消息是，當有人問到主持軍委工作的楊尚昆為什麼部隊會開槍時，楊的答覆是他也不知道，他當時正在人大會堂，聽到槍響後也感到突然。對開槍持保留態度的張震曾質問過楊白冰到底是誰下令開的槍，楊的回答是他只是執行命令。張震為此一狀告到鄧小平那兒，指楊氏兄弟把開槍的責任推給了鄧，據講這也是鄧下決心把楊氏兄弟換馬的原因之一。在北京高幹子弟中盛傳的消息還有徐、聶兩位老帥和陳雲去世前，都曾要求鄧小平講清楚到底是誰下令開的槍，看來他們都不願沾這個「歷史功績」的光。軍隊背上的沉重包袱上面不願承擔責任，並派人到部隊調查了解開槍的情況，使執行任務的部隊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大批無辜群眾的傷亡及國內外的強烈反響使軍隊視開槍為恥辱，紛紛像避「瘟疫」一樣迴避開槍問題。「六四」後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門曾組織群眾去慰問在北京擔任戒嚴任務的部隊。據參加慰問的人講，不管是哪個部隊，在與慰問的群眾交談時，都一再聲明他們沒有向群眾開槍。「六四」時受到國內外一致譴責的二十七軍，實際上是替三十八軍背了黑鍋。二十七軍回到駐地石家莊後，受到當地群眾極大的壓力。軍隊幹部的家屬，凡在地方工作的，都受到單位同事指責，他們的子女上學時受到其他學生的圍攻，菜店拒絕賣菜給他們，糧店拒絕賣糧給他們。這種壓力使二十七軍的全體將士無法忍受，他們強烈要求軍首長能出面澄清事實，還他們一個清白。下邊互相推諉，上邊不敢負責在軍內外的強大壓力下，二十七軍不得不以軍黨委的名義給河北省委、省政府寫了一封信，要求他們轉告河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們，二十七軍這次去北京執行任務，沒有向首都人民開一槍。省委、省政府將此信轉發到各級政府去做群眾的工作，才使二十七軍的逆境得到改進。這件事充分說明，開槍不光是在首都不得人心，在全國其他地區也同樣是不得人心。一九九一年我到河北出差時，在省機關工作的朋友講到這件事時，很為石家莊及河北的群眾而自豪。二十七軍的做法使也駐守在河北省的三十八軍被將了一軍，三十八軍若不公開表態，等於承認自己開了槍。三十八軍一怒之下狀告到中央軍委，指責二十七軍既然是到首都平息暴亂，為什麼視開槍為大逆不道而要去澄清什麼事實。這種不請示軍委擅自給地方寫信的做法不但違背軍紀，而且與中央在「六四」問題上不保持一致。三十八軍這一狀實際上是要求軍委對開槍的問題表態。但沒想到軍委的表態十分模糊：「開槍不一定不對，不開槍也不一定對，以後這件事不要再提了。」這種不是理直氣壯肯定開槍的答覆，顯然表明中央軍委不願承擔開槍的責任。那麼開槍打死無辜群眾最多並在「平暴」中立下赫赫戰功的三十八軍，是否敢承認自己開槍並承擔這個歷史的責任呢，答案是否定的。我的一個朋友事後去看望當時以代軍長名義率三十八軍進京鎮壓的後任軍長張美遠時，張的情緒十分不好，講部隊內對中央屢調他們進京對付群眾很不滿，他本人也產生了退下來回南方老家的思想。當我的朋友問三十八軍到底開槍沒開槍時，張一口否認開槍。張講部隊是用石頭打退暴徒而挺進到天安門廣場的。可恥的「平暴」業績至於那些當年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和立功授獎的軍人們，儘管在一九八九年風光一時，但以後這些功績卻成了巨大的精神負擔。一九九○年初，解放軍總政治部向中央打報告，擬在「六四」一週年之際，開展大規模的慶祝活動，深入廣泛地宣傳「平暴」的偉大歷史意義，以教育人民，回擊國際上的「反華浪潮」。當報告送到當時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李瑞環那兒時，被否定了。當時的軍委秘書長兼總政主任楊白冰曾質問李瑞環為什麼不批准，李講是鄧的意見。從那以後，這個曾被高度評價為「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挽救了社會主義」的「平暴」業績，就從中國的宣傳舞台上消失了，而在每年兩度的「八一」、「春節」擁軍優屬活動中，也再沒有人提及要去慰問那些在「平暴」中曾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的軍人及家屬。許多曾在北京執行過戒嚴任務的官兵在復員轉業前，紛紛要求從檔案中拿掉「平暴的業績」，擔心到了地方工作會受到歧視，更不願終身及讓子孫後代背這歷史的黑鍋。誰也沒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時間，曾被大頌特頌的「平暴」業績竟成為人們唯恐沾邊的穢跡。原三十八軍軍長徐先勤因抗命軍隊武裝進京而受到軍法處置，在法庭上他拒不認罪，鐵錚錚地扔下一句話：「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據講這句話在軍中反響很大，對鄧小平、楊尚昆有極大的震動。既然沒有人願當「平暴」的功臣，這實際上已把開槍的責任者擺在了歷史罪人的位置上。「六四」結論自有人作！一九九八年，我又回到了久別的木樨地。一切都顯得那麼陌生，又那麼熟悉。新建的木樨地立交橋使這條大街發生了巨大變化，但路兩邊的高層公寓仍然如舊。我漫步在大街上，極力想在這發生巨大變化的故地找到那歷史事件的遺跡。首先極為醒目地出現在我眼前的是木樨地地鐵站出口處地鐵標誌上的彈孔，不知什麼原因，在中國政府極力掩蓋事實真相的情況下，這塊有彈孔的標誌卻保留了下來。接著我又在當年和女兒數彈孔的公寓樓牆上，找到了槍彈留下的痕跡。「六四」過後，政府當局為了掩蓋部隊向路邊居民和居民樓開槍的事實，組織工人將居民樓牆面上的彈孔用水泥抹上，但不料弄巧成拙，因為用的水泥的顏色與牆體的顏色不一樣，這種塗抹反而構成了明顯的標誌，成了歷史事件的鐵證。
站在這歷史鐵證面前，我思緒萬千。中國領導人一再向全世界宣稱，中國早已對「六四」事件作出了歷史的結論。但他們不知是忘記了還是故意迴避這樣的一個事實，即客觀的歷史結論從來不是由統治者在當時作出的，而是由後世作出的。僅就本世紀發生的類似事件如匈牙利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事件、南韓的光州事件和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來講，儘管當時的統治者都作了類似現在對「六四」相同的結論，並對武裝鎮壓找到了共同的藉口，有的甚至還寫進了歷史教科書，但是最後都站不住腳，這是當時的統治者所始料不及的。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我認為這句話同樣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上關心中國的人們對「六四」事件的心聲。
部长家族的山西官商王国
2月10日
部长家族的山西官商王国
沈隽、伍知麟／“9·8”山西省襄汾县特大溃坝事故，经调查，被认定为“责任事故”。但这其实并不是导致尾矿溃坝的真正原因。在这起原因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鲜为人知的内幕——数亿国有资产被侵吞，一批腐败官僚被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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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1日出版的《多维月刊》独家报导：中央高官亲属牵扯到山西黑砖窑，并点名中共中央委员、国家劳动和社保部部长田成平被调查。
当时有人举报，田成平的弟弟田亚平、田亚维、妹妹田梅、儿子田新等亲属都在山西敛财，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承揽工程；二是倒卖煤炭和相关资源。
当月，田成平仍被任命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显示有人想保田成平过关。但是四个月之后，导致276人遇难的“9.8”溃坝事故引爆出黑幕，田成平的弟弟田亚维涉案潜逃，田成平再次被调查。
一度是吴仪的副手
田成平，1945年1月生，河北大名人，与中共原黑龙江省委书记岳岐峰、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赵富林同乡。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田成平。
田成平的父亲田英，1948年参加中共，长期在湖北任职，曾任宜昌地区革委会主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湖北省副省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田成平1962年北上入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1968年2月毕业。1968年2月至7月留校待分配。田成平比胡锦涛小三岁，在清华大学也比胡锦涛低三届。
田成平参加工作后曾在安徽省霍邱城西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后，任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胜利化工厂宣传科干事、总厂团委书记；1974年任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总公司前进化工厂党委副书记。
1983年，吴仪任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党委书记时，田成平为其副手，任公司党委副书记。但田成平比吴仪更早四年进入北京市政坛，1984年陈云之子陈元从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任上调升，田成平即接其西城区委书记之职。
1992年，田成平任青海省长。1998年任青海省委书记。1999年6月，调任山西省委书记。2005年6月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党组书记。2008年4月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是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
全世界最大的尾矿库事故
2008年9月8日早晨7点50分，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云合村发生特大溃坝事故，形成的泥石流涌向下游，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泥石流所到之处，三层楼一下子就夷为平地，共掩埋了数百人，目前已查知至少有276人遇难。
这一天，距奥运会结束只有十五天，是残奥会的第三天。事故是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塔山铁矿尾矿库溃坝造成的，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大的尾矿库事故。
事故发生后，中央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都作出批示，国务院秘书长马凯亲临一线，指挥救灾和善后，中央调查组迅速介入，进行事故调查，全国31个省市的安检局长被通知赶到一线接受教育。
事故发生后，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临汾市委书记被停职、市长、副市长被免职，襄汾县、陶寺乡的党政一把手也都被免职。截至10月20日，22名官员被拘，其中厅级干部1人、处级干部6人、科级以下干部15人。
肇事起因也逐渐明朗：一起明显的责任事故。
但是有人在网上揭露，目前所认定的“责任事故”，其实并不是导致新塔尾矿溃坝的真正原因。在这起溃坝事故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个更鲜为人知的故事——数亿的国有资产被侵吞，少数的官僚被提拔。也许这才是真正导致尾矿溃坝的罪魁祸首。
塔山铁矿在被当作“废弃尾矿”处理的时候，其实本身并不是废弃的尾矿，也不应该被当作尾矿处理。它是国有资源，储量依然非常丰富。塔山铁矿被当作尾矿处理的真正原因是：田老三看中了它。
田成平的弟弟田老三
这个神通广大的田老三是谁？在山西几乎是无人不知，本名田亚维，是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的三弟。
李宝文。
从山西省开始大规模出售矿产资源以来，田老三经常在吕梁、临汾等山西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寻找商机。据举报，山西临汾当地的铁矿老板说，四年来临汾两座矿山被卖的背后都能看到田亚维的身影。
2004年，他通过省委书记的秘书高卫东，找到时任临钢老总李宝文，以协议转让的方式为武汉金联安网络公司一位朋友，买走了原属于临钢一号坑口的山西省浮山县二峰山南峰明矿。
当时任山西省国土厅矿管处长的刘书勇为其幕后交易违规办了采矿权转让手续。这个矿卖出不久，李宝文被提拔为山西省国资委副主任。据田亚维身边的人说，这次矿山转让，田亚维从中收取了武汉公司5000万元的好处费。
2005年，山西省的卖矿浪潮更是如火如荼。这时的田老三又看中了属于临钢的塔山铁矿。于是，田老三又找到了李宝文，两人一拍即合。很快，一个由田老三出面，李宝文操办的将国有铁矿变为尾矿出售的计划进入了实施阶段。
刘书勇长期担任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矿山管理处处长，掌控着山西煤矿、铁矿、铜矿、金矿等各种矿产资源的审批权，号称“山西第一处”。
田老三很快就找到了临汾的煤老板吉大明，承诺以3000万的代价帮助吉大明拿到塔山铁矿的采矿权。
此后，田老三通过太钢集团总经理陈川平和省国资委主任张崇惠等上层关系，象征性地给李宝文打了招呼。临钢是太钢的子公司，临钢也是省国资委下面的企业，于是，李宝文“名正言顺”地将一份由临钢起草的要求拍卖塔山铁矿“尾矿”的报告，送到了太钢集团公司和省国资委。省国资委也“理所当然”地按照“相关程序”，将塔山铁矿尾矿列为“拍卖”资源。
老板们不得不退出竞拍
当时，在临汾还有几个老板，听说塔山铁矿尾矿资源拍卖后，纷纷加入到竞拍者的行列，有的老板甚至计划拿三个亿来拿下这一单生意，还有的老板已经开始了资金的筹集。
但是，由于田老三的特殊背景，这些老板们最后不得不选择了退出竞拍，临钢的塔山铁矿尾矿就在只有“一家”竞拍者的特殊情况下，完成了所谓“拍卖”。吉大明也如愿以偿地用所谓“合法”途径以6000万的低价竞拍到手。
不久，经李宝文签发的报告，再经太钢老总陈川平转签，报省政府批复同意，这一价值三个多亿的国有资源就转到了个体户吉大明以其儿子的名义注册的公司。
这次“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转让，其背后是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一次，田老三不动声色地又赚走了3000万。
吉大明得到了新塔尾矿的采矿权，但是，这个经政府批复的采矿权并没有得到国土部门的认可，因此也没有得到国土部门颁发的采矿证，更没有交纳应该给国家交纳的资源价款。
吉大明曾经组织人员进入工地采矿，但是，由于当地各种势力的阻挠，采矿工作进展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吉大明又把从临钢搞来的塔山铁矿尾矿再转让，现任矿主张沛良以一亿两千万的价格再加20％的股权，得到了塔山铁矿的采矿权.溃坝事故发生后，山西从省里到乡里大批官员免的免、撤的撤、抓的抓，特别是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刘书勇被抓后，在山西煤炭界引起轰动，许多官员、煤老板吃不下、睡不着，一些人私下组成援救团，开价上亿元保刘书勇平安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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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沛良的新塔矿业公司投资1.2亿，对尾矿资源进行了疯狂开采，到事故发生时，至少倒卖了价值三个多亿的矿石和矿粉。
“9·8”特大溃坝事故导致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
与此同时，由七个自然村(桥下、坝上、贺家庄、乱石滩、杨家庄、张寨村、十八村)组成的总人口1276人的行政村——云合村村民遭遇了从未有过的欺凌：新塔矿业公司在他们的进山路口设了卡子，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村民，下面的村民上不了山，山上的村民也被限制下山。无可奈何的村民们被迫从山上搬了下来。
2007年就有村民发现，这个坝渗水了。村委主任张焕玲也曾多次去看，并与新塔矿业公司交涉，却无人理睬。
2008年2月，云合村以村委会的名义专门写了一个报告报给乡政府。乡政府来人看了，至于怎么处理的，他们不得而知。
9月8日事故发生后，仅云合村死亡53人，失踪1人。村民们欲哭无泪。
田成平惊惶失措找人谈话
刘书勇长期担任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矿山管理处处长，这个处号称“山西第一处”。
铁矿溃坝事故发生后，山西从省里到乡里大批官员被免的免、撤的撤、抓的抓，特别是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刘书勇被抓后，在山西煤炭界引起轰动，许多官员、煤老板吃不下、睡不着，一些人私下里组成援救团，开价上亿元保刘书勇平安过关。
刘书勇何许人也？2006年之前，刘书勇长期担任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矿山管理处处长，掌控着山西煤矿、铁矿、铜矿、金矿等各种矿产资源的审批权，号称“山西第一处”。
此人平时行事低调、做事诡诈，不穿名牌，不开好车，却经常去北京、深圳、三亚等地打高尔夫球，是典型的“双面人”。
一些熟习刘处长的矿老板说，找刘处长办事，没有300万元进不了门。
刘书勇后来升为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厅总工程师。
国务院“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调查组后来认定：2005年10月，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刘书勇（时任矿山管理处处长）在经手办理临钢公司塔儿山铁矿资产及矿山经营权转让过程中，置县、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关于塔山矿区治安秩序混乱、存在安全隐患等意见于不顾，违法行使职权，检察机关以涉嫌构成滥用职权罪对其立案侦查。
据举报，刘书勇被抓引起了田成平的慌恐不安。没几天，田成平亲自赶赴山西，从南到北到处与人接触。一边是中纪委紧锣密鼓地调查，一边是田成平惊惶失措地找人谈话。
没几天，田成平的三弟田亚维神秘失踪；田成平任山西省委书记期间，跟着田亚维耀武扬威的一帮人也四散隐匿。
近年来，山西各地的腐败现象在变形，由以前的买官卖官变成了变相的权钱交易，这一转变与近年来资源价格飞涨有直接关系。一些手握实权的官员，十万八万根本看不上眼，还容易出事；官员收钱都抓大放小，与大老板、小圈子里的人打交道，或向田家人学习，直接插手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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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田家赚大钱谁就能获重用
山西省国资委主任李宝文。
山西知情者指出，李宝文把国有资源低价转让给田亚维推荐的公司，被提拔；刘书勇帮助田亚维办理手续，也被提拔。是谁给了田亚维这么大的权力？是他的哥哥田成平！
1999年6月至2005年6月，田成平任山西省委书记的七年期间，山西有一个很怪的现象：谁为田成平的家族赚了大钱，谁就能提拔重用！田成平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儿子田新等人在山西各地疯狂敛财，批煤田、批土地、批矿产资源、揽工程，凡是田家人看准的事，一路开绿灯的全部提拔重用。
下面就是几例：
中共阳泉市委书记谢海。
【谢海】，山西省繁峙县人。1953年10月生，1971年11月到大同矿务局同煤峪口矿当工人。1975年5月任大同矿务局煤峪口煤矿综采一队党支部副书记；1976年9月任大同矿务局煤峪口煤矿综采三队党支部书记；1977年3月任省经委生产处副处长；1982年8月任省煤炭地质公司副经理；1984年9月省委党校省直分校专修班脱产学习；1986年5月任省煤炭厅总调度室副主任；1987年8月任省煤炭运销总公司副经理、党组成员。
谢海在任山西省煤炭运销公司总经理期间，每年都要给田成平的妹妹田梅50多万吨出省煤炭计划，田梅每年都能从中获取上千万元的暴利。
谢海还做主将田成平的二弟田亚平与情妇王××（某局副局长）合伙在太原市五一路新买的一幢楼买走，致使田王两人在未动用一分资金的情况下获利2000多万。
2003年，谢海被提拔为山西省阳泉市委书记。
中共晋中市委书记李永宏。
【李永宏】，1952年10月生，山西省翼城县人，历任临汾地区什林煤矿掘进队队长、采煤队队长；1976年在山西矿业学院采煤系地下采煤专业学习；1979年在山西省煤管局安检处工作；1984年任山西省煤炭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91年任山西省煤炭资源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94年任山西省煤炭厅党组成员、煤炭资源管理委员会主任；1996年任山西省地矿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1998年任山西省地矿厅党组书记、厅长；2000年任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
李永宏因帮田家人批资源、批土地有功，被提拔为山西省晋中市委书记。
中共运城市委书记高卫东。
【高卫东】，1957年11月生，籍贯为山西省离石市，出生地为青海省西宁市。1975年青海省大通县朔北乡李家堡村知青；1993年任青海省政府办公厅二处副处长；1995年任青海省政府办公厅一处正处级秘书；1997年任青海省委常委办公室正处级秘书；1998年任青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1999年任山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2002年任山西省委副秘书长；2003年任山西省委常务副秘书长(正厅级)；2006年2月任运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2006年5月－2008年2月任山西省运城市长。2008年2月任运城市委书记。
高卫东多年任田成平的秘书，从青海到山西，直接参与田家人的敛财活动有功，被一路提拔为山西省运城市委书记。
【邵建伟】，河北晋州市人，曾担任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处长、太原市北城公安分局局长、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杏花岭公安分局局长。
邵建伟因买通田家人，被提拔为山西临汾市公安局长，后因与太原市黑社会头子勾结作恶，被判刑9年。
其它因靠田家人提拔的各厅长、处长、县委书记、县长更是上百人。
以权牟利的四种腐败现象
近年来，山西各地的腐败现象在变形，由以前的买官卖官变成了变相的权钱交易，而这一转变与近年来资源价格飞涨有直接的关系。山西的干部群众们纷纷议论，现在在一些手握实权的官员眼里，十万八万根本看不上眼，收多了还容易出事；官员收钱都抓大放小，与大老板、小圈子里的人打交道，或向田家人学习，直接插手做生意。总结一下，有以下四种腐败现象：
一是个别大干部在“卖矿风”中利用给人批指标、办证的机会大肆收受贿赂，以田成平家族成员最为典型；
二是一些领导干部或其亲属直接参与资源竞买，竞买的方式不是公平竞争，而是背后操作，领导干部从中渔利，此类干部多为地、市、厅、局级党政领导；
三是不少矿被一些领导干部以亲友的名义开采，或者领导干部入干股、参股分红，这些人多以县市官员和土地、煤炭、公安等部门工作人员为主体；威严高耸的山西省委大楼华灯眩目，气氛庄严，山西省委书记更替在即。中央组织部一位女副部长宣读完中央决定，正在高度评价田成平在山西工作六年的成就。突然，省委大门口礼花鞭炮齐鸣，一位小青年向大家解释，中央把腐败分子田成平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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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四是即便是没有特殊背景的矿主，或福建、浙江等外地老板，几乎没有一个老板不是靠送钱打点才能正常生产的。这几年，在煤炭、钢铁等资源市场好的情况下，山西的这些行业内拿出20％的利润打点各方面的关系已成为一条潜规则。这种情况下，各级领导与私营矿主们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利益纽带。安全监管就自然成为一种形式，矿难事故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
卖矿，败坏了党风，破坏了资源，也造成了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卖矿，肥了少数人，可怜了老百姓，使山西的矿难象魔鬼缠身，总也摆脱不了。最近山西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田成平种树，孟学农吃果，老百姓遭殃”。
二弟田亚平打着武警旗号
据太原市政府一位领导介绍，2003年田亚平与其情妇王××借太原市城市建设向南扩张，土地价格飞涨的机会，与太原市源远房地产开发公司合谋，由源远公司出面，以山西省武警总队建指挥中心的名义，向山西省委、省政府打报告，要求在山西省委、省政府宿舍区——丽华苑旁划拔土地60亩。在田亚平的暗中帮助下，此报告被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由太原市政府具体落实、实施。为此，太原市专门召开了一个专题会。当时的太原市长李荣怀明确批示：此划拔土地只能作为军事用地，不能作为它用。
打着武警总队的旗号，在山西省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当时市场价已是每亩200余万的土地，田亚平仅花费80余万元便征得了这60亩地。到手后，在田亚平与王××一手策划下，源远公司私下里改变土地用途，除拿出一小部分土地给山西武警总队有偿盖了几幢宿舍楼后，其余的30多亩地全部用于房地产开发。指挥中心没盖成却搞起了房地产开发，此事在山西省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告状不断，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2007年，由国土资源部、监察部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专程赴太原调查此事，引起了山西省个别主要领导的恐慌。
据太原市政府办公厅的知情人士透露，为欺瞒调查组，推卸领导责任，山西省委主要领导专门给太原市领导打招呼，要求太原市政府“撤消”2003年为武警指挥中心征地的相关文件。结果是60亩土地已被无偿划拔到武警指挥中心名下，而要求划拔土地的文件却消失了。
一块价值上亿元的土地，像变戏法一样，几经转手便归到了源远公司的名下。中央查了半天也不了了之。
列举田成平的十大罪行
2005年7月1日上午9时许，紧临太原迎泽大街，威严高耸的山西省委大楼的一层常委会内，华灯眩目，气氛庄严，山西省委主要领导更替在即。山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中央组织部一位女副部长宣读完中央的决定，正在高度评价田成平在山西工作六年的显著成就。突然，省委大门口礼花鞭炮齐鸣，烟雾腾空而起，行人驻足围观。一位小青年向大家解释，中央把腐败分子田成平调走了，我们该庆祝庆祝，但大家不敢集体来！说罢蹬车而去．随后的全省干部大会召开之际，省委会议厅旁更是礼花腾空，鞭炮大作。
田成平调离山西的之后，广大干部群众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城市农村，机关厂矿；街头巷尾，餐饮场所，议论的中心话题就是，中央早该下决心，调走贪官田成平，消息传遍了，电话打爆了，短信发胀了，大家的手机上最典型有两条，其一是顺口溜：
“腐败书记田成平，山西当官六年整，要问政绩扯球蛋，扶持家族把钱赚。弟妹儿女都能干，吃罢工程吃煤炭，官员只要行方便，提拔重用总兑现。”
“坐地一日收数万金，巡天遥看无清河，老邓欲问瘟神事，田氏家族胜虎狼。”
太原公共场所，街头巷尾一度到处张贴标语，列举田成平的十大罪行：1，以权捞钱，大发横财；2，用权压市，侵吞国资；3，依托中介，大肆卖官；4，生活糜烂，私设行官；5，嫉贤妒能，迫害干部；6，漠视人民疾苦，镇压上访群众；7，贪图享乐，不谋正业；8，心胸狭窄，以入划线；9，恬不知耻，好大喜功；10，玩弄伎俩，逃避法律。2008年4月，田成平被任命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显示有人想保田成平过关。但如今弟弟田亚维涉案潜逃，田成平再次被调查。消息人士说，田成平已被限制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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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三任省委书记如此安排非巧合
2008年4月1日出版的《多维月刊》独家报导：中共山西前任三位省委书记王茂林、胡富国、田成平调到北京之后，最后的官职分别是：
王茂林——中央精神文明领导小组副组长；胡富国——中央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田成平——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观察家对多维社说，三人均如此安排，并非巧合，既暴露这三人应为山西近年恶劣政绩承担某种责任，又说明有人给这三人安排了闲差以躲过调查。
胡富国在山西省委书记任上一度成为中国官方媒体的宠儿，但山西称其“胡喇叭”。网上有文揭露，山西自由撰稿人高勤荣发现运城地区在胡富国大搞假渗水罐骗水农业部四亿元的事实后，向《南方周末》和《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举报，以上媒体节目揭露了山西的骗局，胡富国在离开省委书记职务之前指示公安、检察部门，陷害高勤荣以“介绍组织买淫罪”判刑15年。
王茂林从山西转调湖南，传闻为了与其手下某官员争夺一个电视女主持人，双方恶语相向被告到北京，王茂林得了“黄书记”之名。北京将王茂林和其手下一并撤职，又居然安排他为“中央精神文明领导小组副组长”，而那位手下后来竟败部复活，时下正当红。
田成平再次被调查
2008年3月，中国国务院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领导班子出炉，是目前领导人数仅次于发改委的内阁第二大部：部长尹蔚民之下，副部长十名，加上三名副部级的党组成员，领导人多达13人。季允石担任第一副部长（正部级），中组部副部长李智勇兼任副部长。
但奇怪的是，不见原劳动部长田成平的踪影。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宣布任职名单时说，“田成平主动提出，不再担任部长、党组书记职务，让位相对年轻的官员。中央将对田成平另有任用。”此说让人生疑：比起1953年出生的尹蔚民，田成平要大八岁，但也只有63岁，钱运录不就比他还大一岁吗？而季允石跟他是同龄人。“田成平主动提出，不再担任部长、党组书记职务”这一说法也可圈可点：不再当一把手，那么当二把手、三把手呢？何以不能安排到人大、政协？消息人士告诉《多维月刊》，田成平被调查，或许这才是他“主动提出”的原因。
消息人士对多维社说，2008年4月，田成平被任命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显示有人想保田成平过关。但如今弟弟田亚维涉案潜逃，田成平再次被调查。
2008年11月，国务院在山东省威海市召开农业农村工作座谈会。田成平仍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出席。但消息人士说，田成平已被限制出境。
国务院“9.8”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兼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任王德学指出，国务院“9.8”事故调查组和有关方面将继续深挖细查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严肃查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行为，不管涉及到什么单位和什么人，都要彻查到底，绝不放过。
部长家族的山西官商王国
沈隽、伍知麟／“9·8”山西省襄汾县特大溃坝事故，经调查，被认定为“责任事故”。但这其实并不是导致尾矿溃坝的真正原因。在这起原因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鲜为人知的内幕——数亿国有资产被侵吞，一批腐败官僚被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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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1日出版的《多维月刊》独家报导：中央高官亲属牵扯到山西黑砖窑，并点名中共中央委员、国家劳动和社保部部长田成平被调查。
当时有人举报，田成平的弟弟田亚平、田亚维、妹妹田梅、儿子田新等亲属都在山西敛财，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承揽工程；二是倒卖煤炭和相关资源。
当月，田成平仍被任命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显示有人想保田成平过关。但是四个月之后，导致276人遇难的“9.8”溃坝事故引爆出黑幕，田成平的弟弟田亚维涉案潜逃，田成平再次被调查。
一度是吴仪的副手
田成平，1945年1月生，河北大名人，与中共原黑龙江省委书记岳岐峰、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赵富林同乡。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田成平。
田成平的父亲田英，1948年参加中共，长期在湖北任职，曾任宜昌地区革委会主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湖北省副省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田成平1962年北上入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1968年2月毕业。1968年2月至7月留校待分配。田成平比胡锦涛小三岁，在清华大学也比胡锦涛低三届。
田成平参加工作后曾在安徽省霍邱城西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后，任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胜利化工厂宣传科干事、总厂团委书记；1974年任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总公司前进化工厂党委副书记。
1983年，吴仪任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党委书记时，田成平为其副手，任公司党委副书记。但田成平比吴仪更早四年进入北京市政坛，1984年陈云之子陈元从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任上调升，田成平即接其西城区委书记之职。
1992年，田成平任青海省长。1998年任青海省委书记。1999年6月，调任山西省委书记。2005年6月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党组书记。2008年4月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是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
全世界最大的尾矿库事故
2008年9月8日早晨7点50分，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云合村发生特大溃坝事故，形成的泥石流涌向下游，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泥石流所到之处，三层楼一下子就夷为平地，共掩埋了数百人，目前已查知至少有276人遇难。
这一天，距奥运会结束只有十五天，是残奥会的第三天。事故是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塔山铁矿尾矿库溃坝造成的，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大的尾矿库事故。
事故发生后，中央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都作出批示，国务院秘书长马凯亲临一线，指挥救灾和善后，中央调查组迅速介入，进行事故调查，全国31个省市的安检局长被通知赶到一线接受教育。
事故发生后，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临汾市委书记被停职、市长、副市长被免职，襄汾县、陶寺乡的党政一把手也都被免职。截至10月20日，22名官员被拘，其中厅级干部1人、处级干部6人、科级以下干部15人。
肇事起因也逐渐明朗：一起明显的责任事故。
但是有人在网上揭露，目前所认定的“责任事故”，其实并不是导致新塔尾矿溃坝的真正原因。在这起溃坝事故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个更鲜为人知的故事——数亿的国有资产被侵吞，少数的官僚被提拔。也许这才是真正导致尾矿溃坝的罪魁祸首。
塔山铁矿在被当作“废弃尾矿”处理的时候，其实本身并不是废弃的尾矿，也不应该被当作尾矿处理。它是国有资源，储量依然非常丰富。塔山铁矿被当作尾矿处理的真正原因是：田老三看中了它。
田成平的弟弟田老三
这个神通广大的田老三是谁？在山西几乎是无人不知，本名田亚维，是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的三弟。
李宝文。
从山西省开始大规模出售矿产资源以来，田老三经常在吕梁、临汾等山西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寻找商机。据举报，山西临汾当地的铁矿老板说，四年来临汾两座矿山被卖的背后都能看到田亚维的身影。
2004年，他通过省委书记的秘书高卫东，找到时任临钢老总李宝文，以协议转让的方式为武汉金联安网络公司一位朋友，买走了原属于临钢一号坑口的山西省浮山县二峰山南峰明矿。
当时任山西省国土厅矿管处长的刘书勇为其幕后交易违规办了采矿权转让手续。这个矿卖出不久，李宝文被提拔为山西省国资委副主任。据田亚维身边的人说，这次矿山转让，田亚维从中收取了武汉公司5000万元的好处费。
2005年，山西省的卖矿浪潮更是如火如荼。这时的田老三又看中了属于临钢的塔山铁矿。于是，田老三又找到了李宝文，两人一拍即合。很快，一个由田老三出面，李宝文操办的将国有铁矿变为尾矿出售的计划进入了实施阶段。
刘书勇长期担任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矿山管理处处长，掌控着山西煤矿、铁矿、铜矿、金矿等各种矿产资源的审批权，号称“山西第一处”。
田老三很快就找到了临汾的煤老板吉大明，承诺以3000万的代价帮助吉大明拿到塔山铁矿的采矿权。
此后，田老三通过太钢集团总经理陈川平和省国资委主任张崇惠等上层关系，象征性地给李宝文打了招呼。临钢是太钢的子公司，临钢也是省国资委下面的企业，于是，李宝文“名正言顺”地将一份由临钢起草的要求拍卖塔山铁矿“尾矿”的报告，送到了太钢集团公司和省国资委。省国资委也“理所当然”地按照“相关程序”，将塔山铁矿尾矿列为“拍卖”资源。
老板们不得不退出竞拍
当时，在临汾还有几个老板，听说塔山铁矿尾矿资源拍卖后，纷纷加入到竞拍者的行列，有的老板甚至计划拿三个亿来拿下这一单生意，还有的老板已经开始了资金的筹集。
但是，由于田老三的特殊背景，这些老板们最后不得不选择了退出竞拍，临钢的塔山铁矿尾矿就在只有“一家”竞拍者的特殊情况下，完成了所谓“拍卖”。吉大明也如愿以偿地用所谓“合法”途径以6000万的低价竞拍到手。
不久，经李宝文签发的报告，再经太钢老总陈川平转签，报省政府批复同意，这一价值三个多亿的国有资源就转到了个体户吉大明以其儿子的名义注册的公司。
这次“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转让，其背后是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一次，田老三不动声色地又赚走了3000万。
吉大明得到了新塔尾矿的采矿权，但是，这个经政府批复的采矿权并没有得到国土部门的认可，因此也没有得到国土部门颁发的采矿证，更没有交纳应该给国家交纳的资源价款。
吉大明曾经组织人员进入工地采矿，但是，由于当地各种势力的阻挠，采矿工作进展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吉大明又把从临钢搞来的塔山铁矿尾矿再转让，现任矿主张沛良以一亿两千万的价格再加20％的股权，得到了塔山铁矿的采矿权.溃坝事故发生后，山西从省里到乡里大批官员免的免、撤的撤、抓的抓，特别是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刘书勇被抓后，在山西煤炭界引起轰动，许多官员、煤老板吃不下、睡不着，一些人私下组成援救团，开价上亿元保刘书勇平安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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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沛良的新塔矿业公司投资1.2亿，对尾矿资源进行了疯狂开采，到事故发生时，至少倒卖了价值三个多亿的矿石和矿粉。
“9·8”特大溃坝事故导致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
与此同时，由七个自然村(桥下、坝上、贺家庄、乱石滩、杨家庄、张寨村、十八村)组成的总人口1276人的行政村——云合村村民遭遇了从未有过的欺凌：新塔矿业公司在他们的进山路口设了卡子，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村民，下面的村民上不了山，山上的村民也被限制下山。无可奈何的村民们被迫从山上搬了下来。
2007年就有村民发现，这个坝渗水了。村委主任张焕玲也曾多次去看，并与新塔矿业公司交涉，却无人理睬。
2008年2月，云合村以村委会的名义专门写了一个报告报给乡政府。乡政府来人看了，至于怎么处理的，他们不得而知。
9月8日事故发生后，仅云合村死亡53人，失踪1人。村民们欲哭无泪。
田成平惊惶失措找人谈话
刘书勇长期担任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矿山管理处处长，这个处号称“山西第一处”。
铁矿溃坝事故发生后，山西从省里到乡里大批官员被免的免、撤的撤、抓的抓，特别是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刘书勇被抓后，在山西煤炭界引起轰动，许多官员、煤老板吃不下、睡不着，一些人私下里组成援救团，开价上亿元保刘书勇平安过关。
刘书勇何许人也？2006年之前，刘书勇长期担任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矿山管理处处长，掌控着山西煤矿、铁矿、铜矿、金矿等各种矿产资源的审批权，号称“山西第一处”。
此人平时行事低调、做事诡诈，不穿名牌，不开好车，却经常去北京、深圳、三亚等地打高尔夫球，是典型的“双面人”。
一些熟习刘处长的矿老板说，找刘处长办事，没有300万元进不了门。
刘书勇后来升为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厅总工程师。
国务院“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调查组后来认定：2005年10月，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刘书勇（时任矿山管理处处长）在经手办理临钢公司塔儿山铁矿资产及矿山经营权转让过程中，置县、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关于塔山矿区治安秩序混乱、存在安全隐患等意见于不顾，违法行使职权，检察机关以涉嫌构成滥用职权罪对其立案侦查。
据举报，刘书勇被抓引起了田成平的慌恐不安。没几天，田成平亲自赶赴山西，从南到北到处与人接触。一边是中纪委紧锣密鼓地调查，一边是田成平惊惶失措地找人谈话。
没几天，田成平的三弟田亚维神秘失踪；田成平任山西省委书记期间，跟着田亚维耀武扬威的一帮人也四散隐匿。
近年来，山西各地的腐败现象在变形，由以前的买官卖官变成了变相的权钱交易，这一转变与近年来资源价格飞涨有直接关系。一些手握实权的官员，十万八万根本看不上眼，还容易出事；官员收钱都抓大放小，与大老板、小圈子里的人打交道，或向田家人学习，直接插手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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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田家赚大钱谁就能获重用
山西省国资委主任李宝文。
山西知情者指出，李宝文把国有资源低价转让给田亚维推荐的公司，被提拔；刘书勇帮助田亚维办理手续，也被提拔。是谁给了田亚维这么大的权力？是他的哥哥田成平！
1999年6月至2005年6月，田成平任山西省委书记的七年期间，山西有一个很怪的现象：谁为田成平的家族赚了大钱，谁就能提拔重用！田成平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儿子田新等人在山西各地疯狂敛财，批煤田、批土地、批矿产资源、揽工程，凡是田家人看准的事，一路开绿灯的全部提拔重用。
下面就是几例：
中共阳泉市委书记谢海。
【谢海】，山西省繁峙县人。1953年10月生，1971年11月到大同矿务局同煤峪口矿当工人。1975年5月任大同矿务局煤峪口煤矿综采一队党支部副书记；1976年9月任大同矿务局煤峪口煤矿综采三队党支部书记；1977年3月任省经委生产处副处长；1982年8月任省煤炭地质公司副经理；1984年9月省委党校省直分校专修班脱产学习；1986年5月任省煤炭厅总调度室副主任；1987年8月任省煤炭运销总公司副经理、党组成员。
谢海在任山西省煤炭运销公司总经理期间，每年都要给田成平的妹妹田梅50多万吨出省煤炭计划，田梅每年都能从中获取上千万元的暴利。
谢海还做主将田成平的二弟田亚平与情妇王××（某局副局长）合伙在太原市五一路新买的一幢楼买走，致使田王两人在未动用一分资金的情况下获利2000多万。
2003年，谢海被提拔为山西省阳泉市委书记。
中共晋中市委书记李永宏。
【李永宏】，1952年10月生，山西省翼城县人，历任临汾地区什林煤矿掘进队队长、采煤队队长；1976年在山西矿业学院采煤系地下采煤专业学习；1979年在山西省煤管局安检处工作；1984年任山西省煤炭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91年任山西省煤炭资源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94年任山西省煤炭厅党组成员、煤炭资源管理委员会主任；1996年任山西省地矿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1998年任山西省地矿厅党组书记、厅长；2000年任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
李永宏因帮田家人批资源、批土地有功，被提拔为山西省晋中市委书记。
中共运城市委书记高卫东。
【高卫东】，1957年11月生，籍贯为山西省离石市，出生地为青海省西宁市。1975年青海省大通县朔北乡李家堡村知青；1993年任青海省政府办公厅二处副处长；1995年任青海省政府办公厅一处正处级秘书；1997年任青海省委常委办公室正处级秘书；1998年任青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1999年任山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2002年任山西省委副秘书长；2003年任山西省委常务副秘书长(正厅级)；2006年2月任运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2006年5月－2008年2月任山西省运城市长。2008年2月任运城市委书记。
高卫东多年任田成平的秘书，从青海到山西，直接参与田家人的敛财活动有功，被一路提拔为山西省运城市委书记。
【邵建伟】，河北晋州市人，曾担任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处长、太原市北城公安分局局长、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杏花岭公安分局局长。
邵建伟因买通田家人，被提拔为山西临汾市公安局长，后因与太原市黑社会头子勾结作恶，被判刑9年。
其它因靠田家人提拔的各厅长、处长、县委书记、县长更是上百人。
以权牟利的四种腐败现象
近年来，山西各地的腐败现象在变形，由以前的买官卖官变成了变相的权钱交易，而这一转变与近年来资源价格飞涨有直接的关系。山西的干部群众们纷纷议论，现在在一些手握实权的官员眼里，十万八万根本看不上眼，收多了还容易出事；官员收钱都抓大放小，与大老板、小圈子里的人打交道，或向田家人学习，直接插手做生意。总结一下，有以下四种腐败现象：
一是个别大干部在“卖矿风”中利用给人批指标、办证的机会大肆收受贿赂，以田成平家族成员最为典型；
二是一些领导干部或其亲属直接参与资源竞买，竞买的方式不是公平竞争，而是背后操作，领导干部从中渔利，此类干部多为地、市、厅、局级党政领导；
三是不少矿被一些领导干部以亲友的名义开采，或者领导干部入干股、参股分红，这些人多以县市官员和土地、煤炭、公安等部门工作人员为主体；威严高耸的山西省委大楼华灯眩目，气氛庄严，山西省委书记更替在即。中央组织部一位女副部长宣读完中央决定，正在高度评价田成平在山西工作六年的成就。突然，省委大门口礼花鞭炮齐鸣，一位小青年向大家解释，中央把腐败分子田成平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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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四是即便是没有特殊背景的矿主，或福建、浙江等外地老板，几乎没有一个老板不是靠送钱打点才能正常生产的。这几年，在煤炭、钢铁等资源市场好的情况下，山西的这些行业内拿出20％的利润打点各方面的关系已成为一条潜规则。这种情况下，各级领导与私营矿主们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利益纽带。安全监管就自然成为一种形式，矿难事故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
卖矿，败坏了党风，破坏了资源，也造成了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卖矿，肥了少数人，可怜了老百姓，使山西的矿难象魔鬼缠身，总也摆脱不了。最近山西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田成平种树，孟学农吃果，老百姓遭殃”。
二弟田亚平打着武警旗号
据太原市政府一位领导介绍，2003年田亚平与其情妇王××借太原市城市建设向南扩张，土地价格飞涨的机会，与太原市源远房地产开发公司合谋，由源远公司出面，以山西省武警总队建指挥中心的名义，向山西省委、省政府打报告，要求在山西省委、省政府宿舍区——丽华苑旁划拔土地60亩。在田亚平的暗中帮助下，此报告被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由太原市政府具体落实、实施。为此，太原市专门召开了一个专题会。当时的太原市长李荣怀明确批示：此划拔土地只能作为军事用地，不能作为它用。
打着武警总队的旗号，在山西省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当时市场价已是每亩200余万的土地，田亚平仅花费80余万元便征得了这60亩地。到手后，在田亚平与王××一手策划下，源远公司私下里改变土地用途，除拿出一小部分土地给山西武警总队有偿盖了几幢宿舍楼后，其余的30多亩地全部用于房地产开发。指挥中心没盖成却搞起了房地产开发，此事在山西省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告状不断，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2007年，由国土资源部、监察部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专程赴太原调查此事，引起了山西省个别主要领导的恐慌。
据太原市政府办公厅的知情人士透露，为欺瞒调查组，推卸领导责任，山西省委主要领导专门给太原市领导打招呼，要求太原市政府“撤消”2003年为武警指挥中心征地的相关文件。结果是60亩土地已被无偿划拔到武警指挥中心名下，而要求划拔土地的文件却消失了。
一块价值上亿元的土地，像变戏法一样，几经转手便归到了源远公司的名下。中央查了半天也不了了之。
列举田成平的十大罪行
2005年7月1日上午9时许，紧临太原迎泽大街，威严高耸的山西省委大楼的一层常委会内，华灯眩目，气氛庄严，山西省委主要领导更替在即。山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中央组织部一位女副部长宣读完中央的决定，正在高度评价田成平在山西工作六年的显著成就。突然，省委大门口礼花鞭炮齐鸣，烟雾腾空而起，行人驻足围观。一位小青年向大家解释，中央把腐败分子田成平调走了，我们该庆祝庆祝，但大家不敢集体来！说罢蹬车而去．随后的全省干部大会召开之际，省委会议厅旁更是礼花腾空，鞭炮大作。
田成平调离山西的之后，广大干部群众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城市农村，机关厂矿；街头巷尾，餐饮场所，议论的中心话题就是，中央早该下决心，调走贪官田成平，消息传遍了，电话打爆了，短信发胀了，大家的手机上最典型有两条，其一是顺口溜：
“腐败书记田成平，山西当官六年整，要问政绩扯球蛋，扶持家族把钱赚。弟妹儿女都能干，吃罢工程吃煤炭，官员只要行方便，提拔重用总兑现。”
“坐地一日收数万金，巡天遥看无清河，老邓欲问瘟神事，田氏家族胜虎狼。”
太原公共场所，街头巷尾一度到处张贴标语，列举田成平的十大罪行：1，以权捞钱，大发横财；2，用权压市，侵吞国资；3，依托中介，大肆卖官；4，生活糜烂，私设行官；5，嫉贤妒能，迫害干部；6，漠视人民疾苦，镇压上访群众；7，贪图享乐，不谋正业；8，心胸狭窄，以入划线；9，恬不知耻，好大喜功；10，玩弄伎俩，逃避法律。2008年4月，田成平被任命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显示有人想保田成平过关。但如今弟弟田亚维涉案潜逃，田成平再次被调查。消息人士说，田成平已被限制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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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三任省委书记如此安排非巧合
2008年4月1日出版的《多维月刊》独家报导：中共山西前任三位省委书记王茂林、胡富国、田成平调到北京之后，最后的官职分别是：
王茂林——中央精神文明领导小组副组长；胡富国——中央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田成平——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观察家对多维社说，三人均如此安排，并非巧合，既暴露这三人应为山西近年恶劣政绩承担某种责任，又说明有人给这三人安排了闲差以躲过调查。
胡富国在山西省委书记任上一度成为中国官方媒体的宠儿，但山西称其“胡喇叭”。网上有文揭露，山西自由撰稿人高勤荣发现运城地区在胡富国大搞假渗水罐骗水农业部四亿元的事实后，向《南方周末》和《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举报，以上媒体节目揭露了山西的骗局，胡富国在离开省委书记职务之前指示公安、检察部门，陷害高勤荣以“介绍组织买淫罪”判刑15年。
王茂林从山西转调湖南，传闻为了与其手下某官员争夺一个电视女主持人，双方恶语相向被告到北京，王茂林得了“黄书记”之名。北京将王茂林和其手下一并撤职，又居然安排他为“中央精神文明领导小组副组长”，而那位手下后来竟败部复活，时下正当红。
田成平再次被调查
2008年3月，中国国务院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领导班子出炉，是目前领导人数仅次于发改委的内阁第二大部：部长尹蔚民之下，副部长十名，加上三名副部级的党组成员，领导人多达13人。季允石担任第一副部长（正部级），中组部副部长李智勇兼任副部长。
但奇怪的是，不见原劳动部长田成平的踪影。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宣布任职名单时说，“田成平主动提出，不再担任部长、党组书记职务，让位相对年轻的官员。中央将对田成平另有任用。”此说让人生疑：比起1953年出生的尹蔚民，田成平要大八岁，但也只有63岁，钱运录不就比他还大一岁吗？而季允石跟他是同龄人。“田成平主动提出，不再担任部长、党组书记职务”这一说法也可圈可点：不再当一把手，那么当二把手、三把手呢？何以不能安排到人大、政协？消息人士告诉《多维月刊》，田成平被调查，或许这才是他“主动提出”的原因。
消息人士对多维社说，2008年4月，田成平被任命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显示有人想保田成平过关。但如今弟弟田亚维涉案潜逃，田成平再次被调查。
2008年11月，国务院在山东省威海市召开农业农村工作座谈会。田成平仍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出席。但消息人士说，田成平已被限制出境。
国务院“9.8”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兼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任王德学指出，国务院“9.8”事故调查组和有关方面将继续深挖细查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严肃查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行为，不管涉及到什么单位和什么人，都要彻查到底，绝不放过。
64老人鲍彤访谈录
采访鲍彤记录稿张楠：我们知道六四之后，您被判刑七年，七年之后您获释，又被剥夺政治权利两年。鲍彤：名义上是两年。张楠：那么现在您是不是已经完全恢复了自由？鲍彤：我想，我只能讲我已经适应了。张楠：适应什么了？鲍彤：适应了我现在的处境。至于恢复自由，那么我相信，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人得到过，或者正在享受着中国宪法所规定的自由。比方说言论自由。符合组织原则的话可以说，被鼓励说，不符合组织原则的话是不准说的，或者说，说了以后会使你感到恐惧的。集会结社的自由，我相信中国老百姓是不存在的。当然，共产党开会是用不着到民政部或者公安局去登记。但是，老百姓要是集会结社的话，当局认为这是针对他们的话，如果他认为这是一种敌我矛盾的话，那他可以随时取缔，而名称就是，你没有向有关当局申请，也没有经有关当局批准。至于信仰自由，我想中国的信仰自由实际上只是在表面上，他要求你信仰共产党所信仰的一切，而不喜欢你信仰共产党所不喜欢的一切。不管是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者藏传佛教，实际上，没有信仰自由可言。也就是说，有信仰共产党主旋律的自由，没有信仰非主旋律的自由。如果说中国人都不普遍存在充分的自由，那么我的不充分的自由也应该适应。张楠：那您出入啊或去其他地方是不是都允许的？鲍彤：有允许的时候，大部分是允许的，但是允许的情况下，我是在被监控的情况下允许的。也就是说，我即使跑到门口，去买一瓶矿泉水，也有人盯着我。有一辆汽车，一辆摩托车，再加上若干个步行的人一起跟着我。为什么我去买一瓶矿泉水需要有人跟着呢？我想无非是对我不放心，因为万一我出去后，我说："Taxi" ，那时候，汽车马上就要跟上来，所以汽车会随时出动。那么为什么还有摩托车呢？因为，汽车跟我的时候碰上红灯是，我过去了它(指汽车)没过去，他的摩托车可以非常灵活的抢过红灯，它是有当局发给的证件的，不怕闯红灯。因此，即使我只走一个街区，也有步行的，汽车，摩托车跟着我。我是想说明的，既使是晚上12点出去，也有人值班。我离开我家门的时候，他们就得到消息，因此，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他们也从别的地方走到门口跟我会合，然后，一起走。张楠：刚才我们开车，也就是从我们美国之音的北京分社一直开过来，经过了长安街，经过了天安门，这段路就是当年解放军杀进北京的那条路线。我也发现您所住的这个地方，离当时开枪的地点非常近，而且附近不远处也有复兴医院。复兴医院当时接收了大批死伤的市民和学生，这是当时的情况。那么回想当年的情况，我想知道，天安门发生镇压的时候，您在什么地方？鲍彤：我在监狱里。张楠：噢，那个时候您已经在监狱了？鲍彤：我从5月28号就在监狱里。没有说逮捕我，说是监视居住。因此我是在监狱里被监视居住的。我原来以为监视居住就是我住在什么地方，有人来到我居住的地方监视我，我以为是这样，而不是把我放在监狱里来居住。因此我知道，监视居住和坐牢在中国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他的区别只是可以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任何手续，不经过任何合法机关的批准，没有任何的法律有效文件，就可以宣布你是监视居住的对象，而且要在他需要监视的地点。张楠：是秦城监狱吗？鲍彤：秦城监狱。张楠：那您是怎么知道发生六四镇压的？鲍彤：大概是在6月8号或9号的时候，因为从6月4号以后，我没有得到人民日报。当时在5月28号坐牢后，天天可以看人民日报，但是6月4号以后，就不给我报纸了，我天天要天天不给，大概到了6月8号或9号的时候，给我报纸了，我才知道天安门发生了一个大悲剧。张楠：您到那个时候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您当时是一名共产党员，那么看到共产党所领导的子弟兵向人民开枪，不知道您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做何感想？鲍彤：我当时是共产党的一个中央委员，而且是主管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央委员，也是参与了解中共最高层决策的一个中央委员。因为我当时的身份是，除了中央委员以外，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我还是中共中央政治改革委员会的主任，中共中央宣传小组的成员，中共中央党建小组的成员。所以当学生学潮开始的时候，了解学潮的情况，这是我的职责的一部分，我是在这种情况下到秦城监狱的。到秦城监狱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要逮捕我，只是说政治局常委要开会，要我参加。因此，我跑到中南海，一到中南海，有一个政治局委员跟我聊了几句天儿，聊了几句非常一般的天儿。(他问)：“ 最近在忙什么”？我说：“我最近很忧虑”。 “噢，什么事情啊”？我说：“我不知道学潮现在处在这样一种僵持状态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噢，那你现在安全不安全啊”？ 我说：“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安全的”。 “你是不是应该找个地方，安全一点，保护一下，因为现在很多学生要找你”。 我说：“没有，没有学生找我”。 “不，你还是找一个地方安全一点儿”。 我说：“我的家就住在复兴医院的边上，当时这个地方有一个楼，叫24号楼，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长的宿舍。我当时就住在部长楼里。当然后来我出狱后，就把我扫地出门了，送到 “八宝山”去了。我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不安全的”。当时所有的部长都住在这里，我的办公室在中南海，在中南海的勤政殿，也就是中共中央常委办事机构的地方。5个常委有5个办公室，我作为常委的秘书，我也有个办公室，也在那个地方。我说：“这是最安全的地方，我晚上不回家，就在勤政殿住，没有必要嘛”。 他说：“不，恐怕还是考虑考虑住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好”。我说：“谢谢你的关心，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我出来时我发现我自己的车没了，换了一辆车，这辆车我看到的号码是：GA 公安。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告诉我，就是这个车。我心里知道，那就是公安部专门运送囚犯的车。我找谁呢？ 一个人都不认识，送我出来的人是一个政治局委员，他跟我热烈握手，走的时候跟我热烈握手，手握的非常紧，当时没有任何预兆。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说：走吧。 我就进去了，我进去时是在后排坐着，他说，请你再进(去)一点，那么这边上来一个人，右边上来一个人，左边上来一个人，后边上来一个人，前边有两个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人拿着对讲电话，开出去了。当时街上到处都是学生，市民。 有的在游行，有的在发表演讲。车走动哪里不通，就拐个弯儿，再走，不通就拐个弯儿，再走。因此，我已经糊涂了，闹不清是什么方向了。最后，显然是到了郊区，看到了山，进了两道铁门，我下来，有三个人站在车边上，迎接我。我下来后就问，这里是不是秦城？这三位迎接我的人说：“是”。第一个说：我是监狱长，他指着第二个人说，这是监管处处长，指着第三个人说，这是监管科科长。这时，送我来的车，回头就走了。我注意到，我出来的时候，我的车后边的情况我不知道，前面有一辆车开道的，也是GA， 也是公安，他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一到秦城，回过头一看，两辆车都走了。那么，我就在秦城住下来了，在秦城住下来没有任何手续，也就是说，我进监狱，没有任何法律文件。我问他们是不是要找我谈什么事情？监狱长，监管处长，监管科长说，不会有什么事情。那么我说，“我很疲劳，我想睡觉”。“可以”。我进了我的地方，我那个地方有个小花园，那个地方有个房子，大概有10个平方米的样子。为什么说10个平方米呢，因为除了一张床，就没有东西了。所谓床呢，就是两条长板凳上面一块木板。那是夏天5月28号，我很累，躺在床上我就睡着了。这就是我到秦城的时候情况。 至于后来开枪6月3号我不知道，4号也不知道，到了8号，9号我才看到报纸，说是“平暴“，平定了暴乱。接着我就知道了，到了6月30号，有一个人叫陈希同，当时他是北京市长，他代表国务院中国人大常委，也就(等于)是美国的议会作报告，关于平定学生暴乱的报告，其中提到我的名字，说我有多项罪状。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被平定了，那一场学潮。如果说邓小平一开始称它为动乱，那到这个时候已经成为暴乱了。张楠：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6.4采取这种血腥镇压的方法，你觉得给中共，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什么？有什么样的后果？鲍彤：我认为，他给全世界的共产党丢了脸，马克思都会在九泉之下感到惭愧，感到内疚。张楠：那么这些年来，人们一直在呼吁给六四平反，您认为平反六四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样的意义？鲍彤：我认为，如果六四能够平反，就意味着中国能够得到新的生命，意味着中国能得到新生，意味着中国人民有自己的人权。因为六四本身就意味着中国老百姓是没有人权的，而只有中国的领导人是有践踏人权的特权的，是有拿国防军来对付学生，来对付市民的特权。张楠：那么现在来平反六四的话，据您看会不会引发动乱和社会不稳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措施来平反六四会比较稳妥一些？鲍彤：我想，如果六四能够平反，那么这就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开始。即中国真正成为和谐社会的起点，我认为这是不值得害怕的，即使对共产党来说也不值得害怕。如果共产党能够平反六四，那么共产党就建立了超越毛泽东，超越邓小平的功勋，也就是说使共产党从人民的主人，真正开始变成一个人民的代言人，或代言职业。那他就能得到新的生命，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张楠：那您对最终给六四平反是不是抱有信心呢？鲍彤：我认为，如果要讲老百姓，老百姓从来没有认为镇压六四是正确的。在六四以后，我所接触的人，不管是40年以前，还是50年以前，60年以前的朋友，见了我都非常亲切。这种感觉使我知道，在老百姓的心里对六四的看法跟官方的书上所宣传的关于六四的说法根本不是一回事。张楠：那么有人说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果，这说明1989年中国动用军队对付天安门的民主运动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对于这样一种说法，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评论？鲍彤：我想，我可以非常冷静的说，这是一种希特勒的哲学，这是希特勒都不敢说的哲学。有人说，中国今天的繁荣是当年的镇压造成的，那么请问，如果这是一条真理的话，那么为了中国继续繁荣，难道还要继续镇压吗？为了使中国永远繁荣，难道要永远来镇压中国老百姓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吗？我说，这种逻辑，只能说是希特勒的逻辑。我想我已经用最温和的话，我不想用强盗逻辑之类的话。张楠：我们知道，六四镇压据说是邓小平亲自下令进行的，造成至少数百人的死亡。 那么我们也看到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先驱人物和领导者，对中国今天的繁荣也作出了贡献。那么对邓小平这个人，您怎么评价？鲍彤： 我想，我这样来评价邓小平，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的化身，邓小平确实是中国80年代经济改革的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其所以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很多人认为这个死路一条是指中国人死路一条，其实，错了，应该说是共产党死路一条。邓小平很清楚，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什么叫逮住耗子，就是保持住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如果市场经济可以使共产党保持统治地位的话，那么他可以抛弃计划经济，抛弃列宁，抛弃斯大林，抛弃毛泽东。但是他的中心点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他所谓要抓的那只猫，并不是人民的幸福，并不是人们的权利，而是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因此，当他认为学生对共产党的领导构成某种威胁的话，不管是真威胁还是假威胁，是真实的情况或者依靠腐败，依靠什么呢？依靠欺骗。依靠什么呢？依靠压住不同的声音。依靠这三种东西来维持自己权力的人，(像)奥巴马总统说的很好，我认为很好，他说：你们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方。当然，奥巴马并不认为这样的人是他的敌人，他说：“只要你松开拳头，那么，我也可以向你伸出援助之手。”我想，美国新总统的这番话，我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我觉得能够引起我的共鸣。我也认为当中国共产党动用几十万国防军来对待学生，来对待市民的时候，是站在历史的错误方面。他是为了牵制压制不同意见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因此他是站在历史的错误方面。但是，如果他能松开自己的拳头，不再坚持说，稳定压倒一切是正确的，平动乱，平暴乱是正确的，那么我想，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我是可以跟他合作的，我也可以向他伸出我的援助之手，跟他一起来建设中国的和谐社会。张楠：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赵紫阳吧。鲍彤：好。张楠：六四以后，您有没有再见到过赵紫阳？鲍彤：没有，我最后一次见到赵紫阳，是在1989年5月，大概是5月26号。也就是说，26号，我还见到过他一次，27号我没有到他家里去，28号我自己就到了秦城。在秦城呆了七年，我当然不可能见赵紫阳，后来我又(被)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我为了避免当局多心，怀疑，愚昧，我没有跟赵紫阳有什么联系。张楠：那么，以后呢？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以后，有没有电话联系或某种(其它)形式？鲍彤：我没有跟他打过电话，他也没有跟我打过电话。他确实通过一个朋友，叫宗风鸣到我家里来。宗风鸣，大概很多人知道他，他跟赵紫阳是同年人，都是1919年生的，都是河南人，都是在抗战初期参加共产党，在河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后来紫阳从河南到了广东，宗风鸣先生可能到了贵州或者云南这一带。后来又回来，到了飞机场啊，北京航空学院啊这些地方。我相信他大概在离休以前，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党委书记，我相信他大概是这样一个职位。他当时经常可以到赵紫阳家里去。所以呢，我出来后，他也可以到我这里来，当时他跟我说过，赵紫阳有个意思，帮他写一本回忆录，叫做：“北京十年”。这个意思我知道，因为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紫阳跟我的夫人蒋中曹，那位老太太就说过：“鲍彤判刑了，七年，叫他在监狱里好好休息一下，将来出狱后，来帮我一起来写一本书，叫做： “北京十年”。因为赵紫阳1980年到北京，他四月到北京，五月我的身份就是国务院总理的秘书。他当国务院代总理，国务院总理，我是国务院总理秘书，这是五月份的事情。那么，从1980年的5月到1989年的六月，正好是十年，历经十年。我跟宗风鸣先生说，我现在的处境不可能从事这样的事情。如果从事这样的事情，会引起当局的极大的顾虑，本来我已经是24小时全天候的监控，紫阳本来就行动不自由，如果他(指当局)知道鲍彤和紫阳有所接触的话，我相信，我的生存空间和赵紫阳的生存空间一定等于零。这样的话，对紫阳没有好处，对我也没有好处，“北京十年“也不可能写出来，不仅不能写出来，反而会引起很多复杂的问题。这件事情后来没有再谈。张楠：那么，现在是不是具备一定条件可以写了？鲍彤：紫阳已经去世了，紫阳本来是要我帮助他写一个 “北京十年”，紫阳已经去世了。张楠：那么作为赵紫阳先生生前的一个，叫幕僚也好，叫智囊也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那么对这位前中共总书记，您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您怎么评价他？鲍彤：我在监狱里住了十几天，没有人来找我。后来有人找我，拿着中共中央的一封信，说：“是要对你进行审查，你要好好配合”。我说：“我有什么事情呢？”这个时候(他)就说：“主要不是你的事情，要你回想一下，赵紫阳有什么问题，现在中共中央同时在审查赵紫阳。”告诉我，中共中央在审查赵紫阳，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也在审查我，我在秦城监狱，以监视居住的名义。我就问他：“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审查赵紫阳”？ 他说：“赵紫阳他犯错误了。”中国有个专案小组对我说，赵紫阳犯错误了。我说， 我认为赵紫阳是一位很难得的，我今天仍然是这样一个评价：赵紫阳是中共中央历史上很难的一位总书记。我想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当中，有三个人是值得后人纪念他们的。一位是陈独秀，他是不向共产国际，不向斯大林屈服的，他是坚持共产党要跟国民党搞政党政治，搞合法斗争的这么一位总书记，因为这个问题最后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后来又被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第二位总书记就是紫阳以前的胡耀邦总书记，他是邓小平很好的一位战友，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当中，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起工作的，邓小平对胡耀邦是很信任的，胡耀邦对邓小平也是很尊重的，当邓小平为了挽救共产党而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耀邦是支持他的。 也就是说改变毛泽东确定的经济体制，就是人民公社啊，计划经济啊，越大越公啊，那一套东西。不仅如此，胡耀邦还在平反冤假错案上救了共产党，我想，全世界的冤假错案，恐怕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制造冤假错案的加工厂。冤假错案是数以百万计，千万计，就在这几十年当中。据我知道，耀邦在当中央组织部长跟当中央总书记期间，由他组织平反的冤假错案，大概是几百万件。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平反的，但是，是在他的组织下，在他的推动下，在他的号召下，也在他亲自干预下，一共平反了几百万个冤假错案。如果几百万的冤假错案保留着不平反，我看中国共产党没有稳定可言，没有信任可言。所以，耀邦对80年代的改革是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邓小平对他不满意。邓小平认为，耀邦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击不力，没有贯彻邓小平的意图，逼得耀邦无法工作，只好自己辞去总书记的职务，最后，他是在心情非常压抑的情况下心肌梗塞去世了。紫阳，我想应该跟这两位总书记当之无愧的并列。他们三个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确确实实是为老百姓做了工作，他们是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为工人，为农民，为受苦的劳苦大众做了事情。而当邓小平为了要巩固共产党统治权，或者叫领导权而镇压学生，镇压市民的时候，紫阳清醒的提出了一条跟邓小平完全相反的路线。邓小平说，这是动乱，后来说，这是暴乱。赵紫阳始终认为，学生反腐败也好，要民主也好，都是为了我们国家好，是爱国。邓小平认为，追悼胡耀邦，就是打了了邓小平的耳光，因为是邓小平亲手把胡耀邦搞下去的。(他认为)学生怀念胡耀邦不就是对我邓小平的示威吗。而赵紫阳认为，既然耀邦同志是我们的政治局委员，过去又是我们党的总书记，我们党内也在为他哀悼，那学生对他进行哀悼也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的。邓小平认为，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判断性质，这个性质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动乱，暴乱，应该这样来定性。紫阳认为，学生都是希望我们进一步改革，学生并不是反对我们改革，而是认为我们改革还做得不够好，应该把改革搞的更深入，由经济改革扩大到政治改革，由经济方面否定毛泽东到政治体制上否定毛泽东。因此邓小平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拿军队来，几十万军队，一直摆在这一带，就是长安街这一带。紫阳坚持的是，对学生的要求，必须在社会各界协商对话，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一定要争取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这个都谈的清清楚楚。一开始的时候，我要说，一直到5月13号的时候，连邓小平还亲口当着杨尚昆的面跟赵紫阳的面说：“都同意。”他同意赵紫阳的意见，这是5月13号。赵紫阳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先到了朝鲜一趟。回来以后，赵紫阳发现，根据邓小平的定性而写的那篇人民日报社论，是一篇不好的文章，是这篇文章把矛盾激化了。因此赵紫阳就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另一个解决问题的原则，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赵紫阳的这个意见以及有关他的其它反腐败的措施，发扬民主的措施，在5月8号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跟5月10号的政治局会上都得到了多数的拥护。5月13号，紫阳和杨尚昆两个人跑到邓小平家里去谈如何接待戈尔巴乔夫的事情，紫阳重提，政治局常委跟政治局两次会议关于如何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要求解决的问题。邓小平说了三个字：“ 都同意”。四天以后，5月17号邓小平在家里召开常委会，按照党章，他没有权力召开常委会，没有权力召开常委会！他只保留一个中央军委主席，那么按照党章，中央政治局会议由总书记主持召开，在赵紫阳不知道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召集常委会，讨论学生问题。紫阳提出了方案说，现在要缓解，不要激化矛盾，原来人民日报把学生定性为动乱这个调子太高，无法使学生平息。紫阳建议修改这篇社论，重新定性，也就是否定第一次定性。紫阳这个意见，紫阳一票，胡启立一票，赞成这个意见，姚依林，李鹏反对。二比二。常委是五个人，还有一个乔石，乔石原先跟紫阳说，他认为那篇社论不好。在5月15号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乔石还主张修改那篇社论，因此(当时)是三比二的票 。到了5月17号在邓小平家里开会的时候，乔石保持中立：最后党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吧。因此，就变成二比二，中间有一票(弃权)。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说：好，多数决定，否定你赵紫阳。其实根本没有表决，二比二。在这个情况之下，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办法，按照政治局常委会跟政治局会议的议事规则，如果常委会遇到重大分歧的时候，不能解决的时候，应该请求召开政治局会议。所以当时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除了三个委员不在北京以外，统统都在北京。这三个人，噢，是四个。上海有个江泽民，天津有个李瑞环，四川一个，还有广东一个。这四个人的飞机半天就到齐了。说是常委的多数，按照党章，常委无权推翻政治局的决定。政治局已经在5月10号做出决定，同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你怎么能够到了5月17号，所谓常委，你就是多数，也无权推翻。更何况不是多数，是2比2。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首先，如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说，宪法的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像这样的学生学潮的大事应该由人民，也就是紫阳所说的社会各界协商对话。如果按照下一句话，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么就应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万里当时也提出来，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一个反腐败的机构，来满足，来解决学生所关心的反腐败问题。这都是可以的嘛。现在是，第二条没有了，变成了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反过来推翻政治局的决定。政治局领导常委，而不是常委领导政治局。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局面。这个局面你说是奇怪的，但是它是必然的。因为从毛泽东以来，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就是独裁体制，就是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说，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共产党专政，就是领袖专政。而邓小平尽管只是中央军委主席，他不是中央委员，不是政治局委员，不是政治局常委，但是他自己说，"我是第二代核心"，这是他自己说的。党章上没有核心这个话，党章上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没有说中国共产党核心怎么产生，怎么选举，任期多长时间，职权是什么，没有的，是邓小平发明了一个东西。党章上只有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没有一个叫做核心。他自己发明的核心，他说，毛泽东是第一代核心。如果毛泽东是第一代核心，那么陈独秀到哪里去了?好像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建立的。所以，邓小平在讲到这些话的时候，对党的知识，对党的历史跟党的组织原则的知识等于零。那么，他作为核心来做这个决定的，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的核心。这样，宪法第二条就必须修改。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教训。正因为如此，所以六四必须平反。如果六四不平反，那么就意味着，宪法的第二条在实质上，也就是演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一个人。他不仅可以推翻政治局的决定，可以不把人民代表大会放在眼里，把全体人民的权利都可以加以践踏，到了这么个程度。这个教训是太惨痛了，太沉重了。张楠：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六四，接下来，我们希望您对中国的现状发表一下评论。中国今年要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您认为中国社会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什么性质的社会，它的前景和方向是不是对头?鲍彤：我没法给中国现在的社会给一个定义。关于社会性质的问题，历来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人类应该有五个社会形态: 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以社会主义为初级阶段、以共产主义为高级阶段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这五个阶段并没有得到公认，这是马克思的一个设想，而且其中关于这些社会，例如奴隶社会，在东方和西方有很多的争论。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名称是共产党专门创造出来贬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特殊的概念。它看到它不喜欢的东西，统统都叫它"资本主义社会"。比方说，他看到有人讲民主自由，共产党当面是非常愿意用民主的口号来吸引外国人，来吸引资本家，来吸引知识分子，特别是来吸引学生的，因此毛泽东写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但是后来的时候讲到民主，讲到自由，他就加上一句 "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把它联系起来了。邓小平在八十年代，81年，83年，85年，87年，89年，五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当人家只想到"小平你好"，在搞经济改革的时候，忘掉了，或者原谅了，或者忽视了他实际上每隔两年都要大反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说反资本主义化，反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呢，中国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说不清楚的一个社会。我想，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未必是一个恰当的名字。另外一个名字倒是清楚，就是说，是文明社会还是野蛮社会。我想这个概念应该是清楚的。我认为，文明社会就应该是公民社会，就是公民有充分权利和义务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我认为，现在在欧洲和北美洲的许多发达国家已经为我们开创了一个先例。而我们现在的国家离这样一种状况，远的很。跟它们比较，我认为简直可以这样说，它们已经进入了文明，而我们还处在野蛮阶段。为什么？因为公民的权利是不存在的，民权是无限小的，而官权党权是无限大的。这样一个定律实际上在中国社会里面起到作用。我想，如果是研究六四本身教训的话，我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到这一点。刚才我讲了邓小平的六四责任，用的语言相当尖锐。现在我想为邓小平解脱一下。六四与其说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错误，一个人罪过，不如说是一种制度，一党制本身的产物。我想要指出这一点，对邓小平本人也不要给他过高的评价，过高的抬举，他也不过是一党制的工具跟产物，他的眼界从来没有越过一党制的视野。他所关心的，他所追求的，也无非是一党制的喜怒哀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要把他神化，他实际上想到的，就是为了这个党如何，他没有想到人民。不要看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可以调动军队来对付自己的父母，我不相信。张楠：我们知道，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冲击中国，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下滑，有两千多万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那么，人们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会不会发生动乱，在您看来，经济危机对中国的政治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鲍彤：我想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很重大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怎么救市，这个市场现在已经发生了危机，应该怎么救市。我认为救市的中心不在于救亿万富翁，也不在于有人说救先进生产力。有人提出来，我只救先进生产力，不救落后生产力。我想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我认为，抱这种观点，采取这种立场是可以理解的，是合法的，是容许的。他说我要代表资本家，我要代表亿万富翁，我想他应该有他的自由。他要代表最先进的企业，我想有他的自由。但是，应该有人，应该有更多的人来代表弱势群体。所谓救市，它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有几千万人要失去工作，要失去收入，要失去谋生的手段。而现在首先受到打击的是谁？是农民工，是乡镇企业。我是1987年“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的组长。当起草这个报告的时候，我记得这个报告里有一句话：“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它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我想再加一句话，“是它支持了中国的经济繁荣达二十年之久。”今天，乡镇企业处在这么一个困难情况下，我认为，国家不能见死不救，国家的眼睛不能仅仅看到亿万富翁，我想4万亿救市的资金，不应该成为拉动豆腐渣工程，拉动腐败行为的工具。应该成为挽救现在正在生死线上挣扎的那些乡镇企业，那些农民工。这是关系到中国整个社会稳定的一个极大的问题。中国现在有多少农民，大概说有九亿。这个九亿农民大概说，是在两亿到三亿个家庭里面。九亿农民啊！大概在两亿到三亿的家庭里面。如果是农民工失业达到两千五百万人，那么就是说，十个农村家庭里面有一个人要断绝收入。农村里面，两亿 五千万个农户当中有两千五百万个人失业，意味着什么呢？十家人家里面有一家人失业。我想现在农村的收入的构成情况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农民(家庭)如果没有一个人在城市里工作，不管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或者是在省会或者是在县里的小城市工作，他寄回去的那笔钱对维持他家里面的生存是最重要的来源。如果十分之一的农民家庭断绝了这样一种谋生之道，我说，这就是变成了巨大的社会危机，不是经济危机的问题，是变成一个社会危机。社会危机他到底是在政治方面凸显出来，还是在经济方面凸显出来，还是在社会秩序方面凸显出来，没有一个人能预料到，没有一个人能预料！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经济方面采取的措施，应该是替这些弱势群体，使这些在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很难像过去，像前几年那样，继续用这种方式来生活的人。我说，应该重点放在这个地方。同时，在整个社会秩序方面和政治秩序方面应该着重的是什么呢？应该着重关怀，体贴，缓解这一部分矛盾。如果说，把这一部分问题放在自己视野之外，那么我看，起的作用又会重复邓小平的错误，就是说，不断的激化矛盾。如果犯这样的错误，那么我想，在经济危机如此深重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里面出现(危机)的情况下，那就叫雪上加霜。张楠：您是那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鲍彤：1949年。张楠：您当时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鲍彤：为了民主。我当时是中学生，当时在上海念的中学叫南洋中学。为什么叫南洋中学呢？因为当时的交通大学本来叫南洋工学，我们的校长叫王陪荪，他是南洋中学也就是交通大学第一期的学生。毕业以后呢，他就把自己家里的私塾，王家的一个私塾变成了南洋中学。我在南洋中学读书加入共产党时，人家问我，你的介绍人是谁？我说，有两个介绍人，一个介绍人已经死了，两次冤假错案，最后跳井死了。他是我的同学，比我低一班的同学，这个人我今天不多说了。还有一个介绍人是蒋介石，蒋介石用他的腐败，用他的独裁，介绍我加入共产党，所以当我入党宣誓的时候，我的入党介绍人，也就是后来跳井自杀的那个，他两次遭受冤假错案，最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自杀了。他跟我说，我们要找一个党，一个最民主的党，就是共产党。我说，好，最民主的党是共产党，我们就加入它。这是1949年3月的时候，上海5月就解放了。张楠：那么作为一个曾经的老党员，我们知道不久以前，您又签署了08宪章，这又是为什么？鲍彤：一回事。我想08宪章有人说是非法的，我看来看去，它就是一个普法教材，是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是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最重要的一个条文。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也是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重要的内容；第二章，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就我所说，08宪章不是什么非法的东西，它应该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法教材。就像美国有一本书，当年17世纪的公民佩恩(PENN)写的那个“常识”。如果说“常识”应该普及，我想，法律知识更应该普及，所以我说，08宪章无非是常识的普及，中国宪法的普及，正因为我为了找民主而找了共产党，因此，我今天为了找民主，我必须在这份普法教材上签字。张楠：您签了字，有没有遇到麻烦呢？鲍彤：到现在为止没有遇到什么大麻烦。张楠：当局也没有跟你谈什么？鲍彤：问过我，为什么去签署？我说，因为我同意这些内容，所以我签署。我说这次我签署，我是根据宪法第二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作的事情。我想这个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今天接受采访，这也是我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因为国务院有个规定，向全世界宣布，说国际媒体从2007年1月1号起可以自由的采访中国公民。我想，既然国务院有这么一片苦心，也向全世界表示了他的开放，那么我想，我也有这个权利和义务来履行国务院的规定。张楠：在采访一开始的时候，您谈到您现在出去还会有人跟踪您，监视您。您说为什么政府现在这么怕您？作为一个国家机器那么强大，您只是一个个人，如果说有跟您有相同政治改革理念的人，那么在13亿人口中也应该是一个少数，您说为什么政府会怕你和其他像你具有同样理念的人呢？鲍彤：我想政府没有怕我，政府是对我不放心，我估计是这么个意思。实际上我想政府这么些年应该知道一点，就是我的一切言论和行为都是合法的，都是和平的。没有暴力，没有非法的。我想这些年他们应该了解这一点。张楠：在六四以后，您被监禁7年，在监狱里，您都考虑什么问题？您有没有想过，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放弃自己的这个信念？这样今后的日子会过得好一点？鲍彤：我觉得在监狱里我最大的失望就是，我作为主管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想，所有一切问题都是由于我们现在在政治体制方面仍然延续了毛泽东时候的那套东西，没有根本性的触动，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事情我自己感到内疚，我自己感到没有胜任自己所应该做的工作，因此在我坐牢以后，在反复思考以后，我有责任把自己这一段时间反复考虑的一些问题告诉大家，和大家一起讨论。张楠：哪些问题？鲍彤：中国的人权，中国的民主，中国的自由，中国的共和制度。我想这些问题是最重要的。张楠：现在你那些过去的老朋友，或者在党内的一些老同事，还能跟他们自由的见面和交谈吗？鲍彤：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从1989年5月26号离开紫阳，28号到秦城后，我一直没见过谁，直到紫阳死我也没见到。紫阳是2005年1月17号去世的，上午的时候，紫阳的女儿给我的女儿发了短信：“他自由了。”就这4个字，一看我就清楚了，“他自由了”，就是他去世了。当天我没有想去，因为我想他家一定忙的不得了，没有时间。当天下午我就到一个布店买了黑布，黑纱，第二天我跟我太太，我说我们两个人去看看紫阳夫人，看看孩子。大概早上9点钟，一出去到那个电梯的地方，那里全都站满了人。见了我，他们说：今天你不能出去。 这就是我得到的信息，紫阳就是去世了我也不能见他。我说：你们这样是不合法的，没有道理的，是没有人情的。张楠：像以前这些老同事，老上级，你现在也见不了。如果见到他们的话，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鲍彤：我最想说的是：咱们用什么办法来救救老百姓？如果他们最关心的是党，那么我也想请他们考虑，咱们用什么办法来救救这个党？我认为真正要救这个党，只有一条办法，劝他放弃一党专政。我认为丢掉一党制，共产党就可以得到自己新的生命。张楠：我们知道，在胡锦涛，温家宝政府任内，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比如：非典事件，西藏骚乱，汶川地震，奥运会，还有金融危机的冲击等，你对现在政府的表现作何评价？鲍彤：我认为它作了很多事情。我认为，去掉了一党专政，他们会做得更好。张楠：那么您目前日常生活中都作些什么事情？鲍彤：那就是生活了。上医院看个病啊，到书店买本书啊。近两年来，2007年以来，我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跟记者们会面，这是我很大的乐趣。要不然的话，我相信我的嗓子，我的声带要萎缩。张楠：大家过春节，中国人都讲究串门啊，拜年啊，您能不能自由的串门，拜年？鲍彤：我实际上没有到谁的家里去，一家也没去，因为中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就是株连，就是一个人如果说是被最高领导人，共产党宣布为人民公敌，他就好比是传染病一样，走到哪里，就成为哪里不祥的一个兆头，所以我没有去看任何人。张楠：您是那年生人？鲍彤：1932年11月5号。所以现在我76岁已经过了，到今年的11月，我就是77岁了。张楠：身体怎么样？鲍彤：身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现在的医疗条件应该说比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好。张楠：你享受什么待遇？鲍彤：我享受的是社会救济的待遇，但是我的医疗费可以是100%的报销。张楠：那是按离退休干部待遇？鲍彤： 不是。我知道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红头文件给北京市委，说鲍彤以后的生活问题由你们北京市处理，每月发给他500元生活救济费，至于医药费，可以实报实销，这是1997年的一个红头文件，这个红头文件这样规定以后，当然就这么执行了。执行了10年以后，他们跟我说：你是不是生活有点困难？我说：没有什么困难，现在反正我有老伴啊，我儿子，女儿养着我呢。尽管500块钱是不够用的，但是他们都养着我呢，没有什么困难。他们说：如果有困难你可以打个报告。我说：用不着打报告。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主动说：领导上决定给你加生活救济费，从500块加到2000块。我讲笑话说，我叫翻两翻，提前全面建成小康，达到小康水平，500变成2000。何宗安：我只想问你：你说你不能去别人的家，如果我请你到我家去吃饭，可以吗？鲍彤：如果你不怕株连，我一定欣然接受邀请。张楠：好，谢谢您。很难得跟您谈，其实还有问题，我都跳过去了，因为时间太长了。何宗安：你可不可以再说说宪法里面的......?鲍彤：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我想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法。按照这个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认为这部宪法的全部价值就在这句话上。有了这句话，这部宪法就成立了，就有生命了；没有这句话，这部宪法就毫无意义。所以，如果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我认为，学生示威游行是合法的；学生追悼胡耀邦去世是合情合理的；学生要求反腐败，要求接受民主制度，显然是合情合理的爱国行为。如果是根据这一条，那么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无权决定动用军队来镇压人民。 实际上当时已经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是万里亲自提出来的，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他说，他打算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反腐败委员会，专门对官员进行监督，专门受理高级官员及其家属的腐败问题，这也符合规定的。你看，这里的第二条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如果要落实这一条，我看也好了。所以，实际上，如果按照赵紫阳所说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就是符合我们整个宪法的精神，那就可以使我们的国家受到一次洗礼，洗礼呀! 一次民主的洗礼，法制的洗礼。从此把人们的权力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体。现在我们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官权，党权压倒人权的这样一个社会，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就这一点上来说，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没有资格叫共和国，因为世界上真正的共和国不是这样的。张楠：如果当时真是按照赵紫阳，万里他们的设想来走的话，那么国家是不是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鲍彤：我相信，有可能。比现在台湾的民主制度搞的更好一些，我有这个信心。当时实际上，在六四的时候，你问我很多六.四的情况我不清楚，因为赵紫阳给我的任务就是通过这次学潮，我们学会协商对话，怎么样学会在社会各界建立民主制度， 受一次法制的教育。如果拿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起点，那么十三大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那个方案，就可以进入我们社会的实际生活；我相信中国人并不笨，既使是在抗日战争当中，即使在文盲当中，我们当时，据我知道，华北的有些地方是民选村长，民选乡长，还有民选县长。可是，现在很遗憾，连中央委员都不能选举自己的总书记，只能等额选举；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一样，你看他们的学历啊，都是博士生导师啊，硕士啊，但是到选国家主席的时候，都还是等额选举，一个候选人选一个当选人。既没有竞争也没有选择。不竞争，不选，这个叫什么共和国？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一个人从生出经过60年那就变成老人了，一个党经过60年应该说成熟啦！这个60年的国家你总不能说他是小孩子了，但是我们连竞选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想这是一个歧路，这说明我们离文明社会的门坎还很远。 但是，并不困难，要选举，我看也可以。请问，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第一次选举用了几十年的时间选举，才决定选举的华盛顿，有没有这么回事？做就能做起来，不做，永远做不起来。现在做不做，不是条件具备不具备的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没有承受这个能力？它敢不敢让人民，让中国的公民来选择自己的国家元首？ 它如果没有这个信心，那么，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它有这个信心，我想应该可以。毛泽东在一九三几年的时候逼蒋介石的时候说，中国现在就可以进行竞选，普选，直选。毛泽东对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在当时是相当干脆的。 那么我想，中国共产党也应该对自己要求得严格一点，就把自己当成蒋介石，那么你也应该选举。何宗安：所以你比较乐观，是不是？鲍彤：我很乐观，我相信这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相反，如果把这些问题都想通了，那就叫把包袱放下了。毛泽东有一个很形象的话，把一些错误的观念放在脑子里面，脑子会压得昏昏沉沉，就好像背上背了一个大包袱，走路也走不快，头脑也糊里糊涂，不清爽；放下包袱，马上就轻装上阵。我想，这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正的前途；中国公民的真正的权利也就取决于这里。当然，像这样的事情必须由中国公民自己去争取，天上掉不下来；不争取人家永远不会给你，要靠别人来帮忙，我看是很难的。还是那句话说得好，“自力更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应该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制度。我看，没有普遍真理，但是有普世轨道，普世价值。学世界大家都在走的路，他们已经走了200年，300年，400年，像美国，像法国，像英国。他们所走过的路，我认为是成功的。至于我们自己想的那些东西，尽管也是从德国，从大英博物馆马克思的书里面来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成功过，中国现在只保留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叫“共产党”，实际上，它纲领上没有共产，我想，真正的共产主义是从人道主义来的，很可惜，现在连人道主义都没有。何宗安：谢谢你的帮助，谢谢你的时间。鲍彤：欢迎你们再来，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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